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语七七级 —

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语七七级 —— 一张毕业照带来的回忆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学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45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
正文

金 弢 ———— 《香水》缘

(2019-07-09 13:05:29) 下一个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 
 
 
     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的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的德国,文学界爆冷门地出了一本世界名著 ——《香水》。这几天有消息传来,此书作者居斯金德 70 大寿了。媒体报刊对他的回忆文章不由得又掀起一股热浪。这位一举成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除了他离奇的作品情节外,被人炒得更为热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超级内向的性格在世界众多的知名作家中可以说是空前未有。他害怕见人,极不愿意见人,更不同意让人拍照。在媒体上流传的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均是偷拍而成。这么一位幽眇莫测、千金不谋一面的人物,我却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家访,而这种千载一时的珍贵机遇,在当时我却是蒙然倥侗。
 
1985年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需要,笔者每年几次频繁地穿梭在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对四个德语国家的反复访问,有机会结交了众多的德国文友,包括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名作家,只要我们有计划安排,都能如愿地与他们见面,象伯尔、格拉斯,这两位获得诺奖的的文学大家,又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等,均不存在跟他们约见的难处。按常情,作家无论是否出名,都会乐意接受访问和采访,以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却是例外中的例外。
 
1989 年十月,结束了中国作家团对汉堡“中国文化周”的访问,参加完了法兰克福的书展后,我把中国作家们送到了西柏林,把他们的归程安排妥当,送上飞机,把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自己却破天荒地头一回单独留在了德国,开始了我的私人访问。那个年代,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不但政府官方有不少机构提供奖学金,如 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等等,各党派的奖学金也是枚不胜数,象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都是尽人皆知的,平常的和名不见经传的笼统加起来可谓多如牛毛。
 
 
那年头,中国无论哪位文化人或学者,只要是对两国文化的交流有所贡献的,即是申请奖学金的一种资格,诸如翻译了德语书籍,来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访问,就可以向有关基金会、特别是翻译基金会提出申请;已有译著付梓的一般都会同意。德意志这个民族,文化素质高,傲劲儿足,施舍心强,又特别顾忌对方的脸面,作出拒绝怕让人难堪,没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不会说不。那时,我们的国情根本不可能自己掏钱出国留学,一个大学毕业生挣的月工资,换成马克到了德国刚好吃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出国留学不是用了国家教委公派的名额,就得自己疏通关系得到国外自费留学的机会,即不占用国家的指标,想办法自己联系奖学金。不同于公派留学生,这些人被称作自费留学生。
 
如若谁已到了德国,只要在大学获得攻博资格,想申请奖学金就更是易如反掌了。一旦有了攻博资格,德国人就会把你视为一个人才,尤其是 80 年代的中国国情,他们会认为你是他们为将来培养亲德派的对象。博导的一封举荐信极为重要,既然有教授肯出面替你担保,他们就会确信无疑。德国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话,特别是权威的话,一言九鼎。有了博导的推荐信,在向某个政党提出申请时,只要对该党派的宗旨有所了解,写进一些自己相应的政治见解,或意愿申请加入这一政党,那么几年的读博奖学金就万无一失了。
 
 
因多次来德访问,特别是第一次,因那时在德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只要能说德语的,都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慕尼黑汉莎出版社当时出了张洁、王蒙、张抗抗的书,所以我们出访时慕尼黑这一站,新书发布会、作品朗诵会尤其频繁,每天都有歇不下来的翻译任务,这样我也有机会结识了众多的文化友人。就在第一次上台翻译,德方文化官员为我们的德语是在国内所学而深感惊讶。在获得赏识后,他们就会主动慷慨提供奖学金,事先还会非常详细地向你阐述有关奖学金的各条细则,还会强调自己的奖学金有着哪些优越条件,像是生怕我们对他们的奖学金提不起兴趣似的
 
