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广东文革述略

文革开始时，广东省辖广州市和汕头、佛山、韶关、肇庆、湛江、惠阳、梅县七专区、海南行政区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常务书记区梦觉，代省长林李明。驻广州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第三书记陈郁。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第一政委陶铸兼任。陶铸调走后，第一政委一职由韦国清兼任。

广州文革研究起源很早。刘国凯在文革期间即开始写作有关广州文革书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民文革论”。一些海外作者也通过香港这个观察窗口获得有关资料并着手研究工作。陈佩华的广州中学生家庭成分和思潮研究、苏扬的集体屠杀研究皆做出有影响的成果。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较详细叙述1970年以前广州地区的运动进程和主要事件。在国内，叶曙明、阿陀（谭加洛）、余汝信等作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广州的文革史，缕清了大致发展脉络。部队作者迟泽厚则专注于广州军区文革运动的研究。王希哲、李正天、武传斌、杨小村、刘铁扣、陈贤庆、黎服兵、薛声钦等的回忆录也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但是省会外地方的材料和研究工作比较滞后，未见系统的整理和论述。

广州为华南重镇，集重要党政军机关于一城，文革史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典型事件中，1967年港英事件造成国家外交上的危机，1968年多地发生集体屠杀事件，后期的李一哲大字报在文革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文革初期

 

初期的造反运动

 

1965年，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不再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是对广东省政局仍保持重要影响。文革开始后，他参加了196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于6月1日从广州出发赴任。此后广东省的运动主要由赵紫阳负责。但是陶铸在北京仍不断给省委打电话，遥控广东省运动。

陶铸在广州期间，于1966年5月19日召开中南局文革动员大会，决定运动重点在文教单位，并决定点名批判一批中南区文化界著名人士，其中在广东有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作家秦牧、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柯麟。同日省委成立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阑西为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群众运动起来之后，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也受到冲击。中南局决定让其停职反省。

5月22日省委陆续派人到各高校指导运动，传达陶铸的动员报告，宣告文革正式开始。5月27日，华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李重明贴了广州第一张大字报《学校的“教育”》，指向校长王屏山，主要批评学校规定假期中学生一定要回学校劳动一天的规定。李重明是贵州省长李立之子，曾经假期回贵州返回没有劳动一天的证明就没给注册。在贴大字报前，他和几位干部子女同学已经从内部得知了毛泽东几次批评现行教育制度的讲话，鼓舞了他们批评学校领导的勇气。

大字报贴出以后立即遭到校当局组织的批判。李重明及其支持者，全是革干、军干子弟，遭到围攻。省委也很重视这件事，很快派遣工作组来校。关于这张大字报的背景和性质，和早期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行为有些相似。

5月30日省委决定大学停课两周搞运动，文教部门排左中右。5月31日区梦觉在省委文革小组会议上传达省委三点指示：一、要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排队，划分左中右。

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几所大学学生立刻发动起来。他们不仅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贴指向校领导的大字报。6月7日省委决定向高校和文教单位派工作队，同日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省作协副主席、作家秦牧。

早在6月1日，中山大学在广东省副省长、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李嘉人领导下，各系成立左派核心小组。6月2日大量大字报涌现，将容庚、刘节和英语教授梁宗岱打成中山大学的“三家村”。6月4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李嘉人做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会后就对待党委态度分成对立两派，激烈辩论。6月5日以校党委名义贴出大字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指向十分明确，但未能平息争论。校党委6月7日开始布置整材料、抓右派，又在炊事员中抓了一个“小三家村”。一些学生对批判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认为应揪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渐形成反对派。党委和工作队认为这些学生在争夺领导权。

后来成为造反派学生领袖的陈家吉是数力系五年级学生、预备党员，黄意坚是数力系四年级学生，正在申请入党。数力系四年级是1962年入学，家庭成分不好，120人中，真正“红五类”只有28人。他们二人本来是系里“核心小组”成员，因反对整同学而被除名。因得知数力系党总支整学生“黑材料”，学生门把党总支办公室封了。其他系学生纷纷效尤。物理系总支书记雷中雨被学生斗争后自杀身亡。

6月14日省委派63人的新工作队进驻中山大学，抛出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马肖云等干部作为批判对象。此时，反对党委压制学生运动的风潮愈演愈烈。党委改变策略，把火引向中下层干部，把一批政治辅导员关进“管教队”即牛栏。这一措施在学生中引起更大的争论，开始把矛头指向区梦觉、王阑西。

6月10日省委工作队进驻华南师范学院，即宣布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燕士停职反省，改组院党委。然后在工作组统一领导下，发动各系揭发、批判领导、教授、白专分子。各系政治辅导员多牵涉在内。文革前些年有一些因功课不及格的学生被退回家乡，其中多农民子弟，如今当作校方迫害工农子弟罪行加以批判，并把这些学生接回。其他一些高校也发生类似事件。

根据华南师院工作队的报告，到6月22日为止，该院各党总支书记19人，揪出17人；系主任10人全部揪出；政治辅导员19人，揪出17人；副教授以上60人，揪出52人；科级干部31人，揪出11人。

在华南农学院，6月14日工作队进驻，宣布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在半个月时间里，把各系党总支领导骨干约30人以“压制革命”罪名撤职。大批干部、教授遭到批斗。

在市教育系统重点广州医学院，市委先后派了四批工作队进驻，把30%职工打成右派，在学生中也有9%被打成右派。这当然引起学生的不满，大字报开始指向党委。

6月7日中南局机关也出现了大字报。机关内群众纷纷串联，准备材料。

文化系统的广州电影机械厂也是最早派遣工作组队的单位之一。工作队进驻后，情况大变。工人们分成两派。维护原领导的一派，工作队扶植起来的一派。都在酝酿成立组织。

各单位大规模的乱揪乱斗引起广泛的自杀现象。汉剧院副院长黄粦传、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黄荣勋、省重工业厅副总工程师周永生等都“经不住考验”自杀身亡。7月16日省委专门为自杀现象发布通告，试图予以遏制。

 

从“北京来信”到撤工作队

 

北大“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北京开始对各单位造反行为“反击”。陶铸从北京来电话，指示要坚持党的领导，学生运动要由工作队控制。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件。6月23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接到他在北京医学院学习的妹妹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说，除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翔本身是干部子弟，也被划为左派，但是他当时对学校的做法有意见，不赞成整教授，所以他把来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同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告全院学生党员书》。这一“北京来信”公开后产生轩然大波。学校党委发动反击，称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对高翔进行打压。这一行为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一些人组织上街游行，同时酝酿成立组织。

省委对此如临大敌。赵紫阳在6月24日的工作组队长会上说“北京来信”是反动的，是大毒草，要进行批判，坚决不允许上街游行，26日又说学生可能为坏分子操纵。24日晚区梦觉彻夜未眠，等候电话，25日凌晨1时，华工工作队把校内革干子弟、工农子弟从床上叫起来，布置他们次日反攻。赵紫阳指示动用公安局刑侦力量对付学生。7月7日成立一个侦察组针对7所大专院校，对华工200名学生进行技术侦察，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整他的材料。但是除了华南工学院外，没有在高校进行大规模反击。“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似北京的激进，故局面不太激烈。但官方对其中敢有异动者一样给予严厉打击。”

北京的反击从6月下旬进行到7月上旬。7月上旬到中旬，刘少奇领导的文革进入“五十天”的退却阶段，向“反右”和“四清”的模式发展，并考虑结束运动。这个精神通过陶铸这条线传达到广州。赵紫阳在7月7日作报告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就是四清。”省委要求加强工作队的领导，控制局面，不允许自发夺权，并将高校运动划分三个阶段：一、解决领导权问题，重点解决敌我问题；二、清思想，进行思想批判；三、改革教育制度。

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立刻着手扭转运动方向。但是在这之前，他的旨意已经通过周恩来、李雪峰等着手贯彻。但是广东省委未能察觉这些细微的变化，仍在既定的方向上前进。7月21日经陶铸审定，省委通过一件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仍然强调工作队的作用。根据省委的一份文件总结运动开始以来：“目前各单位已报来的重点对象情况是：非党干部多，党员干部少；一般干部、教师、演员、技术人员多，当权派少；有的单位在重点对象中，老问题的多，新揭发的少。”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明确提出要撤工作组。次日陶铸找刘少奇研究如何撤的问题。7月30日，去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区梦觉写信给省委，次日赵紫阳又打电话，紧急部署撤工作组问题，并指示工作队撤离后成立文革筹委会。此时省委“全线撤退，阵脚大乱”，紧急在各校成立了文革筹委会，但是撤退工作队拖了几天。8月7日广州市委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决定撤工作队的报告，宣布撤出进驻各校的文革工作队。

毛泽东在北京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赵紫阳也电授一份大字报于8月8日贴在广州，支持革命派的行动。其余领导干部也学样贴了大字报。对“北京来信”的评价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予以肯定。

此后，各工作队开始整风。各校学生也对工作队展开批判。8月12日发生广州中医学院事件。中医学院学生和外来声援的广东工学院等校学生发生冲突。省委书记林李明等前去处理，并派遣了公安人员前去保驾。

 

中学文革和红卫兵运动

 

广州文革初期，各所中学也闹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在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比较集中的几所传统名校里。

在华南师院附中，李重明的全省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一小时，即出现批判这张大字报的一张大字报。围绕着这立场相反的两张大字报，学生中展开激烈的辩论。后来这一辩论主题渐渐转到学校当局有无“资产阶级黑线”问题上来。

6月初，省委向该校派出了工作队，却遭到激进学生抵制。6月底，支持李重明大字报的一批学生，以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晓彦为首，提出“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的口号。7月19日，李重明、蔡晓彦等11人写信给陶铸，反映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此时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局势已明朗。8月2日陶铸秘书给他们回信，传达陶铸的意思，说学校工作队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11人于7月初被迫离开学校回家，8月初才得已返回。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文章，学校两派就血统论问题展开大辩论。支持血统论的蔡晓彦、李重明等人成立了红卫兵，发表《附中红卫兵宣言》，后改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为广州地区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另一批学生则组成《南海红卫兵》，以省委干部子弟为主，对待学校老师比较讲政策，但是以后也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行动。7月15日从运动开始就遭到批判的教务主任麦嘉祥自杀身亡。

在另一所重点学校广雅中学，6月初即有部分干部子女酝酿成立“革干子弟委员会”。6月4日广雅中学、华南师院附中、省实验学校、执信学校等校的代表开会，提出“关于应届毕业生不进行高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广州市委文教工作队答应向中央转达意见。这一建议比北京女一中的给中央关于废除高考制度的信要早两日。广雅6日停课闹革命，出现第一张大字报。7日夜，“广雅革干子弟委员会”成立，宣布夺取学校一切权力，后吸收部分工农子弟参加。在这之前，6月5日广州六中革干子弟夺权。

6月13日市委派工作队进驻广雅后，学校各级领导机关瘫痪。“部分学生开始批斗老师。形式包括拳打、用带扣的皮带抽、皮鞋踢、木枪捅；女老师被剃光头，男老师被剪十字头；戴高帽、挂牛鬼蛇神牌游街；对着老师皮箱内的衣服撒尿，往老师的食具撒尿。”遭到迫害老师向工作队求助，工作队对学生行为放任不管，并下发团委副书记孔老师材料，开会斗争。7月24日工作队划定19位有“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和老师，集中到“牛栏”，强迫劳动。

8月初，驻广雅工作队拟撤走，成立校文革会，仍执行工作队路线，批斗孔老师。工作队到22日始撤走。8月中旬以后，“鬼见愁”对联传到学校，学生就血统论展开辩论。23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中学红卫兵”成立，后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只收“红五类”子女。24日开始上街“破四旧”。

在另一所名校广州八中，即培英中学，6月5日，校党支部在教工党团骨干会议上抛出六名准备批判的老教师名单，不是有历史问题就是摘帽右派。可是第二天晚上，在华南师院附中大字报影响下，高二学生朱振邦、潘瑞瑜贴了一张质问党支部的大字报，批评党支部领导运动不力。这张大字报引起轰动，学生门彻夜写大字报，支持或反对这张大字报，然后就逐渐对准老师，几乎所有老师都被点名。继而被批斗，关进“牛栏”。学校一片混乱。6月11日左右，工作队进驻。“运动得到控制，打人现象被制止了，批斗则有增无减。一批教师被集中关进‘牛栏’审查，运动的重点是审查批判所谓有问题的老师。”

8月中旬，学校成立“红五类”的红卫兵，中下旬开始“破四旧”，“北京南下红卫兵来学校‘煽风点火’以后，抄家打人之风大炽，八中北楼二楼小房间成了临时关押校外‘四类分子’的私牢，墙上溅有鲜血，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芳村教堂的神父和基督教徒也曾被关在里面。”在这几所学校里，这一时期都有老师被迫害致死。在广州十中，100多名教职工中，揪出20多名“牛鬼蛇神”。

在广州二中，6月4日几位同学贴出了一张“革命漫画”，引起争议。6月6日另几位学生贴出针对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他们都受到工作组和党支部的压制。6月8日党支部开会，抛出六名教师名单，企图转移斗争方向，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一般教师。但是这次“黑会”内幕很快被揭开，引起炮轰党支部的高潮，年级辅导员被迫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8月工作队撤离后，仍留“联络员”以血统论为武器控制局势。8月22日一批革干、革军子弟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虽然党支部书记被打倒，但是一批教师被打入“牛栏”，遭到屈辱和毒打。

在外地也有类似现象。惠州的当地驻军子女多集中在惠州一中。“其中一些学生（特别是高干子弟）在校专横跋扈，无心向学，学校曾花大力气管教他们。‘文革’一来，这些‘自来红’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敢作敢为，冲杀在最前面。” 

广州中学干部子弟的这种作为显然是自发的、超前的，与北京几乎同步。原华南师院附中学生黎服兵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文革前学校里的极端阶级斗争教育。他以该校在文革前竟然有学生“组党”为例，指出：“这种教育也会出现策划者、教育者难以预料的结果。责任心、野心、目空一切，以革命为最高原则也会走火入魔，走向更左，将现存政权视作不够革命甚至反对革命。”

 

“破四旧”和北京红卫兵

 

广州的“破四旧”起源很早。早在7月，中山大学学生就在工作队默许或支持下，砸了附近的纯阳观。文革一开始，各中学学生就开始批判、揪斗老师。工作队进驻后，成立清一色的“红五类”文革领导小组。8月在此基础上成立红卫兵，将“阶级路线”发展到极致，批判“狗崽子”同学，甚至抄他们的家。

8月中旬，“破四旧”风潮横扫广州。8月17日，广州十六中学生就到北京路上给商店换招牌，制造出“皮鞋事件、美利权事件、一乐也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各校红卫兵扫荡了著名的六榕寺和光孝寺，24日和25日总共捣毁了14座教堂和寺庙。广州军区子弟集中的八一学校（即54中）的“主义兵”冲击了石室圣心堂，驱赶了神职人员，烧了家具。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两天后又重演了一次。后来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储存抄家物资的仓库。

8月28日，一伙红卫兵冲进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把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神像砸了，后来换成一个火炬。

继而开始抄家打人。“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贵族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被遣送回乡，社会秩序大乱。

