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小说——人间家事《浪迹天涯》冬城与春城 ( 一 )
作者 金 弢
一
建子已经安排好下午上完课去看画展。中午在大学食堂吃饭时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听说餐饮业每年到圣诞节都会增加员工,特别是楼面服务那一摊。既然这样,看画展只好往后推一推,趁着好时候挣钱为上。他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利用下午两点到六点的时间沿 4 号城郊铁路搜寻中餐馆。
春城的规模大小跟冬城差不多,也算是一个县级架构。通过电话黄页的搜索,建子得知春城有三家中餐馆,他下了火车选择靠得最近的那一家直奔而去。
中午的生意刚刚结束,老板还没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适中,脸清秀,三十开外的亚裔长相,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柬埔寨华侨,1975年南越被北越解放前夕,跟着越南难民一起逃到了欧洲。
想吃饭吗 ?老板先开了口。 嗷,不,不,我想问问有没有工作。你会做什么? 能在店堂里帮帮忙吗?老板问。我想没问题吧,建子回答。你明天能开工吗?老板又问。应该可以的,今天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就可以来上班。你们也是五点半开门吧?建子打听开门时间。老板说:那你就明天晚上五点半过来吧,看看哪儿需要就帮帮手,做两天我看看,以后再分几张台给你自己做。试工两天后我再跟你谈薪水。
建子因为还没有辞去冬城那份工,那天晚上照常去洗了碗,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他先跟工友们悄悄打了招呼,感谢诸位近一个月来的关心照顾。到了下班时便向老板娘辞了工,把工资结了。老板娘象是有思想准备地说:是啊,你德语那么好,又会做楼面,安排你洗碗是太委屈你了,我知道你做不长。以后我需要跑堂再叫你。就这样建子结束了在海外头一个月的打工经历,跟老板娘好说好散地分了手。
第二天碰巧赶上做酒吧的来不了。做酒吧就是倒酒水,原先老板打算自己做,一看有了建子,心想让他练练也行,以后缺人可以顶酒吧。建子就这样换了一家店,工作从厨房转到了前堂。凡是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么一换就工作级别来说是一大提升。笼统说来厨房工作是又苦又累又脏,洗碗又是最低下的活儿,工资也最低。在前台做要干净轻松多了,工资高还加小费,但得会外语。建子来《玫瑰酒楼》的主要目标是要学会做跑堂,学会倒酒水,最后学会管理整个大堂。
会德语这是做前台的第一关口,德语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就是去了语言学校,没有三年的时间学不出象样的德语,不说正规的语言功能如听、说、读、写、译,光是不讲究语法的最简单的口头交流,能把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能听懂对方说话的内容,已经算得上是不小的本事了。建子会德语,他是德语的科班,这是他最大的强项,虽然老板不会要求员工把德语说成专业水平,但服务生的德语能说得悦耳动听,让人觉察不出明显的语法错误,无疑对饭店档次的提升大有裨益。建子思忖,我会德语,体力又好,学学上菜收盘子不会比干农活难吧。
二
第二天建子怕误了火车迟到,结果是提前了半小时到新店。正值休息当儿,店是铁将军锁大门,他只好等。《玫瑰酒家》位于春城的新区,老区都是独门独户的花园别墅,新区是一色楼房,不高,最多三、四层。临近酒家有个立交的地下通道,为春城的交通枢纽,汽车流量大,交通方便,来吃饭的客源也多。店的门帘四个鲜红色中文大字非常醒目。中文在德国人的眼里是一种美丽且陌生的文字,中国在八十年代是德国人很难得听说起的国家,新闻媒体报刊上经常是一两个礼拜提不到一回,象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中国无关紧要,他们对中国总的印象是一个人多、自行车多的国家、在遥远的东方,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生活着十几亿人口,贫穷落后、服装一色、象一群密密麻麻的蓝蚂蚁。建子有个留学生好友,是中国社科院跟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学的是黑格尔辩证唯物论,但德语不好,尤其口语说不清楚,因老婆想来德国陪读,昨天下午陪他去一家旅行社给他老婆订一张来德国的机票,工作人员连中国的首都叫什么都弄不清楚,还以为是东京呢,说难得有人买去北京的机票。然而,他们谁都知道得最清楚,德国的中餐馆是又好吃又便宜。
