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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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年，丙寅虎年，在中国是明朝天启六年。
这一年，在明朝大地上发生的许多事，深远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月，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兵13万围攻宁远城，身负重伤而败退。半年后的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时年六十七岁。
5月30日（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北京城王恭厂神秘大爆炸。京师死伤数以万计包含诸多高官，朝野震动，明熹宗下罪己诏。
6月28日(明天启六年六月)，山西灵丘发生强烈地震。京师和许多地方都有震感。7月，大台风自靖江东北起，大水八日乃退，老稚死伤甚多。禾黍糜烂，民令艰难。8月，明朝陕西流民起义，由保宁进入四川，活动于广元、神宣之间。
10月20日，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在沈阳登基，但在当时，世上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他日后会被称为清太宗。
对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和近世的“多难兴邦”，多灾多难，天变不断的晚明给出了一个回答。
01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1626 年5 月 30 日上午9 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爆炸。这次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 米，面积达到2.23平方公里，共造成约2万余人死伤。
这就是王恭厂神秘大爆炸，又称天启大爆炸，史称 “乃古今未有之变也”。它与古印度的死丘事件和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
因为这次爆炸影响很大，目击者很多，在许多史料中都有相当的描写，比如《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尤其是《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
——《天变邸抄》
《天变邸抄》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
爆炸中产生了灵芝状的云，”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云再熟悉不过了，就是蘑菇云。
初六日辰时，忽大震一声，烈踰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唯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箔焚燃，其余则无焚毁。凡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刘若愚《酌中志》
后来有研究学者估计这一次的爆炸差不多将近1-2万吨的TNT当量，而震惊世界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相当于15,000吨TNT当量。
在爆炸中，石驸马大街一个五千斤重的石狮子居然被卷到顺成门外。西安门一带,落下了厚厚一层如麸如米的铁渣。
除了爆炸的威力外，天启大爆炸中最奇怪的是“死、伤者皆裸”：
“
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天变邸抄》)。“凡死伤俱裸露，员弘寺街轿中女赤体无恙”
——《国榷》
“木石人复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死者皆裸”。
——《帝京景物略》
当日巨响之后，帽子、衣裤、鞋袜一霎那全都不见了，很多死者和伤者都是寸丝不挂。
有一人因压伤一腿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见街上妇女赤体而过，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半条脚带遮掩着，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披着一幅被单，一会工夫就过去了数十人，那人见了哭笑不得。
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告，衣服俱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饰、银钱俱有。产部张凤奎使长班往验，果然。”
也就是说，死伤者的衣服，都被瞬间脱起吹到了十几里外。
除了死伤之外，大震爆发后许多人失踪，瞬间消失。失踪的人中有的幸运地出现在别人家中，有的就此人间蒸发。
“粤西会馆路有慕师开学，童子三十二人，一响之后，先生学生俱无踪迹”。“承恩寺街有女轿八肩过，震后，只见轿打坏在街心，女客轿夫俱不见”。“更有失手足头目于里外得之者”。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所谓的“大爆炸”其实并不符合爆炸的特征，因为爆炸中心低温无火, “不焚寸木”、“焚燎之迹全无”。
后世对这次灾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提出了种种成因：有地震说、火药爆炸说、飓风说、陨星说、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爆动力说、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甚至外星人入侵、UFO降临，等等。不过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无法自圆其说使人完全信服。
比如火药爆炸说（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说）就认为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王恭厂火药库发生了爆炸是原因。
但是后人查阅各种史料记载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北京的王恭厂日产火药约2吨，常贮备量约1000吨，不可能存有2万吨炸药。即便真的存有，当时的2万吨炸药的威力也不能跟今日2万吨TNT炸药相提并论。再说，如果当年明末能有这么牛逼的火药，后金哪还有后来？
02
这次惊世骇俗的“天变”引起的后果很严重。
首先，天启皇帝唯一的太子朱慈炅先在这次灾难中遭遇不幸，官方公告说皇子朱慈炅“受惊身亡”。这样，皇位已经没有天启的子嗣可以继承了。
至于明熹宗朱由校，二十一岁的他当时正在乾清宫用膳，听闻巨响匆匆出逃，只有一个贴身侍卫扶着他，途中侍卫被坠物砸死(「建极殿槛鸳瓦飞堕」)，没来得及跑的侍奉皇帝进膳的太监全都殉难，无人存活。而明熹宗侥幸躲过此劫。
