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老板出新书了

儿子老板出新书了

 

大儿子的老板，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资人单伟建（太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兼CEO）今天管理着380 亿美元的资产。去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自传，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9 年全球十大好书。原本想找人把自传翻译成中文的，但最后他决定利用疫情居家的时间自己用中文重写，因为毕竟读者对象不同。书名为《走出戈壁 – 我的中美故事》，将在香港先发行。我已嘱在香港的大儿子届时帮我买一本。

右一为单伟建，左一为大儿子

我无意给单老板做广告，他也不知道我这个小人物。引起我兴趣的是我们居然有不少类似的经历。从新书的简介中，我知道单老板出生于中国北京，与我同岁。1969 年的文革期间，我们都是15 岁，在北京以小学生的正规学历初中毕业。他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我记得那是我们那届学生的第一个“上山下乡”的志愿。我原来也想报名去的，但在父母的说服下，我的户口已经被转去了他们要去的“五七”干校。当年，母亲作为“先遣队员” 过了春节就去了干校，父亲则在等我毕业再走。母亲办公室主任的漂亮女儿比我们大一届，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记得她也去了内蒙兵团。她那时总穿着父亲发黄的四个兜的军上衣，让少年的我至今还印象深刻。后来，眼见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去“北大荒” –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吵着也要去，父母拧不过我，任我把户口从干校转到了北大荒。父母当年很后悔：没有说服我和他们一起去干校。因为去了干校的干部子弟一年之后都去了部属企业，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

单老板在内蒙那段他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没有像大多数知青一样，在十多个小时的劳作后躺在床上休息或是打扑克下象棋，而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坚持读书。他的想法是下意识的：如果有一天机会来了，自己却没有任何知识储备，将难以抓住。正是这样，他才能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一举改变命运，走出戈壁。多年之后，他重返内蒙旧地，重逢昔日的战友“二喜”和“二狗”。他们仍在艰苦的环境中种地放牧，单老板由此感叹：人生的轨迹已大不相同。他认识到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主要是当时的制度没有给大多数人提供机会，所以文革悲剧不应该再次发生。

联想到当年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和单老板也有相同的“下意识”。总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渴望学习。一次，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学习初中的化学，由于没有实验课不太能理解内容。住在我下铺的在本地当老师的北京老高三的石老师热心地专门带我去他们学校做了的镁燃烧的简单实验。由于底子差，改革开放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中，我的成绩都不太好。但开学的第一学期，班主任指定我当高等化学课代表，让我颇感意外。估计我当年的化学高考成绩可能还算可以吧，这肯定得归功于石老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1977 年，我利用几个月的业余时间，夜以继日地攻读完了初中到高中六年的课程，终于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大学。如果没有“下意识”，比别人多一点的知识储备，我就不可能抓住那次机会，登上人生的最后一班船。

都说人老了，就爱回顾往事，咳。。。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