实际上,1985 年我已得到了邀请,但当时我在作协外联部的工作非常称心如意,一年的工作,差不多半年属交流旺季,剩下半年的淡季,除工作上做些休整外,清闲时,上班时间里也可以搞自己的文学翻译。我译的《香水》就是在半年时间内利用上班时间完成的,当然最后定稿读清样时,需要突击是例外。中国人住房条件差,下班回家一逗孩子,一个晚上也就泡汤了,所以时常要在办公室过夜,睡椅子。我们在班上干私活部里领导并不反对,1985年正好赶上了中央政策的宽松开放,加之单位领导也都是刚从文革过来的中年干部,且又都是外语专业,对年轻干部非常包涵,不但不反对,还提倡大家搞些文学翻译,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外事是肥差的年代
 
八十年代,只要跟外事沾边的都是肥差。我在外联部的工作,不是安排接待来自西欧或四个德语国家的作家代表团,作全程陪同、访问国内各大城市,就是随中国作家团出访欧洲列国。所以当时是干得不亦乐乎,很是舍不得那份 "游山玩水、周游世界" 的职业, 利用工作之便把国内国外各大城市走个遍。所以对那年的德方邀请没有积极响应。尤其是身处部委级的涉外机构,能享受很多优越条件。而今回首往事,很多工作之便的优惠条件其实是一种特权的享受,现在平心静气地想想,似乎多少有失公平。
 
比如只要来了外宾团,每去外地一天,食住行尽管一切公费负担,天天吃香喝辣,住高级宾馆,在京不住北京饭店就是西苑、到了上海就是锦江,杭州是香格里拉、广州白天鹅。出差一个月下来,美差不说,工资照发,三十天每天还有十元的补贴,加上工资,近 400 元钱,那时王蒙当了部长也不过月薪140来元,而一个养家糊口一大家子的普通工人,月薪才 39 元,大学毕业也只有 56。每到出差结束,连自己都觉得惭愧,不好意思去财务科报账。一旦出国,那肥差就大了去了,比起一个月的工资,那要强出几十上百倍。我在出国人员服务部用美元免税买的 Nikon F-501相机,在北京西单商场当时的售价为 10,500 元人民币。所以那时的全民出国热就不足为奇了。
 
过于频繁的外事任务,经常是第一个团人还在国外,但下一个团的出访要准备办理签证,一本护照不够用,必须两本公务护照才行。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四年,似乎多少感到身心疲乏,想想该跑的地方也都跑了,该看的也都看了,可以说我任职外事的1985、86、87、88 是文革后文艺界最春风得意的四个黄金年。“文人下海”是当时的时尚,不少作家弃文从商,无产阶级的赤贫本色开始遭人耻笑,直到 88 年的十月,文化口的宽松度开始有收敛的迹象,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象是又一次思想意识方面的运动即将来临。同时自己也觉得,几年来一直在输出消耗,是到了知识补缺充电的时候了。也想想自己将来也不可能一辈子跑跑颠颠的,趁着年青多充实些知识,为以后年老了做学问搞研究打下个坚实的基础。就这样,着作家团的访德,因公带私地留在了德国。
 
 
 
        开始了访问学者的海外生活
 
到德后,住在离开慕尼黑市中心一小时火车路程的文化部基金会,除了偏远,来慕尼黑大学听课,每天来回路上要花去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外,其他的条件异常优越:基金会位于美丽的施坦贝格湖畔的一栋庄园式的大别墅里,一个宽敞的套间是全额免费,每月除了一份丰厚的奖学金外,还有书本费和车马费。基金会中心免费提供早餐,咖啡面包香肠应有尽有,成堆的饮料及普通葡萄酒可任意享用,每周还会收到文化部寄来的各种免费的文娱活动入场券。诸多的文化晚会全是带吃的。就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我通过文化部主任的引见认识了巴伐利亚电视台文化处负责人,一位非常慈祥友好的长者。
 
这位老人对中国知识分子抱有非常的关切和同情,当他听说我翻译了小说《香水》,又是巴州文化部的客人,当即就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电视台见面,说要帮我两个忙。我如约而至。午餐时老人说,一是要安排我给电视台录制一个文化节目,阐述德中文学的交流,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进了主播室,还是外国电视台。其实也就是半个钟头的录制,剪辑后充其量也是十分钟的节目,但他事后开出的稿费单,弄得我在银行转帐时都不得不咨询缴纳所得税的问题。
 