建子正遐想中,走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亚洲女人,建子猜想这一定是老板娘了,赶紧堆起笑脸主动问候。来者置若罔闻、旁若无人地从建子身边走过,好象根本没有建子的存在,开了门径直进了店。建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只觉得一头雾水,想想就是不会说中文有个表示总是起码的吧,莫名其妙地跟着进了店。
店堂挺宽敞,有一百来个座位,分成前后两厅,厨房和酒吧在里面。那个女人开了酒吧的灯,店堂里依然是黑洞洞的。建子站在黑暗中环顾四周迟疑了片刻,小心翼翼地来到酒吧,看到那个女人只管在做自己的事,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你来干什么?” 那个女的终于没有好气地开了口。“会说中国话”,建子想。“我是来上班的”, 建子说。“上什么班?" 那个女人大着嗓门问。”老板叫我来的“。”老板叫你来的找老板去!“ ”奇怪了”,建子想,“你是什么人啊?" 干脆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来等老板来了再说。“坐那儿干什么,没看到别人在忙着?过来把这些杯子洗了”,女的冲着建子喊。建子心里陡生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想想自己在北京机关工作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领导再怎么批评也不会用这种态度,这简直是对人太不尊重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生平第一次受到别人如此无礼的斥责。但想想为了这份工,为了老婆孩子的机票钱,眼下只好做小,忍气吞声,就算看在马克的面子上。
对建子来说,吃苦他不怕,他插过队,再苦再累的农活他都干过,但现在要他洗杯子,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活儿,不知道这些清洗用具怎么使,洗刷程序从哪儿开始,这种餐厅的酒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点儿感性认识都没有,怎么放水,用热水还是冷水,怎么安装洗杯器,放多少洗洁剂,两个水池都是干什么用的,杯子又是怎么个洗法,等等等等,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本不想再问那个女人,知道她肯定不会有好气。建子明明知道都是对方的无理,但他在乎这份工,不想把事情弄僵,尽量对她迎合求同,就算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但是如果不问,建子就无法开始。“ 你不是来干活儿的吗?楞在那里干吗?” “我不知道怎么弄,你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什么叫示范?" "就是你能给我做个样子吗?你能教我一下吗?” 建子请求说。“那么简单的活儿都不会还是个人吗?!不会还来打什么工?!让我教你,给钱吗?!“ 那个女人把建子又是劈头盖脑地数落了一通。建子想想自己在国内做外事工作独当一面,叱咤风云,业务和专业都是强手,几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从来是自信满满,今天怎么一下子成了任人随意辱骂的低能儿。但不会就是不会,没辙,没做过就是不懂得怎么做。这种不近人情的训斥,再大的侮辱也只好吞下,但心里此刻油然升起一种不可名状报复心理:我忍了,今天我就是韩信忍辱胯下也忍了!哪天你别犯在我手里。建子沉默,在那里等着这女人。心想,你再不过来我就动手了,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有请在先,做得不对就怪不得我了。让她来纠正吧,她一提示我就会了。
三
