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庆柏 故乡拾骨安葬“文革”惨遭无辜杀害的 父亲

 

１９５７年“反右”中，我父亲一位兢兢业业的建筑工程师，只因给领导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右派”，1966年被清回乡。1967年随父回乡的母亲不堪精神打击和劳累过度，心脏病去世。1968年父亲在“文革”大屠杀中惨遭杀害。当年，接二连三的噩耗传来，让我们兄弟姐妹悲痛欲绝，但又无法及时回去处理后事，安葬父母遗体，更让我们长期没法从未尽孝道的沉重自责中解脱。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9年父亲的“右派”罪名获改正。苦等十多年后，1981年，我们终于踏上回乡之路，去寻找父母的遗骸，给我们亲爱的父母在天之灵以安宁和尊严。

 

 

一，我的家族

那次回乡拾骨当中，也顺便寻根问祖，得以知晓我们蒙山县钟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和传统风尚。正是这些渊源和传统，培育了我们家族长辈中一批又一批有益于社会的人才。父亲的优良品格也是孕育于斯。

我的家乡是广西蒙山县。

我们先祖客家人，一百多年前只身从广东惠阳辗转迁移到广西蒙山县，历三代奋斗，聚族而居，建钟氏文尔村，曾家业殷实、兴旺一时。

客家人崇尚读书，也是我们钟氏家族承传不断的传统。据我所知，民国以来，我们的前辈，学有所成、对社会有所贡献者也属不少。

祖父是当地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才子。祖父是前清秀才，实行新式教育后，祖父又上了新学堂，并成了优秀生。民国以后，祖父成为全县城第一间高等小学的首任校长，以后历任县财政科长、民团局长、商会会长和修志局长等职。

我父亲钟文会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少年离乡求学，先后就读广州培英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建筑专业，毕业后返回广西，一直从事建筑工程工作，曾参与或主持过机场、铁路、公路和一些公共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在广西建筑行业中少有名气。建国后，父亲全身投入经济建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接着的却是厄运连连，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解除公职遣送回乡，1967年母亲心脏病去世后，他孤身一人活不到一年，1968年被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以参加“平民党”的罪名加以杀害。

十四叔文珍当年与父亲一起就读广州培英中学和北京汇文中学。1937年广州考取中山医学院。后来成了被誉为“广西一把刀”的著名外科医生。解放前夕，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保罗曾力邀十四叔一道到美国去，被十四叔谢绝了，他舍不得离开家乡。他还赶到机场把准备登机飞往台湾的九伯劝了回来。后来曾担任过广西省抗美援朝医疗队队长，南宁市工人医院院长。想不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十四叔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因有一病人在手术中死亡，被诬蔑为“阶级报复”，判处十年徒刑，押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后来莫名其妙地在农场呆了十四年，不过亦因此逃过了押送回乡惨遭虐杀的厄运。但他的妻儿却被红卫兵强行押送回乡。十四婶是南宁市某中学语文教师，五个儿子，两个下乡插队，其余三个，连同母亲一起被强行押送回到我们的家乡。其实，十四婶本人并没犯任何错误，娘家也不是蒙山人，但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要押回丈夫老家管制劳动。阿健在医学院已读到了大三，也立即开除随行。在大屠杀中，十四婶和一个儿子死于非命。阿健和阿宪因偶然因素侥幸免于遭难。

我的九伯年青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供职于李宗仁麾下。本来他以为自己是文官，没有血债，又愿意归顺新政权，应该没事。没想到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关押狱中。

十六叔文综，是十四叔的同胞兄弟。他个子长得跟十四叔差不多，也是个高鼻子，在广州培英中学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萌发了参加革命的念头，适逢家里老人逼他回乡成婚，他一气之下，连夜逃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此杳无音讯。直到解放后才回来过一次，这时他已是某军事学院的教务长了。自从他失踪之后，在家乡就一直成了传奇性的人物。

