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硅谷
有兴趣地努力工作，感悟人生。
硅谷简介（一、半导体技术）
硅谷不是一个地名，早期硅谷是指旧金山市南面的三个城市圣荷赛(San Jose)、圣克拉拉(Santa Clara为硅谷中心)和森尼韦尔(Sunnyvale)，是因硅材料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而得名。后来由于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及其软件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硅谷又延申为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一块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再后来由于互联网等高科技的蓬勃发展，现在的硅谷是指整个湾区（Bay Area），也是加州高技术产业的代名词。现在的硅谷集中了近万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公司类型也多样化了，除了高科技，还包括金融、风险投资等。
没有在加州生活过的美国居民，初来硅谷感觉就像出国了一样。这里与美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和美国东部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这里崇尚发明创造，是一个富于感性思维的地方。虽然发明创造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但真正发明创造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想要发明创造的人，并不能正确地运用感性思维，这也是为什么硅谷在政治上容易偏左。
虽然硅谷这几年看起来有些凋零（主要是硬件产业），治安不好，车子窗户常常被砸。但硅谷仍然是强大的经济引擎，这20年来，一直能排在全球前20大经济体内，人均GDP相当于全球第二富的国家（当然钱都在大公司手里）。硅谷的历史很短，有很多神奇的说法，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对硅谷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许多人未必非常清楚。
硅谷在18世纪还是不毛之地，开始的发展很慢。即使是19世纪的淘金热，也没能对西海岸改变很多。真正改变是最近70多年的高速发展。这个改变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创建，伴随着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孕育了硅谷，并把建校的精神传承下去，才使得硅谷的发展产生指数方的巨变。
斯坦福大学的创建是出于爱和兴趣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使得人们对成功有了超越：“成功不是事业的成功，而是对世界的改变”。带着这样精神，再次回顾硅谷的历史，会对硅谷有一个不一样的了解，“饮水思源”，你会发现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祖母”。
（一）湾区的发现
欧洲西班牙人最早在16世纪（1542年）到旧金山湾区，湾区还是西班牙一个传教士在1769年发现的，分南湾、东湾和北湾。San这个词西班牙语里面有神圣的意思，所以许多地名就以San打头，如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San Mateo（圣马刁），San Jose（圣何塞）等。
19世纪，旧金山是美国淘金热的中心地区，早期华人劳工移居美国后多居住于此，称之为“金山”，后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后，为了与被称作“新金山”的墨尔本做出区别，而改称圣弗朗西斯科为“旧金山”。
旧金山金门大桥是硅谷有名的地标。早在1848年淘金潮时期，就有人提议在金门海峡上修建一座跨海大桥取代轮渡，方便两岸来往，提高经济发展。中间几经周折，经过1869年，1872年，直到1923年1月15日，金门建桥协会成立，并游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金门大桥和公路法案》。5月25日，《金门大桥和公路法案》通过，议会同意有关县区组成一个桥区，并可以通过贷款、发行债券、售取过桥费来建设和维护金门大桥和公路。1933年1月5日，金门大桥开始动工兴建，经过4年多的时间，到1937年5月28日，金门大桥通车运营。
（二）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由时任加州州长及参议员的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简·莱思罗普·斯坦福于1891年共同成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于1866年，那时已经成立25年了），大学以他们于六十岁生日前夕（1884年）因伤寒去世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为名，以表纪念，利兰·斯坦福曾告诉他的妻子：“以后所有加利福尼亚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孩子”。
1876年，老斯坦福在加州购买了263公顷土地，作为养马牧场，后来又扩大到3561公顷，成为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地盘。1884年，他的爱子小斯坦福随父母在欧洲旅行时，感染了伤寒不幸病逝，悲痛的斯坦福夫妇返回美国后，决定将他的2000万美元的积蓄和他在帕罗奥多市（Palo Alto）的3561公顷的土地用来创建一所大学。
