九月三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军队承平已久，没打过什么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军队，“养”了不止千日，但从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和邻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打过一仗。这一仗，中国说是“教训”越南，越南也说是教训中国。所以，胜负难分。但不管怎样，“同志加兄弟”互殴过一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次，没有“同志加兄弟”般杀得难分难解，但杀出了明确胜负。不足的是，那次战场设在国内，就在九月三日阅兵的同一地点，况且敌人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所以中国军队长驱直入， 北定中原，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王师北定中原后，打出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于是“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而低调地“闷声大发财”，不再打仗，变成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军队。军队的主要精力，从事三项和平工作：捞钱，唱歌，阅兵。其中第一项事业，经由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公布后，人们终得略窥一斑。原来，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捞钱能手。东窗事发后，涉案倒台的将军人数，远超过抗日中阵亡的将军人数。可见，中国的将军们多么热爱和平，多么“钱”仆后继，无所畏惧。当然，这些都是两个月前的旧闻，不是此次阅兵主题。此次阅兵，主要是展现后面两项才能。而这后两项，平时训练有素，都是军中强项。所以，这次虽然有将军因“捞钱”锒铛入狱，畏罪自杀，但临阵易帅，并不动摇军心，“兵”照样阅得惊天动地，“歌”依旧唱得人仰马翻。
此次阅兵，说是纪念二战及抗日。家有喜事，远道前来共襄盛举的，是俄罗斯的最高统帅普京。但普京的俄罗斯，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当年参战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苏联。苏联解体，中国的最高统帅习近平主席深为惋惜，兔死狐悲，发出了“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但普京，不正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中的一员吗？按照习主席的逻辑，普京非但不是“男儿”，而且“窃国者候”，是共产党苏联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习主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抗日的参战国。当年抗日的参战国，是中华民国。这个“国”，早被习主席代表的政党，“革”去了“命”，逃到台湾成了“蒋匪”。所以，这次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煞有介事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是一对叛徒。一个背叛苏联，一个背叛民国；一个背叛共产党，一个背叛国民党。一对叛徒站在一起，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不胜滑稽。
大概健在的当年参战国，都不肯前来共襄盛举，弄得主人颇无颜面的缘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听上去虽然很有气势，但仔细想想，实在也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国家变成“主战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辈子的霉。国家养兵，本来守土有责。人民纳税供养正规军，是要他们守护边界，保卫家园。不是叫他们把强敌放进来，让后院变成“主战场”，在家里实行“焦土抗战”的。汉唐盛世时，知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要把“主战场”推进到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国运日衰，这才会发生日俄两国交战，“主战场”却放在中国的怪事。两个不相干的人打架，打着打着，打到我家里来了，我要具备怎样的好客精神，才会把这种“主战场”视为一种荣耀？
等到抗日的“主战场”放进中国时，蒋委员长、毛主席，以及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纷纷崛起。他们各领一彪人马，逐鹿中原，勾心斗角。其中，蒋委员长势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里整天盘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给灭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美梦。小兄弟心里也在盘算，怎么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进来，说兄弟几个打心底里高兴，那是瞎说。毕竟日本真把中国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委员长就做不成蒋委员长，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几个去“抗战”，他们也没那么傻。首先，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打不过日本。真和日本人拼命，把老底拼光了，将来拿什么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几个既读过书，又混过江湖，“隔岸观火，借刀杀人”之类的国粹，烂熟于胸。日本人来了，确实给中国制造了危机。但中文里的“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若能把危险推给别人，机遇留给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纷争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下一个“真命天子”。所以，蒋委员长要杂牌军上前线当炮灰也好，毛主席对匹夫之勇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厉声呵斥也罢， 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种谋略。
但在这场谋略比赛中，蒋委员长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个顶着；家中有难，老大扛着，这多么天经地义？所以，小兄弟几位，不怕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自己不出钱不纳粮，喊喊口号，弄不好能把别人逼去“抗日”，何乐不为？蒋委员长对这等小阴谋，自然洞若观火。于是也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老子按兵不动，奈我其何？但口号喊久了，兵却不动，总有点讲不过去。蒋委员长是老大，个头高，目标大。别人按兵不动不要紧，他按兵不动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蒋委员长的老大地位，本来是凭实力抢来的，谁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现在倒成了缺点。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蒋委员长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几位小兄弟谁会开赴前线？他们只会一拥而上，向徒有虚名的国民政府要钱、要枪、要子弹、要编制。真要开赴前线，半个都不会前来报到。蒋委员长要能令行禁止，还能被拜过把子的小兄弟张学良，在西安串通敌军，把自己给抓了？
幸亏蒋委员长只是中国的老大，在世界排名里算不上什么角色。所以，蒋委员长的策略就一个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对日本人动手的那一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叫“以夷制夷”。其实，在“拖”的问题上，蒋委员长和毛主席“英雄所见略同”。所不同的只是，毛主席把这种战术叫做“论持久战”，蒋委员长把它称为“用空间换时间”，说白了都一样，就是“等”。等什么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么时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给炸了，那就是拖到了头，等到了头。至于在这之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将功成万骨枯”，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人民付点代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发展壮大，以便战后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中国”。所以，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什么抗日英雄，更没有什么抗日领袖，有的只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领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着天安门城楼上“抗自己人的领袖”生出来的红二代，检阅着天安门城楼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发展出来的军队，扛着“抗日本人”的战旗走来走去，和当年一样，歌声嘹亮，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禁抚今追昔，对眼前这场演出，啼笑皆非，不胜感慨。
（陈翰圣，2015年9月6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3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