8月北京和其他地区红卫兵串联来到广州。他们在广州的活动一为鼓吹炮轰省市委，二为“破四旧”。前者多为大学生，其代表作为“新北大红卫兵”等9月8日发表的《舍得一身剐，就是要他把资产阶级保皇派区梦觉、王阑西拉下马！——告广东人民书》。其内容只是一般号召，缺乏具体内容。

后者多为中学生，其中不乏血统论红卫兵。他们到了广州就乱下通令，引起广大市民的不满。这种不满从中学生口中发泄出来。典型如广州东方中学于9于9月15日针对“北京南下的红卫兵混蛋们”印发的《驱逐令》。该文指责他们：“在广州乱下各种禁令，而且各校南下队的红卫兵又没有统一规划，各种禁令又不一，又没有适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需要。”这些乱下的通令有：“禁令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商店关门，造成一片混乱，影响了工人、学生早上进餐。”“要一切泡水管免费招待一公尺以下的儿童洗澡。”“不准使用三轮车。”“吃早餐要自己洗碗碟。”“凡四十岁以下的不准吸烟。”“北京南下红卫兵一下火车，就用皮鞭抽打地、富、反、坏、右，严重违背了毛主席的‘用文斗，不用武斗’的通告。”“煽动学生打人，说‘打两下没关系’，破坏十六条。”

这些遭到批判的行为分为两方面。一是涉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方面，二是红卫兵暴行。北京外出串联红卫兵在外地制造出很多恶行和暴行，全都畅行无阻，但在广州这个临近港台、深受外来影响的市民社会，却遇到了反抗。

当然这阻止不了北京红卫兵的恶行。他们在广州传授打人经验，煽动了一场全市性的暴力狂潮。其中以北京101中的红卫兵最为突出。他们从8月28日到9月5日，共5批65人来到广州，制造了许多暴力事件。“到了北京一○一下来之后，剪红线女的阴阳头、去东山游街、到西关乱拆东西。”

9月3日，广州市4000余名红卫兵召开大会，各领导机关所有负责人几乎全部到会。在战斗英雄麦贤得上台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北京101中学生和广州二十一中学生冲上主席台造反，秩序大乱。所以101中的学生和广州高干子弟红卫兵既造“牛鬼蛇神”的反，又造省市领导的反。

101中学生还干了一件坏事，就是强令取缔三轮车，强迫广州几千名三轮车工人退职，致使几千个家庭生活无着，贫病交加。

一年以后出版的《三轮车战报》登载的发刊词却将此事归罪于当权派：“三轮客车管理总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革命老工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于是假借北京101中学来广州串连的部分红卫兵提出不成熟的建议，将九百多名革命老工人强迫‘退职’，更令人愤怒的是在被迫‘退职’证明书上写着退职原因，‘因当前文化大革命’。”同一期刊物上还登载了毛泽东思想八一兵团工交总部三轮客车分部的《揭发、控诉三轮客车总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革命老工人的残酷迫害的滔天罪行！》。文章说：“去年八月，……他们（三轮客车管理总站）竟然利用窃踞得来的权力，狂妄地下令‘解散’三轮客车，迫使全市二千多辆三轮客车，停止生产，使四千多名工人和近二万名家属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蓄意制造交通混乱，严重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应该完全归咎于北京101中来广州串联的红卫兵。《三轮车战报》编辑对此事心知肚明，但是到了1967年他们仍然不敢得罪红卫兵，只能把帐算在当权派身上。但是广州市民始终保持对外地红卫兵一些做法的反感。1966年12月6日，当一群上海红卫兵在龙津东路“破四旧”时，被大批广州市民包围，并一直追到接待站。

 

群众组织的产生

 

“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山大学是广州文革的带头羊。保守派“红卫兵兵团”首先成立。在南下红卫兵影响下，造反派成立“红卫兵总部”，形成对立两派。后来成为广州“旗派”代表人物的武传斌出身河南农村，1963年考上中山大学生物系，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曾任学生会体育部长，四年级被吸收为预备党员。1966年文革开始后，武传斌从“四清”地点返校，“破四旧”热潮已经过去。他到北京“朝圣”回来后，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从“红卫兵总部”拉出一个“八三一红卫兵”，人数不多，但能量大。他任“八三一”和后来的“红司”一把手，成为广州文革激进派的领军人物。

11月24日，“红卫兵总部”联合一些教工组织成立“红旗公社”其领导人陈家吉说：“个人对反右有看法，认为不公正，不赞成血统论，所以在原来红卫兵的基础上组建红旗公社。公社，就是不讲成分，只要观点相同，就可以加入。公社下边有许多各自的战斗组。占全校绝大部分。公社由勤务组领导。”他所说的“反右”可能指文革初期的批判运动。

当时中山大学总共4000多人，“红旗公社”3000多，“八三一”200多。“八三一”要求成员出身好，头头几乎都是学生干部，便于在冲突时打头阵。

中山大学文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知名教授参加了造反派，如该校副校长马肖云、历史系主任金应熙，化学系主任龙康侯、历史系副教授江醒东等。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中大红旗”的核心组。还有的教授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秋风劲”、“万山红遍”等。

广州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的造反派组织也在这一时期成立，多称“红旗”。但是他们仍在遭受省市委和保守派势力的压制。

9月5日华南工学院千多人召开批判王阑西大会。这是高校造反派第一次“炮轰省委”的行动。会议开到晚上10时，来自北京的红卫兵认为大会“没有火药味”，上台造反，要王阑西跪下。华工的学生齐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予以阻止。

在中学里，一直是干部子弟红卫兵占统治地位。他们也占据了“造反派”的名分。到了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之后，造反派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才翻过身来。但是干部子弟的血统论红卫兵依然很强悍。“在几间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里，高干子弟和部分工人子弟始终把‘血统论红卫兵’的大旗坚持举下来。他们的队伍没有溃散，人员虽较全盛时期少些，但始终保持一定的力量，而且一直继承着‘红色恐怖运动’时期的暴力传统，并在以后广州的一系列文革暴力事件中担负主要角色。”这是广州文革的特点。

大中学以外，工厂、机关的造反运动也高涨起来。“如果说大学里两派学生组织的最初形成基因主要是对工作组的态度。中学是除此以外更重要还有围绕‘血统论’对联引起的纷争。那么工厂、机关、事业单位里，基因则来自与单位领导的关系。”

我们研究所七八个人于12月串联到广州，住科学院中南分院，未到社会活动。但是分院一些群众来访，从我们这里得到启蒙，就是既非党又非团的普通群众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67年2月19日，夺权的“省革联”面临颓势，中南分院造反总部却宣布“火线加入省革联”，也许就是我们接触过的一批人。

广州造反派队伍里的一支奇葩就是“珠影东方红”。1966年6月初，受中南局直接领导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就出现指向党委的大字报，遭到领导组织的围剿。中南局派工作组进驻后，近百名人员被关进“牛栏”，厂党委书记莫福枝也被抛出。“红八月”里，厂里也成立拥护工作组的“主义兵”。在“中大红旗”帮助下，9月中旬造反派的“红岩革命串联会”成立，一个多月后扩大为“珠影东方红”。他们的队伍虽然不如其对立面“新珠影”人数多，但成员多文化高的青年人，思维清楚，思想激进，活动能力极强。

到了1966年8月底，广州一些中学里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一般由“红五类”组成。8月31日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给省委贴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省委觉得难于应付，决定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于是根据八一中学的建议，于9月3日召开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地区临时总部”，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领导人到场，表示支持。市委派专人与他们联络，给予物质支持。这个组织的红卫兵泛称“主义兵”。他们是“破四旧”、打砸抄的先锋，但是也以造反面目出现。但是这个总部受到南下学生的怀疑和抵制，实际起的作用不大。至于中等专业学校，因为学生皆出身平民，是造反派的统一天下。

省委继而支持在9月13日成立“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总部”。在此基础上，10月28日，以广东工学院红卫兵为首，联合中南林学院、中医学院、广州人民教育学院、中山医学院、广州医学院等校10个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一司”），广东工学院学生易作才等七人为常委。11月4日“一司”召开批判赵紫阳大会。这个组织在查抄“黑材料”方面相当激进。

10月30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成立，以中山大学“红卫兵兵团”、华工“红卫兵心向党大队”等组织为核心，负责人是原广东学联主席、中大学生会主席卓凤仪。他们保省市委，认为对工作队不能完全否定。该组织于夺权时期解散。

11月1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由“华工红旗”牵头组织成立。主要领导人为华南工学院的高翔（一说曾涛）。由于高翔的立场比较犹疑，“三司”也不被认为是典型的造反派。

文革开始以来，在陶铸、王任重指导下，省市领导“外松内紧”策略执行得颇有成效，未引起强劲的反抗活动，也未执行北京那样的“反击”，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判和与保守派的斗争不如其他省市那样激烈。但是到了11月，随着“批判资产反动路线”运动的深入开展，省委秘密整群众材料、准备“秋后算账”事件被逐渐揭露，在各高校刮起了一股抄“黑材料”的旋风。原因在于抄“黑材料”和平反实际上是一回事。中山大学于11月9日和30日先后两次在校内抢抄“黑材料”。11月9日一些学生抢了省委部门的“黑材料”。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长达15小时，勒令交出“黑材料”。省委紧急处理，销毁了大量“黑材料”。然而这把火愈燃愈烈，终于烧到陶铸头上。

12月13日发生封闭《红卫报》事件。《红卫报》即原来的《羊城晚报》。此日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华工红旗”、“珠影东方红”等广州造反派组织，以及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联络站总共24个群众组织宣布接管《红卫报》。12月15日中南局宣布该报停刊。这一事件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很多群众组织反对封报。广州造反派的这一措施，据中山大学“八三一”领导黄意坚说，实际是针对陶铸的。而反对封报者的动机很复杂，如刘国凯所说：“多出于自‘红八月’积累下来的对‘血统论’红卫兵的憎恶，并移植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或许其中还掺杂有广州人的排外成分。这后两部分人在组织上的归属则是因人而异的。”这种情况说明，到了夺权时期，广州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界限仍然是不分明的。封《红卫报》之举实际有针对市民阶层的“破四旧”性质。

但大规模群众运动已兴起：“1966年11月中旬开始，群众性的、不直接接受任何官方操纵的文革大波终于掀起了。群众真正敢动起来的关键在於11月初中央公开发布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当时红卫兵已经掌握了陶铸给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许多电话指示，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10月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月他们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要求省委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20日广州赴京的七名学生在中南海西门前贴出炮轰陶铸的第三张大字报《从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看陶铸的表现》，其中第一条就是“黑材料”问题。

底层人民感到世界反转了。“1966 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

这一时期，广州工人造反派组织也开始形成。12月21日、23日，广州重型机器厂等24家单位代表讨论封闭《红卫报》问题，于25日决定成立全市性组织。他们于1967年1月2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简称“地总”），以电影机械厂工人莫超海为主任，是当时广州最大的工人组织。第二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称“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简称“红总”）。他们在10月就开始筹备了，主要领导人是梁锦棠。“工总”和“红总”为了保持自己队伍是纯洁，拒绝中层以上干部参加，驱使大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加入“红旗”系列的组织。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周恩来和陶铸谈话，叫他不要出来。从此陶铸被打倒，“红桃四变黑桃三”，陶铸、王任重遥控广东文革的时期结束。

 

二、夺权和武斗

 

夺权的失败

 

1967年1月20日，广州当地九个群众组织、外地五个联络站代表在中山大学开会，研究夺权问题。会议由武传斌主持。大多数代表赞成立即夺权，并决定成立夺权组织“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省革联”勤务组组长为“中大红旗”的陈家吉。当天晚上，按照事先约定，省委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和寇庆延五人到了中山大学。在与造反派谈话中，赵紫阳表示：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一种是夺权。此日清晨，中山大学的代表向他们宣布夺权，要他们交印。赵紫阳打电话向中央请示未得到答复。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委主要领导签订了下列文件：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赵紫阳 林李明 区梦觉 张云
一月二十二日

 

1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省革联的《夺权通告》。下午省委召集书记处会议，要求各部门人员遵守协议、坚守岗位、照常工作。23日省委发表《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24日按照省夺权的样板广州市也顺利地夺了权。

夺权后省委各部门仍照常上班处理日常事务，只是在用印的时候，找几名保管印章的中山大学学生审查盖印。陈家吉回忆：“碰到实在事，如湛江流行急性脑膜炎，省委办公厅来电问怎么办？答：以前你们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省革联的大印只用过一次。省革联实际活动的时间不长，1-22至3月我上京，不了了之。”

所以，这个夺权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夺权上发生了冲突。当时省革联派人进驻公安局，和公安局内群众组织“一总部”组成监督小组。但是这个小组内部产生矛盾。1月25日省革联要求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下午“一总部”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邹力志领导下，联合省市政法系统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和公安局“公安红旗”发生冲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被省革联认定为“反革命政变”，动员几千群众冲击市公安局，发生斗殴，最后聚集了上万人，将公安局攻下。此事件称“一二五事件”。1月26日广州军区将市公安局军管，两派对此都不满意。

在“一月革命”风潮里，广东省的夺权模式显然不同于其他省市。黄意坚在事先的讨论会上曾提出这种夺权模式。而且，据他说，当时周恩来电话里也表示赞成这一模式，但是他没有向下传达。

广东造反派的这种夺权的监督模式也算一种创举。全国范围内，只有广西、江苏无锡和山西忻县等少数地区采用了同样的模式。如果成功，可以验证这种方式的得失优劣。但是和无锡一样，部队介入后，广东的“一二二夺权”很快走向失败。刘国凯认为，造反派确实没有管理全省事务的能力，但是在基层未必不行。

“省革联”夺权的失败，不完全由于军队的介入。它先天不足。它以“中大红旗”为龙头，“一司”、“三司”都没有参加。“华工红旗”在事前退出。夺权后“红旗工人”等七个群众组织退出“省革联”。“省革联”内部外来的联络站占很大比例。他们嫌本地造反派“右倾”，不断和本地造反派发生冲突。1月30日，中山医学院“东方红”和武汉造反派发生打斗，“一司”抄了哈军工联络站。2月初，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就感觉“省革联”不行了，和省军区联系，要求省军区抓生产。

“一二二夺权”时，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在北京。夺权前，军区和造反派有些来往，但是夺权后，军区对夺权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后来与造反派的直接冲突源于军内造反派的行动。根本原因是军方对造反派看不惯。“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1月28日，军内造反派抄了部分广州军区领导的家，抢走了一些“黑材料”。1月31日军内造反派又冲击了军区政治部。运动初期，军区向各直属文艺体育团体派出工作队，有近百名人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而且直到1967年1月，工作队才撤回本单位。

同日，又传出解放军著名射箭运动员李淑兰“造反”的消息。中山大学“八三一”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军区认为，地方造反派不应干涉军内的事，于是形成军区和和造反派的尖锐对立。

2月8日，广州造反派和军区发生直接冲突，称“二八事件”。当天军内造反派在军区政治部闹事。军区派出部队拘留20多人，引起军区文体团体和军区体院2000多人在军区门外静坐示威，要求放人。30几个地方造反派组织援助军内造反派，冲击军区各部门。此时“军委八条”已发布，广州军区当日发表的措辞严厉的公告对造反派予以警告，中央军委也先后两次来电制止事态发展，使得事件逐渐平息。在事件发生时，中大的陈家吉、黄意坚曾被军区请去调解，时候也被诬为支持冲军区。

