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风云人物史妙甫采访随笔

 

（朱执一）

 

一　前言

史妙甫，广西文革的风云人物。2018年因病辞世。离开人间，史妙甫成了历史人物，活在广西文化大革命历史之中。研究广西文革历史，尤其是南宁文革历史研究，是少不了要对史妙甫的追忆和评说。

文革中，我与史妙甫互不认识，即使１９６８年困在解放路，也与他这位总指挥从未谋面。近几年，我和史妙甫成了朋友，我们有过多次长谈，交谈内容自然是他在那场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为主。

史妙甫和我谈很多。他回忆父母和家庭，详述当年在南宁一中建立红卫兵组织“指点江山”，与军训团对抗经过，也谈及１９６８年在南宁市解放路被推为总指挥，抵抗广西文革当局武力镇压的生死考验，然后是十年牢狱之苦和狱中抗争。他还告诉我，出狱后广西当局断了他受聘于所有工作单位就业路子，他为谋生而艰辛挣扎的经历。在交谈中，史妙甫给我留下最深的印像是，他自始而终极少去议论当年派性的是是非非，而是心平气和地叙述一件件的亊情。在我看来，他言及的往事，全是与道德良知有关的内容。史妙甫，文革当年仅是一个刚踏入成年的中学生，不知深浅的误陷派性斗争的漩涡，后又被广西文革当局极度妖魔化，直到他逝去，污名仍残留在身。

我现将对史妙甫的采访内容整理出来，并略作评述，以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史妙甫以及他的心路历程。

二　　反“血统论”的“红五类”

１９６６年“文革”初，反动“血统论”沉渣泛起。在学校里，所谓的“红五类”的学生有一部分人，变成了无恶不作、残忍成性的暴徒。南宁市中学“盾牌”红卫兵中就有些这样的学生暴徒。他们在学校里，批斗殴打校长老师，欺压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学，还借“破四旧”之名，由校内到社会上到处抄家，有的还趁机抢劫私人财物。史妙甫就读的南宁一中，在这种 “红色恐怖”的暴行中，有些教师也参与其中。如果说，那些参与施暴的“红五类”学生中有相当多的还是心智未成熟的孩子，那么参与的教职工就是有意而为之。

对于此等与学生一同行恶的“红五类”教职工，原南宁一中教师陶农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南宁一中有位极左派实权人物黄某某，自诩：小学不入少先队，中学不入共青团，大学不入共产党，对新中国没有感情。1965年一中‘四清’工作组长王文昆请他出山，他才加入共产党。他非常崇拜秦始皇谋略、奸诈、残暴、焚书坑儒。‘文革’中紧跟江青，口口声声都是：‘江青同志’这指示，那讲话。平日没多大能力，文革造反起家，飞黄腾达。黄在南宁武斗期间担任高参。南宁一中死了那么多人与他出谋划策有一定关系，但至今仍逍遥法外。陈祖武老师曾说他家损失也很惨重，他被抄的物品在黄某某家中出现过，黄的孩子穿的衣服有些就是陈老师的，由此可见黄某某在文革中大捞了一把。此人树敌太多，为活命，害怕报复，离开南宁一中，现不知去向。”

陶农老师提到的黄某人，是政治教员黄伟诚。黄伟诚和当时的校办公室干部覃燕彰等都是１９６５年“四清运动”中培养出来的政治骨干。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他们以“左派”自居，夺了一中党政大权，与“盾牌”兵一起，对学校领导和师生进行迫害。

 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校园的“红色恐怖”中，也是“红五类”出身的史妙甫则是另一番表现。

史妙甫说，“我成份是好的，绝对是好的，人人都知道”，“我爸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从上海到广西支边的。我爸爸是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的大本营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他响应总理号召，与部队一起南下到广西，参加建设广西南宁第一个国营印刷厂－－人民印刷厂，是全国劳动模范，第一批到庐山休养”。 

史妙甫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当工人，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又是支边的功臣。就“血统论”而论，产业工人的子弟史妙甫，在南宁一中是最“响当当”的“红五类”。他应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参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批斗老师迫害同学中显威风，也可利用“破四旧”大捞一把。

但史妙甫却是不认同此种暴行，耻于与“盾牌兵”为伍。他说，“我是非常反感的，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就看不顺这些人，凭什么靠父母，靠成分吃饭？你已经很多便利，各方面都占了优势，应该知足了嘛，还要踩别人，骂别人，整别人，这是我最看不顺眼的”，“别人成分不好，谁在娘肚子里知道父母是什么人，人在社会凭本事，不能凭父母，凭成分这最没出息”。史妙甫这番话，让我惊叹不已，当年这位涉世未深的“学生哥”竟能用最朴实不过的语言表达了对“血统论”的理性批判。

理性产生正义。出于正义感，史妙甫开始了他对抗“血统论”的行动。他对我说，“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一中高干子弟比较少，小市民比较多。干部子弟十几个人，把成分不好的人，列名单贴墙上。我看见了，早上散步，偷偷撕掉”。他又说，“有一次在大礼堂，召集学生开会。几个高干子女的‘盾牌兵’拦在门口，叫喊‘红五类’的进去，‘黑五类’的滚出来。他这么一喊，同学中小市民多，分不清‘红’‘黑’，没有具体界限的，谁都不敢进去。这些大叫大喊的‘红五类’让我十分反感，觉得他们很荒谬，开个大会，都要用成分来鉴定能不能进去，我便冲上去把他们推开，大喊了一句，‘要革命的进去，反革命的出来’，同学们便像潮水般地冲入去，好振奋人心呀。我比那几个把门档路的人是‘更响当当的红五类’，他们拿我没办法。”

