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鸣教授一段话后

张鸣说：

 

期待能用自己的死，来唤醒民众的，无论是谭嗣同还是纳瓦尔尼，换来的大多是愚民的嘲骂。愚民是无法用血来唤醒的，唤醒他们的，只有砸到头上的锤子。

 

议：《药》就是说这的。

 

“大智若愚”，就是这里的聪明，往往一副“傻样子”。即装。有本书《中国历史中的潜规则》，精算师一般地把“愚”民之智，说了个透。譬如，平时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而且尽量把事闹大。譬如，滚钉板的代价远比送礼求人划算得多；“道路以目”，反抗，但一个子也不花。

 

经历过的文革，出现过逍遥派。他们感受到了两派争斗的什么了，却什么也不说，也不干，即“躺平”的今生前世。让人说不上他们是左还是右。这其实是种“愚”民的算计，精得很。

 

鲁迅在揭露的国民性中说，中国的“愚”民，相互的瞒与骗。“万岁万岁万万岁”地骗上，“吉祥”“恭喜发财”地相互骗；“美国要赶上我们，得花上好多年”地哄下；翻墙是刑事案件地硬瞒，对少先队说“你们要准备接班啊！”地甜瞒。总之，彼此将所有的点子用光。结果，秦至清，一个样；五四比六四，像同日所生；海外文学城里常听到的“网管也不出来管管这些言论”和张春桥“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唱双簧。

 

黑格尔说，历史有童年期。一岁几个月的小孩，有意料不到的领悟和反应。“五千岁了，还在痴迷“赶英超美，“全国打麻雀，“弯道超车”，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定于一尊”，说什么好呢？

 

谭嗣同都唤不醒。由不得说气话：得用锤子砸。但，管什么经呢？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公知话”帖：

 

Friedrich Hegel Dialektik und der Geist der Geschichte

 

黑格尔说：

东方民族是最适应奴隶制的族群。当灾祸来临时，几乎看不到有人站起来反抗；当灾祸结束时，几乎看不到有人跪下来忏悔。这个民族既胆怯又无耻，不敢面对真实的历史，所以潜在的病根，过不了一段时间就要以癫痫的形式发作。”

 

网友一见就说“胡说八道”。“说是“胡”说，大抵没错。“八道”，就不去扯了。“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而这“公知话”的“恶意”，不但“毒”，而且试着用一种历史哲学，把问题的高度和深度都说到了寻常的“童年”中国人说不出的“大人话”的程度。

 

中国的事，用“儿童话”汉语说出的，最高水平是《论语》二十四史之类小孩学大人话。少听为妙。说中国事的，自己听费正清，黑格尔，罗素，黄仁宇，林毓生等的，即外国人的或香蕉人的，一点儿也不信“中国人的事还是得听中国人说”。

 

近来有一悟。不少大陆人说，和欧美有种“碰撞不上的痛苦”。反省多年。忽然觉得，中国是个小学或还不如的文化水平的社会，（甚至可以扩大至整个远东），欧美则是处在高等教育程度的地方。马斯克和马云杨元庆等同框，就这效果。看中美会谈桌子两边坐着，也是这感受。南京话叫大人和小把戏。

 

张鸣气坏了。其实还是属于有点“耍小孩脾气”。因为这“愚”民，是智，但却是长不大的巨婴之智。为它流血，他用来蘸馒头治肺痨；用疫苗锤它，他“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多少代人被这缠上了，一代又一代尽整些没用的。

 

建设性的意见：润，有多远润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