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老了,无所谓了”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及邓小平在一九七六

(2019-09-03 17:40:29) 下一个

赵紫阳日前作古,海内外颇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强胡同内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联写道:“白马非马正名为一字褒贬如华衮如斧钺评说岂无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评千秋功过或碧落或黄泉公道自在人心”。这深受旧学熏陶重彩浓墨的一笔,文情并茂,掷地有声。在我多数同胞正将“中世纪骑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冰水之中”时(1),竟有人如此执著、如此念旧、如此不计利害、如此侠骨义胆,不能不令人索然起敬。

然而,海内外不少人在颂扬赵紫阳时,都强调他对民主的倡导和追求。一时间,似乎赵紫阳不爱江山爱民主。为民主下台、为民主受难、为民主郁郁而终,是一位背负民主十字架的殉道者。尽管讲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但毕竟冤枉了民主,误解了紫阳。这种误解源于忘了赵紫阳的职业,忘了赵紫阳是一位成熟的职业政治家。

政治家不同于政治学家,就像商人不同于经济学家一样。两者貌似相近,其实对人的性格才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生意,或让马克思领导秋收起义,成功的概率都不大。在中国乡村的泥泞小道上,马克思决不会有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丰采和潇洒。起义号角未响,马克思大概“出师未捷身先死”。或倒在敌人的明枪,或倒在同志的暗箭之下。七尺之躯,君尚难保;社稷江山,卿何堪托?所以,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它们有不同的职业要求、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有不同的英文里所谓的“Professionalism”。我们只有沿着政治家,而非政治学家的思路,才有可能接近“六四”前后赵紫阳的思想轨迹和内心世界。

赵紫阳主政时,并没有主张民主。相反,中共“十三大”以后,“新权威主义”不径而走。据杨继绳先生撰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赵紫阳承认自己曾“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还回忆自己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获邓首肯的情况(2)。约十年前,笔者在英文文献上也曾读到过完全相同的传说。因此,杨继绳的记载,至少不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赵紫阳主政时暗恋民主,这种信念也不能直接左右他的决策。因为,对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策的直接动力不是信念,而是形势。赵紫阳的政治选择,既不会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不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只能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基于冷静的审时度势。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选择,应作出于他从朝鲜返京,到“亚行”讲话的短短几天里。坐镇中南海,赵紫阳不会不感到红墙外民情的波涛汹涌,红墙内政敌的暗流湍急。时局动荡,政策取向历来和政治斗争相互交织,扑朔迷离。作为改革家想“有所作为”的冲动,加上对改革“深得民心”的迷信,使赵紫阳感到民心可恃,民气可用。自己离京期间形成的高压政策,效果欠佳,似乎又构成行动的天赐良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赵紫阳大概作了两个关键的判断。

第一,摸透邓小平“白猫黑猫”的脾气,赵紫阳相信自己能说服邓小平改弦更张,试用“安抚”一手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赵紫阳这一判断准确。因为,邓小平毕竟在党国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给了赵紫阳十多天时间,去试行他“民主和法制”的主张。高压政策形成时,赵紫阳身在平壤。这在客观上给了他一张“后发制人”的牌。这是一张相当有诱惑力的牌,很难让人不去用它。但为避嫌疑,赵紫阳特意对邓小平说:“四二六”社论的责任由自己承担。其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赵紫阳“安抚”一手如若成功,“四二六”社论的责任,决不可能落到他身上。邓小平心若明镜:知道赵紫阳一箭数雕,剑出鞘处,锋芒必有所指。但他更知道,赵紫阳不会把自己作为对手,正像自己当年不可能将毛泽东作为对手一样。因而坦然回答:责任无所谓,只要解决问题。言下之意是:不必多虑,也不必小聪明,党国利益为重。

数年后,赵紫阳对来访的传记作家师东兵说:邓小平在回忆“文革”时曾讲,自己所以心存希望,相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就是因为深信毛泽东有头脑,深信毛泽东是全国全党的领袖,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全局利益。赵紫阳说自己此刻心情,与邓小平当年一样。师东兵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话,但坦承自己不解其意(3)。如果师东兵所记属实,那么赵紫阳所言,应该就是上面的意思。即邓小平应该知道,我赵紫阳从未挑战过你邓小平的地位。当然,邓小平对赵紫阳“民主与法制”的主张,也从未从心底里真正相信过,最多只是感到不妨一试。当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准备进行“社会协商对话”时,邓小平淡淡答道:“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住鼻子走”(4)。语似平淡,其实满腹狐疑,尽在不言中。