史妙甫在大礼堂门口振臂一呼，拉开了校园内“血统论”与反“血统论”两派公开对阵的序幕。从此，史妙甫再也不是单枪匹马地以个人的力量，暗中对抗“血统论”势力了，而是成为反“血统论”力量领军人物。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和普通人家出身的同学，以史妙甫为马首是瞻，集结起来与欺凌他们的“红五类”狂热份子开展抗争。史妙甫说，“他们搞赤卫队，盾牌红卫兵，都是成分论的，成分不好不能参加。当我组织广西红卫兵时，一开始我们也有点‘成分论’，后来我们全部开放，这是我们三个月能把气候全部翻过来的原因。我思想很简单，谁在娘肚子里知道父母做什么？”。

抱打不平的史妙甫，逆转了当时的局面。史妙甫说，“毛泽东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你们这样做实际是孤家寡人，一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们这边的，他们只有十多个人，孤孤单单的”。史妙甫让“出身不好”的同学不用再俯首帖耳地受“盾牌”兵肆意欺凌了。在这之前，“盾牌兵”可谓为所欲为，他们不但随意批斗同学，还变换花样，对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肉体折磨，如有一位同学就被他们强迫天天跪在毛主席像下“请罪”。

１９６７年南宁市中学“军训”试点有两所中学：南宁一中和南宁四中。广西军区派出阵容庞大的军训团进驻这两间学校。军训团进校的第一大事是整顿红卫兵组织，实现“大联合”。军训团的“整顿”，是依靠“盾牌兵”重组以“盾牌”兵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盾牌”兵在“文革”初期迫害师生而臭名昭著。军训团的整顿工作因而受到相当多师生的反对抵制。军训团便以打压和孤立的手段去对付反对派。军训团支一派打一派的“整顿”，导至了师生进一步分裂。军训团支持的一派的成员是以“盾牌”兵为主的“红五类”，另一派是反对“盾牌兵”迫害的的师生。军训团推行“血统论”，助长了坏事做尽的“盾牌”兵气焰，激起了受害师生的愤怒，军训的“大联合”一开始便造成更大分裂。

史妙甫以亲身经历，对这一大裂变作了具体叙述，他说“军训团入一中，我便挨批，他们批判我，我都不作声，当时我办了一份报纸叫《要武报》，把我们的报纸一份一份来批，我都不作声。当他们做到一定的地步时，成立红卫兵团时，我就公开宣告，我拒绝军训团，我离开了班级，就把我们观点相同的十多个同学团结起来，就这样拼搏起来了。”

军训团在打压不行后，便进行分化。史妙甫说，“一中的军训是由广西军区全部控制住的。广西军区的吴华副司令，参谋长钟英栋，政治部主任苏大能三个人一直坐在一中，死死坐在一中，他们见我比较死心塌地，没有办法，晚上十二点拉我去军训团团部谈心，晚晚谈，后来他们说，小史呀，我们广西军区推荐你去军事院校读书。我很高兴，能够去部队参军，我就答应了。谁知道一返到宿舍，同学们哭哭啼啼不让我走，他们说老史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哭着说，你走，我们群龙无首。我心一软，第二天我便拒绝了他们。当他们一听说我不去部队，个个脸都青齐，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们由此也扯起了“指点江山”的大旗，与军训团对抗，他们搞“军训”，我们搞“兵训”。

“文革”中南宁一中校园内，两大派势如水火的对立，就是源于对“血统论”的不同态度，一派鼓吹和实行“血统论”，一派是否定和反对“血统论”。其实，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期间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派的派性斗争，除了受到种种政治和社会因素影响外，“血统论”之争，是其滥觞也。这点，史妙甫言简意赅把话说透了，他说：“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派性，也不会无缘无故搞武斗。关键的一条，就是成分论，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放大了，这就是他的基因。”

正如史妙甫自己所说，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在那以“家庭成分”评判人的优劣的历史环境中，“我认同，升官发财都有份”。也就是当时他完全可以成为军训团领导下的“红卫兵”头面人物，也可以听从军训团的劝导到军事院校去就读，以求得个人的“大好前途”。但又正如史妙甫所说，“但我本身就不想用阶级，成分压迫人。我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结果我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为反对这个’血统论’，我九死一生。”

的确如此，史妙甫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抱打不平，组织领导他们与“血统论”抗争，付出的是一生的代价，1９６８年在解放路被俘以后，差点被作为“反共救国团”首恶处决，然后是十年这牢狱生涯。史妙甫说：“从牢里出来，不给我工作，就等于不给我饭吃。正好邓小平上台了，国家压力大，高中毕业没有工作，待业青年的问题，我就可以发挥我的作用，安排七八个青年，就容得下我。但在领导人的心目中，我就是异己分子。77年开考，我很多初中同学都考上大学，现在做教授，我连准考证都领不到，因为我还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的档案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张照片，‘现行反革命分子’史妙甫”。史妙甫说，当时连他父亲的单位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因广西当局打招呼，也不安排史妙甫的工作。他只好摆地摊卖水果，开始没有本钱，只好卖些烂水果，后来得好心批发商帮助，先卖货后付款，便正式做起水果生意了。他说“我为了混口饭吃，只要能养家糊口，能赚钱，我就做了，不犯法。”以后又远赴缅甸，在中缅边境的果敢地区谋生。在逆境中求生，史妙甫也终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过上无忧的生活。