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介入和“省革联”的衰落，广州“主义兵”再度活跃起来。他们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的口号，为血统论翻案。2月26日至28日，“主义兵”砸了多所中学的造反派组织，并策划砸“中大红旗”和“珠影东方红”。以“中大红旗”为骨干的“省革联”还受到被排斥夺权以外的“红总”、“地总”，以及“红色工人”、“华工红联”、“三司”的攻击。在外地联络站中，“新北大”联络站于2月下旬贴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大字报，被军方掌控的《南方日报》大量翻印散发。这些分裂出来反对夺权的造反派并未得到军方的支持。在以后的镇反中，军区主要依靠“红总”、“地总”组成的“总派”和“主义兵”。

造反派内部分裂使得夺权组织“省革联”垮台已成定局。其成员纷纷退却，或者改头换面以保存基层组织。但是在北京发生“二月逆流”的背景下，在河北、四川等省已经进行的“二月镇反”的局面下，一场针对造反派的镇压不可避免。

军方首先拿军内造反派开刀。2月下旬，军区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六名骨干被捕。3月1日省军区将未参加“省革联”的以复员转业军人为骨干的“八一战斗兵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实际从1日凌晨就在全城开始大逮捕，总共逮捕2000多人。然后就是抄家、批斗、刑讯、殴打。

“八一战斗兵团”成分比较复杂，因北京取缔全国性复员转业军人组织而被牵连。同时被取缔的还有“老红军总部”和一个知青组织。“老红军”都是些抗战时期或更早参加革命的，一般受过各种处分。

3月5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又取缔“珠影东方红”，将其打为“非法组织”，对于“中大红旗”，则令其头头张尔纲、黄意坚、武传斌、陈家吉、蔡登望投案自首。中大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进驻中大。“三五命令”后，“八三一”整顿组织。成员数从60多反而增加到200多了。

3月7日，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陆续撤离广州。至此，广州的多个群众组织被取缔，一些单位实行军管。大多数群众组织，不管什么观点，开始“整风”。

广州工人造反派遭到沉重打击，学生造反派陷入沉寂。和四川等地比较，广州军区在“三月黑风”中的作为还是有节制的。未见这一时期广东其他地区大规模逮捕人的报道。但是他们的蛮横做法在群众中引起普遍反感，促使更多的人在局势变化以后加入了反对派。此时，军区试图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为建立革委会做准备。但是一则两派积怨甚深，联合不起来；二则尚未建立广泛的“左派”队伍。2月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领导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3月15日，广州军区宣布对全广东省实行军管。

 

周恩来讲话和两大派的形成及武斗

 

1967年4月初，“军委十条”公布，各地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广州学生组织首先恢复活动，频频举行游行集会，贴大字报、大标语。职工组织也开始复苏。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周恩来来广州之后。

4月14日，周恩来来到广州。黄永胜也随其回到广州。周恩来来粤的目的一是保证15日召开的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顺利进行，二是处理广州文革问题。在广州期间，他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在4月18日的最后一次作了长篇讲话。他在报告里肯定“一二二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让权的方式是错误的，为这一夺权定了调。二月以来的捕人问题，他说捕的不多，放的也快。至于“四大事件”（“一二二夺权”、“一二五事件”、冲电台、“二八事件”），他归之于军区底下干部的问题。至于抓人人数，据统计，总共捕了450 人。现在已经放了169 人，准备再放100 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 月22 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 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 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于两派群众组织定性的表态。他说：“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在工人组织中，他定性“工联”（即“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是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和“红旗工人”也看成是造反派。“‘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此外，他还压制广东地方干部派系翻案的努力。他说地方主义是中央定性的，“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周恩来以他高超的语言艺术，既鼓励了造反派，又安抚了广州军区。不但如此，他还把“华工红旗”和“中大红旗”拉在一起，有助于消弭造反派内部龃龉，恢复和发展造反派组织。此后，他们把“三个红旗”改为“三面红旗”，而且自称“红旗派”或“旗派”。对立一方则称“东风派”。这个称呼源于他们支持军区的“三月镇反”，欢呼“三月东风浩荡”。

对于这个讲话，“总派”当然不满。一些“总派”组织开始瓦解。4 月26 日，原来从广州“一司”分裂出来的组织共20 个单位，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简称“新一司”。

4月22日，一批原参加过“省革联”的学生，在广医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负责人武传斌、黄意坚。下辖大专院校组织16个，中专组织17个，中学组织48个。同一天“工人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工交红旗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工联”在友谊剧院举行集会，欢呼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暨“工联”命名。军管前后一度似乎就要实现的大联合，至此，全面瓦解了。此日两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发生大型冲突。

“红司”成立后，下一步行动他们选择要求为被捕人员平反。于是在4-5月发生了“项明事件”。项明是省计委一名科员，是1966年11月26日成立的省直机关群众组织“省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省联络站”解散后，项明于3月底从北京回来后被对立派送公安局拘留。4月下旬“省联络站”恢复活动，和“中大红旗”等组织一起要求释放项明。5月2日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公安局门前，迫使公安局于3日释放项明。但是造反派仍要求公安局承认错误。5月3日少部分群众开始绝食。5月4日几百人聚集烈士陵园静坐示威，很快发展到几千人聚集，并举行游行，主要由“工联”、“省联络站”组织。5月5日中央文革来电，提出三点意见，要求结束绝食。5月6日黄永胜接见了“中大红旗”代表，表示愿意解决问题。5月7日造反派撤离烈士陵园广场。5月11日省公安厅宣布为项明平反。

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红旗派”下一个目标是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当时“珠影东方红”已获得平反，但是“八一战斗兵团”仍为“反革命组织”，其领导人仍在狱中。于是“红旗派”，主要是“红司”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要求军区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6月29日“红司”、“工联”、“新一司”等组织十万人召开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大会。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红旗派”得到鼓舞，声势更振。8月3日中央复电广州军区，同意摘掉“八一战斗兵团”的“反革命组织”帽子，军区将“八一战斗兵团”领导人莫竞伟释放。8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时，同意给“八一战斗兵团”平反。9月18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给这一组织平反。

恢复壮大的“红旗派”与“总派”的摩擦日益尖锐。“总派”越来越多地诉诸武力，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7、8月则制造出数起大型武斗事件。

7月20日，“总派”挑动西郊华侨糖厂周围农民进攻该厂“红旗工人”总部。“红旗工人”退守临江大楼。21日市区“红旗派”派队伍援助该厂人员突围。此役“红旗派”8人被打死。“红旗派”决定7月23日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追悼会。“主义兵”得知后，在通往体育场的必经之道的中山纪念堂集中几千人，截击“红旗派”各单位队伍。“红旗派”有50多人被杀。“‘主义兵’把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的狂暴加倍发泄出来。杀人手段凶残无比。如“暨大红旗”的林财源被刺数刀，倒地后仍被刺杀，肚破肠流而死。广钢工范炎祥被用刀刺入胸膛，再顺势一拉，创口达一尺多，如剖腹一般，鲜血喷射出来，即刻毙命。”此“七二三事件”后，“红旗派”掀起宣传活动，控诉“总派”的暴行。

8月9日中山林学院武斗，几百农民包围林学院。双方动用各种枪支，各死一人。8月11日“旗派”成立武装组织“红警司”（“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8月13日，“总派”用机枪扫射行驶在珠江上的“红旗派”小艇。艇上21人中18人被打死，其余3人重伤。

8月18日“旗派”发动了第一次进攻。此刻他们已掌握了少量枪支。他们选择了“总派”占领的位于市中心地带的总工会大楼，志在必取，经激烈战斗后占领。据守的“总派”人员在军区派出的兵力保护下撤出。双方互有伤亡。8月20日“旗派”到海军仓库抢枪，在三元里附近遭到“总派”伏击，伤亡惨重。8月30日，广州西部水厂“地总”向该厂“红旗工人”发动武装攻击。“红旗工人”求救。31日“旗派”组织力量救援，反败为胜。

广州的情况，类似“七二○事件”以前的武汉。但是在广州，工人比较接近市民，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一般不会充当残杀无辜的凶手。给“总派”打头阵的，多是原来的“主义兵”，以及郊区的“郊贫联”。

因为周恩来曾于8月24日指示广州工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8月30日分属“红司”和“三司”的几个工人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市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9月11日“总派”成立“工革会”，以对抗“旗派”的“工革联”。此日当“总派”的队伍乘车向越秀山体育场结集时，已与市区沿途的民众发生冲突，即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致使13名市民死亡，155人负伤。

从8月14日到11月14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14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5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态度明显偏向红旗派。在这种局面下，以及武汉“七二○事件”的教训，广州军区开始转向支持“旗派”，并且在8月20日向中央呈递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9月13日周恩来批评了广州“郊贫联”和“地总”冲击军区大院。中央“九五命令”颁布后，要求两派缴枪。“旗派”坚决执行，很快下达封枪指示。9月11日“工联”二总部遭到“地总”炮击，“旗派”方面仍坚持不予还击。

 

打杀“劳改犯”事件

 

在1967年8月间，即武斗正酣时期，在广州发生可怖的打杀所谓“劳改犯”事件。事件起源于一项传闻，说粤北的劳改犯暴动了，很快要来洗劫广州城。于是全城陷于恐慌之中，居民纷纷在街上筑起栅栏或街垒，组织联防，严查过路陌生人，看到可疑人就怀疑是劳改犯，往死里打。一时在街上到处看到很多尸体被吊到电线杆上。曾有人亲眼见一个被捉到的“劳改犯”，自称是南下打工农民，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抄走了。过了半天，这个人就被吊死在电线杆了。

对于此事件，谭加洛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得到可信的结果。事件起源于8月11日晚，下半夜达到高潮，第二天持续发展。“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可见死尸，尤以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上或路旁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或人行道上。整个事件持续近一个星期才完全平息。”当时的景象触目惊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臭的气味，公共汽车停驶，人群围观尸体，表情麻木。

第一个知名的牺牲者是当地人，名汤永耀，高中毕业生，有神经病，当日晚饭后出去未归，次日发现吊死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一个电线杆上。第二、三个知名死者也很清楚，就是郊区的两名“地主仔”，是一名“历史反革命”和一名“坏分子”。施暴者也清楚，是当地民兵。至于具体时间不很清楚，是否受到市内第一名事件的影响或有上级安排也不肯定。查明的另一死者是当地人，被误认为“小偷”被追打而死。据当时造反派组织不完全统计，11日、12日两日死难人数共180人。总的人数，当然高于此值。谭加洛将此事件定性为“暴民事件”，在死者中没有发现一个劳改犯。劳改犯暴动一说纯系谣言。至于这个谣言是否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则无从证实。现场目击者的体会是：“疯狂的人们砸烂了一切，摧毁了一切；未疯的人在极度恐惧中噤若寒蝉，人人都只是盼望那些种种的不幸，千万不要临到己身。”谭加洛惊叹于行凶者的暴虐和旁观者的冷漠。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比拟的，这一事件实际是同一时期发生在广西、湘南等地的集体屠杀事件的缩影，也诠释了这些惨无人道事件发生的社会氛围。

 

成立革委会和“红旗派”的结局

 

7 月11 日，在一片揪“广谭”的喊杀声中，12万“红旗工人”、“工联”、“红旗农民”“广铁总司”、“红司”、“机关红司”、“三司”、“新一司”群众，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诞生暨彻底砸烂陶家黑店誓师大会”。“批陶联委”由首都“批陶联委”驻穗办事处脱胎而来的，其核心成员包括“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中南局联络总部”等“旗派”组织。“批陶联委”在1967 年下半年对广州地区文革起着重要作用。因北京的“批陶联委”和学部及林杰关系密切，林杰垮台后，对广州造反派产生不利影响。

9月27日，周恩来、黄永胜又接见广东两派代表。周恩来检讨了7、8两月宣传工作上“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为“地总”派辩护。这就传递了中央的新方针，就是对地方政权的组织方针渐渐由一派掌权的“武汉模式”转变为两派对等。“旗派”的优势渐渐失去，打倒“总派”成为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总派”站稳了阵脚。11月9日“旗派”、“总派”和名为中立实则倾向“总派”的“工交红旗”三方成立“工人联筹”（“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总派”取得和“旗派”同等的地位。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公布“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批准了广州军区的检查，决定成立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组成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省革筹的“三结合”代表名单中，“红旗派”略占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各市、县及各机关，则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干部和原省、市委干部大多都在感情上是站在“东风派”一边的，他们都是具体实施“三结合”的核心。

在结合干部问题上，“旗派”也没占便宜。他们推荐的干部戈枫、赵卓云都被周恩来否定。而支持“总派”的林李明最终成为省革委会的常委。

1967年12月中旬，广州“旗派”各组织的头头在佛山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称“佛山会议”。与会者还参加了省革筹举行的形势报告会，听取黄永胜所作的形势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佛山会议纪要》，并作为文件发到各组织的下属分部。其主要精神是“大局已定、大权在握”。拥护这一判断的代表为体制内的“省直红旗”。而怀疑、反对的称“八五思潮”，包含多数工人组织。“红旗派”开始分化，而且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上公开暴露出来。而“东风派”乘此机会大反攻。他们打着维护《佛山会议纪要》旗号，实行“批极左，揪黑手，乱中南”策略，批判以“八五思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攻击、打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中南局”，改变中南局机关被“旗派”控制的局面。

1968年1月22日，广州“旗派”准备召开大会庆祝“一二二夺权”一周年，被周恩来制止，并要他们和湖南“省无联”极左思潮划清界限。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主任委员，孔石泉（广州军区第三政委）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陈郁（原中南局第三书记）、王首道（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黄荣海（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阎仲川（广州军区参谋长）、邱国光（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继发（“红旗工人”负责人）、黄育英（揭阳县小学教师）任副主任。部队干部在委员中虽占少数，但掌握实权。广州市革委会由黄荣海任主任。“总派”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在省内各地方成立的革委会中，只有少数中等城市“旗派”尚有些力量。在大多数地区，原有政治秩序极为稳固，新成立的革委会不过是原来机构的再版。

1968年春，“总派”对“旗派”发动全面政治反攻。他们借助王、关、戚和林杰的倒台，整“旗派”和这些人联系的材料，使“旗派”陷于被动。而军方页开始不再维持表面上的“一碗水端平”，公开支持“总派”，恢复了1967年“三月东风浩荡”时的态势。

1968年3月北京发生“杨余傅事件”，提出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口号。广州“旗派”想乘此机会发动一场反右运动。4月22日，“中大红旗”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5月11日“红司”在中大开会，由黄意坚、武传斌分别汇报北京之行和省革委会情况。5月13日广州警司借口攻击省革委会，通缉黄意坚。此事件激起“旗派”和革委会及军方矛盾的尖锐化。中学生和工人也参加了这一轮反右斗争。于是在5、6月，冲突事件再起，而且军警参与其间，镇压“旗派”。这乃是“红旗派”历史上的最后一搏。

虽然此时广州的武斗并不很激烈，但是在各地县“旗派”已遭到军方有组织的大屠杀，受难者纷纷逃到广州，被中山大学等校收容。广西全境大屠杀的消息也传到广州。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红旗派”头头于6月23日至25日在广州白沙头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纪要》分析了广州和各专县的形势，其主旨已和“八五思潮”接近。

7月初，武传斌带领“工联”、“广州工人”七八个人，携带海陆丰、阳江、封开、怀集还有海南白沙等广东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7月12日给周恩来递送材料。他们住在北航，会见了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见到广西“四二二”的朱仁后，他们感到广西和其他地区的造反派比他们还惨，于是想召集全国造反派代表开会，原决定在清华，后改北航。当时各地造反派有几千人滞留北京。