十八叔文典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的亲叔叔。他比父亲小十岁，在桂林读完高中，即逢日寇南侵，叔叔便回家乡参加抗战工作。日寇投降后，考取了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因广西急需人才，调回广西当了大学老师。他穷其一生的精力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学问，成了国内外闻名的学术权威。叔叔面目清瞿，为人严肃谨慎，不苟言笑，令后辈们无不敬畏。他治学严谨，著作颇丰，生活俭朴，严于律已，不论是他的道德品行还是学术修养都深受人们的尊敬和推崇。“文革”中，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

钟家的女辈也好学上进，我的姑姑们先后到桂林、平乐等地读书求学，都写得一手好字，令我们后辈自愧不如。

我们蒙山钟家族的父辈中，在民国时代，学有所成，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但在那政治运动越来越“左”的年代，与多数所谓“旧知识分子”一样，最终能逃厄运。

 

 

 

 

二  父亲的死难

我父亲遇难于1968年蒙山县的“文革”大屠杀中。当时，我们家族共有男女老少二十三人一起被杀害。这次回乡，族中亲人向我们诉说了当年的惨案。

我的堂弟阿宪在带我们回乡的路上边走边说当年他的亲历亲闻。

他说“1968年，初夏时节，从外间刮来一股不祥的风，一股杀人的腥风。据从县城回来的人说，北边有的地方开始大批杀人了。凡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从肉体上消灭。说是为了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必须铲除一切牛鬼蛇神。为了斩草除根，连家属也一起干掉，不论男女老少。刹时间，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一下子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人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我14岁，已略懂得些事。跟我妈妈一起回乡的共有我们三兄弟，阿健哥早就跑出外面打工流浪去了，家里剩下我和16岁的阿平哥。妈妈整日忧心忡忡，她最担心的是我们两兄弟会遭到不测。一时间，一片愁云惨雾弥漫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之中，压抑的气氛使人感到好像胸中塞了一团草。”

“终于，惨祸降临了。一天，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头头带了一大帮外村人进村，下令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属集中关押到村大队部里。我家三个，十二伯，十九叔、十九婶和阿华姐一家三口，还有十姑的儿子阿龙哥……总共２５个人．当天就召开了‘牛鬼蛇神’批斗大会，25个人一整天米水不沾。因为没有人敢为牛鬼蛇神做饭，第二天只好叫我和十九叔的女儿阿华姐回家给他们做饭。”

“第三天上午，我和庆华姐送完饭水，突然被人叫去做工，地点是村后的水库，距村子有好几里路。收工时已近傍晚，我们饿着肚皮急匆匆地赶回村子。奇怪的是，那天村子里特别安静，没有任何声响，静得像一片坟场。偶尔遇到的人都慌慌张张地往屋里钻，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们预感到不妙，但都不敢做声，只有怀着‘卟卟’乱跳的心急急地往家赶去。村里有一个叫‘广东婆’的女人，是从广东嫁到村里的，我们经过她门口。远远就看见她坐在门槛上，似乎在等待什么。她一见到我们，竟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不是往常女人的哭泣声，而是一种从心底深处爆发出来的哀号，撕心裂肺、悲天恸地，我们一下子吓呆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到她的面前，期待着我们不愿听到的消息。‘广东婆’站起来，边哭边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死了……全都……被……杀光……了……惨啦……’顿时，我们像木头一样愣住了。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感到脑袋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在不停地颤抖，不可抑制地颤抖。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我已记不得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说到这里，阿宪脸色煞白，停顿了下来。我们也都没有说话。耳边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耳边的风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清了清喉咙，继续说下去：“那天，‘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头头召集大会，宣称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把被关押的人往村外赶，说是去游斗。可是走到村外的山坡后，我妈发现不对头。因为前方的道路并没有村庄，也不是城镇，而是一片荒野。于是大声发问：‘这是要我们去哪里？’暴徒们二话不说，举起棍棒劈头就打，人们开始骚动了。暴徒们一面喝斥、谩骂，一面挥舞棍棒刺刀驱赶着人群前行。顿时山坡上哭喊声响成一片。我妈人还未走到杀人场就已被打断了一只手臂。其他许多人也都被打得满头满身是血。”

“到了预定的地点之后，头头一声令下，无数棍棒、刀叉便如雨点般落下，哭喊声由震天动地而逐渐减弱，最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地上躺下了23具男女老少的尸首。最后他们被埋在了6个土坑里。”