说到自己坎坷人生经历，史妙甫并没有太多抱怨，相反，他觉得自己当年反对“血统论”的奋斗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他说：“现在好很多了，说句老实话，就好这么一些，中国马上就发展很快。这些都有关系。不再提阶级斗争，和谐气氛马上发生。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抹掉了阶级斗争，就是抹掉了‘血统论’，中国马上兴旺发达起来了。”

史妙甫为历史的进步感到欣慰。在他看来，他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他为这一历史进步曾作为努力。他说，“广西１９６８年的教训，那就是‘血统论’和阶级斗争，中国永远不能再搞这套，那怕变相也不能再搞。我一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不认同（血统论）”。

“血统论”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近代社会早已是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腐朽变神奇”，“血统论”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由此而造成的“政治种姓”的歧视、迫害、杀戮和灭绝，并几乎让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相残杀中毁灭。

当年敢于起来批判“血统论”的，北京有遇罗克，他的《出身论》一文，从理论上系统批判“血统论”，招来杀身之祸，１９７０年被处决。在中国民间社会中，遇罗克被誉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普罗米修土”。

史妙甫应是与遇罗克同时期起来反抗“血统论”的最早一批“叛逆者”，不同的是遇罗克是“黑五类”，史妙甫是“红五类”，还有遇罗克是著书立说，对“血统论”进行系统的批判，而史妙甫则是从一开始就付诸实际行动，率众奋起反抗“血统论”的迫害。

三　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囚徒

史妙甫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被俘后投入了牢狱，整整被关押十年，在广西文革当局的监狱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但十年暗无天日的生活，没有消磨了他的不屈意志。他不止一次与蹂躏他们的韦国清帮派邪恶势力进行抗争。其中，他给我说了两件事。

其一，史妙甫对我说，“我最难过的事，他们拉我去展览了４２天，在展览馆露天剧场，二十一个人，高丽霞有份，高丽霞的组织在解放路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叫“工群’，只有十多个人，但她是女的，所以拉她去展览，女性代表呀。其他的有李明泰，陈明松等，当时被展览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最年轻的，挂‘现行反革命’牌。军区天天出动８０多部车拉农民来看展览”。

史妙甫说，“当时我对姓孟的专案组的大组长讲，你们拉我们去展览，这是没有人性的事，你们以为是丑着我们呀，是丑着你们，我是明同他们讲的”。史妙甫还说到，“当时，我们手被反锁，对反锁我有看法，当时，看展览的人们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后边的军佬便用枪托打我们，还用脚踢，一踢倒了，爬不起来，当时，就我一个人没有被踢，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他们有所交待吧。他们的这做法，让我们这些人好凄凉的，被踢一脚，翻下去，爬不起来的，就当看‘马骝戏’（猴子）那样，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十分激气（气愤），我对专案组的大组长老孟说的，‘如果你们明天还这样，我绝对不去，你们要我去，你就抬我去’。这次后，他们不敢这样做了。”

这种“活人展览”，始于南宁“联指沥血红卫兵”。“沥血兵”的成员虽有不少学生，但其主要头目大力是个流氓成性的成年人，这是一个杀人越货、嗜血成性的匪帮，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利用他们作为对付“四二二”的工具，如史妙甫说的，“‘沥血兵’是南宁警司的一条狗”。１９６８年1月，“沥血兵”把区水电厅副处长林执真、区地质局处长张祖贵等10人关在木笼里，置于露天作“禽兽展览”，供“联指”成员参观。

１９８６年８月，“四二二”被镇压后，广西“文革”当局竟把这种令人发指的“活人展览”，作为官方的一种镇压手段加以推广，对更多的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政治迫害和人身凌辱。除了史妙甫所提及的二十一人被展览四十一天外，在南宁市还有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和广西大学等政府机关和高等学府都搞了“活人展览”。广西大学的“活人展览”历时2个月，广西文革当局除了指令全自治区所有县市派人参观外，还恬不知耻的向全国25个省、自治区发出参观邀请。

史妙甫以“囚徒”之身当着监管他们的“专案组”最大头目，痛斥“活人展览”没人性和广西文革当局之无耻。史妙甫，正气凛然的勇者也。

史妙甫还告诉了我，他们在狱中的另一次大抗争，是有关“反共救国团”问题的生死博斗。

他说，他被关进看守所后的二十多天，便被押回南宁一中公开批斗。这次全校公开批斗大会目的是要迫我公开承认是“反共救国团”。“当时陪我回去的专案组组长，姓孟的，在批斗前就给我打招呼，‘史妙甫呀，人家今日批斗你，小心点，老实回答’。批斗材料，所有的都是‘反共救国团’问题，当时我是蒙查查的，以为真是有‘反共救国团’。我在台上明讲，你最多讲我不识‘反共救国团’，同‘反共救国团’同流合污，只能最多是这样讲我，但你要我讲是‘反共救国团’，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我都不认识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当时我们被批斗的人，根本不知道反共救国团是伪造出来的”。