那时的西德富得满地都是马克。官员们,只要自己看得顺眼的,因手中有权,一有机会就会施舍。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原因是有不间断的文化活动,彼此都混得很熟,他们说话也不把我当外人,向我透露,他们的基金会每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本年度的奖学金全部用光,最好是用得还不够,需要追加一些。如果今年的奖学金没用完,上级部门只会认为一是工作没有做到家,任务没有圆满完成,这对年度的总结报告是一个负面参照;二是因为此年度的经费花不完,明年的预算只会有减无增。所以批复奖学金时,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他们就会慷慨解囊。
 
当年来德国,我是无家无小一人先行,手里拿定了几份奖学金。虽然以往来德多次,但那些都是官方团,食住行均有德方安排、招待,一切都是坐享其成,凡事不用操心。但这一回不一样,是 “微服私访”,自费留学,那境况则面目皆非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自费留学,情况跟官方团则判若云泥。从日常的报户口、改签证、买月票、银行开户、大学注册选课,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得由自己去解决,亏得语言畅通,否者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奖学金结束后的找房子,完全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因为马克对当时的中国人太值钱了,100 马克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半年的工资,所以总想省钱找便宜房子,这样找房就更难上加难了。
 
这样,我一人先行是出来蹚蹚路子,领领行情,看看在德国能不能呆下来,先作些考察,得弄清楚举家来了能不能活下去。若情况不妙,攒点儿老马回家过日子。所以妻小是一年后随行。在一次文化活动时,我向部主任对住在基金会总部的那段时光再次表示了感谢,声称那么好的住房条件,那么美丽的环境让人终生难忘。因为是表示感谢,也是出于礼貌,语气和用词多少会有所夸张。主任接过话题说:您住的那套房虽然漂亮,但不是整栋别墅里最大最漂亮的那一套。您家属这回要来德国,我们可以再次给您半年的奖学金,并且安排您一家人住最好的那一套。弄得我家人到了德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家家都拥有如此宽敞的豪宅。
 
这个大庄园坐落在 6 号轻轨线的终点站的前一站Feldafing,别墅占地面积好几千平方米,院内宽广得连学开车也绰绰有余;两人合抱的参天松树黑压压一片,夜来一阵风起,松涛如海,别墅里听得不绝于耳。这个大庄园是一个富豪老太太送给慕尼黑市的礼物。这对富可敌国的夫妇都出生于这个小镇,两人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祖上不计几代就是本地的豪门,上世纪 20 年代,丈夫在美国淘金发了迹,因为眷恋家乡的童年时光,特地在此兴建了这个大庄园,供作偶尔回老家休假用。可惜这对老人膝下无后,自丈夫去世后,老太太长居美国,开始还保留着房产,偶尔回家乡看看。后来干脆将这片庄园连同别墅一起捐赠给了慕尼黑市政府。市政府由此设立了文化基金中心。全世界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画家、翻译家、音乐家等等等等,都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获得奖学金,来此住上半年、一年的,完成一个文化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的文人优先。在别墅底层的大厅里,陈列着无数精美的中国明清瓷器,价值连城,所有玻璃壁柜的门无一加锁,谁都可以随意拿在手里鉴赏。
 
电视台的长者要帮我的第二件事,是想把我引见给《香水》的作者帕特里克 · 居斯金德,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说起当年我能抢先在国内将此小说迻译成中文,还得感谢慕尼黑《南德意志报》常驻北京的记者,约 · 达尔先生。此人在台湾学过汉语,老婆是个台湾人,育有一女一儿。1985 年身为记者携家去了中国,入住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负责给《南报》的文艺、文学栏目写稿。我是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一次外事活动上认识他的。
 
 
 
