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均福 反右疑云——反右斗争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今年是反右斗争运动的55周年。过去了半个世纪多的这场政治运动宣告了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集体覆灭，对于中国在以后年代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在现在还对未来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对于这场政治运动及其后果的描述，已经有戴煌的《九死一生》、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这样的不朽之作，堪称中国的“古拉格”，但是从学术层面，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刚刚开始，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多半是“从上往下看”的，着重于领导阶层的发动、上层知识分子的响应，以及在一些著名大学里的学生运动，而往往忽视国内一般面上的情况。而且有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仍在迷雾之中，今检其要者简述之。

1，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以前，公认的数字是55万，具体的说是552973人。据说，这个数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官方发布的。

但是目前，网上又出现了另一数字，是3178470人，其中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工36428人，高校学生20745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见《往事微痕》25期）据说是从内部透露出来的。

两组数据都精确到个位，后一组数据还有人员构成，前一组是官方宣布的。二者相差五六倍，有两百多万之多。叫人相信哪一组呢？一些对反右斗争持强烈否定态度的人（其实我也属于这类人）往往相信后者，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不能意气用事。

最近我看到李若建发表在《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上的《庶民右派》。这篇文章从不同途径搜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右派分子数据，它们加起来和55万这个数据符合（相差几千人）。我对其中一些数据进行核实，其来源与该文作者所引的不同，没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右派总数是317万多，它们应分布在全国30来个地区，而这30来个地区的数据全都有误，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这个新的数据的可信性的问题所在。如果它是确实的，必须有新的思路。

2，有多少右派未被改正？

在“维基百科”上说不予改正的“总计不足百人”。更有许多地方明确地说，右派分子总数552973人，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在《往事微痕》中有两个数据，先是96人，后是104人。未改正百人左右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一些资料并不支持此说。例如湖南省右派31403人，在1978年改正31040人，未改正363人（占全体右派1.16%）（韦绍荣《有错必纠，给右派摘帽得人心——我省落实党的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帽子》，三湘统战网，2011）。这个数字已经远超过上述全国未改正的右派数目了。

其余地区也有相似情况。例如《咸阳地区志》上说，在咸阳地区共处理右派1189人，其中本地右派860人，其余为外地迁入（按外地迁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为本地人在外地工作被打为右派后遣送回乡，二为一些东部工厂迁入三线后带来的右派职工）。其中改正了1163人，未改正26人（占全体右派2.24%）。

也是陕西的汉中地区在1978年改正右派分子670人，未改正20人（占全体处理右派2.9%）（汉中党史网）。

延安地区有一个甘泉县，有右派10人，是我所见县一级右派人数最少的，其中9人被改正，1人未被改正（占全体右派10%）（《甘泉县志》）。

黑龙江省复查右派13614人，改正13587人，未改正27人（占全体右派0.2%）（黑龙江新闻网，2011）。

当然，也有一些地区将右派全部改正了。例如内蒙的哲里木盟的328名右派被全部改正。（王淑芬《科尔沁风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网，2008）

很多地方文献上未详细记述改正和未改正人数，全国普遍情况尚不明了。从有限的记载看，一些地区未改正右派比例在百分之一、二以下。以此观之，全国未被改正右派数目应在千人以上，甚至达到几千人。

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和96人或104人之说的矛盾？是否因为在1978年确实有较多的右派未被改正，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陆续有改正的，后来只剩96人或104人了？似乎不像，因为各地谈到未改正右派的资料大多是新近发表的。

3，右派以外的右派

这部分讨论的问题不包含任何数据上的冲突，只想说明，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除了打了大批右派分子外，还打了右派名目以外的许多其它分子，也被作为阶级敌人处理，与右派无异，但不在上述55万或三百多万的统计之内。这些名目有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中右分子等。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根源于阶级斗争理论。所说的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简称，右派的进攻和反右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政治战线上的斗争。那些民主党派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人也被认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于右派学生，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来看，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这都没有问题，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发现一些本来属于劳动人民范畴的人也跟着“鸣放”，其观点与那些右派分子无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劳动人民怎能反党呢？对于这种不符合阶级斗争理论的现象，当政者不去反思是否源于自己的异化，而采取掩耳盗铃的方法，以其它名目予以处理，但不称右派分子。至于称什么，各地区有所不同。我们单位对于工人中的异见分子称为坏分子，将他们开除公职令回乡生产。

具体政策规定可见中共中央1957年9月4日发出的《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上述湖南省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在工人、民警、民办教师、营业员、中等学校学生中划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干部、教师中划中右分子、右派言行分子和戴其它帽子9000多人。”少于右派分子数目31403人。

上海市的两类人员数目更接近：“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因右派言行受到处分和被戴上其它帽子有11815人。”比该市右派分子数15419人略少。（《上海市志》）

类似的有宜宾专区，共打右派分子1600人，加上后来合并的泸州专区，右派分子共3890人，“还有2700多人因右派言论被戴上‘五种人’帽子。”（《你知道宜宾的反右运动吗？》，宜宾党史网，2010）

在福建省，右派分子有7100多人，中右分子受到处分的有4584人。（《福建省志》）

前面所说的全体右派数目为3178470人的材料也谈到，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如果说前一数据是可靠的，那么后一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因为右派分子以外的分子的划分范围和时期不很肯定。例如四川省在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划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是否算进这一类人呢？

4，庶民右派

这是李若建文章中的提法。他说，其实1957年打的右派中大多数是普通干部和老百姓。

河北省（现属天津市）的《武清县志》详细说明了该县两种分子（共计337人）的职业结构：右派分子309人，其中教育局263人，商业局20人，党政部门5人，邮电局2人，交通局1人，工商联1人，农林局5人，书店5人，银行4人，粮食局2人，个体商贩1人。反社会主义分子28人，其中建筑工人2人，手工业者8人，理发员3人，营业员2人，业务员5人，交通工人2人，服装业职工5人。

从这份材料可见县一级的反右主要在县城开展。在50年代的县城里，有多少家书店，多少家理发店，多少家缝纫社？在这些地方打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比例很可能高于北大物理系打右派分子的比例（8.9%）。那么，这些店员、理发师、裁缝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肯定没有发表什么党天下，什么政治设计院的宏论，也提不出什么黑格尔-恩格斯体系，他们顶多说了几句领导不爱听的话，或者完全是被陷害。这些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重苦难。我们至今很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不知道他们这20余年是如何在苦苦煎熬中淡出历史的。

这《武清县志》也明确显示，该县反右重点在教育局。教育局的右派分子占全县右派的85.1%，占两类分子的78.0%。可以确信，教育局系统的右派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教师。

李若建的文章也谈到，在河南省划的7万右派中，中小学教师有4.1万人，占全体右派的58%。在一些县里，中小学教师占全体右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如上述武清县那样，绝非特例。

所以我估计，在全国55万右派中（暂取55万数据），中小学教师可能在10万人以上，甚至可达20万，为1957~1958年反右斗争中最大的受害群体。就像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中的右派一样，他们应属于所在群体中的精英，就像我的母校北京师大二附小（今第二实验小学）被打为右派忿而自戕的郑芸老师一样。他们给予学生的，绝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薪火传递。如果说高级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中右派的受难宣告了本来就很孱弱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集体覆灭，那么数以十万计中小学教师精英所遭受的致命打击则预示着后来数十年内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民族精神的萎靡和思想的弱化、退化和奴化，其深远影响可能不在前者之下。这在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重大灾难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