史妙甫说，老孟迫我公开承认是“反团”的阴谋失败后，又出了新招，对解放路总指挥部的九个常委进行迫供。

史妙甫说，“从一中批斗会后，我先被单独关，连过问都不过问。在我被隔离期间，‘四二二’解放路总指挥部的九个常委都被迫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老孟他们已为大局已定，案已定下来了，再把我们重新关在一起。”

史妙甫接着说，“这事情，第一个告诉我的是李明泰，他是‘九九战团’的，原是市建公司的工人。李明泰对我说，‘老史，就你一个不知道，你手底下的常委个个都承认了参加‘反共救国团’。李明泰还说，‘他们是先迫我的警卫员黄登海承认，再迫我承认，没办法了，我只有承认了，然后一个个地迫其他常委承认。因为反共救国团政治性质不同呀，个个都害怕被枪毙，只好承认以求保命’。我一听就发火了，我马上要求他们一个个向我说清楚是否承认了，用字条写给我，个个都写字条给我，说被迫承认了。唯有熊一军的条子写‘一个萝卜一个坑’，意思就是说各人管各人的事，等于叫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当时对熊一军说，这不是个人的事，不是你和我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便决定让大家翻案。反正我想就只有熊一军一个不承认是被迫的，我便把八张字条准备好，在专案组来提审我时，我便把字条摆在他们面前，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所谓反共救国团，就是这样迫人承认的’。”史妙甫说，“我就正式讲给他们听，历史就是历史，那个伪造历史，伪造亊实，是犯罪的，我是当场讲给他们（提审史的军代表）听的”，“这事当时闹到很大，我向他们表示，对他们的迫供，我要发动全体绝食进行抗争。他们便采取不理，又把我们全部拆散关押，我又被单独关了起来。但他们也停止了对我们进行有关‘反团’的迫供”。

史妙甫说，李明泰在二个月后死在狱中，是喉癌死了。有关李明泰之死，史妙甫补充了一点，他说，“当时李明泰也是被单独关的，囚室刚好在我的后面，他就不停地对我说，‘老史，我要走呀’。他的喉咙好声沙了，不久听说他死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他是被整死，还是病死的。黄登海得早早释放，当公安员，后来在公安局工作。他帮他们做了假案，得立功。就为这件事，而我被多关了两年多。”

史妙甫说，“后来，我从监狱出来后，才知‘反共救国团’是先从县里造出来的，人为的造出来的。造出来以后，就到处生硬地套，套在解放路他们认为最合适，他们打解放路以后，在解放路路口（现在当阳街金龙湾大饭店对面），用红布挂大幅大标语，上面写着‘反共救国团’黑巢几个大字”。

众所周知，“反共救国团”案是韦国清、刘重桂等广西“文革”帮派揑造出来的假案，目的是为武力镇压“四二二”编个理由。广西“文革”当局发布的有关“反共救国团”案的文件中，说什么“反团”的总部设在南宁解放路新凤街中，还说“反团”的头头混入了群众组织。这些行文，内藏杀机，实际上是指“四二二”解放路中心区的指挥部就是“反共救国团”的总部。迫使史妙甫为首的“四二二”解放路指挥部全体常委承认是“反共救国团”成员，是他们坐实假案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一旦有了史妙甫等人的口供证词，他们可据此向中央交待，同时还可以大杀一批。

其实以“反团”之罪名杀人，早在1９６８年６月已经开始，据广西区党委“处遗”文件记录，“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了‘中华民国反共教国团广西分团’的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反共救国团’和‘四二二’组织混为一谈，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在广西城乡普遍开展”。

当时，广西“文革”当局把参加“四二二”组织或倾向“四二二”的人加上“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杀了一大批。在南宁解放路被打下后，以“反团”案之由，公开处决了“反团”成员有好几批，达几十人之多。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有一批是在南宁旧飞机场（南湖边）被枪决的，另一批是在南宁化工厂附近的九头岭路边被杀的。这些背负“反团分子”罪名被杀的，没有一个是“反团分子”。其一，如自治区卫生材料厂的转业军人李学军，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是南下大军的，解放初剿匪中任侦察连副连长，“文革”中担任“四二二”的军事教练，还有一位，以“反团副团长”罪名枪毙的蒋某人，是区建一公司的技术人员，中共党员，是因对“文革”不满的言行被捕，蒋姓受害人有一个儿子正是史妙甫同学。原“四二二工总”负责人盛国福告诉我，有一玉林青年，二十岁出头，因出身不好，不让参加高考，回乡放牛，说了些牢骚话，“文革”中被屈打成招，承认是“反共救国团”的军长，然后由当地转押到公安厅看守所，与盛国福关在一起，也被作为“反团”枪毙在旧飞机场。

史妙甫告诉我，当时韦国清是准备杀他们的，这是他从牢房出来后才知道的事。他说，“有一次，他的同学带了几个朋友到家中吃饭，其中有一位是当年‘联指红色公安’的成员，席间，他拉我到卫生间偸偸地告诉我说，老史呀你大命呀，广西当时三次上报中央，要以‘反团’的罪名枪毙你，但总理不批，说他还是个学生”。史妙甫说到的此事，我也听原“四二二工总”负责人之一的盛国福说过，韦国清当年的确是上报了中央，也是要以“反团”罪，枪毙一批“四二二”的头头，因周总理不批准而不得逞。