这个“全国造反派串联会”于7月18、19两日（一说16、17日）在北航召开，由武传斌、朱仁主持。会上主要是各地造反派诉苦。辽宁“八三一”代表曾提议成立联络站，但无人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会只是串联一下而已。但是中央通过线人马上知道这事，看得很严重，称之为“北航黑会”。后来周恩来在1970年11月9日接见外事口军宣队、负责人时谈到清查“五一六”时说：“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

7月24日中央发布“七二四布告”。7月2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恩来在会上点名：“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并当众宣布“‘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康生重复周恩来的话后，更进一步点明：“‘ 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反共救国团”一说实在荒唐。但是有人分析，倘无此说，周恩来很难从支持“红旗派”的立场上转弯子。就以前周对“红旗派”的指责而言，很难使用“围剿”和“歼灭”的手段。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学生“五大领袖”时再次提到“北航黑会”。他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７月30、31日，广东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待“反共救国团”，以及与王关戚林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红警司”等问题。８月７日至８日，省革委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竞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邱学科等“旗派”头头交待错误。８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红旗派”受到沉重打击。“七二五讲话”的上纲上线方式也给各地“清理阶级队伍”的模式提供了样板。

广州军区的迟泽厚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谈到：“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在这个谈话里，如果把“广东”改为“广州”，就比较符合事实了。“没有大量死人”不适合广东全境，我们随后谈到。

武传斌被周恩来点名，应该算是“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虽遭长期拘禁，却居然没有判刑，因为任何材料都没有。“文革造反派与文革保皇派的斗争消解在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烟硝，和其后对造反派的反复清算肃整之中。”

这一阶段各级革委会造反派代表大多受到整肃，但是他们在革委会中的名额还是保留了。军区很多领导想彻底清除他们，但是刘兴元认为革委会内保留几个造反派有利于团结对立派群众，不同意这样做。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春天以后，各地武斗刚刚结束，就在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运动的继续，针对阶级成分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一些激进造反派，是文革中死难人数最多的时期。在运动前期，部分已进入体制内的造反派也充当了打手。在全国范围内，未见任何人对这一严重剥夺人权的罪恶行径提出反对或异议，只有广州的造反派“中教红司”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抗。

7月16日市革委会发出决定：“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针对这一决定，“中教红司”于7月19日发表《关于全市中学教工学习班问题的紧急声明》称：“集中全市中学教工办学习班，一个半月之久，这样一件与全体中学教工直接相关的大事情，事先不与各中学革命委员会商量，也不征求全市性中学教工革命组织的意见，只由少数人决定了算，仓促下达，马上执行（从动员到开办只有2—3天），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这本身就违反了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导，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我们诚恳希望某些负责同志切实改变这种领导作风。”

7月20日，中教红司就中学教工学习班问题，发表第二号声明，强调：“不能把中学教工抽调本校，割裂师生队伍，关门‘集训’；不能以四不（不放例假，不请假，不串连，不开派性会）之类的无理规定和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来束缚群众手脚，破坏四大自由，妨碍革命大批判。不能违反中央关于国家职工定期休息放假的规定，随意剥夺广大教工的休假日。”

当权者很快作出了反应，8月31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随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照常进行。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学教师明知不会成功，但是他们勇敢的反抗精神在文革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中了。7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的威风。”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

1968年7月23日，广州市中小学教职员工学习班正式开班，开始清理教师队伍。至10月，在两期学习班上共有30840名中小学教职员工参加学习，学员被要求写自传、交代问题。共有3693人分别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遭到批斗。广州十七中的教导处庞主任因被打为“历史反革命”，于文革初期被驱赶还乡。1968年他来学校申诉他的问题并要求回城，结果被“主义兵”活活打死。

据广东省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10月至11月7日的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发生自杀121起（死亡98人，未死23人）。10月份连续发生四起全家或夫妻自杀案。省教育系统在十天内发生六起自杀事件，华南工学院甚至一个晚上发生两起。

从8月12日至14日，广州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进驻广州13所大专院校，总数达2783人。各院校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三忠于”活动，发动群众，拆除武斗工事、据点，收缴武器，揭批造反派的“坏头头”。

从7月初至10月底，广州全市举办了28261期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班。7月至11月，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多达28738人。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据市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7月-12月，全市非正常死亡达585人。至于全广东省在“清队”中被迫害致死人数则无法统计，因为这个运动在外县已经和大屠杀结合在一起了。从8月31日开始，广州进行全市户口大清查。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反复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清查行动，共出动11.4万人次，清查了5.75万多户，收容审查了8000多人。

1970年年元旦刚过，“一打三反”运动就横扫全省了。各地接二连三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3月10日广州市在越秀山体育场和全市7个分场，召开40万人的宣判大会。对77名特务、反革命分子、杀人犯和贪污盗窃罪犯进行宣判。据官方统计，从2月8日至3月25日，全市非正常死亡309人。“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市非正常死亡的900多人。至于抓“五一六”运动，据迟泽厚说，广东一个“五一六”也没抓，是刘兴元的主张。

 

三、重提历史旧案

 

“双陈案”

 

1967年5月，在广州市区大街上贴出一幅引人注意的大标语：《是解决“两陈案”的时候了》，署名是饶彰风。饶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直坚持地下斗争，曾任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在陶铸领导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撤职下放到广州外语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文革初期被打倒。

“两陈案”又称“双陈案”。“双陈”指原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布鲁）和另一副局长陈坤。当年说他们包庇“国际间谍”梁侠（实为驻香港特情人员）。1951年1月，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逮捕陈泊。同时陈坤也被捕。又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广东省公安厅系统则逮捕7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当年审判“双陈”案的公安部人员也因认为不存在特务集团而被错误处理，赶出公安队伍。此案称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直到1982年才平反。

主办此案的原广州市公安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于1961年去世，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成了“黑帮分子”被打倒。对“反地方主义”和“双陈案”积怨已久的饶彰风认为时机已到，遂贴出那张惊动全市的大标语。

广州造反派正在收集罗瑞卿的材料，很快将这一标语通过他们的宣传系统传播，扩大影响。中山大学梁天真等同学组成“两陈案”专案组。他们对惨遭迫害的陈泊、陈坤、梁侠、陈长清等人深表同情，认为他们受到罗瑞卿的陷害。他们提出要通过对“双陈案件”的调查，揪出罗瑞卿的黑爪牙，为无辜受害的干部和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平反伸冤。他们就此案出小报、造舆论，闹得广州市满城风雨，家喻户晓。这些文章也被串联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各地。

对这一案件做出实质贡献的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他们之所以注意到此事件，是因为配合罗瑞卿陷害二陈的原广州市公安局长谭政文是他们学校宣扬血统论著名人物谭力夫之父，也因为陈泊的儿子在该校读书。1967年北工大造反派将陈泊从劳改农场接到北京与其妻团聚，并奔走各个机构致力为其平反。直到1968年局势变化，陈泊被抓回，于1972年死于劳改农场。

 

第三次“反地方主义”

 

上述“双陈案”是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背景下产生的。1950年代，陶铸在广东先后领导过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冯白驹，几万地方干部受到株连。十年来“地方主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

文革还没正式开始，陶铸、赵紫阳就开始了第三次“反地方主义”。1966年4月30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通过批田汉，揭露了古大存在1962年8 月写过一首“反动七律”与田汉合唱，并在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迅》上公开点名批判。

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以后，一些群众组织和地方干部纷纷提出翻案。在广州地区最早提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是“八一战斗兵团”。2月7日“八一战斗兵团”在其主办的小报《红工农》创刊号上提出了陶铸与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广东“批陶联”成立后，广州市大街小巷贴满了“古大存骨头是红的”大字报，因而在群众中形成“红派”和“黑派”。一些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批判的干部也进行了串联。2月15日冯燊（政协副主席）和林锵云（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人大常委，现已免职退休）在他们共同署名的告全省干部公开信《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紫阳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中，批评当年反地方主义运动“两面三刀，排斥异己，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为在1966年11月4日去世的古大存鸣冤叫屈。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吴有恒也在大字报中指出：“在广东揭陶铸，如不揭开他与古大存同志之间斗争的真实性质，那是不会搞得透彻的，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3月8日尹林平、云广英（计委副主任）、廖似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冯燊等聚会讨论当前的形势。

1967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廖似光给他递交一封信，提出：“一、从土改到四清试点，赵（紫阳）都很强调‘扎根串连’，是否中央知道？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二、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否经中央批准的？打击一大片、保护陶赵结党营私一小撮的情况，中央是否知道？”此处表明廖似光深谙党内斗争规则，即组织原则高于政治原则，所以不提反地方主义的是非，只提是否经过中央。但是周恩来的回应是：为“地方主义”翻案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广东军管后，军管会结合林李明而于4月拘捕尹林平。5月5日周恩来电致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此后赵紫阳、尹林平、雍文涛、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等都被警备区监护起来。首先提出重审“双陈案”的饶彰风也遭受长期迫害，于1970年9月12日死于狱中。

“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 5月12日“华工红旗”的一批学生，想方设法，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尹林平从警司手中抢了出来，先是藏在中山医学院，后来转移到华南工学院。“华工红旗”在抢走尹林平后，发表《严正声明》：“我们重申，在尹林平未解放之前，我司令部负责保护尹林平的生命安全及给予人身自由。”石牌一带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尹林平我们保定了！”“尹林平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在双方组织的支持下，6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尹林平为省委书记，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带头人物。“高官辩论会”吸引了许多群众前来旁听。辩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题目展开：一、林李明是不是陶铸死党？二、尹林平是不是地方主义分子？三、“三八会议”是不是黑会？尹林平大声疾呼：“搞错了就要翻案！”他在会上还散发了《我的经历》、《严正声明——揭穿对我政治陷害》等材料。其他老同志也在会上发放了一些文章。6月28日，双方又举行了第二轮的辩论。

“红旗派”失势后，他们支持的被整地方干部遭受更严厉的整肃，被打为“地方主义翻案集团”。首当其冲的是曾任珠江纵队司令员、两广纵队副政委的林锵云。在前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都幸免遇难，作为地方干部代表被安排为副省长。文革中被打为“漏网地方主义头子”，被拘留审查。届时他已年逾古稀、重病缠身、举步维艰，得不到良好医治，于1970年10月2日逝世在医院里。原粤中纵队政委冯燊也于1970年被迫害致死。

这第三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牵连黄永胜为止。从1951年开始“反地方主义”，这三次运动前后历时20年，共有3万多地方干部受整受贬，有4000多干部被遣送回乡务农，有70多人自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为“反地方主义”中的几起案件平反。1983年中央为冯白驹、古大存平反。冯白驹已在1973年去世。1994年经复查方方案件，撤销对其的各种处分，恢复其政治名誉，这桩“地方主义”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主要当事人均已故去。

和“地方主义”问题相关的还有地下党问题，包括“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广州地下党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战区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问题”、“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系统内中共地下党组织问题”、关于地方游击队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问题等。据有关统计，因上述问题而受到审查迫害的共有816人，这些人均为省市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

在广州，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接收了其中审理“十二集地下党”的专案材料，并于1972年10月写出调查报告，肯定了“十二集地下党”是中共领导下的党组织，推倒了黄永胜时期强加给“十二集地下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但仍保留了一些不妥的提法和不实之词。这一问题连同其他的所谓问题，在文革结束后才被市委逐步清理，先后得到平反。

即使文革结束后，为长达数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平反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一些掌权者认为“反地方主义”还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没有涉入这一运动的原政协副主席、女红军廖似光在1987年严厉驳斥了这观点。

 

四、涉港事件

 

香港“抗暴斗争”

 

1967年夏季，在香港发生左翼民众的“抗暴斗争”，大陆方面介入，发展成不可控局面，引起中英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导致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暴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共建国以来，始终容许港、澳在外人管辖下继续维持现状。“实际上，中国收回香港易如反掌，而英国之所以统治香港到1997年，关键不在于英国的蛮横，而在于中国政府不想即时收回（为了‘利用’），否则港英统治至多拖到1960 年代。”

“利用”香港干什么呢？“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

当然这只是小事一桩。多年来，港、澳，主要是香港，作为我国贸易、金融、信息的对外通道，对打破西方的封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一些重要战略物资，也是通过各种渠道从香港获得的。

但是，文革以来，特别是1967年国内群众运动达到高潮，“造反有理”的激进思想扩散到近在咫尺的港、澳，在左翼青年人群中激起强烈响应，在有关方面策动下，掀起对抗港英当局的群众运动。

这一波浪潮起源于澳门的“一二三事件”。1966年11月，澳门凼仔学校因扩建问题与当局发生纠纷。11月15日官方派警察前去阻止，引起冲突，造成24人受伤。澳门中华总商会试图调解，但澳门官方态度强硬。18日，凼仔居民提出惩凶、不要阻碍办校等五项要求。25日澳门新任总督赴任，承认以前举措失当，提出成立由双方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但是中华总商会未派人参加，该议未能落实。民间抗议活动日益高涨。

12月3日中午冲突升级，警察先用警棍，后用防暴水车，驱散聚集在总督府前群众。4时半左右，防暴警察在警署前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打死2人。总督随后颁令戒严并实行宵禁。以后几天又有数人在街上被乱枪射杀。据官方统计共死8人。

12月10日，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对葡方提出强烈抗议和四项要求，包括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提出的要求、赔礼道歉，严惩主要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此时局势极度紧张，双方均部署军队，澳门市面萧条、澳元贬值、市民躲进家中或开始逃离。在此情况下，葡国政府和澳门当局只能放下身段，接受了中国方面的条件，将市政厅长、警察厅长撤职，承认错误，对死难者予以赔偿，驱逐国民党势力。大陆方面完全控制了澳门。

澳门的成功经验鼓励了香港左派，也许给予中国官方以启示，觉得可以照样用于香港。剧情的开头很类似，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1967年5月6日，九龙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工人因劳资纠纷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香港警署拘捕了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人士声援工人。他们手持毛泽东语录，列队走上街头，于11日到港督府抗议示威，受到防暴警察的袭击，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左派报纸发动大量煽动性报导，用宣传车播送反对港英当局的文章和口号。

当时港澳事务由外交部外事办公室下的港澳组负责，组长廖承志。港澳组领导设在香港的中共港澳工委。港澳工委的公开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也设立了联络机构，称省委四处。由于港澳工委未公开，官方的交涉仍由外交部西欧司出面。一开始工人们的罢工也许是自发的，但是很快得到工委的支持。工委继续组织群众去港督府抗议，香港当局做好了准备，示威者上街后遭到防暴警察毒打，许多人被打伤，形势十分不利，工委主张以硬对硬，问题提到了北京。

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反应。根据外办港澳组和外交部西欧司的联合会议做出的决定，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外交部声明，对英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日起，大批群众连续三天日夜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5月18日北京市举行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谢富治发表讲话，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一场局部的劳资冲突，演成了中英之间一场严重的斗争。

香港的形势火爆，双方坚持不下。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北京成立了专门处理此事件的办公室，召集香港、广州有关人员来京讨论对策，决定将这场斗争进行到胜利，方法是举行全面罢工。5月30日周恩来召集会议审核港澳工委提出的行动方案。