这时电话铃响了,那女人对着电话直抱怨:人是来了,但他什么都不会,这种人要他干什么,让他走吧!听得出来是老板的电话。这么当着自己的面说自己的坏话也是建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去在单位里就是做错了事受批评时领导怎么也要给点儿面子,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而知道建子就站在一边正听着,也没有丝毫的回避和说话语气的委婉,甚至当着他的面让老板叫自己走人。那女人突然停住了电话不说了,继而放下电话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建子又被撩在了一边,他虽听不到对方的电话,但他确认老板没有让他有的意思,只要老板留住他就好办,说明老板还用的着他。既然她不愿意指导,建子只好凭自己的眼力劲儿琢磨着干,再难的事情也难不过读大学,大学要读四年,学这种活儿用不着两天。建子心想,我就按我的理解行事,干得不对,她来纠正不就等于教我了吗?建子恢复了自信,也不再问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象个熟练的老手麻利地干了起来。那女人整理着餐桌不时好奇地朝建子这边望望。
老板来了,带有三分歉意地解释到,昨天还不知道酒吧今天突然孩子病了,她明天就会来,今天你先在酒台帮一下手,明天你就做服务生,我今天晚上忙完了才走,等一下来了生意我教你。你学不学做酒水无所谓,你那么好的德语,我当然愿意你招待客人。建子却说:没关系,我什么都能学的,也愿意学,会了以后可能还用得上。
几天后从其他的工友中建子了解到,这个身为柬埔寨华侨的老板,七十年代初随着美国在南越的撤军,随着印度支那华人开始遭受迫害、遭受掠夺的兴起,他家用了重金买到船位,跟着成千上万的越南华侨船民一样,远涉重洋,苦海余生,无数人遭到海盗的抢劫,妇女遭到强奸轮奸、杀害弃海,他一家有幸平安抵达欧洲,被德国政府收为难民。他们一家三代十四个人,白手起家,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创业。他读完初中就在父亲经营的酒楼做工,十几年来,全家宵衣旰食,现在他几个兄弟都有自家的酒楼。两年前,他向全家集资,用一百万马克买下慕尼黑及周边的三家首屈一指的 “玫瑰酒楼”,他现在一人经营,极为辛苦,整天奔波于路上。
那个刚进门时被建子猜想是老板娘并对建子不理不睬后来又把建子骂得狗血喷头的女人,是管理这家店却没有名分的所谓经理,是个准经理。老板之所以没有明确宣布她是经理自有老板的道理,因为一个名正言顺的经理和一个默许负责管店的经理,工资是不一样的。在德国的中餐馆即便当了经理也有一份自己的具体工作,也要兼做服务生,而其收入也只有来自自己完成的营业额,按照百分之十提成。作了经理的好处是老板不在时拥有更多的支配权。这个没有名分的准经理之所以对建子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厌恶与排斥自然也有她的道理,因为这家酒楼的总营业额是个相对稳定的常数,如若多出一个员工,营业额的总数就会被瓜分。这家店已经有了三个服务生,再添一个,营业额就会又被分掉一些,收入相应就会减少,加之这里比较优厚的小费收入也会失去。但是老板的着眼点不一样,多一个人就会提高服务的质量,招呼会更周到,上菜等的时间就会缩短,人员充足,客人就会多加酒水,而卖酒水是既方便营利又高。此外只要人多服务周到,满意客回头率就高,来的频率也会增加,对饭店就有好处,而老板付出的工资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少做了一些,少拿一些。这么一分析,这位准经理不愿老板加工人就情有可原了。
四
然而工人对老板并不是没有反弹的机制。如果员工人浮于事,收入不尽人意,工人就会提出辞工;反之人手不足,突然来了大生意,影响了服务质量,下一回客人就会另辟蹊径,这便是老板的损失。这个尺度掌握在哪个分寸就是经营之道。眼下圣诞节将至,是一年中生意最旺、不可多得的机会,为确保常年老客明年的再次回头,所以老板无论如何要让建子留下。虽然建子没干过这一行,但他德语好,在理解上将会比文盲德语的难民快出好几倍。老板自己也是打工出身,深谙学会端盘子跟学会一门外语所需要的时间要相差几十倍,加之服务生的德语说得好对这个饭店有好处,这类做生意的诀窍是为工人所不知的。