在韦国清刘重桂等正以滥杀“反团”，掩盖其造假案的罪行之时，在这骨节点上，史妙甫又一次与之抗争。正如史妙甫对熊一军所说，承认不承认是“反团”，不是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确实如此，如果当时史妙甫他们都承认了是“反团”成员，“四二二”当中将会有更多的头头，以及普通成员会被打成“反团”成员被抓被关，或人头落地。

史妙甫的抗争，使很多人免于遭难。史妙甫对我说，虽多坐了两年牢，值呀。

史妙甫还告诉我，当年在狱中处处折磨他们，以“反团”假案陷害他们的专案组大组长老孟，“这个人在第二次‘处遗’中，他主动通过我的同学南宁市总工会副主席梁均养请我饮酒，表示道歉，他同我道歉过两次。他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最深，他意思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某人搞的，我当时就反驳他，我说对于我史妙甫来说，某人还某人，你还你，我还我，各人都有各人的表现，各人有各人的作为，这件事我印象比较深，他请我饮，我不想饮，后来市总工会主席便在工人文化宫餐厅点了菜，在他家中请我。”

史妙甫言之有理，在“文革”中，除了客观原因外，“各人有各人的表演，各人有各人的作为”，这是与个人的秉性、价值取向、道德与良知等内在的因素有关。

专案组大组长老孟既要道歉，又把责任推光。史妙甫不相信他的诚意。在广西“文革”中，象老孟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在“文革”中扮演加害者的角色，如史妙甫所说，这些人“心里都有阴影”,他们不敢正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文革”后，他们好多人在“文革”反思中，企图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对于“文革”死难者，继续充当加害者的可耻角色。其实，象老孟这样的人在他们当中还算是良心有所发现的，还有不少是邪恶之心“五十年不变”者，如广西高等法院有个“三种人”苏礼峨在前两年竟然对国外采访者说什么，广西“文革”中“反共救国团”是真实有的，案件他有份经办。

史妙甫，当年在狱中挺身而出率狱中难友，与造假案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然后一直以来又与伪造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邪恶势力继续抗争，史妙甫正气一身，也是“五十年不变”。

四，抵抗大屠杀的总指挥

广西“文革”当局在“文革”整个过程中都是支一派压一派，而对“四二二”派实施武力镇压则始于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０”事件后，他们先在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以外的城乡大杀特杀，

直到１９６８年初，他们终于找到泡制“反共救国团”假案，作为在南宁武力镇压广西“四二二”总部的理由。１９６８年６月，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告，称破获“反共救国团”，公告中明显暗示：“反共救国团”总部就在“四二二”控制的南宁解放路内；“反团”头头和骨干入混了“四二二”解放路总部。同时，他们又通过头口传达，在联指内部宣告，“四二二”为反革命组织，并动员全体联指成员参与“剿匪”。

６月２３日 《广西联指报》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 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

《七三》布告下达后，广西军区成立了由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等的班子负责贯彻执行“七-三”布告，这个机构就是镇压“四二二”派的军事指挥部。接着是颁发执行“七·三”布告给部队的动员令，召开所谓军民誓师大会，调动解放军、各县民兵和“联指”武装攻打“四-二二”最后仅存的几个据点。

广西“文革”的斗争，由此而“性质完全变了，不再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而变成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中共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第六册（上卷），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史妙甫说到当年“四二二”在解放路抵抗广西文革当局的武装进攻时说，他作为总指挥也是临危受命的。他说，“到七月底，那时我还在医学院。解放路总指挥黄达声（广西医学院学生）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回解放路，我是从医学院的停尸房游水到白沙，再从白沙游水到解放路。黄达声原来在展览馆指挥部，对解放路各组织不了解，各组织也不认识他，他们纷纷要求黄达声把我调回来，黄达声便下死命令叫我回来。我刚到解放路时，黄达声拉住我要说话，我说老黄我很累，让我睡一觉。谁知，有人在睡觉中叫醒我，说黄达声被冷枪打死了。 总指挥被冷枪打死。我叫所有头头，七八十个，各个组织都有， 干脆民主选举，个个鼓掌通过，就選上我。”

史妙甫对我说，“当时解放路里的人，原住居民、南宁各单位和县里逃难的人员，估计有两万人。我们的就１２８支枪。武装人员也不过１０００人。部队８月１日开始打。我们全军覆没是８月６日. 不到一个星期。联指进攻差不多一个月，每天都在打。”

史妙甫，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中学生，从未杠过枪，更没过兵，竟然当上了总指挥，率一千多人的队伍，只凭一百多条枪，担负起保卫解放路中从各处逃难而来的“四二二”成员和当地居民。史妙甫这个总指挥，不是派性武斗的总指挥，而是抵抗韦国清当局的法西斯大屠杀的总指挥，这是一个正义的历史角色。

史妙甫还说，“当我们在解放路时，周围的农民都拿枪打我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也四处出去找枪，总共的枪数就１２８支，都是老，新式也有一些，包括旧枪。解放路武装人员，一般十几个人配一支枪。就算一中附近一条的臭水沟的防守工事中，我们１００米２００米都不能配一支枪。展览馆枪还比我们枪少，展览馆没什么枪的，蒋志恭他们没什么枪的，当时我知道重点是打解放路，如果我把解放路的枪调往展览馆，我认为这是最忌讳的，本身就少了，一分散，两头顾不上来。”