赵紫阳的第二个判断,是相信用“安抚”一手能够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大错特错。首先,赵紫阳高估了“改革开放”在民间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众的心理。以为只要登高一呼,民众必以改革为重,令行禁止,见好就收。其次,赵紫阳理想化了某些学生领袖,以为他们都是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对他们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六四”后,赵紫阳也曾感叹:“有些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定要把事情推到极端”(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赵紫阳理性化了整个事件。赵紫阳关于“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呼吁,其实预设了事件的理性性质,从而包含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事件理性,根本不需要呼吁;如果事件不理性,呼吁等于对牛弹琴。所以,赵紫阳的呼吁,恰恰表明他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四二六”社论中确有一个误断,那就是“这次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如果学潮有组织、有计划,赵紫阳至少可以找到谈判对手。可惜,学潮既无组织,更无计划。连个谈判对手都找不到,遑论平息事端。邓小平喜欢将学潮比为“文革”造反派。其实,某种意义上,学潮还不如造反派。“中央文革”至少能够召集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至少能够管束手下弟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却连这点政治成熟都没有。

约十年前,有位旅美学人写过篇比较西班牙等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文章。他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社团”是合法的半官方组织,社团精英对外有为社团成员争取利益的代表性,对内有约束成员的权威和能力。他们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有妥协的余地,容易达成为双方接受的协议。因此,社团主义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更能取得点滴但实质的进步。相反,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往往是运动的产物,而非运动的缔造者。他们无法指导运动,只能跟着运动随波逐流。他们要靠激进来维持运动,又要靠不间断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和政府间难以达成协议,进行的是零和游戏(6)。

赵紫阳于今年一月故世。二十九年前的一月,周恩来去世。当时,那位后来对赵紫阳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邓小平,正处在自己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反击右倾翻案风”山雨欲来,毛泽东已传话:“文化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由小平主持决议”。很多评论者,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他们感到,“七分成绩”就是肯定“文革”,因而没有新意。其实,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在“七分成绩”,而在“三分错误”,且“由小平主持决议”。

毛泽东何等人物,一生有几次承认三分错误?更何况事关毕生心血,“文革”是做过的“两件事”中的一件。但眼见“文革”这件事“理解的不多”。所谓“不多”,其实就是党内同仁,离心离德。毛泽东一生轰轰烈烈,到头来却晚景凄凉。环顾四周,鞍前马后追随左右者,不过几位“文革”秀才,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经世之才。毛泽东已届垂暮之年,回天乏力。预料身后“腥风血雨”,面对晚年知己、忘年之交,不禁喟然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其凄惨悲戚,几近霸王别姬。正是自知来日无多,又处于战略劣势。纵有千种不甘,更是万般无奈。毛泽东这才纡尊降贵,最后一次主动伸手,希望邓小平这位自己早年给予知遇之恩,晚年又悉心“挽救”的旧属,能最后站到自己一边。高抬贵手,放“文革”一条生路。

毛泽东的传话,字字千钧。邓小平知道,自己面临的是重大政治决择。众所周知,邓小平“文革”蒙难期间,历来视通过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线。那时,不要说对毛泽东,就是对汪东兴,邓小平也是毕恭毕敬。在给毛泽东信的结尾处,邓小平总要加上“我静候主席指示”的词句。不过几年,“主席指示”,无须“静候”,不请自到,但邓小平却要抗旨了。对毛泽东的传话,邓小平作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同时大概也是最有文采的政治表态:“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不合适”。这看似谦虚的几句,其实态度强硬,毫无余地。所谓“桃花源中人”,子虚乌有,虚写一笔。重点落在后面,充满对魏晋新朝,实即“文革”新政的鄙视。至于“由我主持不合适”,更是和毛泽东公开分道扬镳的宣言书。

主席尚在,邓小平何敢如此放肆?原因也是“审时度势”。第一,邓小平知道,这样做能赢得除“文革”新贵外,整个上层官僚集团的拥护。再次被打倒,只是一城一池的暂时易手;而赢得上层人心,则事关全局,是明日决胜疆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点,邓小平有完全把握。第二,毛泽东健康状况日下,驾崩在即。这点邓小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有七八分胜算,大可放手一博。