阿宪弟说完，铁青的脸上似乎仍呈现出当年的惊悸。我的心也被无可名状的愤怒和悲哀充塞着，双腿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我仿佛看见十四婶不顾自己断残的手臂，紧紧地护着儿子阿平，大声地抗议：“我是人民教师，是国家干部。你们不能这样！”

我又仿佛看见父亲在暴徒的打杀声中，在密如雨点的棍棒下，满头满脸鲜血喷涌，倒地翻滚！我还仿佛听见手无寸铁、无辜的男女老少们的一片哀号。我感到胸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外膨胀，简直要炸裂开来。然而最后只化作了一声深深的长叹。

回到村中,族人中当年亲历者也有给我们回忆了当年大屠杀的情况的。

我的族兄阿邦哥也算是当年大屠杀的目击者，他说，这场屠杀是上面组织外村人执行的，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加上看热闹的人总共百多人，场面乱哄哄的。本村人没有直接参与杀人，虽然也有很多人被强迫去现场接受教育，但那种恐怖的场面，谁也不敢正眼去看。阿邦哥说，“我们远远地看着叔叔、婶婶、弟弟、妹妹们惨遭杀害真是心如刀绞，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的远房族叔文念叔也谈到当年的屠杀，我问他：“听说当时县武装部派了人来制止，可是来晚了一步。赶到的时候人都已经杀光了？”    “别听他们吹牛”文念叔愤愤地说，“这个鬼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什么赶来迟了？要不是上面发话鼓动，乡里的民兵他敢乱来？人命关天啊。我倒是听说，杀人的当天上午，县里有人紧急召集了各公社造反派的头头开会，说是制止杀人的文件已经下来了，明天正式传达。要干的就抓紧时间干，过了今天就不能干了。本村人太熟还沾亲带故的，不好下手，就交叉着杀，就是你村的民兵杀我村的，我村的民兵杀你村的。所以当天各队各村是同时下的手，一天之内不知杀了多少人啊。”    阿邦哥也说：“有些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坏事做绝，过后又来充好人。人心难测，很多话是信不得的。”

文念叔的一族也是我们钟氏祖先早年繁衍下来的另一支系住在文尔村旁称为老屋的小村庄里。由于他们解放前经济状况比较贫穷，成分未被划为剥削阶级，故历次政治运动没有遭到大的冲击。

我们文尔村的钟氏家族在百年的繁衍中，有贫富之差异，但宗族之亲情却是延绵不断，并没有什么阶级仇恨之所在。象文念叔这样的贫下中农，对于当年的“文革”大屠杀同样是深恶痛绝的。

 

三,拾骨思亲

 

这次回乡为父母拾骨，全赖族兄阿邦哥和阿邦哥的母亲十娘的帮助。阿邦哥的父亲排行第十，我们称为十伯，早年去世了。

 到村的当天，阿邦哥带我们先去看一下父母亲的墓葬之地。

我母亲是葬在家族的墓地之中。这些坟地都散落分布在村子周围不远的几个山丘上。早年逝去的先人的坟墓都修得很规整。圆形的坟包下半截是用青砖砌成的，外面抹了石灰，上半截是泥土堆成圆顶。每个坟包都有弧形的矮围墙环抱坟茔，使坟前形成一片圆形的空地，墓碑前安放着一块青石板祭台，墓碑虽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雨侵蚀，但碑文大都还清晰可辨。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座坟：一个是我祖父钟兆勋的坟，墓碑上刻着“广西第十中学最优等毕业生”的字样。  

另一个是我妈的坟墓，说是坟墓，实际上只是一抔微微隆起的黄土。所谓墓碑也是一块竖立的青砖，当然上面也没有任何文字。

母亲韦玉瑶，是本县文圩道义村人。年轻时是县里最早剪辫子和学骑自行车的女学生。三十年代初的一天，她与同学在县城的体育场上练习骑车，引来了一大帮人围观。其中有几个痞子见有年轻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摆弄奇异的机器，就嘲笑起哄，车子经过他们身旁时，还大声叫喊一些侮辱性的脏话。母亲的同学车技尚不熟练，受此干扰，连人带车倒下了，碰到其中一个人。这些人更是趁机闹事，说是身体被女人碰过后沾了晦气，威胁要烧炮挂红去晦气，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云云。母亲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厉言疾色地斥责了他们一番，把那些二流痞子骂得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母亲也曾跟父亲到上海读过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曾参加工作，只因要照料我们几个子女才不得不回家相夫教子。