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纽约的报纸曾预言没有人会到蛮荒之地的西部上这所大学：“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对空板凳讲课”。但大学揭幕之日，意想不到的车水马龙，第一届男女学生共559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加州以外。
1893年老斯坦福在睡梦中去世，祸不单行，他的财产也被冻结。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斯坦福夫人没有打算停办学校，她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运转，直到六年后资金冻结彻底解除。斯坦福夫人卖掉她的铁路股票，将1100万美元转给大学董事会，斯坦福大学的危机终于过去。乔丹校长说：“这所大学的生死命运，千钧一发全系于一个善良夫人的爱”。
为了方便交通，1955年斯坦福大学主动让出土地，让280州际高速公路从斯坦福大学穿过。
20世纪60年代，当同在旧金山湾区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学术活动和学生运动上双双远近驰名之际，斯坦福大学却还默默无闻。由于是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拿出来作为学校的校园，加上那时在美国人眼中还是荒凉闭塞的边远西部，因此当时人们把斯坦福大学称之为“农场大学”。这从很多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目的是做军事相关的科研。从1941年开始，短短三年半时间内，OSRD将总共4亿5000万美元投入到武器研发上，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1亿1500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得到了8300万美元，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各得到3000万美元，而当时的斯坦福大学仅仅获得了5万美元的经费，并且还是用于培训老师。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就可以看到斯坦福大学当时的科研能力了。后来，OSRD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一个无线电实验室，而这个所谓的无线电实验室主要目的是研究无线干扰器，用于反雷达监测，装备在美国对日本以及欧洲战场的导弹上，而取个“无线电”的名字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就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凭一己之力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大学在科学学术研究方面的地位。
就像毛竹的生长一样，前面花5-6年的时间生长根茎，默默无闻地打基础，然后竹笋破土而出，拔地串天。斯坦福的腾飞，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鉴于斯坦福大学有八千多英亩的面积，学校可用的空间面积很大，于是1951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个构想，也即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将一千英亩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租期最高限99年（避免百年老店），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后来几家著名的公司把公司办公地点迁到了这里，这些公司当中有新兴的惠普电子公司，惠普公司等企业的成功促使其他一些公司也搬进这个园区或者搬到附近的地方。
斯坦福工业园当初成立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让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成果，也就是那些实验室造出来的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能够靠近斯坦福校园。就这样，斯坦福成为那些军事部门最喜欢的合作方，后来也在这些客户的需求驱动下造就了一个科研、投资和创业的生态系统，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因此科曼教授也被人称为“硅谷之父”。
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很快使得斯坦福置身于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人才高地的硅谷（Silicon Valley）。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切的联系，也因此斯坦福大学成为了硅谷的核心，是全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
（三）惠普公司HP
1934年，刚从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的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和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去科罗拉多山脉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垂钓野外露营。由于彼此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一致，而结成一对挚友。此后，比尔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继续研究生学业，而戴维则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斯坦福大学教授及导师Fred Terman的鼓励和支持，二人决定开办公司并自己经营。