对邓小平在“文革”中重新出山,公开和“文革”对着干的做法,历来有两种评论。一种是官方宣传,以邓小平女儿邓榕为代表。大意是邓小平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这种为父立碑、替官修史、企图在个人道德上无限拔高邓小平的说法,自然不足为信。另一种评论,以《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为代表,认为邓小平刚愎自用,“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以至不必要地被再次打倒(7)。这后一种议论,却是严重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其实此时“逞强躁进”,恰恰是邓小平高明之处。“文革”初期,全国声讨,爱子成残,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吗?谪居江西,寄人篱下,连烟酒嗜好都感囊中羞涩,邓小平何曾“刚愎自用,逞强躁进”?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为什么没有象彭德怀那样,动不动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翻看那时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篇儿女情长,满纸柴米油盐。为子女调动,为家庭收支,事无巨细,和毛泽东喋喋不休。这哪里像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写的信,简直是市井小民的平凡家书。这其中,固然包含着邓小平为人之父、舔犊情深的常情。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熟读三国,深知“勉从虎穴暂栖身,道破英雄惊煞人”的道理。所以,在这些平庸琐碎的书信中,其实深藏着邓小平“戒急用忍”、韬光养晦的用意。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待邓小平“文革”后期重返政坛,北京政局已与他当年以待罪之身,贬赴江西时不可同日而语。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年事日高,民众激情消退,“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老干部”对“文革”的不满与日俱增。不管党内曾如何派系林立,不管彼此间曾有多少往日恩怨。北京的老官僚们,在反对“文革”这一点上,都找到了共同语言。邓小平重掌中枢后,从亲身经历中日益感到,反“文革”已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谁掌握这股势力,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明天;而谁抓住反“文革”这面大旗,谁就掌握了这股势力。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环顾朝野,邓小平不能不感到,逐鹿中原、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才敢大刀阔斧地反“文革”,才敢有恃无恐地调侃“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才敢公开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哪里是“不怕被打倒”,他简直是巴不得被打倒。因为不被打倒则已,一被打倒,反“文革”这面大旗便非“邓”莫属。

所以,邓小平和“文革”对着干,不是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反复权衡后的政治决策,完全是他“解放战争”年代“孤军突出,挺进中原”的翻版(8)。表面不顾一切,“逞强躁进”;实际运筹帷幄,老谋深算,是邓小平一贯风格。看不懂这点,就看不懂为什么毛泽东后,必是邓小平的时代,而不是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或其他什么人的时代。“文革”后期,表面上是老干部和“文革”新贵作斗争。其实,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心知肚明,毛泽东一旦撒手人寰,“文革”新贵哪里是他们对手。在他们那个层次,真正谋篇布局的,是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其中根本没有“文革”新贵的位置。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在他们中间,由谁来当第二代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叶剑英要在邓小平和“文革”新贵斗得正欢时,劝邓小平不要冒进,埋怨邓小平“喜欢一人独打天下”(9)。其真实用意,就是不愿意邓小平一人独领风骚。对这种劝告,邓小平当然“听不进去”,因为这不是老朋友间的私情,而是毛泽东身后“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国事。

邓小平所作所为,静卧病榻的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毛泽东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毛泽东象水泊梁山的“白衣秀才”,邓小平就有杀身之祸。但是,革命家和黑社会老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革命家有理想。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邓小平被再次逐出政坛。但其中一个未解之谜,便是为什么到最后一刻,毛泽东还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行将就木,明知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面对邓小平赤裸裸的反骨,究竟还有什么“后效”可观?更何况就当时政治形势而言,“保留党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没有实际意义,那么象征意义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公告天下的决定,毛泽东究竟要传递何种信息?莫非毛泽东要在人间留下暗示,表明他和邓小平的分歧,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主义之争”?

只有大政治家才会对对手网开一面。只有“主义之争”,才会有让“历史去做结论”的气度。黑社会老大没有“主义之争”,不需要考虑历史。他们只考虑利益、只考虑局部、只考虑局部利益。某种意义上,小政客亦然如此。但大政治家不同,他们一定要胸中有全局,眼里有历史。如果这些推论成立,那么“保留党籍”,不正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网开一面”吗?前面提到,邓小平始终坚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实际上他坚信的,就是毛泽东“胸有大局”。所以,毛泽东去世那天,据说邓小平曾设家祭志哀,这点应属可信。因为他们间的恩怨,毕竟牵动历史进退,国家兴衰。不能仅凭个人好恶,睚眦必报。