为了给老板好印象,确保这份前台的工作,今天晚上建子毫无怨言地学做酒吧。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做酒吧,说起来貌似简单,光倒倒酒水既是,其实则不然,要技术掌握到位,做到精、准、快谈何容易。首先要学会德语,所有的酒水单子从收银机打印出来都是德文,在不忙的时候,服务生可以把酒水报给酒吧听,如果听不懂,服务生还可以解释或用中文翻译一下,但是到了生意高峰,一个做酒吧的要应付四个服务生,碰上几个人同时进单,而每张单子都有三五种酒水,这一下子就多出了十来种酒水,这时做酒吧的不光要手脚麻利,而且还要会看单子,因为一旦忙起来那就是大家都忙,服务生这时不会再有时间站在那里为你报单或翻译解释给你听,酒吧不但必须自己会看单,而且要快到一目了然,有条不紊,并且快速完成酒水,时间等得过长,客人可以取消酒水,这便是生意上的损失。
除了语言和速度之外,记性与斟酒的技术也有讲究,因各种酒水所用杯子的形状和容量各不相同,每种饮料都有固定的饮杯,不能张冠李戴,一旦弄反了,轻则遭客人讥讽嘲笑,重则让人退货,遇上麻烦的老板便是一顿臭骂,因为很多做错的酒水往往是无法重用。另外饮料种类繁多,都要分轻度浓度、有气无气、瓶装散装;到了啤酒就更为复杂了,尤其德国是个啤酒大国,种类品种上百,枚不胜举,最常见的啤酒分为清爽型 扎啤、苦味扎啤、白色麦芽扎啤、黑色扎啤、此外还有低度酒精型的、无醇清爽型的、麦芽白啤酒、低醇麦芽白啤酒、麦芽黑啤酒、麦芽黑白啤酒、麦芽无醇啤酒等等。
每种啤酒的刻度各不一样,所用的啤酒杯形状也各不一样。生意高峰时能做到应付自如,必须把打酒倒酒的技术掌握到娴熟。不同的扎啤,不同的瓶装啤酒斟酒时所产生的啤酒沫子不一样,怎样掌握到恰到好处需要练习。酒吧除了啤酒,还有各种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分一般红的和玫瑰红的,各种葡萄酒又分干(酸)性的、半干的、甜味的,分别有散装的和瓶装的。红和白的瓶装葡萄酒,装酒瓶的器皿各有各的,上桌时还需要相应形状的酒杯;低度酒还包括各种餐前酒,此外还有 38 度以上的烈性酒,包括中国的和西洋的,加上品种多样的无醇饮料,各式各样的矿泉水,有带气的,有不带气的,有散装的,有瓶装的,有各种各样的果汁,光可乐就有三、四种,咖啡分普通咖啡,浓缩咖啡,奶油咖啡、微咖啡因咖啡等等,等等,每一种饮料不能用错杯子,威士忌杯不能装舍利酒,马提尼酒用了梨酒杯就会被人贻笑大方。
五
建子的顶头上司、这个准经理是八十年代初半偷渡来德国的难民,浙江青田人,据说青田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说偷渡,就是蛇头通过地下组织承包一个中国居民把他用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运送到西方国家,偷渡费八十年代初已很惊人,到了九十年代涨到一人十八至二十万人民币,想象一下那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但一到德国报了难民打了黑工,头两年等于白干,挣来的钱全部还债,第三年起就是净赚。德国审理一个难民的程序当时最快也要四、五年,就是到了最终不能被批准,在这个时间段内挣的钱还完债后还剩下一个天文数。最后能留在德国当然理想,当时的西德是个肥得流油的国家,为很多难民的首选。万一留不下来,转道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的也远远好过回国。
而所谓的半偷渡既自理从中国出发,想办法到达西方国家的边境,再由蛇头帮助越过边境把人偷渡去西方国家,。这些做偷渡生意的老手早已买通西方国家的边防,有固定的通道、时间、价码。首先,这些半偷渡客通过关系拿钱买来一张非洲某个国家的探亲访友邀请信,因为那里已有他们早先移民出去的亲朋好友。这些偷渡客以此名义申请到中国护照,有了护照便去那个非洲国家办签证,从这种非洲国家得到签证易如反掌,因为很难得有人去这些国家探亲或旅游
。鉴证费既是这个国家的一项收入,所以签证管理非常松。其次去办签证的国人事先都已打听好了一个行贿手腕以更便捷得到签证,就是在非洲国驻京使馆递交护照办理签证事,护照里夹进 100 美元,算是给签证官的好处费,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而且行情也会随时渐长,如若给少了就有拒签的可能,给多了自然就白白浪费外汇。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这个价码一般打得住。象非洲这种穷国 ,100 美元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那么强烈的诱惑何以抵挡,况且这些国家腐败成灾,滥发签证,好处唾手而得。