HP由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于1939年创建，两人决定用抛硬币方式决定各自姓氏在公司名称中的前后顺序，虽然帕卡德赢了，但他尊重他的同班同学，坚持以Hewlett在前，因此被命名为“Hewlett-Packard”(简写为HP，而不是PH)。从一开始的公司命名就包含着一种谦让精神。
1938年，戴维夫妇迁居至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多市艾迪森大街376号。比尔·休利特就在这栋房子后面租了一间小屋。比尔和戴维用538美元作为流动资金，并利用业余时间在车库里开展工作。比尔利用其研究课题负反馈研制成功了惠普第一台产品：阻容式声频振荡器（HP200A），HP公司的第一个客户是华特迪士尼，华特迪士尼订购8台振荡器（HP 200B）用于制作动画电影《幻想曲》。这个产品不仅让HP赚到钱了，还让他的客户华特迪士尼乐园赚到更多钱并成长壮大起来，HP产品不仅自己赚到钱，还有能保证客户赚到钱。双赢的概念来自HP，是可持续的双方互惠，而不是一方只赢2次。
HP公司开发的产品即在工程界和科学界中大受欢迎。比尔和戴维与销售代理签约，以将其畅销产品向整个美国市场上投放。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电子仪器的需求日益增大， 惠普的产品销量越来越大。惠普新产品不断增加，并且建造了第一座公司大楼。
由于休利特和帕卡德的人品，HP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以前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未曾见过的学术风格和企业文化：“客户第一，重视个人，争取利润”。公司还创下先例，采用隔间式的办公室，体现一律平等的精神。公司结构也体现创新精神，每个部门都有销售、研发和生产，各自完成利润指标。
公司的氛围也别具温情。两人经常与员工们围着咖啡壶和几盘炸面饼圈，谈笑风生。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公司最偏僻的地方，尽管很大，却都显得寒碜：旧的办公室、长沙发、咖啡桌和一些书架。
HP给硅谷带来良好的创新氛围，当年史蒂夫·乔布斯还是高中生时，业余时间想组装一个电子设备，却又缺少元件，于是就打电话给HP，HP免费给了需要的元件。史蒂夫·沃兹（另一个史蒂夫）从乔布斯同一所高中毕业后到HP工作。在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后的头几个月里，沃兹并没有辞去惠普的工作，只是把苹果当成了自己业余时间玩票的地方。在HP知道后，并没有对沃兹处罚，相反还给他们支持和投资。目前在半导体设备领域非常有名的泛林公司（LAM RESEARCH），是HP的一个等离子刻蚀工程师创立的。这个工程师在同事中并不突出，甚至有同事讥讽他只会等离子刻蚀设备，不像其他工程师会操作很多半导体设备。但他知道市场上所有等离子刻蚀设备的上下电极的距离是固定的、或只能手动调节，这对不同的半导体工艺很难做到优化。他就离开HP，在他车库里做出了可以在菜单程序中自动调节上下电极的距离，并卖到HP。然后在半导体工艺制作领域很快流行起来。
HP车库被加州政府命名为“硅谷诞生地”，并不是这个车库里的技术发明对硅谷诞生有较大影响，而是由这里产生硅谷精神，对硅谷的发展有深远地、可持续地影响。
（四）仙童公司
肖克利和“八叛徒”的故事，很多人都非常了解，仙童公司正是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在半导体行业史上，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被称为“晶体管之父”。他是美国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他在推动晶体管商业化的同时，造就了加利福尼亚州今天电子工业密布的硅谷地区。
1936年，肖克利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之后，就来到当时美国的科研中心贝尔实验室。1947年，肖克利发现了半导体P-N结的单向导电等诸多特性，并利用这一原理发明了晶体管。同时巴丁和布拉顿也发现了一种三极管，这3名科学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5年，肖克利因母亲年事已高，决定辞去贝尔实验室的工作。1956年，肖克利搬到加州的山景城，以便照顾住在帕洛阿尔托乡下的母亲，他只有45岁，不可能退休，需要有合适的工作做。遗憾的是，当时的帕洛阿尔托只是一片大果园。旁边的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也没有太大的名气。肖克利只好自己办公司，好在他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科学家朋友，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贝克曼是化学中pH值测定法的发明人，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贝克曼出资，让肖克利在加州办起了自己的实验室，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专门研制和生产肖克利所发明的半导体晶体管。