6月10日开始实施工委提出的罢工方案。由于英方的镇压和破坏，进一步扩大罢工规模很困难。港澳办公室感到进退两难，拟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在毗邻九龙的广东宝安县沙头角地区也掀起了“反英援港抗暴”活动。不断组织集会、游行、示威，并不断有人越界对英方进行骚扰和挑衅。英方用安置铁丝网、施放催泪弹等方式阻止。7月5日英方向边界地区大量增兵。中方也进行了相应部署。7月6日因中方一个小孩急病要求越界到香港医院医治。英方不准，激起中方民众冲过边界。一民兵张天生将柴油浇在一床棉被上，置于英方炮楼下准备点火，被英军击毙。以后几日，中方连日举行游行。7月8日中方再次举行集会游行。少数民兵持枪潜到英方地界侦察，被英方开枪扫射。下午4时，英方出动数十人包抄潜入民兵，并开枪射击。中方部队接到命令，为掩护民兵撤退，开枪打死英方防暴警察5人，中方死2人。

“沙头角事件”后，周恩来对计划的执行表示满意，但是表示这是“最后一次”。7月10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听取黄永胜汇报时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的方针。澳门是唾手可得，一压就屈服。”他还说：“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8月9日，中国军队前线临时指挥部撤销。

毛讲不动武，说明有过动武的考虑。但是英国究竟不是葡萄牙，一艘航空母舰以演习名义已经开到附近海面。周恩来还顾虑引来美国第七舰队。但是周恩来对下一步如何进行并无指示，可能在考虑如何收场问题。由于驻香港、广州机构主要人员都在北京，香港事务处于放任状态。香港左派采取了一种“真假炸弹”斗争方式。其中一起爆炸案使得一对7岁和5岁姊弟丧生，造成民众间恐怖情绪，左派渐失人心。

8月20日，经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表示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三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8月22日晚，主要由高校红卫兵组成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代办处英方人员遭到侮辱，英代办被殴打。

火烧事件以后，周恩来批评了肇事者，并招港澳工委等人开会总结经验，要求冷静下来，不要再搞罢工、上街游行、真假炸弹。这对人民有害，对港英无用。于是局势逐渐平静下来，1967年12月，港英当局拆除了边界区的铁丝网，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暴运动”从而收场。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对局势判断失误，被群众运动裹挟着步步为营，要达到什么最终目标不明确，对最后的收场方式也未能周密算计而贸然行事。

这一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为善后付出重大代价。中国驻伦敦外交机构也遭到袭击。事件造成香港當年超過5000人被捕，其中2000多人入獄，包括數百名未滿21歲的“少年政治犯”，左派势力一蹶不振。“临了，中共无意收回香港，鸣金收兵，下令退却。香港左派却陷入尴尬，被港英当局镇压、逮捕、坐监不说，还被自己人指为‘极左’思潮，两头不是人。”

却说双方在边界处殴斗时期，英方抓捕了中方一些人员。1967年10月14日的冲突中，文锦渡工人抓获了一名英国警官胡礼·奈特，鉴于“非我族类”，称之为“白皮猪”，关押于深圳西园招待所。可是这个“白皮猪”于10月20日“失踪”了，后查明是越窗逃回香港。但是县革委认定是暗藏敌人给放走的，当天拘禁干部、群众269人，列入嫌疑审查172人。1968年9月突击审查。被审查人员中有3人自杀身亡、2人自杀未死。判刑坐牢46人。此为“白皮猪冤案”，文革后的1978年平反。

 

用生命博取自由：大逃港

 

1967年香港“抗暴斗争”结束后，港英当局改变了对逃港人员的政策，从部分遣返、部分收容改为全部收容。这引发了1967年以后的大规模逃港潮。

这次大逃港是广东省的第三次大规模逃港。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57年和1962年。1957年的逃港，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农民对强迫入社、整风整社不满。而且当时有个背景，就是粤北闹水灾，上万农民失去家园南逃。广东省委应宝安县委的要求，批准放寛政策，允许群众自由选择出口。这个文件很快收回了，但是内容已经传遍各地。1957年7月，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偷渡过去。一些社队大部分人逃港，甚至湖南、广西等地的人也向广东边境地区聚集。另一方面，港英当局也感到压力，向我国提出交涉。于是，1957年10月，按照上级指示，宝安县委采取坚决措施，有效地制止了逃港风。

第二次大逃港发生在“大跃进”以后的大饥荒中。但是大逃港没有发生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在1961、1962年。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家实行了大量精简城市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人口被强制回农村，造成城市人口逃港，带动了更多的农村人口逃港。另一方面，省里也有意识放寛居民赴港政策，开放更多的出港口岸。1961年9月，省委回复了宝安县委的报告，同意放寛进出人口的管理。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省领导的预料。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群众纷纷向深圳冲区，越过边界，到达香港。到5月上旬，逃港的人越来越多。参与这次外逃的有11万人，其中6万多人逃到香港，被遣返4万多，留下2万多。估计全省外逃17万人。1962年5月，考虑到国际影响，开始收紧政策，但是这时逃港潮已经发展到广州。上万群众扑向通往深圳的火车站，推翻警车，抓走警察。6月6日，由陶铸决定出动军队驱散群众，拘捕1600多人。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这次逃港也给中共领导一个教训，此后开始通过香港进口粮食，缓解了迫待解决的饥荒问题。

1970年代的第三次逃港潮与1960年代初有些不同，1960年代逃亡的主要是广东各地饥饿的农民。由于人数众多，又都是饥饿的老百姓，所以沿途的军警对他们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人大都是从中间陆地通过铁丝网，很少蹈海。现今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很多香港慈善团体带着面包和食水到边境去接济同胞的情形。

而文革中的逃港主力是下乡知青。有人调查广州中学“老三届”知青，几乎每个班级都有人卷入偷渡。每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广州一百多所中学，总数应该不少。知青下放地区，临近香港的偷渡最多。其他如粤北、湛江、海南的，也有很多通过同学关系作跳板，长途跋涉、历尽艰险，也占很大比例。他们下放头一两年感觉尚好，第三年之后普遍不安心在农村继续待下去，主要是感到没有前途。“当年在农村基本上是白干，干活所赚取的工分抵不上所支取的口粮，很多知青索性倒流回城依靠父母。生活上的困难是其次，最主要是我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这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更感觉没有出路。而“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大多通过各种渠道留城，主要是参军。例如陈佩华等对广州中学55个班级毕业生去向的统计：

家庭成分

参军

城市工作

继续上学

留城总数

下乡总数

革命干部

26

12

4

42

58

工人

3

20

8

31

69

非知识中等阶层

0

5

0

5

95

知识中等阶层

0

3

1

4

96

华侨

0

1

2

3

97

“黑五类”

0

1

0

1

99

1968-1969广州55个班红卫兵去向（%）

 

这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更感觉没有出路。而“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大多通过各种渠道留城，主要是参军。所以一般家庭的子女下乡以后，很难看到前途和希望，认识到“逃港才是硬道理”。他们的家长一般也支持他们选择这条道路。而下乡的革干子女则等待着他们的父母解放、复职、结合，从而回城。至于逃港绝非他们的选择，因为一旦成功则牵连他们的父母不得重用。

据阿陀对广州培英中学调查，估计该校学生有200人偷渡，其中150人成功。老三届有10%偷渡到香港，下乡知青则为20%。偷渡原因是经济上得不到翻身、政治上受到歧视、个人所长难以发挥。

逃港的途径也与前两次不同。传统的陆路异常艰险，因为那儿重重设岗，几道封锁线难于通过。所以绝大多数逃港者是从水路，即深圳东边的大鹏湾和西边的后海湾泅渡过去，最短的路线只须3小时，但是容易被逮住，最长的要约24小时才能达到。这样的偷渡绝非易事，因为很多人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海南。他们须在临近边界地方找到关系作为落脚点，先备足干粮，跋涉七八天，才能到达海边，然后套上自制的救生圈，或使用塑料枕头。正规的救生圈在这一带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还有人使用很多吹气避孕套一起绑在身上。他们一般夜间下海，在与海浪拼搏时充满危险，很多人葬身大海。1969-1979十年间有30万人成功逃港。以7%的死亡率计算，大约两万多人死于大海。很多人是冻死的，少数死于鲨鱼之口。尽管如此，他们中绝大多数义无反顾、再接再厉。有的人逃港十几次才获得成功，确实是“以生命博取自由”。一位偷渡两次终于成功的学生说：“知青的命贱，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一但踏上了，就永不回头。不是成功到达，就意味着一生受凌辱，或死亡。当时大家互相勉励不要退却：‘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粤语）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出击，宁死不缩。”

1970年代上半期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人群连续数年在重阳节聚集在广州白云山，自发进行“登高转运”活动，祈求能偷渡港澳成功。这一活动于1974年达到高潮，人数达十万，1975年被禁止，称“白云山重阳登高事件”。

这一时期的逃港人员数目缺乏精确的统计，但是应该可以和第二次逃港相比。例如海丰县于1970年3月调查逃港和“反逃港”时得到的逃港数据是：1962年366宗，4930人；1967-1968年307宗，3456人。

当然逃港人员不限于广东知青。全国各地被迫害、走投无路的人都把逃港当作一条生路。1967年，文革“一月革命”高潮中，广东海丰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甘心所受到的诬蔑和摧残，潜回广州，在广州海珠区琶洲塔附近，坐卡车到大新洲码头，又乘上广东省渔轮厂的快艇，潜逃香港，后转至美国定居。他的这种办法当然安全得多，但是要有可靠的关系，而且费用不菲。

再有1930年出生的陈斯骏，195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被打为右派，后流落回广州栖身街道小厂。文革期间他不甘心这样的生活，于1973、1975、1977年三次偷渡，均未成功，文革结束后被改正，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官方也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1973年公安部一份材料揭示，广东省宝安、珠海二县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行征购社员口粮，减少或取消日用必需品的供应，迫使群众外逃。

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的情况报告，当年8月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根据宝安县委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他们以生命作代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像五次偷渡终于成功的袁家伦女士所说：“就像飞出火海的凤凰，发出正能量，希望鼓舞众人，在绝路中千万不要放弃，珍惜生命，寻找重生的契机。”

 

五、集体屠杀事件

 

根据苏阳关于文革中集体屠杀事件的研究，文革中广东、广西两地是比较典型的省份。广东省的集体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粤东、粤北和粤西，以及海南岛，即汕头地区、肇庆地区、湛江地区，以及海南行政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都是离省行政中心比较远的地方，时间都是发生在1968年夏季“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根据县志统计，广东80个县每县平均死于暴力的311人。

在武传斌1968年带到北京的告状材料中包括这些内容：“海陆丰几千军警包围一个五、六千人的一个村子，动用机枪迫击炮攻进村，估计死亡几百人。还有广东阳江、海南白沙以及肇庆西边和广西交接的封开、怀集等。当时沿西江一直出海流到香港的大批尸体不仅是广西的，也有广东封开、怀集的。”

 

“海丰屠杀事件”

 

广东的武斗和集体屠杀始于潮汕地区。根源之一是军方和原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潮汕地区的集体屠杀事件中，地区最西部的海丰县走在前面。文革中发生在海丰的事件在文献中称“彭湃遗属被杀事件”。我们称之为“海丰屠杀事件”或“海丰事件”，因为被害的不仅只有彭湃遗属。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劫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由于其成分就被批斗过，后来出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动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敬业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据《人民日报》报道，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彭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澎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也相继遇害。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事情总得有点前因后果。

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9月l～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造反派组织了“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人总”），于1967年初进行了夺权斗争。“三月黑风”后，军方迫使“人总”“整风”，逮捕了其领导人，并且扶植成立了“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左委”），因为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别。

“三月黑风”被否定后，在受迫害的地方干部支持下，农民运动兴起，“人总”力量不断壮大，已经和“左委”势力相匹敌。由于驻军支持“左委”，部队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加剧，并且发展为相互仇恨。4月29日汕尾两派发生武斗。汕尾中学学生上街宣传被“汕尾搬运工人赤卫队”围攻。在打斗过程中，一位旁观的13岁小学生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被“赤卫队”打昏过去。事后军管会偏袒肇事者，引起众怒，遂有“五一二事件”发生。

5月9日，“左委”组织人力围攻、占领彭湃中学学生占据的县委新楼，殴打学生。次日“人总”得消息后，召集农民、居民、学生赶到新楼，将“左委”人员包围。军队则派出30多人，赶去营救被围人员，将他们撤到兵营。而群众穷追不舍，尾随追打到兵营。据“左委”方事后公布，被打伤部队280多人、机关干部被打360多人。5月12日事件结束后双方均制造舆论，到广州、北京争取支持。由于“人总”方干部子弟多在大城市读书，在舆论上他们颇占优势。北京的主要学生造反派组织和广州的“旗派”均发表声明支持“人总”。此时，“人总”出于策略的考虑，提出“为周凤平反”的口号和运动。一般群众虽然不满彭氏家族在当地的特权地位，但是更反感南下干部和部队对他们的直接压迫。于是在共同对敌的考虑下组成统一战线。

“五一二事件”后两派矛盾火热化。“人总”把斗争矛头指向当地驻军负责人李福聚，使得部队和“左委”关系更加明朗。双方都在准备一场决战，但“左委”得到部队给予的武器装备，力量远超过“人总”。他们制订了严密的作战计划，策划了一场大屠杀。

8月24日冲突开始。25日十数万武装民兵和农民聚集海丰城。26日“左委”首先截断海丰通往广州等地的通道，然后宣布全城戒严，下午下令杀害当地地、富、反、坏、右、黑、资七类分子及其家属百余人。深夜他们进攻“人总”总部。枪炮声中，据守总部的学生纷纷投降或逃窜。激战十余分钟后，街头遍地尸骸。突围出去的遭到截击，被打死和落水淹死不下百人。8月30日到9月1日，“左委”和驻军组织搜山，很多被俘获者在监禁处被打死。“海丰驻军和海丰县委勾结在一起，对海丰进行了历史上最残酷、最全面、最彻底的血洗。”据“人总”方面估计，在此次屠杀中共打死400余人，重伤500余人。官方宣布的数字是93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彭湃的侄子彭科就是在山上被搜捕、杀害的。我们当然很同情他和他一家的遭遇，但是在这一事件中，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件比比皆是。资本家陈某被搜刮尽家财后，一家七口被活活打死。小学教师欧志鑫，因本村民兵欲夺其妻子，将他们父子二人活埋。这伙暴徒奸淫抢掠、乘火打劫、无恶不作、罄竹难书。

事件影响恶劣，由于“旗派”和北京“红代会”的反映、督促，黄永胜下令广东省军管会严肃处理。9月18日省军管会下令改组海丰县军管会，要求尽力恢复“人总”组织。“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

1968年风向再变。4月9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8、9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官方报道文革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在1967年的县志和大事记中未提“乱打乱杀”字眼，可见当时造反派已被压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肃、残杀。

海丰武斗很快蔓延至潮汕各地。澄海县苏南乡是前游击队根据地，地方干部势力较强。澄海县军管会在汕头地区军管会主任白相国支持下，率领“拥军派”（“东风派”）打击广东地下党、潮汕地下党的地方派（“红旗派”）。最后甚至发展到由野战部队领头、武装民兵为主力攻打苏南公社“红旗派”农民据点的战争。据文革后的统计死难者逾400人。白相国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升任外贸部革委会主任，据说他在任职期间“白相”了很多国家，“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林彪死党”而垮台。

