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历史人物的不同 - 读网帖有感》的有感

 

《中西方历史人物的不同 - 读网帖有感》的有感

 

 

黑格尔说：

东方民族是最适应奴隶制的族群。当灾祸来临时，几乎看不到有人站起来反抗；当灾祸结束时，几乎看不到有人跪下来忏悔。这个民族既胆怯又无耻，不敢面对真实的历史，所以潜在的病根，过不了一段时间就要以癫痫的形式发作。

 

问：包括俄罗斯，伊朗吗？[调皮]

 

答：索尔任尼琴《古拉格群岛》中有详论俄罗斯民族性的章节，许多和鲁迅所言重叠。读过一本说伊朗的《不能没有我的女儿》，波斯人的品性，许多与中国国民性类似。在现实生活中，欧美人和东方人在个人素质上品性倾向上着实不同。美国人，在普通欧美人之上，更向前一步。

 

史学上有近东中东远东的划分。“中西”是中国人生造的，中国人才这样说。

 

在东方人中，中国是个很偏的存在。直至今天，中国人的各个方面，在东方人中，也是个很古怪的存在。实际上，中国人在东方人中，属于尚未从古老中走出来的民族，在普世文明前，它还处在被文明开化的初级阶段。

 

东西差异，是指近东中东远东与欧美的差异。中国还没有达到独当一面能与欧美形成对比的质地水准，它只是远东地区中一个刚被开发的地方。

 

故而，“中西方历史人物的不同”，是没有的事儿。李玉和可以和鸠山斗，和司徒雷登呢？只能“别了，司徒雷登”，或者“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地猜。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鲁迅这个体验，仍有份量。自己的体会是，中国人，先要活过来，譬如从“中西”比较的荒唐中走出来，不再为“山西矿难”的原因分析纠缠，尽量让日子里没中国的前前后后。几代人之后，都像身边的第三代第四代“香蕉人”那样，过上正常普通人的生活。

 

附文：《中西方历史人物的不同 - 读网帖有感》

 

 

其实，这体现了中西方历史人物在精神内核上的本质不同。

东方的历史人物，往往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信念。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独特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土壤结出的独一无二的果实。

中国读书人自古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无论他们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自认为还是国家的“管家”，要对天下、朝廷与苍生负责。这是一种极致的道德强迫感与历史责任感。正如杜甫所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所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将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文明的兴衰，悉数扛在自己一人的肩上。

然而，当历史现实与个人愿望发生背离时，悲剧便注定诞生——毕竟，相较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阶级和历史惯性，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有限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中缺少这种将整个“天下”与“苍生”背负于己身的责任感。西方历史人物的终极追求往往是“对得起神明、良知或真理”。例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面临审判时宣称：“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保佑我。”他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又如小加图，为了反抗凯撒独裁、捍卫罗马共和国的自由而自杀，他的信念是“自由与法律”，而非“对全天下人的幸福负责”。

简言之，中国历史人物追求的是“社会责任”，而西方历史人物追求的是“个人信仰”。相较于西方，中国历史人物特有的“天下”情怀，让那些悲剧英雄多了一份令人动容、荡气回肠的厚重沧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