肖克利招人的办法有两个：首先，他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听博士生们作学术报告，通过他们作学术报告的水平，来判定他们的智商和研究能力，然后他主动联系那些他看得上的人。第二个方法则有点匪夷所思，就是测智商。肖克利的招聘广告是以代码的形式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除了绝顶聪明的人，其他人根本读不懂他的广告。
这两个方法很管用，肖克利很快就网罗了一批英才，而诺伊斯和摩尔等人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的，大家愿意追随他，完全是出于对这位大发明家的崇拜。他们是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金·赫尔尼（Jean Hoerni）、杰·拉斯特（Jay Lsat）、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nich）。
1956年，当肖克利招来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后，顺利在旧金山湾区创立了他的公司，这一年年底他和巴丁、布莱顿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新成立的小公司名声大振，一切显得十分美好。但原本傲慢专横的肖克利变得更加唯我独尊。诺伊斯和摩尔等人在加入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时，忽略了一个不难注意到的细节，即肖克利招来的员工里并没有他原来贝尔实验室的同事。肖克利是名非常有个性的科学家，很难共事，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不愿意跟随他创业。
肖克利既不是好的领导，也没有商业远见或者说想法超前、没有客观的商业远见。他将努力的方向放在降低晶体管成本，而不是研制新技术上。按照他的“左倾”设想，如果晶体管的价格能降低5美分，就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实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公司办到第二年，摩尔等7人实在忍受不了肖克利的独裁作风，打算集体“叛逃”，他们劝说公司的二号人物诺伊斯一起走，出乎意料，诺伊斯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诺伊斯和摩尔等人准备另起炉灶，但是却没有资金。在1957年，风险投资不存在，融资并不容易。这8人中的克莱纳，写信给他父亲的投资管理人，希望获得投资。正巧投资人已辞职，这封信转来转去，最终转到一位名叫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年轻投资人手里，他对新兴的半导体很有兴趣，于是说服了自己的老板科伊尔（Aifred Coyle），两人一起来到旧金山和诺伊斯等人会面。
在听了8个人对未来将要开始的一场电子工业革命的描述后，洛克和科伊尔动了心。由于来得匆忙，两人根本没有准备合同，甚至没有带办公用纸，所幸的是科伊尔脑子转得很快，当即掏出10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说：“我没有准备合同，但是大伙在这上面签个名，算是我们的协议！”10个人分别在这10张钞票上签了名。
根据诺伊斯和洛克等10人商量的结果，诺伊斯等人将要创立一家新的晶体管制造公司，要融资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承担了找资金的任务，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洛克终于找到IBM当时最大的股东菲尔柴尔德家族，菲尔柴尔德家族的上一辈资助老沃森重组IBM，在二战期间，菲尔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老板谢尔曼.菲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靠做航空照相器材发了财，他自己算是一名科技行业的老兵，因此愿意投资半导体技术。
新成立的公司以菲尔柴尔德的名字Fairchild（仙童公司）命名。1957年10月，仙童半导体公司仍然在硅谷山景城（Mountain View）查尔斯顿路租下一间小屋，距离肖克利实验室和当初惠普公司的汽车库不远。仙童公司一开始就要制造一种双扩散基型晶体管，以便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这是他们在肖克利实验室尚未完成却又不受肖克利重视的项目。诺伊斯是8个年轻人的头领，大家都希望他担任总经理，但是他只想负责技术。于是他们找来职业经理人爱德华·鲍德温（Edward Baldwin）来做管理工作。
由于诺伊斯等人掌握的技术先进，仙童公司很快就拿下美国当时正研制的女武神中超音速轰炸机（XB-70）的晶体管合同，合同中定价是每个晶体管150美元。一炮打响之后，仙童公司便拿下很多军工企业的晶体管合同。随后，仙童公司通过菲尔柴尔德的关系，拿下了IBM正研制的晶体管计算机的合同，这确立了它在世界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订单纷至沓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了“八叛徒”的肖克利半导体公司举步维艰，并很快陷入困境，最后肖克利干脆将公司卖给投资人和老友贝克曼，自己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专注于人种和智商研究。
20世纪60年代，全球电子工业起步，仙童和德州仪器生产的集成电路开始应用于各种工业产品，仅阿波罗计划就订购了上百万片集成电路。不仅如此，其他集成电路制造商都要付给两家专利使用费，仙童由此赚足了钱。但是，仙童在研究和产品上的成功，非但没巩固它在刚刚兴起的IT产业的垄断地位，还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竞争对手。当然这是消极的说法，其实是仙童公司对资本的过度侧重，对新技术无意间的豁达大度，让仙童公司成了一只金鸡。