史妙甫谈到他们当时的防卫战术，“夜晚时，我故意东打几枪，到河边打几枪，又安排人到百货大楼打几枪，让他们摸不透，我们的主力在那里，迷惑一下对方，这一动作我一直做的。”

史妙甫向我叙述了他们两次打退“联指”进攻百货大楼的经过，他说第一次“‘联指’调几万武装民兵来打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打百货大楼，我们只有一支枪，就是喻崇东（南宁四中革联的学生）他们在那里面，我马上叫造反楼李明泰调枪过去，我又叫五战区，‘青近’与一中跑步过去，用跑步过去的争援方式的，用对角调，打退了几次，打退了两次，他们都没办法了，有一次，他们夜晚摸，我便叫人在百货大楼扔些硬纸箱下去，百货大楼门前都是破纸箱，为防义夜袭击。一开始都是农民武装。第一次打百货大楼，他们动作有点蠢…”。他说到第二次，“我们看见他们吹口哨集中，准备打百货大楼，一吹，武装人员就云集起来，经过市委大门往外冲，我抓住时间，让一中的和‘青年近卫军’跑步增援。这次他们损失了一些人，他们冲的时候，我们机枪一齐开火。这次冲了以后，农民就不敢冲了”。

史妙甫说，当时“联指”还不停地向解放路密集发射炮弹，“晚上坐着，望见夜空都是飞出来的砲弹。我们原来想数，数不了，太密集，有３７炮的，也有迫击炮”。他说：“出动部队前，他们做了一件很不人性的事情，用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５０公斤大炸药包，炸解放路，那平房一片一片地倒下。这个打法是越南战场带回来的”

“打到8月初，我识为不可能再顶下去了，因为联指的炸药包太厉害了，一日几十个，五十公斤的炸药包，老百姓死得太凄凉了，所以，我就打算放弃了，宁可死一百多人，拿枪的人，等解放路没有枪声，他们就不会扔炸药包了。”

史妙甫还说到，在他们决定突围的前一夜，由他提议，并经全体常委一致通过，紧急处理了两件大事。第一是烧毁银行的现钞，第二是处决了南宁警备区通缉的“反共救国团”成员。

关于第一件事，史妙甫说，有关银行现金的事，“在决定这事以前，我不知道有钱的，是解放路银行‘工总’来告诉我的，他说在地库里，有六麻包袋的钱，怎么办？我叫他们把钱运到指挥所，在醒汉街头，我便调了几支枪给熊一军，押送钱到河边烧毁，事后我才知道，我们没有煤气，没有气油，也没有煤油，是用火柴点火烧的，没有其他助燃物，所以烧的过程，没有人抢，但钱是新的，没有烧得那么透，尤其在底下的，所以事后可能抢了一部分，但有一个很明显的痕迹是有火印，后来区革委就不准许有火印的钱在市面上使用。我为什么采取烧，烧，国家财产没有收损失，所以我必须烧，至于没有烧得那么透，那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听熊一军说，被抢了一部分。”不过，他很认真的说，他们动用了那些钱，“在烧之前，突围的部队，到熊一军处领钱，一人三十五元”。他说，“后来，我对审讯的人如实讲，他们不出声，他们要我再三写出来。”这些一直被韦国清之流污蔑为杀人放火、抢劫国家财产的“匪徒”，在命悬一线之时仍不忘保护国家财产。史妙甫这番招供，让审讯人员难以定罪，只好沉默以对了。

关于第二件事，史妙甫说：“最难忘的就是，我把关在牢里的这两个‘反共救国团’，拉出去枪毙”。接着他说，“这件事现在想来，是广西军区给我们下的套，是个阴谋。当时，是广西军区派了一个军官到解放路找我们，交给我们保卫处一份通缉“反共救国团’的名单，并命令我们抓人。人抓了后，一直关押着。突围决定后，保卫处的处长李家庆找我说，‘老史，无办法呀，如果放人，他跑出去就说我们放人’。当时我们相信军区，确信有‘反共救国团’。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犹豫，叫‘九九’战团的李明泰拉出去枪毙了。后来１９８５年“处遗”时，《广西日报》登出来，广西根本就没有‘反共救国团’。我们上了军区的当，但也等于说我也滥杀了无辜啊。这是我最难忘的，被冤杀的，都是从县里逃出来的“四二二”成员，是我最不愿意想的。军区好狠毒，如果我们不抓人，或然后又放人，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反团’，互相包庇，如果我们杀了，他们便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对此，史妙甫悔恨不已，虽是受骗上当，但良心却自责终生。

史妙甫说到突围，“当时组织了武装人员突围，利用晚上突围的，除了武装人员外，还有好多人跟着突围，差不多有三百多人。但突围人员一开始就被“联指”撩倒大部分。“近卫军”（南宁下乡知识青年的群众组织），他们根本冲不了。后来有一班，头头叫徐纪昌，用土手榴弹，扎成一捆，集体自杀。估计有二三十人”。