“六四”时赵紫阳七十多岁,与邓小平在周恩来去世时年龄相仿。在中共上层的特定政治环境中,这算“金色年华”。邓小平“六四”时八十多岁,与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的年龄相仿。可是,毛泽东没有活到九十,而邓小平活到了。仅凭长寿比赛,邓小平居然既战胜了毛泽东,又战胜了赵紫阳。赵紫阳八九年泪洒广场时,发表了著名的“老了,无所谓了”的告别辞。和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一样,赵紫阳也是公开宣布了和邓小平的分道扬镳。但是,赵紫阳当时心中一定明白,整个官僚上层并不在他一边。所以,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宣言书,风格如此不同。邓小平的内敛却难掩自信,赵紫阳的感性但饱含无奈。赵紫阳的最后希望,大概只能寄予邓小平的高龄。但是,天意似乎在邓小平一边。当年,邓小平再次下台后,不过几个月毛泽东便撒手西归。而“六四”后,邓小平却整整活了八年。这不能不说是赵紫阳政治命运的大不幸。

作为政治家,赵紫阳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类拔萃之辈。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邓小平、胡耀邦共同组成中国改革大业的三驾马车。邓、胡、赵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同属主动型的政治家,都倾向“有所作为”。他们身上又都染有“自由化”的基因:即他们都不信教条,不墨守成规,都有可能干出离经背道之事。但是,他们的离经背道不尽相同。胡耀邦不会真正背弃“祖训”,他只会将“祖训”圣洁化,他背弃的是他眼中“祖训”的不肖子孙。如果胡耀邦是基督徒,他可能背弃教皇,但决不背弃圣经。赵紫阳非常可能背弃“祖训”,但他不会为蝇头小利而背弃“祖训”,他的背弃是理性的选择。邓小平则从来不把“祖训”放在心上。什么“祖训”?朕即“祖训”!

三人中,胡耀邦属于过去,他的理想境界是所谓“党的优良传统”。胡耀邦的悲剧,在于他晚生了几十年。胡耀邦天生只能与被压迫者结成同盟,如果他的生命,能在他的党在野时便划上句号,虽然血洒疆场,理想却不至幻灭。赵紫阳属于未来。他性情平和,头脑清晰;对新事物天生敏感,和青年容易产生共鸣。约二十年前,笔者年轻气盛,常常独自感叹:满朝文武,唯紫阳独醒。赵紫阳的悲剧,在于他早生了几十年。否则,他完全可以在一个更理性、更富裕、更文明的环境中,施展经世治国的才华。邓小平属于现在。他上承历史遗留的权威,下备应对现实的韬略。绵里藏针,袖中乾坤。摸着石头过河,捉住老鼠养猫。精明到刻薄,现实到粗俗。因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不能不是邓小平的时代。可见,“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邓小平似乎没有悲剧。生前叱咤风云,死后备极哀荣。但惟其如此,邓小平的局限性,才会对中国产生更现实更深远的影响。其实,政治家都有悲剧。政治家的局限性,就是悲剧。因此,冷静地准确地发现、认识和克服邓小平的局限性及其悲剧,正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

赵紫阳刚去世时,多维网上流传一幅只有上联的挽联,意在征求下联。上联是:“历史几行名姓,竟有两朝天子。泪洒广场映衬紫阳,你配姓赵”。大概和笔者一样,上联作者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国学不甚了了。如“你配姓赵”,不象吟诗作词,倒象舞枪弄棍。但既然“伟大领袖”也曾“不须放屁”,我辈生在红朝,长于革命,当不妨效颦于后。兹聊续下联,送别紫阳:“华夏数度惊变,恰逢六四无君。血染京畿腾飞鹏鸟,伊愧唐皇”。

 

注释:
(1)这几句语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手头没有书,引述可能不确。中宣部如还有记得这本书的朋友,望不吝赐教。
(2)杨继绳,2004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PC出版社出版。转引自《前哨月刊》2005年1月号。
(3)师东兵,1998年。《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438页。香港:港龙出版社。
(4)张良,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365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5)师东兵,1998年。《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432页。香港:港龙出版社。
(6)Zhang, Baohui. 1994. “Corporatism, Totalitarianism,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1, pp 108-136. Sage Publications, Inc.
(7)高文谦,2003年。《晚年周恩来》,581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8)这点可参阅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等章节。毛毛,1993年。《我的父亲邓小平》,494-523页。台北:地球出版社。
(9)高文谦,2003年。《晚年周恩来》,576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陈翰圣,2005年2月6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3月号。标题为“邓毛对抗与赵邓对抗”)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