1959年，当投资人收回仙童股权不久，总经理鲍德温就带8名员工创办了自己的半导体公司Rheem，Rheem成为仙童产出的第一枚“金蛋”。紧接着，不断有人离开仙童公司，在仙童公司边上创办新的半导体公司。
Rheem等小公司最初几年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诺伊斯在成为仙童公司的总经理之后，吸取了肖克利的教训，努力营造一种轻松的工作氛围和没有等级的公司文化，上下级只有分工不同而已，可以自由争论，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种管理方式帮助仙童引来大量人才。但是，诺伊斯在战术上挽救仙童的努力，改变不了基因上的缺陷，即股权结构上的问题。尤其在半导体集成电路发明之后，投资者对新技术的远景看不清，就会走向“右倾”的保守路线。
在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的头两年，制造成本比较高，以至于放弃掉原有晶体管业务、单独发展集成电路是无法挣钱的。如此一来，仙童的老板和高管在业务上就发生严重的分歧。以拉斯特（Jay Last）为代表的一部分经理认为，应该优先发展集成电路，且在做新的一年预算时，应优先建一个制造集成电路的工厂。而菲尔柴尔德认为，应优先制造当时技术成熟、市场需求更大的晶体管，首先将钱用于扩大晶体管的产能。
拉斯特不愿意等，失去集成电路的机遇太可惜，他直接给投资人洛克打了电话。洛克和“八叛徒”中的每一个人都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且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开创事业。当他得知拉斯特的宏大计划在仙童施展不了时，便找了他所投资的Teledyne公司的老板，由Teedyne出资创办一家全资半导体公司，为军方提供半导体元件。1961年，拉斯特拉上“八叛徒”中的霍尔尼“叛逃”到Teledyne，创办了新公司，他们俩还拉上“八叛徒”中的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在洛克和Teledyne公司的支持下，三人创办Amelco半导体公司，Amelco和它的母公司Teledyne很快成为了美国军方（包括航天工业）重要的半导体器件提供商，直接和仙童竞争。
在拉斯特等人离开的第二年（1962年初），仙童的另一名基层技术主管戴维·艾力森（DavidAlison）带着几名工程师，得到华尔街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投资，创立了Signetics公司。3年后，Signetics的集成电路产品，让包括仙童在内的所有半导体公司相形见绌。
又过了几个月，诺伊斯亲自招进来的奈尔和摩尔的助手斯皮特尔·豪斯（Spitle House）离开仙童，创办了Molectro公司，当年就被仙童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国家半导体公司收购。从此，原本在美国东部的国家半导体公司进入硅谷，研制自己的集成电路。就在这一年，克莱纳离开了仙童，去做天使投资了。10年后，他创办了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凯鹏华盈。
克莱纳是第四位离开仙童的创始人，这距离公司成立仅仅过去3年的时间。不仅技术人员在不断离职，其他部门的一些主管，包括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等人也纷纷离开。瓦伦丁在国家半导体公司度过短暂的几年职业生涯后，创办了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仙童对创始人和高管的出走、员工的跳槽开始变得习以为常，听之任之。这种包容也创造了硅谷的一种文化，从现有的著名公司中离职，直接创业。
到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希望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即把很多小规模的集成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中，这样对顾客有很大好处。而菲尔柴尔德则希望多卖芯片，如果将十个芯片减少为一个，仙童公司短期内的收入必然会减少。加之当时仙童公司的产能饱和，市场订单很多，诺伊斯和摩尔希望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很难下到工艺车间。诺伊斯和摩尔发现，在这家他们创办的公司中，两人已没有发言权了。如果在仙童再待下去，将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于是他们俩就干脆离开仙童，创办一家新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公司）。之后，“八叛徒”中的另外两个人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和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也陆续离开了。