但是死神来了，躲都躲不过，次年，天启七年，23岁的木匠皇帝朱由校去西苑（今天的北海公园）泛舟，仅仅因为落水，结果病重身亡。
没有这次灾难，崇祯不可能上位，也就不可能成为亡国之君。
其次，很多大臣和舆论则把爆炸原因归咎“火药自焚”，如兵部尚书王永光“火药原系制胜之神器，修合收藏，须万倍严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云扰，万众受害，典守之罪，夫复安逃”。天启皇帝迫于压力，只好暂停火药的研制，明朝火药发展陷入停滞。
再次，灾变之时，魏忠贤势力达到顶峰，正残酷迫害东林党。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天变为东林党的被迫害提供了超自然的正义性，让时人认为他们的忠义感天动地。
甚至连阉党成员都产生了分裂，不少阉党成员开始严厉批评朝政，并提议减轻对东林党人的迫害。
但是这些反而加剧了天启皇帝对官僚集团的鄙视和反感，并明确地更加支持魏忠贤，最终加剧了朝廷的分裂和党争。
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激烈厮杀，其激烈程度在历朝都罕见。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甚至许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党争”。这次大爆炸，可以说从各方面导致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一个王朝的灭亡，你也许能给他找出千万种原因，但不可否认，像天启大爆炸这样极其偶然的天灾，也许就轻易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03
天启临终时命崇祯继位，殷切希望：“来，吾弟当为尧舜。” 并专门谆谆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木匠皇帝虽然是个半文盲，但是智商情商都不低，他了解魏忠贤，知道太监魏公公即使权势熏天，但也只能忠于皇帝，因为他别无选择。
可是刚上台的年轻皇帝自信满满，怎肯听得进去被东林党人黑得一塌糊涂的木匠皇帝的话，三个月不到，就对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举起了屠刀。十七年后，平反昭雪魏忠贤时冤案两千余件的太监曹化淳一把鼻涕一把泪：“使忠贤在，国事必不至此！”崇祯临死前对东林党人深恶痛绝：“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却下密旨收魏忠贤的遗骸厚葬于碧云寺，估计在李自成城破之日才后悔没听他木匠哥哥的话。
清初士人看得很清楚：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也。
魏忠贤阉党倒下了，东林党人站起来了，但得势之后的东林党人依然援朋引党，党同伐异。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东林党依然精神百倍地与天斗，与人斗，对治国救国毫无主张。从万历以来，东林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几乎全国朋党集团就一直一直地斗争。《东林党新论》称：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斗争，是明末东林党人一生的写照。
甚至在大明是战是和、是迁是守的关键时刻，朝廷依然在无休止地争吵，无休止地斗争。一心整饬朝纲的崇祯帝从清算阉党开始反而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
明朝是真正的“藏富于民”，晚明江南的工商业已经很发达了，魏忠贤的工商税，矿税，盐税等让江南地区的资本家们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而代表当时江浙商人利益的东林党人却取消或降低了这些税负，让急需军费的国家财政只能向农民加税加饷，并让政府雇员下岗（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失业驿卒李自成），再加上天灾不断，直接导致农民大起义。
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直接指出这些东林大臣只会拉帮结派却没有公正忠诚的。
04
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以江南文官为主，徐光启是上海人，他与东林党人的交往其实很多。但是徐光启对政治斗争看得很透彻，他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且以裕蛊所为，思之痛心，望之却步。”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党争者，就是同一条船上左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最后肯定舟毁人亡。
“如舟行大水，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济，而故自相倾侧，即一左一右，有往必复，无安舟矣。数往数复，渐以加重，重极而反无完舟矣”。
在政治浑浊党争不断的晚明，徐光启能够卓尔不群，在阉党和东林之间不做左右袒，需要极大的勇气，阉党自然是不遗余力地打击他，而东林党对他也多有不满，因此在仕途中间几度“下课”，而他做的许多实事也处处受到掣肘。
萨尔浒兵败后，徐光启无论是提倡引进红衣大炮，制造西洋大炮，雇佣葡萄牙兵士，还是主持修改历法都不顺利，因为朝中不断有人反对：“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练然后能扬威武哉？”
不断受到排挤的徐光启也曾上疏“臣生平愚见，每谓植党为非，涣群为是，是以孑然孤踪，东西无着”。
也曾对友人吐露苦衷，如“夙昔不能趋炎，亦无心逄世”，“生无媚人之骨”，“言而不用，吾志则尽矣，复何求焉，又何悔焉！”。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如果你真信了孔夫子的话，那就有人说你图样图森破了，因为无论在古在今，不党的结局都可能是孤家寡人，处处受制。
只是徐光启从来不后悔他的选择。
自赋要“在阴辉自媚，向日影逾明”的徐光启“生平务有用之学”，他一生辛苦，倡导“实学”，旗帜鲜明地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时代风气之先。在今天看来，他所作的许多都是极深的劳苦，如身体力行地搞种试验田，风餐露宿地练兵，翻译著述，观天修历，大约是深知“争”无用。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他晚年对崇祯皇帝：“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
生无媚人之骨，反对党争，让徐光启在政治上建树平平，他的“富国强兵”的一生梦想终未成真，但同时也成就了徐光启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
《五人墓碑记》的作者，明末大文学家张溥评价徐光启：“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徐光启系列前期回顾（推荐按照顺序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