      八十年代时兴大捞外快
 
85 年起,改革开放全方位起步,势头方兴未艾。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各种政策异常的宽松,经济搞活,提倡私有制,大兴文人经商,作家们过上了难得的轻松愉快的日子。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有个常驻北京的办事处,急需一名会德语的中文教员。一次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招待会,经文化参赞海顿的介绍,我认识了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他们正需要老师,讲好每周两个晚上教中文,每次三小时,每小时工资 15 元,给的是人民币外汇券。当时按官价外汇券和普通人民币的比值是一比一,而私下的市面价是一比二 。一个晚上的所得实际价值 90 元人民币,但当时,大学毕业才 56,而那年头还不发奖金,到了地方上还不到 56;究生毕业也就加了 6 块,算高薪阶层了,普通工人才39 元。不难想象,这么三个钟头的外快相比一个月的死工资,超出了多大的价值!当时捞外快这种事,趁着经济搞活的形势,虽然在单位三缄其口,但就是知道了也不怕,属于正当第二职业行为。这也应证了当时的口号:谁发财谁英雄,谁贫困谁狗熊,提倡全国首富万元户。我单位在沙滩北街、美术馆西侧的文化部大院,家住西城三里河,下了班登上车不往西走,而是往东去,从事第二职业,风雪无阻,身上再冷,心里热乎乎的。
 
艾伯特基金会总部也在秀水街外交公寓,进出久了,那位达尔大记者时而能打个照面,因行色匆匆,从未得机攀谈一二。一次招待会终于有机会邂逅。他主动出击。我想他是搞新闻的,不可能不事先向艾伯特基金会打探我的根底。所以说他是有备而来。他需要情报,要发文化口这方面的消息,有内部未见报的动态更好。这当然也躲不过我的嗅觉。我们一家人除了老母给王震当秘书,全家都是报人:《北京周报》、《中国日报》、《食品报》、《经济日报》,下班时每人卷着报纸回家。
 
报人搞消息是常事,然而一旦牵扯到涉外,事情就变质了。“ 内外有别“、"外事没小事”,而且出了问题就是大错,捅了娄子就是大事!所以大家不难想象关愚谦案当时是何等的严重。搞外事的原则是先请示、后汇报。这种规矩貌似麻烦、不自由,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发现又有绝大的好处。虽然多了一些事儿,但这种规定可以推卸自己全部的责任。既然由上级决定,责任当然也由领导承担。当时的一个内定,不管是谁来约谈,都不当面拒绝,汇报后再作定夺。
 
尔先生约我在北京饭店喝咖啡,我爽快地答应,赴约前先作请示。他反正想聊消息,口径跟官方保持一致;至于小道消息、家常里短的事,就瞎侃呗。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作协记者招待会,一个香港记者,正经的提问没有,尽问些作家们谁跟谁之间的是非长短、暧昧关系,谁跟谁要好,谁跟谁交恶,惹得王蒙当面怒怼:怎么你们记者现在弄得都跟家妇无异,就喜欢打听人家床头门后的私事!
 
我胸有成竹地去见了这位《南报》记者,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带来了这么一本长篇小说 《香水》作为见面礼,虽然我在单位公费订阅德国的《明星》《南报》和《明镜》等刊物(这又是特权的一例),虽然《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栏目录里总有这本书——后来一直雄踞榜首十年——书评虽然常见但从未细读,因为弄不到书,所以没有特别关注。这一回书一到手,通宵达旦读完,第二天跟 《文联出版公司》电话里打了个招呼,就没日没夜、马不停蹄地译开了。
 
作者住在慕尼黑市中心干道侧面的 Ohmstraße,就在我们当年留学生谁都熟悉的 “ 福楼”斜对面。定好了预约,是哪位电视台长者给的面子,否者作者无疑会将我拒之门外。我如约而去。那时因刚出国不久,跟单位的联络还很热和,作协的机关刊物 《文艺报》,以往我在单位时常来约稿,这一回答应给他们写一篇对作者的采访录。家访时,我把我的译作送给了作者,他回赠了他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手迹。因为当时考虑到采访稿需要一张作者的照片,我把三角架都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让拍。
 
能家访《香水》的作者是一件千载难逢的事,但当时对这种百年不遇的机会我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大量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素来是推扅杜客、深居简出,是绝对的内向,从不见人。那次若不是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引见,恐怕我永远不会有晤面他的机会。。但是他那时刚崭露头角,多少还是羽翼未丰,后来此书连年雄踞畅销书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涨。我采访了他,真是三生有幸。
 
 
 
《香水》花絮让人无以忘怀:
 