现在仙童公司的主要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加工厂，经过多次转卖重组，已经搬到美国东海岸缅因州，工厂旁边紧挨着国家半导体集成电路加工厂，他们居然同用一个停车场，仍然传承者合作和包容的精神。10多年前我曾去那个工厂提供半导体设备服务，在公司走廊墙壁的镜框里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史，接待室的墙壁的镜框里写着“硅谷的根在仙童”。仙童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富创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奋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为硅谷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家公司为硅谷孕育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是电子、电脑业界的“西点军校”和“人才摇篮”。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从这里走出和创业，书写了硅谷一段辉煌的历史。仙童公司成就半导体产业的做法听起来匪夷所思，它并非靠自身发明了多少产品，创造了多大的市场，而是靠不断地分离出公司和孙公司，让半导体公司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遍地开花。从仙童公司直接和间接分离出去的大中型公司多达近百家，包括英特尔、AMD等知名公司，苹果公司第三位创始人、第一任董事长马库拉也来自于仙童。仙童公司被称为“世界半导体公司之母”，正如苹果公司乔布斯形象比喻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五）英特尔（Intel）公司
1968年，诺伊斯带着戈登·摩尔与工艺开发专家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离开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创立了英特尔（Intel）公司。公司从8086单片机MPU，到用以PC个人电脑的80286，80386，80486，奔腾CPU，以及后来的高速CPU，可以说是指数方发展。戈登·摩尔在1964年提出的“摩尔定律”：即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条半导体“第一定律”指导着行业的决策，左右着行业的发展整整50年。英特尔在Santa Clara的总部有一个英特尔博物馆，里面详细描述了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展史。英特尔的成功得益于良好的企业文化，公司非常民主，官员不搞特殊化。当年80286，80386，80486，奔腾CPU的发展很多是在中午吃饭的餐桌上讨论甚至争论出来的。所以在硅谷也形成了午餐会的风俗，很多工程师中午会约朋友一起外出用餐，经常交流，互通有无，增长见识。很多人发现如果不经常交流，人会沉静下来，安于现状，而每次交流后会热血沸腾，浮想联翩。
（六）本篇总结
从1955年有7家公司来硅谷办厂到1960年增加到32家。当1965年斯坦福研究园区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集中了近70家高新技术企业，大都与硅晶体管和硅集成电路芯片关系密切。到了1980年代，硅谷云集了近3000家电子、电脑企业。1990年代后期，这类公司竟超过了7000家。如今，这里仅从事IT行业的企业就超过了1万家，像谷歌、Facebook、英特尔、苹果、思科、惠普、甲骨文等知名公司都在这里办公。
本篇着重于硅谷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以后再介绍互联网技术、生物医疗、智能高科技技术以及硅谷的资本运作和房地产运作，这些高科技的发展机遇其实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是相通的：即天时地利人和。
硅谷除了冬天的夜里比较冷，其它大部分时间比较宜人，夏天的温差比较大：中午较热，早、晚温度较低。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早穿绸罗中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这里常常地震，一方面使得人们习以为常，胆大心细，豁达大度；另一方面，练出防患未然的意识，使得设计考虑周到，即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这不是硅谷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在硅谷，其实能看到很多失败，人们也不以失败为耻。有一个孵化中心，可以最短租30天房子，很多人坚持不了30就崩溃了。有一个新电池公司，他们用纳米硅材料取代电池中的阴极用的材料碳，理论上可以提高10倍的效率。乔布斯在去世前半年还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询问进展情况，他们还停留在2倍的效率，且不能量产。这个公司招了很多高技术人才，有很多博士，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所谓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把这些产品增值较少的工作承包出去。但这样的不能连续的工艺生产是不会有最佳效果的，所以不成功是必然的。如今的硅谷，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有很投机的公司，他们纯粹是想让公司上市，能发一笔财，最终成了烧钱的公司。
回顾硅谷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公司的成功根本原因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外因，而是自身的远景。那些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而是要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窥见客户的真正需求和社会客观需求，公司也会非常成功。这样的人也会豁达大度，包容、感恩和无私。只有无私的人才会设身处地替客户着想，才能发现客户的真正需求。他们能把自己的兴趣和社会需求结合，生活也会非常喜乐，这就是硅谷精神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