等到拿了非洲国的签证后,下一步要办过境签证,走的比较多而又实惠的线路是从北京买一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票,八十年代票价 在400 元人民币上下,从我国的二连浩特出关,途径蒙古、苏联、波兰进入东德。有了目的地国的签证,办过境签证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些不是入境旅游
或入境居留签证,只有三四天的过境期,对过境国除了过境客给该国带来消费的好处外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同胞去沿途路经的国家申请签证,声称火车到了东柏林,然后转飞机去非洲,理由实在,整个安排无懈可击。办过境签证的贿赂价码在五十美元上下,手法一样,把钱夹在护照内,办签证时签证官把钱放置一边,盖完章后把护照一给,钱就不提了。这种做法很灵,使馆人员照章办事,既做了工作又得了好处,事情办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国人则免去了无谓的审查,得到签证顺理成章,可谓互惠互利。也听说有过河拆桥的国人,看章已盖好,再要回美元。签证官无奈只好吐出贿赂,明知上当也是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生气也没用。有事成后自鸣得意漏了口风,但这种人会被老乡唾弃,骂他是害群之马,殃及后人。
这些国人到了东柏林,并没有买机票去非洲,而是等待从法国或荷兰过来的蛇头,由他们把这些偷渡客从东德过境西德,借用西德过境通道,进入法国、荷兰,这样就不给西德留下什么问题和痕迹,被收买的边防军也可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而从西德过境的蛇头承诺这些过境客决不留在西德,不会给他们造成后患。瞧,犯法还讲个诚信。
六
如果目的地国不是法国、荷兰而是西德,那走法就不一样。到了东柏林必须转火车去捷克,当然事先办好捷克的过境签证,声称从布拉格转机去非洲,实际上到了捷克后,利用天黑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被领着穿越绿色地带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据说那一带的边界管得最松。
有一次建子独自一人从北京去东柏林开国际会议,为了替国家节省外汇,用人民币买票,走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上火车不久,就有同胞乘客来打听他去哪儿,听说他去东柏林开会,就都摽上了他,说他们不懂外语要跟着他走。那时国人思想单纯,又时兴助人为乐,到了国外同胞不会外语,替人解难,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无旁贷。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走七天七夜,这一路上那些人对建子是关心倍至,除了上厕所,什么都替他办,还时不时地提供食品、水果、零食,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火车轮子要换成苏联的宽大车轮,需要三个小时,是进餐馆加餐的机会,建子被他们抢着邀请。结果到了东柏林,建子带去的一行李方便面几乎没动。这些人事先早已打听到,火车到了莫斯科后要从莫斯科站去白俄罗斯站换车,他们不会外语要出租车会有困难,都求建子到时帮他们要好出租,并挣着跟建子同坐一辆车,而且主动提出承担车费以保证自己不在途中走丢,所以整个旅途中争先恐后地拍建子的马屁。也正是在这趟火车中,建子对他们进行了七天的 “访谈”,把偷渡出国的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并收集了一大堆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人听说了建子是作协的,作家嘛好奇,什么都想知道,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为了讨好建子,他们积极配合,有问必答,建子就这样把偷渡行情打听得巨细无遗。然而,虽然他们开始是那么巴结建子,但是到了莫斯科转完火车站后,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再理建子了,到了白俄罗斯站排队盖章去东柏林时,建子被他们远远地挤到了一边。他们已经用不着他了,火车会自然而然地穿过华沙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会有人来把他们接走。