海丰和潮汕地区的屠杀事件在1968年扩散到广东各地。海外学者苏阳利用地方志统计了57个县中有28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6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最严重的阳春县在1968年8-10月共屠杀了2600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当时对这一事件负责的领导人仍处于高位。1978年6月，县委副书记孙敬业仍在坚持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地方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在海丰事件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是否与彭湃本人在大革命时期的极左表现有关，由此引起“冤冤相报”？根据海丰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似乎没有直接相关，但是也许与农民运动的传统有关。

 

湛江地区的屠杀事件

 

湛江地区在夺权阶段后也和省城联系分为两派。“东风派”在湛江叫“捍卫军”，简称“捍派”，曾于1月25日夺权；对应“旗派”的是工人组织“湛联”和学生组织“红革会”，泛称“联派”。1967年8月24日和25日，“捍派”和“联派”先后抢枪。9月23日“捍派”组织7000多农民进城围攻“联派”据点。双方开枪打死人。9月28日在气象学校武斗，双方死亡28人。

1968年5月，“捍派”在全地区组织联防，成立“湛江联指”作为武斗指挥机构。4月化州县开始武斗。5月到9月，化州“联指”和“旗派”的“大筹委”几次武斗，打死多人。吴川的“旗派”“批资站”也参加了化州的武斗。以后武斗进一步升级，双方共打死52人。武斗期间化州 “联指”成立所谓前线军事法庭，枪杀了“俘虏”71人。

湛江地区的集体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阳春、阳江、廉江、信宜等县。其中阳春县杀人最多，非正常死亡达2664人，但是现场记忆很少看到。当地“旗派”的先锋是县一中，在岗美华侨林场、石菉铜矿、704地质队均占优势。但是对方“联司”得到部队支持，发动农民参与，在1967年11月26日的武斗中打败“旗派”。到了1968年夏天就开始大屠杀了。当地有一条漠阳江，流经阳春，从阳江入海。在阳春被打死的尸首都被丢进江里，顺流漂到阳江。目击者言：“在桥上，俯视桥下，只见桥下河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死尸，都光着身，被水泡胀，象吹足了气刨光了毛的死猪。此时正是漠阳江的枯水季节，水清见底，河水流动很慢，河面上停留着许多船只，本来是已经很窄的水面，现在又有许多条尸首浮在河上，停留在船只之间，该走的船也不敢走了。”

1967年9月，阳春的集体屠杀就已经开始了。9月23日，八甲公社石碧大队党员学习班上，把中农吴金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进行批斗，打成重伤死亡。此后在全县出现“乱打乱杀”事件，实际应该是有组织的屠杀。

阳春前县委书记马如杰在监护中三次上述毛泽东反映“乱打乱杀”真实情况，在1969年7月被逮捕，初审判处死刑，1971年改判15年有期徒刑，文革结束后平反。1969年4月县革委会到合水公社调查。公社武装部副部长何炳勋愤恨同僚互相推诿责任，于7月15日开枪打死武装部长吴昭群、公安员李学林，然后举枪自戕，也算一条汉子。文革后的1980年，对“乱打乱杀”进行善后，共处理217人，其中判处死刑2人。

临近阳春的阳江县从1968年初到1969年1月，13个月时间里，非正常死亡909人。其中被枪杀330人（其中武斗打死23人），被斗争打死374人，自杀205人，再加上后来的“一打三反”中自杀61人共970人。这一轮集体屠杀高潮始于1968年5月。5月11日至15日，湛江地区革委会在海康县召开全地区公社革委会主任会议，提出“反三右一妖风”口号。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要把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此后由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转向残杀传统阶级敌人，在全地区掀起乱打乱杀狂潮。

15日海康会议结束当晚，阳江县军管会主任即召开参加会议回来人员布置具体行动。以后层层传达，布置对四类分子排队，对表现“坏”的予以批斗、殴打、杀死、枪决。到6月1日前，共杀死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子女共78人。

6月1日阳江县军管会召开“反三右一妖风”四级干部会，表扬杀人多的公社，批评至今还没有动的公社、大队，鼓动进一步乱打乱杀。至7月23日，全县杀死573人。其中枪毙204人，打死274人，自杀95人。

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以后，这一屠杀现象有所收敛，但是直到1969年1月才完全终止。从描述的过程看，与同一时期的湘南大屠杀比较，死难者中被枪毙的比例很大，屠杀完全是在军管会有领导下有序进行的，定性为“乱打乱杀”系掩盖真相。此文作者为阳江党史研究室人员，在文中未涉及派性。实际上，阳江的集体屠杀之所以惨烈和该县是湛江地区“旗派”的根据地有关。当地军管会曾支持“旗派”的一中“八一八兵团”。

在靠近广西的廉江县，从1967年冬就刮起杀人狂潮。“但就是在此时此刻，廉江刮起了一场乱打乱杀的狂风，据后来有人统计，廉江被杀的人数达1690多人，被杀害的有共产党员，有国家干部、教师和群众。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是出生只有20多天的婴儿，还有死在母体中的胎儿。有的全家被杀绝，有的第一次死里逃生，第二次被抓获后杀死。有的集体活埋，把被活埋者集中在一起，先叫他们自已挖坑，待把坑挖好后推进坑里活埋。”谁执行的呢？“廉江县全县参加杀人的干部共有965人，其中国家干部110人，大队干部618人，生产队干部228人。”

在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县，群众组织分为“红联”、“革联”两派。1967年5月30日两派在五一农场发生大规模武斗，有3千多人参加，死亡18人。到了1968年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在6、7、8三个月时间内，乱打乱杀现象十分严重，全县造成死亡的有285人，当中有的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有的是被报复打死的，有的是自杀致死的，等等。”
在电白县（今茂名市电白区），群众组织分为“司派”和“核派”。“司派”由“一司”到“六司”和“水东红司”组成，“核派”以一中的“核炸兵团”为首，成员多学生。由于“司派”有部队支持，在一系列武斗中取胜。“核派”逃往阳江，电白成为“司派”的天下。“1967年,电白天空弥漫着文化大革命的阴云,烧神公、毁文物,闻道杀人田野上,地主性命难自保。此时的马踏（电白县的一个镇）风声鹤唳,司派组织的农民头活像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冲锋队盖世太保四处捕杀‘犹太人’——地主。”1968年5月一天，坡田大队通知所有地富分子及其家属50多人去开会，然后把他们全部杀害，只有一人逃跑。“这种斩草除根式的杀戮，使中国许多乡村成为没有地富出身的‘净土’。”在石鼓湾大队鸭塘湖，1968年8月的一天，全部黎姓地主、富农及其家属被通知去开会，在打禾场上强令他们互相捆绑。然后四个凶手对付一个，用木棍、稻叉残酷杀害。一夜之间一百多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电白全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达1022人。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1968年。当年被“乱打乱杀”死亡837人，自杀死亡77人，武斗中被打死108人。可见所谓“乱打乱杀”有别于一般的武斗，属于一种集体屠杀行为。

湛江地区杀人多，可能与此地支持“旗派”的老干部多有关。

在肇庆地区亦发生类似的惨剧。例如肇庆地区封开县，“1966～1968年，在南丰镇邮局门口，每逢圩日（赶集日），就有最少一个‘坏分子’被当众打死。”“残忍血腥的场面令人恐怖，目不忍睹，但是每次都围着一群麻木的人群观看。”1968年7月有三位“旗派”人员听到风声不好，逃往怀集县，被当地对立派别捕获，通知封开县。封开县派人去将三人处死，一共打了168发子弹，将三人尸体打成蜂窝状。从1968年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开始，到1969年底，封开县“乱打乱杀”、被迫害致死524人。

据官方1969年底资料，肇庆“全区死亡3218人（武斗335人，自杀726人，乱打乱杀2157人），其中广宁、怀集两县占三分之二。”

 

海南：儋县“平暴”

 

海南行政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文革运动统一由海南区党委领导，按照省委指示开展。6月3日海南师范专科学校学生贴出海南第一张大字报，支持北大的革命师生，批评校党委领导不力，贴出后遭到围攻。6月中旬所有大中学校停课，出现揪斗教师现象，造反和保守两派形成对立。海南区党委和自治州党委派遣工作队进驻学校和文教单位。8月8日“十六条”公布后工作队开始撤出。

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夺权。省委打电话给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叫他做好向造反派交权的准备。此时，《海南日报》已在1月14日被夺权，海口公安局和海口市委也于当日被夺权。省委机关人员议论当前局势，认为于其让别人夺，不如自己夺，于是演出一出内部夺权的戏，称为“一二三夺权”。

但是这一“夺权”引起轩然大波。群众组织按照对其态度分为三派。以学生为主的“东联站”（“海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东方红联络站”）坚决支持，以工人为主的“海联司”（“毛泽东思想造反派海南岛联合司令部”）坚决反对，以机关干部为主的“工农兵”（“海南工农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则不支持也不反对，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2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也发生夺权。

2月15日海南军区发布紧急通告，要求被夺了权的区党委书记杨泽江等领导干部站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实际否定了“一二三夺权”。军区在“三月镇反”中，镇压反对派，把海南军区战线文工团的“五指山红色革命造反团”打为反革命组织。3月25日海南区实行军管。6月6日，海口“东联站”所属的“红东三司”冲击已军管的《海南日报》社。驻军以脱帽为令，突然开枪，打死红卫兵数名，称为“六六事件”。

1967年夏季后海口“海联司”和“东联站”之间开始武斗。8月8日发生第一次大型武斗事件。11月武斗达到高潮，“海联司”逐渐取得优势。1968年初北京学习班后，海口三派也签订了停止武斗的协议，准备大联合。对此协议，“东方红”派内部也发生争论，和广州情况相似。但是“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后，“东方红”派在海口最后据点解放戏院被武力清除，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在文昌县，“旗派”以文昌中学“井冈山兵团”为核心，称为“井系旗派”，在县城势力雄厚，在农村有同盟军“红农会”支持。但是对立面“联总”在广大农村占优势。1967年夏季后冲突转剧，两派各自占领据点备战，11月27日在县城进行了大规模武斗。当时驻文昌的海军快艇十一支队倾向并支持造反派。1967年11月《人民海军》报刊登了《飘扬在南海上空的一面红旗——记4411快艇部队》对其予以表扬。但是具备实力的“联总”一派在1968年1月1日攻占了“井系旗派”的根据地紫贝岭。此后造反派一蹶不振，再加上海军部队按照上级指示退出支左，被迫从县城疏散到海口或“红农会”占优势的农村，还不断遭到对立派的追捕、围剿、杀害，被关押六七百人，直到革委会成立时才释放。

从海口以南的定安县的情况可以看到军管会如何镇压“东方红派”：“7月，县军管会派人抓捕200多人关押在县工人文化宫临时大牢房的3个监仓里：第一监仓为综合仓，约80平方米，关押初抓进来的80多人，有干部、职工、工人、居民；第二监仓约30平方米，关押县级当权派和‘东方红’派主要头目及重要骨干人员20多人；第三监仓约60平方米，关押‘东方红’和各组织的一般头目及骨干50多人。另外，‘东方红’派被抓的学生、教师头目40多人在定安中学集体监管。8月中旬以前，被关押在文化宫的人员每天都被绑着带回单位批斗，每隔几天所有被抓人员都被绑起来，戴上高帽，挂上牌子，脸上画上鬼形怪相，列队集中游街示众一次。在游街时，曾出现个别不明真相的群众用拳头、棍棒袭击被抓游街人员的现象。”

当时在全省发动围剿造反派的行动，以海南最甚，但很少见到有关资料，一般官方出版物对此守口如瓶，或只见片言只语，将集体屠杀事件泛称为“乱打乱杀”。例如东方县的县志上说，1968年7月，为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两派群众组织“乱抓乱打乱关”2000余人，死260人。8月15日，板桥公社群众组织召开公审大会，将离休干部方贤惠、赖金春夫妇枪杀。

比较典型事件是“儋县八月戡乱平暴事件”。革命老区儋县的群众组织分为“联派”和“筹派”。“联派”主要组织是“无产阶级七一总部”、“心心向党野战军司令部”和“革命根据地老区造反团联合指挥部”。“筹派”主要是“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派”得到军方支持，从1967年底在中和镇和“联派”武斗，长达8个月。
        1968年3月，儋县军管会把儋县上述三个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968年7月，又把在3个造反团体的基础上联合成立的“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捏造黑材料，诬称其“阴谋暴乱”，并立案为“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反革命暴动案”。7于20日海南革委会发布[68]18号布告，针对儋县作出八条规定，宣布自布告发布起五天内革委会和军队要进行“全面检查”，有权采取“强制性行动”。
        按照海南区布置，儋县军管会借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决定对“联络站”派实行镇压，成立“戡乱指挥部”和“抗暴指挥部”，调集野战军、地方部队和全岛8个县14个国营农场的武装基干民兵，共计2万多人，组成一支武装的“抗暴大军”，向儋县参加“联络站”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和镇压。1968年8月，全县各个公社、国营农场，包括上百个老区村庄，都遭到部队和民兵组成的“抗暴大军”的洗劫。尤为严重的是，“戡乱”大军对坚持“联络站”派观点的群众实行屠杀，对“联络站”的据点村庄实行纵火焚烧。儋县革命老区中心的水井村，及白塘、美莱等村的民房，被“戡乱”军队和武装民兵几乎全部烧光。在这一事件中，全县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有700多人，烧毁民房700多间，设置临时监狱500多所，非法关押干部群众5万多人。许多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或逼供信，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在王五公社，“戡乱”军队和武装民兵对捉来的干部群众50人集体枪杀。

《儋县志》记载：“是年，晚造播种面积比常年减少8万亩；水利灌溉面积减少4-5万亩；财政收入比往年同期减少50%；耕牛被杀1000多头；农具随时严重。是年，由于武斗，本县新英、中和、峨曼、王五、新洲、木棠、那大等七个公社、15个大队、16个村庄（城镇）部分居民房被烧毁、拆掉，计有457间（其中茅草房73间），共20433平方。是年，本县非正常死亡683人，其中干部113人（含自杀50人）。”另一说海南区“红色娘子军”自杀60多人。

在此期间，在儋县国营西庆农场也发生集体屠杀事件。夺权的革委会主任姜纯浩等人利用军管会镇压“联络站”的混乱局面，将农场党委书记范如龙、副书记吴学仕等原五名领导成员和28名干部职工杀害。

官方文献记述：“七三”、“七二四”布告后，军管会组织“抗暴大军”，“在全州‘刮十二级台风’，于8月5日对乐东县黑眉大队几个村庄（琼崖特委根据地）大举进攻，定为‘反革命村庄’，杀害黎族干部邢德基、方育雄等人。”

9月7日，白沙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王正成等被诬蔑为“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后台”、“司令”、“指挥”遭到抓捕。参加过白沙起义的红毛老区群众受到残酷迫害。这个案件牵连了一大批黎、苗、汉族干部和几千群众，不少人遭到严刑逼供，残酷迫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被抓捕的部委办一级干部就有36人，汉族干部达90余人。白沙县还制造了林桃森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集团”、以雷玉婵为首的“广州反共救国团”、“中国国民党卫星农场委员会”三个假案。在东方县，制造了“叛徒集团”、“赵光炬黑线”、“《昌江风雷》大毒草”和“反革命暴乱事件”四个冤案。这些案件均在文革结束后平反。