一是德国初来乍到,曾跟我的博导去中餐馆吃饭,话题谈到了我翻译的《香水》,被邻桌的一个德国作家听到便攀谈起来。他是时任捷克作家总统瓦 · 哈维尔的挚友,也是《香水》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一听说我译过《香水》,他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饭店,一次他携文友碰巧来我店吃饭,被我一眼认出。他说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过往甚密,还向他提及见到了《香水》的译者。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香水》的中译本,并当即请他转达我对作者的邀请。虽然时光过去十年,我深信不疑,他对那次采访一定记忆犹新。然而,月转星移二十载,他一直杳如黄鹤。
 
第二是1989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 “欧洲翻译中心”举办国际翻译研讨会,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来至世界各地的 26 名与会者中,有18 人翻译了《香水》,我们 18 个《香水》的译者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翻译《香水》的专题讨论会。
 
第三是 2005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因天气炎热,客人们都去了啤酒花园,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报,进来一个美艳绝顶、二十出头的金发姑娘,要买两瓶啤酒带走,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我问她:我怎么没见过你,我们这一片的客人我都认得。她说她在我们那片楼里、就在我们啤酒花园侧面的楼上临时租了一个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这次从外地来是为了当配角拍电影《香水》。我说我没听错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说《香水》?她说正是。我说:你今天来买啤酒是来对了,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给翻成了中文,我还采访过作者本人。她看了我的《香水》中译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决定留在店里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个乡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她还是第一次来。文理高中她还没毕业,仍住父母家,她叫 Diana Amft,她给我留下了手机号和父母家的座机号 0221— 5891···,这张纸条我一直收存至今。几年后,我从报纸和电影杂志上得悉,她成了德国的大明星、电视连续剧 《医生日记》的主角,红极一时,被誉为德国历来最性感的女演员,一直杀进了好莱坞。我去过一次电话,向她祝贺事业上取得的非凡成功。她说,那天晚上一块喝啤酒,她仍历历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忆起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 Diana 又来了,但今天她不是再来买啤酒的,她要拿二十欧元买走我《香水》的中文译本,是电影《香水》的导演 Eichinger 让她来的。世界是那么之小,人生又是那么奇妙:我在86年于京巧遇了记者达尔,意外地得到《香水》一书,接着得到德方奖学金来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二年,因为翻译了《香水》,被引见与寓居慕尼黑的作者认识并采访了他;与教授在中餐馆吃饭又巧遇作者的挚友,Diana 姑娘又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们楼里,来买啤酒从而得知了我是《香水》的译者,而我的译本又被《香水》的导演 Eichinger 买走,他可是德国出了名的第一大导演,除了 Fassbinder,德国至今可谓空前绝后。这么多无数个巧合加巧合,难道真都是巧合,不是“缘分”?!让人匪夷所思!
 
作者居斯金德少言寡欲,惜字如金,但他曾经的两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既然他不会多说一句没有必要的话,甚至一个没有必要的字,那么他说了,这两句话必定有着不同寻常的道理:
 
第一句:当我把我的译本送给他时,他说完“谢谢”二个字便说:您可以跟瑞士的原著出版社取得联系。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插话,让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 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后,我才茅塞顿开,他让我接洽瑞士 Diogenes 出版社的意思,那是因为版权问题。当然,就如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版权问题一无所知那样,居斯金德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是 “孤陋寡闻”,他无从知道,作为 WTO 之外的中国,跟版权国之间对等地不存在制约,就象1985年慕尼黑汉莎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国书没必要支付一分钱版权费一样;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始终为离奇的情节、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译著印行后不少读者所提的困惑:作者何来这样的创作念头。我将这一问题直陈于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问其他的作家那样,将是一长篇滔滔而论。没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许我还年轻。
 
如此一句:“也许我还年轻”,跟问他何来小说的创意,这问答之间的逻辑性,抑或是何些许的有机联系,想来实在让人一筹莫展。这种离奇或正是其“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所在。他的小说出了名,多少导演想拍成电影,多少个经纪人想跟他交易版权转让,他守口如瓶,坚如磐石,沉默二十年,直到 2005 年才松口出让《香水》,并为此得到了两千万欧元的版权费。
 
2019年7月15日易稿德国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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