他们这样做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把他们看成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建子眼前的这位准经理就是这么一种难民,当然她也是从捷克被人偷渡过来的。接下来的几天,她对建子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恶劣,时不时地恶语相加。建子想自己来这家店也不会长久,只是一个过渡,在这里工作,夜里回家实在不方便,但这里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他要靠自己的语言优势,学会服务生这一套工作,他心中的目标是学管理。在这个准经理面前,他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事事唯她命是从,同时自己留心学习,注意观察整套程序。只过了两三天,一些基本要领他已谙熟于心:客人来了先引座,然后递上餐本、羹叉、纸巾,稍候几分钟,见客人看完餐本抬起头就可以给客人点菜了;点完餐,记住号码打单,先把酒水单给出,然后把前餐、正餐分开,先送前餐单进厨房,把正餐单收藏好,等客人吃完了前餐,再把正餐单给厨房, . . . . .
头三天,建子还没有分配到自己的桌子,只是辅助别人做,但他不闹情绪,学得诚恳,做得谨慎,深得客人的好评。基于流利的德语,他不但交流畅达,而且用词贴切,词语达义,所以速度很快。客人点菜时,他先主动声明自己是新手,有不到之处请人包涵,这样一来客人一开始就有了心理准备,对建子的要求就不太高了,最后反倒很满意,还时不时地夸上几句。
七
老板在一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用餐,向准经理说明孩子的病情后要求食品中不能有面粉及类似面粉一类的添加剂,但又表示诸如芡粉、土豆粉、豆制品等一类的附加品希望能增加一些,以保证孩子不失却营养。这种带有众多专业术语的长篇论述对准经理这个在德国从未跨进校门、并且在国内也未曾正经读完小学的人来说简直是有如在听天书。但是站在一边的建子却听得明明白白,他让准经理到一旁给她作了详细的翻译,这一下子准经理对建子是折服得五体投地并大惑不解地问建子:“你怎么什么都听得懂?” 老板在一旁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下班时还当着所有员工的面称赞了建子的德语水平,当然老板自己也不能完全听懂,知道能听明白真不容易,并且宣布从明天起建子可以独当一面了,并分配了由他负责的桌子,建子可以独立打单收钱,还给了由他自己保管的收银机钥匙,这样他可以收小费了,这意味着又涨了工资。
前面提到来这里的前一天,建子曾在另一家餐厅帮厨,完全相同的上班时间,来到这家店不但活儿轻松干净,加上现在又有小费的收入,工资涨了一倍多,这对建子来说,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算是一大进步了,他很满意了,他不操之过急,认为只要在变,在往好的方向变,就是乐观的,是让人高兴的事,就可以了。不是嘛,常言道:悠着点儿。
在建子的工友中有一位来自香港,四十来岁,矮个,略胖,读过书,普通话讲的还算标准,八十年代在德国的华人大多说广东话,他们主要是香港人以及东南亚一带的老华侨。那时广东话是海外华人中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交流语言,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去香港老板店里找工,老板头一个问话就是会不会说广东话。若是不会,只好走人。因为这种老板让他讲国语比讲德语还难,生意忙起来一着急,他们满口只剩下广东话了,要是留学生听不懂广东话,就会交流受阻,影响工作速度。那时候大陆的出国人员包括留学生在内人数实在少的可怜,直到了2000 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的青年出国留学,大陆人才成了海外华人的主力,国语到了这时才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语言,到了那时就势逼香港人及东南亚等海外华人反过头来学国语了。但刚改革开放后出来的第一批大陆留学生,就是后来学了广东话也只会被动交流,就是说只能听不会讲,既是广东人常说的:识听不识讲。到了成年,再要重新学一门方言谈何容易,尤其是象广东话这种方言,同样一种表达,所用词汇跟普通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发音时,不光元音变了,连辅音都跟着变了,表达所用的词汇早已面目皆非。充其量能听明白,这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年过三十再学说广东话,简直是难上加难。