一般来说，在文革集体屠杀事件中，被残杀的都是些四类分子、“黑五类”及其子女。在西庆农场，怎么党委书记和党委一班人也被集体杀害了呢？位于海南乐东县尖峰镇的黑眉村一带原来是中共琼崖特委所在地，怎么成为“反革命村庄”了呢？这一事实揭示了海南，以至于全广东两派斗争的历史背景，就是前述“海丰事件”所显示的“反地方主义”问题。在海南，两次“反地方主义”后，原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加剧。文革开始后再次“反地方主义”，外来干部，特别是部队干部，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打击地方干部，特别是原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军区出动正规军围剿。一些国民党军长期未能攻下的游击队据点被大军攻破。1968年底到1969年初海南杀了数万人，“东方红派”县一级的头头全杀光，因“东方红派”得原琼崖纵队的干部支持，故琼崖老区死人最多，如崖县，杀人理由是原琼崖纵队是“反共救国团”，有当年革委会布告为证。

1974年3月5日，中组部、公安部派调查组来海南，调查儋县1968年非正常死亡问题。4月9日调查组向广东省委作了汇报，“儋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反革命暴动案”得到平反。7月23日，原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做了《关于我在处理儋县问题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案彻底平反，一些杀人者得到惩治。

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迟厚泽发表了不少关于军区在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章。然而他在回答《赵紫阳在广东》主编蔡文彬提问时却说广东在文革中“死人也是最小的”。蔡文彬问他：“你了解‘文革’当中广东儋县和东方县的大屠杀事件吗？”他表示不知道，说全省非正常死亡也不过死三、四万人，比起湖南、广西差得远。可见军区领导对这种屠杀事件根本不当回事。据官方统计资料，截至1970年3月，全省累计非正常死亡3.85万人。

1974年3月22日赵紫阳和孔石泉找高翔谈话涉及非正常死亡人数。高翔说根据“旗派”各地统计上报是7000人，当时只有一派有力量杀人。孔石泉说杀人数字不止这个。赵紫阳说：“我了解潮阳县杀了几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县地区就搞不清楚杀的主要是什么人，那个地区杀人最多的。”

类似事件遍及广东全境。例如惠阳地区龙门县革委会领导在永汉老区“捅马蜂窝”，诬蔑永汉是“叛徒集团的巢穴和反革命指挥部的所在地”，组织上万人上山搜捕，把800多老区群众作为“反共救国团”对待，造成大冤案。

 

六、文革中的广州军区

 

文革初期的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主要由原来的四野人员组成，但内部也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文革开始后，政治部下属单位把目标对准副司令温玉成的贪腐问题。但是温是黄永胜嫡系，不可能扳倒。1966年8月15日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针对温玉成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来到司令部，要求罢温玉成的官，称“八一五事件”。次日林彪发话保了温玉成。因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经黄永胜推荐，于1967年10月到北京当上了副总参谋长。

1967年5月，黄永胜从北京回来，召集刘兴元等开会研究常委班子调整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冤案，随后将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江民风等人关押起来。他们在文革前就和黄永胜等人有些芥蒂。此时广州造反派认为支持他们的相炜、江民风是“三结合”的理想人选。“旗派”组织“新一司”于8月17日将被囚禁的江民风从军区抢了出来。至于相炜，听说历史上曾被捕过，造反派对他比较犹豫。

文革初期，副司令员文年生曾负责军区内部的运动，后被指责“右倾”，主要负责生产。1966年11月，黄永胜指使军区的群众组织，以“篡夺军区领导权”“贺龙的忠实爪牙”、“包庇反党分子吴自立、周小舟”等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攻击文年生。1968年3月2日，军区文革给所属桂林步兵学校一封公开信，称“三二指示”，下令学校要“彻底揭发文、郭、相、江、陶罪行，斩断黑手，揪出坏人。”信中提到的要揭发所谓有“罪行”的人，都是被黄永胜视为异己而受到政治迫害的广州军区的领导人：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副政委郭成柱、政治部主任项炜、副主任江民凤、军区参谋长陶汉章。除此以外，黄永胜还打了中南局支持“旗派”的闵一凡、车学藻、张天祹“反党集团”。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指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对文年生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残酷斗争。6月7日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初，中央针对广西、陕西等地武斗问题发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8月8日周恩来看到广州军区、广东革委会有关的《情况报告》后，致信毛、林，建议总结广州军区落实两个布告的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成文件。接到中央批复后，黄永胜指示广州军区召集中南五省军队干部开会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关于这次会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上仅提一句：“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份1968年8月的油印传单《黄永胜在南岳召开团级以上支左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可能是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一般称为“南岳会议”。会后，湖南省革委会和省驻军支左小组在南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广州军区会议精神，也称“南岳会议”。这次广州军区的“南岳会议”对湖南的影响很大，在广西主要解决桂林问题，而对广东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之前已发生“反共救国军”事件，在两广一些地方已经大开杀戒了。“南岳会议”实际就是将广东经验移植到湖南的会议。

 

“九一三事件”后的广州军区

 

1968年3月24日中央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代总长杨成武垮台。中央调黄永胜到京任总参谋长。之前的1968年2月，中央调丁盛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7月任命为军区司令员，代替了黄永胜。1968年底丁盛调走后，由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主持革委会工作。1970年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兼任省革委会主任。

1971年9月发生林彪外逃殒命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行之说已成定论，这一说法延续了30多年，在1972年的中央文件中即称：“当这一反革命计划破产后，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8年后的“两案”审判的判决书中仍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谋杀计划失败后，林彪随即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他当时准备作为政变根据地的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在一些高官回忆录、党史中，也继续坚持这一说法。

但是几十年来，“南逃广州”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明。它只是林立果的“小舰队”少数人的设想，不能证明跟林彪有任何关系，黄、吴、李、邱亦不知情。林立果的“小舰队”曾来过广东活动，但是与广州军区领导没有关系。

正因为如此，“九一三事件”后，广州军区最终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有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因“资敌”案判处了11年有期徒刑。这个罪名指的是向林彪一伙泄露了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内容。

但是这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说法究竟给他们惹来很大麻烦。事情坏在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卜占亚身上。卜占亚于1970年调往湖南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因为他同时被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所以在湖南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也得罪了很多人。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他上了林彪的贼船，曾协助林彪“南逃广州”和泄露机密。卜占亚顶不住压力，认了罪，写了检查报告，于1973年3月5日定案，于是牵涉到广州军区。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对调”，许世友调到广州军区置换丁盛。1972年3月，赵紫阳被启用，任广东省委书记，主管农业和科技，又于1974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他们都不属于原四野系统的，自然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许世友在1974年4月30日接见群众代表时说：“现在根据材料来看，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只能是这个结论。”卜占亚的问题直到1982年才澄清。当他回到广州的时候，看到军区内还有“吊着一大串”受他牵连的人呢。

另一涉及广州军区的重大问题是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行宫”。1971年1月，汪东兴告诉在京开会的丁盛和刘兴元，毛泽东有意年底要到广州过冬。原来住过的两处房子陈旧了，希望在郊区选址另盖一处房子。领旨后，丁盛和刘兴元不敢怠慢，立刻到白云山去选了几处，都不很满意。4月汪东兴到广州，和丁盛、刘兴元一起去选址，选中了白云山东北一个叫磨刀坑的小盆地。后来汪东兴又加码：还要给林、周、江各修一组。于是地址改为更宽敞的磨刀坑水库，改称南湖。在原来的磨刀坑也同时给毛修另外一所。

这工程称“七○五工程”，要求年底完工。因此不得不动员大量施工部队及车辆、机械。经费从总参、总后调拨，一些大军区也支援了大批物资。施工部队把工程当成极其光荣的政治人物，进展神速。

但是当年9月，“九一三事件”一声霹雳惊雷，把广州军区弄得不知所措。看这个形势，毛和中央领导人年底是不会来广州了。这个工程怎么办？而且，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有人议论这个“七○五工程”是为谁修的，和林彪“南逃广州”什么关系？更尴尬的是，这个耗费数千万的工程，既没有任何中央书面指示，也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广州军区的领导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向中央有关方面补充了报告。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传达，说毛泽东本人叫告诉大家，南湖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此后这个事件就暂时无人提了。

可是许世友调到广州后，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拉拢被丁盛、刘兴元打击过的人，挑广州军区的毛病。他为南湖工程定性，说这个房子就是为林彪修的，林彪南逃，“另立中央”，就是准备住在这里！于是又冤枉了一大批有关系的干部，予以审查。这个运动直到1974年7月，中央来电叫他们别再搞了，并且叫韦国清来广州主持运动，这个运动才算刹车。

但是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直到1978年底，中越边境局势紧张，这个争论才算结束。在1979年的战争中，由于广州军区自废武功，已难找到可用之人。

南湖问题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历时近十年。其实质问题在于，它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已无法统计。在与苏联的战争阴影未完全过去又要与越南开战的形势下，动用军费兴建这一极端豪华的建筑群，与当年慈禧太后动用北洋海军军费动工兴建颐和园有何区别？

 

“牛田洋事件”

 

这是与“七○五工程”强烈对比的一起事件。1969年7月28日强台风登陆期间，汕头牛田洋围垦区发生堤坝决口事故，造成大批战士、学生死亡，称“牛田洋事件”，正如牟宜之《咏史》诗所说：“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牛田洋位于汕头西郊，曾是一片海滩。1962年41军122师前往围海造田，1963年开始粮食生产。1968年122师换防，55军219师进驻。同时还有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等校2100多名大学生来此劳动锻炼。1968年7月围海筑堤工程全面完工，造成良田两万多亩。著名的毛泽东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看了总后勤部一份报告后做出的。这一报告包括牛田洋这一先进典型。

当时笔者也在天津的一处解放军农场中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深知这种“再教育”是怎么回事。那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每日“早祝晚颂”，在“斗私批修”会上慷慨激昂，“狠斗私字一闪念”。劳动时争先恐后，争学雷锋、“做好事”。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政治运动照常进行，谁也不敢落后半步。

然而光辉榜样后面潜伏着危机，应该想到却没有想到。1969年7月28日凌晨，第三号台风在沿海登陆，风力达12级。狂风暴雨挟著大海潮，深黑色的海面陡立起来，向牛田洋猛烈覆盖下来。在那个时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鼓舞下，“此刻牛田洋的官兵与学生仍在进行战前誓师的庄严仪式，他们高呼：‘千准备万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准备!’天灾当前，‘是我们斗私批修的好课堂!’”

此时海堤西围已经被巨浪冲出缺口。战士和学生们倾巢出动救灾，谁也不甘落后。他们拉成人链冒风向海堤前进。但是他们投入的草袋顷刻间被冲走，于是有人抱着大石头连人跳入水中，也瞬时有去无回。但仍然有不少人在毛主席语录声中纷纷跳进，试图以自身的身躯填补缺口。结果657团学二连一排的34名学生中仅2人幸免于难。此时其他各团、连的战士和学生仍源源开来，但是西围和中围已经完全溃决，围垦区内一片泽国。挣扎在水中的年青人，已经不是救灾，而在求生了。在投入的2000多人中，死难官兵470名、大学生83名。灾后牛田洋一片汪洋，营房不见踪影，二线土堤仅剩下一半，到处堆满战士、学生、村民的遗体，和牲畜的尸体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事故的原因是领导者的失误，指挥错误，该做的是紧急撤离，而不应该驱赶人们用血肉之躯去填补堤坝的缺口。师首长事先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前一天晚间开会研究，始终定不下来，直到凌晨3时半，才最终下定决心：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捍卫牛田洋，便是捍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和权威。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还号召全党都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撤退，不就等同于“怕死”吗?

事后这一惨剧却成就了领导者的政绩和荣耀。师首长定下口径：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特殊战斗，遇难者都是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烈士，要广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他们请功授奖。师首长曾要求中央军委授予219师英雄集体的荣誉称号，后来无结果而终。这件事就默默无闻，无人提到，连死难人数也曾忌讳提起。虽然“丧事当成喜事办”没完全成功，但是1972年按照当时流行的文艺路线根据这一事件出版了一本小说《牛田洋》，不但歌颂了干部战士学生们的英雄事迹，而且按当时的套路，编进去内部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情节。此书在文学作品严重缺乏的时代也曾风行一时。

七、李一哲大字报

 

予红和“五四思潮”

 

予红，原名邓衍荣，出生于广州郊区。他父亲由于得罪了干部，被判刑劳改。作为“黑五类”家庭出身，他虽然学业优秀，只能上广州劳动大学。但是他不干命运的安排，奋发努力，自学了各种知识。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他参加了“劳大八三一”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的观点接近“中大八三一”。他很快离开学校，参与了文革初期广州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并且利用串联机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积累了关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大量感性知识。1967年广州“三月黑风”后，群众运动陷于沉寂。他和其他文革积极参加者一样，开始更深入地考虑理论问题，于是和同道者成立的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其成员有“工人红司”领袖阿漆，广州郊区“石井红农友”领袖黄家俊、学生组织代表谢一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郑昌雄、陈星导、李诺贤，回族的马志民。

1967年4月12日这个小组在越秀山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纸《宣言》。它的提纲是：“一、如何评价十七年。二、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三、关于重新建党的学说。四、革命的三个阶段。五、非空想的社会蓝图。”它指出：按其构成和所作所为而说，中共都不能算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自然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从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共，一开始就实行了封建式的一党专政，形成一个镇压民主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党和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层层钳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更没有民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则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为了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和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政治大革命，推翻这个封建法西斯党。

《宣言》认为，必须认清文革两个不同的重心和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意义上的文革应该全面否定。二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大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文革是天然合理的。这个论点接近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

1967年5月初马列主义小组在广州北郊石井公社小坪村召开第二次会议。小坪村是广东第一个农民造反派组织“石井地区红农友”的大本营，也是广东农运的中心，“石井红农友”的头头黄家俊、黄波、黎兴帮是广东著名的农运领袖，是“省革联”常委，也是广州地区最激进的“红司”派人物。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部署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他们还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派别斗争。予红参加了造反派的武装组织“红警司”的工作。

5月底予红等到湖南和杨曦光接触，举行会谈。他们对当前国内局势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有分歧。因为周恩来在广东支持造反派，予红他们不赞成反对周恩来。

1967年12月，“红旗派”各头头召开“佛山会议”，通过《佛山会议纪要》，引起“红旗派”内部的争论。反对派中，由部分大、中学生组织的“红司呐喊”为其代表者。后来很有名的李正天为其中一员。广州造船厂“122战团”与“红司呐喊”合作的《十大分歧》被称为这个思潮的代表。他们对局势的判断是“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反佛山会议派的思潮又被称为“八五思潮”。最激进的代表就是予红创立的“八五公社”。在湖南围剿“省无联”的紧要关头，他们在1968年2月14日《八五》小报上全文刊载了杨曦光的纲领性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并发表了予红《激战前的沉寂——一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一文，反对倒旗，反对铲山头，反对旧体制的复苏。它不但引起当权派的警觉，而且被主流造反派批判为“极左”。

1968年“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后，予红等均被捕入狱。1969年9月，在一次公判大会上，郑昌雄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予红十八年徒刑，陈星导十五年徒刑，押往粤北劳改场服刑。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

 