母亲患有心脏病，生平又最害怕打雷。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母亲正在炒菜，外面下雨，突然天上打了一个响雷，竟吓得她丢掉锅铲，跑回房里，跳上床铺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听说她去世的头天上午，正和社员在大田里收割早稻，忽然天上乌云密布，雷雨大作，一个个炸雷在田野的上空响起，而田野里四处空旷开阔，竟无处可藏！不知母亲是如何熬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的，那天回家之后她就病倒了。次日母亲显得异常平静，她仔细地洗了一个澡，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午饭后像往常一样安详地上床躺下，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显然她有预感。

看着眼前荒凉的景象，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我的妈妈就躺在这泥土下面，独自一个人，静悄悄、孤零零的。我脑海里忽然出现幼时母亲喂我吃饭的情景。那似乎是在县城我们家店铺的厅堂里。母亲才洗过头发，乌黑的、自然卷曲的长发像瀑布般披在肩和背上。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微胖的脸庞，很好看。她用勺子舀了一勺稀饭，先吹了一阵，再用嘴试了试温度，然后才送入我的嘴里。这一幕情景，过去从来没有想起来过。现在突然闪现出来，是不是母亲地下有灵，重现过去给予我的爱意呢？    我向母亲的坟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眼睛里早已溢满了泪水。    接着，阿邦哥领着我们来到了当年的杀人场，这也是埋葬遇害者的乱葬岗子。那是村外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岗，坡下有一个山塘。岗上到处杂草丛生，间或长着几棵桉树和松树。当年的土堆已几乎被岁月风雨抚平了，经他们辨认指点，才勉强看出了六个小土包隐没在一片草剌蓬蒿里。要不是有人指证，根本想不到这个普普通通的、毫不惹眼的荒坡，就是当年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屠场。