史妙甫说到突围失败后，向解放军投降的经过。他说，“后来我们就爬，身边还有9个人，9支枪。爬上一栋，木头房子。上去以后我就昏过去，睡着，因为我在解放路已经十几天没睡觉了。睡到天蒙蒙光，我同事就推醒我，说老史，我们被包围了。我从窗口一望，全部是部队的，帽徽领章的，把我这栋楼全部围起了。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是联指群众冲，我们就开枪。如果是部队冲，告诉我一声。因为当时解放军在我们心目中威信还是比较高”，“一个解放军的军官，用地上的木棒，先撩了一件白衬衣，到处都是垃圾啊，撩了一件白衬衣，摇，摇了以后就站起来，四个口袋这个军官，他把口袋翻出来，表示没有武器，把钮扣解开，从白衬衣里面拿出一本毛主席的小的语录本，摇了几摇，（示范），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开枪”，“ 那解放军我们不能开枪的呀。要一路喊。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后来听说他当了广西军区的副司令吧。他就这么一边摇着毛主席语录一边过来，到了木楼梯口的时候，我反而帮他去拦枪啊，9支枪对着楼梯口，我把它拦开，我怕走火，打死解放军是不合理的，他没有带武器。我这么一拦，这个解放军冲上来，当兵的也冲上来。就把我们9支枪全部收走。收走以后排队，到楼下排队，这个解放军军官，就从口袋了摸一个照片出来，问你是不是史妙圃，你是不是史妙圃，我是第四个。我说我就是史妙圃。”

史妙甫说，“解放路事件，根本不是武斗，就是屠杀”，“他们想找各种理由进行大屠杀是真事，他想屠杀，有什么理由讲不出来”，“当时解放军和联指的高音喇叭说我们是‘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暴乱”，另外“表面上他们不知道我有多少支枪，有两千三千，他们很清楚的。他们很多内奸，特工，我们根本不查，进出很方便。而且我们吃酱油菜，这些人偷偷拉进来给我们吃一点。”史妙甫以亲身的经历指出，韦国清向中央夸大解放路的武装实力，以定性为‘大规模的反革命暴动’，实行重兵血洗。

史妙甫没有说错，以“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对解放路实行血腥镇压，广西“文革”当局也没有讳言。在攻打解放路后，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２日在南宁市革委会全体委员的会议上，市革委会主任肖寒理直气壮地给有关武力攻打解放路等据点做法作了定性：“所要镇压的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是土匪、是国民党、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什么进攻‘据点’，而是捣毁反革命分子所盘踞的巢穴；不是什么武斗，而是消灭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敌人就是要专政，就是要镇压，就是要坚决镇压”  （《贯彻‘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其实，在攻打解决放路之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韦国清说得更露骨，他说“大屠杀就是敌我矛盾了，应该给‘四·二二’说清楚”。（见区档案馆1９７６－－１９６８年“文革”材料卷革筹小组会议记录本）

史妙甫又说，“大屠杀过后中央追查，韦国清推责给黄永胜”，“韦国清遥控黄永胜，后来韦国清敢作不敢为，总参黄永胜死了（当时黄永胜没有死，而是“九一三”后，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被逮捕--笔者更正），后来追查责任，就说是黄永胜调兵打，其实，没有你（韦国清）的材料，他敢调兵吗，没有你有材料，黄永胜相信是反革命暴乱吗，这些骗不了人的”。

史妙甫这一说法同样是符合历史事实。“１９７２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在会上，常委们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广州军区党委来电报指示：  “广西要坚决支持‘四二二’”。当时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党委书记，电报是他指示发的。黄永胜还指示广西军区要就此问题作检讨。韦国清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单独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见《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1 0、1 1号）

对于韦国清这种残忍成性的无耻政客，史妙甫说，“说句老实话，解放路这次屠杀，遗臭万年的只能是广西韦国清 。”

 

五，捍卫历史真相的幸存者

说到解放路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往事，让史妙甫黯然神伤，他为那些在解放路死难的同学战友和群众痛惜不已。

他说，“有一次视察工事的回来路上，一枪就打在我屁股上，我一趴就趴在稍微凹下去的一个土堆。我趴下去了，身后一个女同学想帮我包扎，对方刚从民房那里出现，两枪打在我那女同学的肝部，马上死了。”他又说，“联指的炸药包炸死的多是群众，血肉横飞，死得太多了，一个炸药包下来，全家人死的很多”。突围的（跟我一齐冲出来的）两三百人。大部分被撩倒，有的脑袋炸去半边，有些在天亮后，被埋，挖出来之后枪毙。其他人，我叫他们举手出来投降 （结局我不清楚）。当场打死的，回去批斗也有。投降出来的，一部分我听他们说。广州照相馆，枪毙了一批人。他们怕公开枪毙影响不好，就在夜晚推到江边枪毙。”

史妙甫还说到，“放澄碧河，水淹南宁，当时我没证据。那是很悲惨的。拉出来的尸体，下水道啊，一串一串的。水退了以后，清理战场，惨不忍睹。拉出来一排排的骨头，一个拉着一个。死了多少人谁知道。” 

史妙甫说：“有人问过他，解放路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我不敢乱说，因为我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只是书本上看。我认为残忍的程度差不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坐牢听说这些事情我是非常痛心，怎么都好，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是解放后的事情。我是无法想象的。我这么一个年轻人，懂得什么叫没有人性。难道这些受了那么多年教育的人，不懂吗？我无法理解。但无法理解又怎么办？”