1972年3月，刘兴元调往四川，军区司令员丁盛接替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月赵紫阳从内蒙古调回广州，主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并当选位中央委员。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丁盛和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对换。许世友于1974年3、4月到广州。1974年4月4日，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1973年后，一些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逐渐被释放并安排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所有各级革委会造反派代表处境都有所改善。这与赵紫阳的态度有关。“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训，重新成为广东省第一把手前后，赵紫阳在他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之内，对某些人和事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宽容的处理。”1974年3月22日，赵紫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广州找高翔谈了一次话。高翔曾担任过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县革委工交办副主任。赵紫阳向孔石泉介绍高翔时说：“他们在广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个‘北京来信事件’。那时还没有‘八三一’他们。以后，对北京来的人在广州写的那篇文章（指《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较强……。”“这次谈话，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还近乎在辩论，但高翔感到了赵紫阳的坦率和诚恳，平添了对他的信任。”

1974年3月18日，省革委副主任，原“红旗工人”头头刘继发发布了一份小字报《团结起来，打一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3月27日，孔石泉、王首道、赵紫阳等领导人接见了两派头头。谈话并不愉快。但是第二天孔石泉就调回部队，广州的局势完全由赵紫阳控制了。

许世友和赵紫阳在4月30号接见广州两派头头。武传斌回忆：“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副主任之一。在会上,赵紫阳先是问:‘武传斌来了没有?’我站起来答：‘来了！’赵向许介绍说：‘武传斌是咱们的小老乡,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审查,现在（审查）结朿了。’许大声说：‘清查五一六，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在南京也搞了,现在查淸了,（武传斌）不是（五一六）份子也就祘了。’赵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让许世友出面讲话为我平反,实属不易,因为在专案组为我所列的罪状中,虽然当时已经删除了“反军、乱军”这一指控,但还是重奌保留了‘整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中央’这一条大罪。”

这次接见以后，“东风派”感到广州军区这颗大树已靠不住，两派头头开始合流，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发生派别斗争。赵紫阳提出原“红旗派”的省革委副主任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市革委副主任孙亦武成立“刘、孙办公室”防止两派矛盾。而两派成员则利用这个办公室争取“补台”，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职务。但是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以后，群众代表被安排到基层挂职。

在批判林彪、黄永胜的运动中，赵紫阳强调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在领导工农业生产上也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因此，1975年10月，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将其调往四川主持工作。

许世友、赵紫阳调往广州后，集中力量批判黄永胜以确立自己的权威。许世友和广东造反派并无冤仇，军队也脱离地方文革。赵紫阳思想比较开放，较好地处理了两派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州思想界一时呈现比较宽松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李一哲事件”。

 

李一哲大字报

 

“批林批孔”运动后期的1974年11月9日，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红司呐喊”的头头，曾因写炮打黄永胜的大字报被逮，“九一三事件”后释放。他曾和省直机关的郭鸿志、胡大钧等在省科委2楼27号房间搞了个“227串联会”，学习和探讨理论问题。

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1966年高中毕业生，“红司”的头头。王希哲的父亲是电影界的技术人员。他本人曾任“红警司”副司令。在他于1967年8月11日一次武斗中负伤时，由陈一阳代理。陈一阳的父亲陈适曾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主任。他出身不好，但是十七中“井冈山公社”的实际领袖。军训团、工宣队进驻十七中后，王、陈均遭到禁闭、批斗。毕业分配下乡后历经磨难。林彪事件发生后，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开始考虑文革中暴露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

1973年6月，王希哲在广州遇到原来就认识的李正天。10月，李正天把他们介绍给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把王希哲写的文章给郭看。郭是个老共产党员，曾参加过朝鲜战争。他酷爱读书，对政治有深入思考。他同意王希哲的看法，中共的问题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缺乏民主。而且他认为，这个民主问题从红军时代对付四方面军时就暴露出来了，而且，不止中共，苏联共产党也是这样。听了郭鸿志发表的言论，王希哲、李正天都受到很大启发。他们把自己的感触写信告诉仍在乡下的陈一阳。陈一阳也表示同意。项明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讨论。他们认为当时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他们自己感到一种思想上的突破，为此十分兴奋。

他们的另一思想资源来自“批林批孔”。“虽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无论如何，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口号我们是可以接过来充分利用的。”

郭鸿志建议他们三人各写一篇文章，而且建议把文章寄给毛泽东，“他认为毛主席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的。我们也都赞成。”

1973年底，听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他们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连同中南林学院郑庆和、陈赞明写的海南岛东方县、儋县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调查材料，以及一篇由李正天署名的《九个问题》一文，寄出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结果，还没送到就被扣住了，这些文章被定为“反动油印品”。

最后贴出的那张大字报是文章的第三稿，由四人联合执笔，并确定了李一哲这个笔名。在贴出时也署了三个人的真名以便联系。为了保护郭鸿志这个老干部，没有署他的名。

文章有一篇很长的序言，表明写作的初衷：“我们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它以“阶级关系变动论”明确地和1957年的右派划清界限，来区分两种要求民主的不同。

文章仍是针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集团的，但是认为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封建性的法西斯专政”。理由是“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评分既得利益。”而文革的任务不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应该是“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这个任务现在并没有完成。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他们断言“新兴的社会力量”“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他们主张：文革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双方都应该有民主权利，不能一派压一派。否则，人民民主专政会贬称派别专政，“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在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部分中，作者提出要法制不要礼治，要明文规定“要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力”。要限制特权。现在走后门成风，正在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人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要保证人民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权力，随时可以撤换他们。大字报还提到落实政策、按劳分配等问题。

这篇著作仍然对准“林彪集团”这个靶子，但是所指的是官方导演的整个文革运动，包括许多所谓“新生事物”，实质指向是制度。它的出发点，仍然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和文革中出现的许多“异端思潮”一样，是从北京“四三派”倡导的“阶级关系变动论”说起。这种说法是本体性的也是策略性的，到前期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达到顶峰。这一文章震耳发聩，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但是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的缺陷是，号召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打倒新的剥削阶级，如何能防止不是一次新的轮回呢，如某些进入体制的造反派所表现的那样？所以，李一哲大字报在前人创建的基础上把异端思潮升华到一个新的质变的高度，指出民主和法治是主要的斗争目标，群众运动应该完全脱离党内斗争的轨道，尽管文章的表述仍遵循流行的文革话语。这种新的思想背后透露着宽容，认为对立两派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

大字报贴出后，产生爆炸性的反应。人们日夜围着大字报抄写、朗读，夜间借助于手电筒、划火柴观看、抄录。关于大字报的消息和内容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国城乡各地。“显圣场所”一说成为广泛传诵的格言。

李一哲的思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满是支持者的批语和贴上的小纸条。在这一阶段除去少数头脑人物还在革委会中争夺席位以外，不但普通群众，就是多数造反派成员也早就厌恶或脱离了宗派斗争。而一些未进入体制的激进派开始转向支持周恩来的稳定政策。“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先声。”

大字报也很快引起统治者的惊恐。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在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省委宣传部以“宣集文”为笔名发表文章对大字报进行批驳，还组织了几百次批判会，面对面的辩论会就有一百多次。四位作者均遭到长期批斗。主要被批判和辩论者是李正天。李毫不畏惧，侃侃而谈。当时流传一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谁能把他驳倒。”李正天熟读经典，把批判者反驳得哑口无言。例如，“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而他们回答：“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至于赵紫阳是否在内心深处同情大字报的观点，借此传播他们的思想则不可知。据武传斌的回忆：“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

但是赵紫阳以批判李一哲为主要内容结束了“批林批孔”运动，也使他摆脱了在这个运动中两头为难的困境。在这个运动中，既要发动群众，又要防止群众组织重组；既不能得罪中央文革，也要维护周恩来的威信。

然而在文革结束后，李一哲不但没有翻身，反而陷身囹圄。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四人同时被捕。同年12月中旬举行的省第五届人代会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四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并牵连到一批干部和青年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此时赵紫阳已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公开宣布对“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将四人释放。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向中央递交海南屠杀材料的郑庆和也被释放。

 

刘国凯和他的著述

 

在论及广州地区文革中的“异端”时，还应该谈到“人民文革论”的提倡者刘国凯，虽然他不仅仅属于广东。我们不拟仔细谈论他的理论，只介绍他的成长过程。刘国凯在广州一中读书时是优等生，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没能入团，毕业后也未被大学录取，到广州郊区税务局当税务助征员。在此时期，他深深体会到社会上人际关系之复杂；到农村征税时，在对杀一头猪征税时和农民发生争执，深谙农民生活之艰难。文革开始后，在茶叶加工厂工作的母亲被划为丁类，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破四旧”时期，他的二弟刘国铸在建材学校被批斗、关押。刘国凯身在机关，没感到出身歧视，但非常同情那些被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1966年11月到12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旗帜下，广州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刘国凯的大弟刘国旋在广州二十一中扯起造反大旗，后来成为中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广州兵团”司令。二弟也获得平反。

1967年的“三月黑风”、军区镇压造反派使得刘国凯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因为他本人曾受到单位领导信任，在文革初期参加保守派组织。他决心摆脱这种尴尬处境，在广州“五三绝食”事件后脱离税务局，到广州有线电厂做一名临时工。他在这里恢复了他的造反本来面目，出于对等级制度的反抗，组织工人成立了“铁血纵队”，坚决支持“红旗派”，后来发展为“工革联广州有线电厂分部”。他们的造反和全广州市的造反派一样，在1967年8、9月达到高潮，10月以后就走下坡路了。按照刘国凯的说法，开始“在泥泞路上漫无目标的跋涉”，也是他深入思考的过程。其间他也受到“八五思潮”、“省无联”等的影响，感到和“标准造反派”思想上的差距。

到了1968年夏，广州“旗派”再次被镇压。刘国凯大弟弟被捕，母亲自杀未遂。严酷的事实激起刘国凯更强烈的反抗情绪，使得完全与体制决裂。而且，据他文革后反思，他已经跳出对保皇派个人的憎恶，而将愤慨的目标投向社会的深层，因而促使他开始写作。1976年他曾和王希哲接触，声称：“改良是没有用的了！要做孙、黄，不要做康、梁！”。

他在1971年完成了《文化革命简析》的初稿，为国内文革研究的先驱。1996年他在海外将此书发表，收录于文革史论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2006年又将其单行出版，收集于《人民文革丛书》（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中。

他的“人民文革论”主要体现《人民文革丛书》四卷中，包括《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基层文革泥泞路》、《人民文革论》。其观点主要总结在他2005年撰写的《论人民文革》一文中。他所说的“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是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研究中一种最重要的学说。

 

八、结局

 

“揭批查”

 

1977年初广州开始“揭批查”。3月一批省革委群众代表、两派头面人物被隔离审查或办学习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1979年3月，被关押、隔离的人员先后释放，但是革委会内群众代表身份自动取消，退出政治舞台。

1983年开始清理“三种人”，到1985年定性。广东省由中组部文件下来划定的“三种人”一共五个：刘继发（红旗派、省革委副主任），刘均益（工交红旗派、省革委常委、省团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孙亦武（东风派、市革委副主任），高翔（华工红旗、省革委常委），武传斌（中大红旗、省革委常委）。五人中的三位工人代表，不但被退回基层当工人，而且必须调动单位，现均已病逝。学生代表高翔和武传斌仍然从事和专业有关的领导工作，但被控制使用。

以上“中央一级”。此外还有省一级的。例如“中大红旗”陈家吉，是中大革委会副主任，厅级，就是省一级。

武传斌从1968年7月底到1969年，大约半年多时间失去自由，前被拘捕批斗，后来是留校软禁审查交代问题，1969年被送到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1970年3月结束牛田洋劳动，被分配到紫金烧碱厂当技术员。1970年底，被关进柯木塱看守所。1972年中放出，转移到中大监禁。1973年底放出，关了三年。1975年调到惠州化肥厂当厂长。1977年6月“清查四人帮的人和事”，再次关押，1980年6月释放，也是三年。一共关了三次，七年。200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2014年9月24日逝世。

高翔原来在军工系统被信任提拔，因为揭批查运动被关押两年，放出来后，1984年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

武传斌谈：“李正天和王希哲的回忆都提到过，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曾经准备在全省批判我，后来形势变化不了了之。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有判刑的，但我没判刑啊！我被抓来抓去坐了三次牢，但没判刑。因为我没判刑，广东造反派头头也没一个判刑。”但是他可能只了解广州情况。在广东全省的“两案”审查中，有16人被判徒刑。

2014年10月阿陀采访广州文革两派工人领袖（东风派）梁锦棠和（红旗派）卢宗膜。卢被定为“三种人”，梁没戴帽，也按“三种人”待遇。在临别题词时，二人都说“问心无愧”。梁认为自己一派反对大乱广州，维护社会秩序，对结束文革浩劫有功无过，中央对文革历史的否定结论恰恰证明自己是对的，当然问心无愧；卢认为文革就是反官僚、反特权、反修正主义。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恰恰证明当年反对了。作为党员，听从党中央主席的号召去造反，又没图私利，何错之有？当然问心无愧。对此，阿陀称之为“第一种忠诚”。

 

“七九民运”

 

当然广州造反派不都仅仅是“第一种忠诚”。他们在文革结束以后没有停止他们争取人权的活动。这一点和其他省市有所不同。他们于1979年的“七九民运”中在广州扮演了主要角色。

“七九民运”始于北京西单民主墙。民主墙的高潮约在1978年10、11月间，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间大致重合。所以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出身广州“红旗派”的汪岷（华南师院）、王希哲、王一飞（铁路中学）、郑庆和等都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领袖。但是由于更年青一代参加，大家主要关心国家的未来，文革遗留问题不再是议题之一。1978年底刘国凯在广州首创民刊《人民之声》，一般按月出版。何求、王一飞另办了《人民之路》。

1979年4月1日各大学文学社团举行纪念“四五运动”的座谈会。4月3日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接见了民运活动分子，宣布不允许他们于5月4日召开纪念大会。1979年12月省委传达杨尚昆指示，《人民之声》被迫停刊。到了1980年，虽然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种类增多，但影响却大不如前了。于是出于王希哲的建议，他们联络各地朋友，办了一个内部通讯式的《学友通信》。1981年当局开始镇压，王希哲、何求、王一飞等被捕。1982年王希哲被判14年徒刑。短命的广州“七九民运”宣告结束，但是它延续了造反派的命脉，清晰地显示了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和后文革时代民运之间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广东省的文革运动是多面体的。由于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的垮台所产生的历史机遇，官方和两派群众组织都大致有惊无险地涉过了文革最后两年的波澜，而且在大潮过后落得个比较平稳的结局。但是这主要对广州而言。由于没有进行如广西、湘南那样的“处遗”，尽管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但在地方上，被整肃、残杀的造反派、地方干部、“黑五类”群体的境遇如何，从“海丰事件”艰难的平反过程可以判断。

在广大农村，从1973年8月到1977年夏，先后进行了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整基层干部和群众，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在城市里，1976年职工平均工资只比1966年上涨0.7%，人均年粮食消费下降到481斤，比1966年减少44斤。广州市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3.82平米，较解放初期下降0.68平米。汕头市为2.3平米，较解放初期下降2.4平米。城市“待业”人口多，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那么多人逃港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武传斌这个个案来看，广东造反派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广阔的视野。这与广东这个地方近代的历史，以及港澳这个异域文化窗口的影响有关。反抗精神和开放、宽容的心态是产生李一哲大字报的产生土壤。民间普遍具有的这种思想意识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广东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中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