更有甚者,有的香港老板找工时不但要求工人会讲广东话,而且还把会不会打麻将作为一个录用的重要条件。你如果会打麻将甚至嗜爱打麻将,哪怕干活儿技术欠缺一点也无所谓。这是老版的好算盘。白天工人十几小时地拼命,到了夜里,老板白天睡够了,晚上精神抖擞头脑清醒地来约工人打麻将,就算工人的麻将技术跟老板不相伯仲,但干了一天的活儿,已是精疲力尽,输钱势在必行。到了下班前吃着晚饭准备走人时老板来约麻将席了,出于脸面工人很难出口拒绝,要是谁三番五次地拒绝老板,就得小心被老板穿小鞋儿,有事没事儿、有错没错地会莫名其妙地挨骂,到了生意清淡的季节碰上裁员,那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海外华人本来外语不好,社交圈又很窄,又是单身居多,所谓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除了去赌场妓院别无选择。这些工人又不读书又不看报没有健康的爱好,如此下了班留在店里陪老板打打麻将还算是个上策。这样起码能讨得老板欢心,也是保住这份工的一个筹码。然而,这样正迎合了老板的如意算盘,落了老板的圈套。工人苦苦干了一个月,到了月底拿到薪水还不久,输了麻将,这笔钱就逐日逐日地还给了老板。赌徒都有种翻梢的欲望,越输越想赢,约输越想报仇,往往到了最后输得钵盘皆空,输光了工资不说,甚至有时还要欠一屁股债。你没钱不怕,有老板会出面替你解围,给你告贷,满足你继续赌下去的心愿,老板可以给你挂账,钱可以从下一个月的工资里扣,这样做老板的非但不需要给工人发工资,等于工人白干,而且这个工人因为欠了债就不能说走就走的了,还出卖了自身的自由,老板又得以保证了店里员工的稳定,无形中工人成了老板无报酬的长工。这样一来老板的闲暇时间也有人陪他消磨了,无愧为一举多得。所以很多海外华人一年苦到头,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落得身无分文,终生讨不起老婆。
八
当然象建子这样的留学生,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胸怀志向,是不会入这类老板的圈套。他曾去过几家香港老板的店,进门还没说上两句就被下了逐客令。眼下的这位普通话讲得过去的工友毕竟也读过书,有文化,这样跟建子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建子虽然从未打听过他的学历,但通过言谈举止,大约能猜出几分。一天上午,大雪纷飞,店里来客寥寥无几,闲着没事儿,大家就寻找话题聊天,消磨时间,建子跟这位香港工友闲谈,谈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提到了老庄,提到了孔子出生的年代,他俩看法不同,各执己见,争论相持不下。准经理无所事事凑过来听听,建子和他的对手正慷慨陈词、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准经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对他俩侃侃而谈,越听越发云里雾里,疾呼: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从头到尾什么都听不明白!她顿感自己的无知、没有文化,而此时此刻的建子在她看来,不再是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谦逊有加的青年留学生,跟刚来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活龙活现地象个课堂里的老师,在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一种悄然而至的敬佩一瞬间把她软化,让她变得柔情,她第一次对建子产生了好感。她意识到了自己没有知识的渺小、没有文化的自卑。顿时她感受到学识带来的修养、受过教育的心胸,开始后悔建子初来乍到时对他恶劣的态度。建子那种忍辱负重、荣辱不惊、胸襟开阔、既往不咎的气度教她深深惭愧。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