史妙甫无法理解的事情，的确是仍有待于深究的历史课题。象韦国清、刘重桂、肖寒这些曾为革命作过或多或少贡献的老革命，为何蜕变成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史妙甫把问题提出来了，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以回应呀。

他说，“我坐牢出来，头发雪白的，晚上经常做噩梦。比如说突围，死的人，被别人用冷枪打爆头。经常做噩梦。我长期失眠，这几年稍微好一点”。

史妙甫终其一生都没有忘记１９６８年南宁解放路大屠杀的死难者。他说，“每年６月的１３日，都在酒楼喝早茶，谈论以前的事情，不忘长眠地下的同学、战友。有时我们一帮人到人民公园烈士碑，纪念在文革中死去的同学、战友和平民百姓以及无辜的人，我们敬花、敬烟、对天对地对烈士碑洒酒和鞠躬。”

 史妙甫说，“好万幸我还活着，好过好多死了的”。

他说，“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我好想写一本自传，因为这段悲惨的历史正正给我撞（遇）着了，我们幸存的人唯一有个任务，把这个历史纠正过来，让世人识得当年发生什么丑恶的事，至于说影响某些人呀，这与我无关，我一世人就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如果边（那）个认为我讲半句假话，他可以出来，有边（那）个敢讲。”

他还抨击了那些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人，“他们心里底个个都有阴影，因为他们本身都系（是）亲身经历的，他们都识的，比我们还清楚”，“他们不敢讲，因为他们参与了作恶”。

的确如史妙甫所言，“文革”过去半世纪了，在广西境内，有关广西“文革”历史的话语权仍是由那些力图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的势力所掌控。他说，即使在今天，“如‘文革’当年一样，他们什么卑鄙下流的事都做得出，讲出来都没有人信，他们硬是做些事出来”。他说，这些人“对翻当年的事相当反感，但历史始终是历史，应该从历史中取得教训，那能去抹杀，抹杀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都是丑事，但不能抹杀，我地要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如果我们东讲西讲是等于犯罪呀，但要尽量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都上年纪了”。他为之扼腕的事是当今“文革的后遗症是好严重的，有的人认为文革过去了，但文革后遗症严重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现在的年轻了，根本不懂我们的事，他们感到不可信，什么杀人，食肝呀，如我们一中同学回学校被活生生打死，连校长都被打死，校内打死人的事，军训团已经在一中掌权了，在军训团眼皮底下做的，”。还让他更感遗憾的是当年的一些风云人物做人太怕死了，一提及“文革”的历史，便避之不及呀。

他告诉我，他接受了两次记者的采访，一次是新华社，另一次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香港电台。

他说，“新华社是一位处长和副处长采访，我信任他们，因为新华社会始终是一个中央的媒体。整整两天时间，我好详细的给他们讲述，并带他们到解放路去实地讲解，我告诉他们当年各街巷发生的情况，当时我们的据点在那里，我防守力量在那。”史妙甫还说，“他们是新华社《大内参》的记者，他们把我说的事情记录下来，可能是上交了中央，不对外发表的，也就是说一层一层交上去后，被‘冰冻’起来了。不管如何，我说的事情，中央是知道了”。

史妙甫告之我，２０１６年“文革”五十周年时，香港特区政府所属的香港电台（香港电台是香港唯一公营广播机构--笔者注）的记者数人专程到南宁采访他。

他说，“我同香港记者接触了二三天，我没有提过共产党政府，现在的政府半句话，我只是着重讲当年的屠杀情况，这点中央都没有否定过，广西大屠杀呀。广西的事一暴露出来世界都震惊，这不是一般的屠杀，是没有人性的屠杀。所以，今世人我接受香港台的采访，我感到吐了一口恶气，至于讲现在有些人是如何看这些事，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我考虑的事，就是还历史的真实”。

史妙甫说，”我和香港记者还开车去了韦国清的陵园。我当着韦国清的塑像向全世界指责他”，我说：“你凭什么这样做，你当年喊毛主席万岁，我们也是喊毛主席万岁”，“我为什么不恨他，他杀了多少人呀，他屠杀了几多老百姓，广西老百姓，讲句老实话，我就指责韦国清当年的事，我对着他的像讲，那样的所作所为的屠杀，是没有人性的，是没有道德的，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出动部队，那里会想到的。历史的事，无容得你上将呀，什么将呀，对的就对，错的就错，我好反感呀。你讲呀，你就因为这些事，你杀了多少人”。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９日史妙甫病逝于南宁。他辞世之时，距１９６８年史妙甫领导抵抗大屠杀的五十周年仅有半年，他的难友们深感痛惜。但值得他们欣慰的是，史妙甫一生矢志不移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他有机会面向全世界，揭露了１９６８年南宁解放路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在韦国清的陵园，他当着韦国清的塑像，对大屠杀的元凶韦国清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史妙甫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为讨回历史公道，为申张社会正义，为捍卫死难者的尊严，尽到自己的责任了。

在那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既无是非之分，更无错对之别。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氛围之中，人的本性之善恶、道德品质之好坏、社会良知之存灭，则是大有不同的，甚至于有天壤之别。这其中的区别，又是源于人们不同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的约束了。

史妙甫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我试着写出来了，以表达对史妙甫的怀念，对“文革”死难者亡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