就在这里，13年前我父亲和22位亲人被无辜杀害。

在杂草丛生的六个小墓堆前，我心如刀割，双目紧闭良久，

在我脑海里出现了父亲高大的身影，他身高1米82，身材匀称，五官端正，梳着背头，走路时身板挺得很直，穿着时尚而得体，风度翩翩，可惜小时候长过天花脸上留下一些疤痕。我小时候有一次曾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想当工人，开机器，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没说什么。那笑容里包含着的失望和宽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拾骨那天,族中长辈文念叔、文新叔来帮忙。还有庆信哥、庆华妹也来了。庆华妹是十九叔的女儿，当年与阿宪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父母遇难后被迫嫁到外村。这次她也和我们一起，把她父母的骨头一并拾了。庆华妹说话不多，当年的阴影仍压在心头，不到30岁的她已开始显得憔悴了。     一行人先到埋葬我妈妈的山坡。春天山野是一片萋萋芳草，草丛里杂散地长着桃金娘等小灌木，零星的野花点缀其中，几只小鸟在周围的松树上啁啾跳跃。天气还是阴沉沉的，但草地已经干了。    阿邦哥把担子轻轻放在坟墓旁边，取出供品摆在坟前，又拿出一挂鞭炮点响了。在鞭炮的噼呖啪啦声中，大声地呼唤着：“十二婶，今天你的儿子庆柏和我们看你来了。阿柏要把你接出去，请你老人家起身，先吃点东西吧。”接着取出香烛，先把蜡烛点燃插在青砖墓碑的两侧，然后拿出一沓纸钱和一束香，他把香递给我，让我点燃。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把香，阿宪用火柴点燃一张引火纸，一阵轻烟之后，火焰一下子燃开了。我把香束凑了过去，火焰跳动着舔向香束，升起一股由淡渐浓的蕴香味。在跳跃晃动的火焰里，我仿佛又看见了妈妈喂我吃饭的情景：妈妈举着盛有稀饭的勺子，用嘴试了温度，然后向我的嘴送来。我的眼泪刹时涌了上来，并且很快就溢满了眼眶。手上的香火抖动起来，双腿也开始了颤抖，而且很快就扩展到了全身，越来越剧烈，最后终于克制不住，双手一松，香火散落了一地，“哇”的一声扑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脸孔贴住地面，双手紧紧地抓着青草，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    小时爱哭的我，自从懂事以后，多少年了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13年前，当母亲和父亲相继悲惨死去的消息传来时，我只是黯然沉默，心肠如铁石般麻木。没有眼泪，没有悲声。而此刻，积聚了多少年的屈辱、压抑和悲哀如同缺堤的洪水一般渲泻出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心中的悲伤渐渐平息，耳边传来几下“卟、卟”的锄头挖泥声和压低嗓门的讲话声。声音很沉闷、单调，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接着又传来几个小孩清脆的说笑声，显然是从我身旁发出来的。我用手背抹干眼泪，叹了一口气，翻身坐了起来。在模糊的视线下，我看见母亲的坟墓已被挖开了，周围站着一群小孩子在吱吱喳喳地看热闹。阿邦哥和文念叔坐在墓穴边，不时探下身子用手扒开混着泥土的薄棺木渣子，拾起白色的骨头递上来，文新叔和庆信哥坐在坟边用草纸把一根根骨头擦拭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中。庆华、阿宪和小妹也在一旁帮忙。我看着他们手中传递着的一根根骨骼，感到十分惊骇。这就是我的妈妈吗？是我熟悉的，慈祥的，整天不停操劳的母亲吗？就是五十年前那个充满朝气、不畏邪恶的勇敢的少女吗？怎能使人相信！眼泪又开始涌上眼睛，可是我拼命地忍住了，只是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直到他们把一切都摆弄停当，把装满遗骨的袋子扎好，放进箩筐。把周围的泥土重新填回墓穴里，我才慢慢地回过神来。    下午，我们正准备到杀人场为我父亲拾骨时，被一个大难题拦住了，当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二十三位亲人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六个坑中。当时，被迫参加掩埋的村中的亲人都吓得魂飞魄散，不可能仔细辨认埋的情况。    弄不准埋葬我们亲人的穴位，是万万不可动土的。23个死者都是受害人，如果乱挖一气，谁也担当不起其他受害人家属的指责啊。除非把所的受害人家属全部召集到现场来一起动手！但现在也不可能。

这始料不及的情况正使我们感到沮丧又一筹莫展之时，文念叔忽然记起了白石村的刁某某，他说“不久前我还曾在街上听他谈到过那件事，他讲得清清楚楚的。我记得他说埋人的时候还认出了十二哥和十九哥呢！说得有板有眼的。”“那还等什么呢，快去请人家来呀！“阿邦哥说。“好，”文新叔说。“我骑你的单车去。”    我们其他人便径直前往乱葬岗。杀人场离村子并不远。从村子里出来，向县城的方向走，爬过高记碑，转入左边的小路，大约5、600米就到了。这儿总是这样死静，平时没人敢到这儿来，连鸟也见不到一只，只有岗子下面的山塘，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一阵阵涟漪， 六个小土堆在乱草丛中微微隆起。大家在周围找合适的地方坐下，很自然的，又议论起当年的大屠杀，为被枉杀的亲人感到痛惜。   “那个时候，人们怎么会这样疯狂呢？杀人就跟杀鸡一样。过去听都没听说过。”阿邦哥看着眼前这荒凉的山坡自个儿发问。   “文化大革命嘛，到处都乱了套了。这杀人风听说是从湖南那边传过来的，要不是中央及时下了文件制止，恐怕还不知怎么收场呢！”文念叔答腔道。   “十二叔从年青时就在外面工作，都那么久了，还被人赶回来杀，他有什么罪啊！真是可惜啊。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起来心里真是难受呀。”阿邦哥说。   “十二哥为人最大方豪爽的了。以前不论是谁问他借钱，只要他有，从来都是想都不想，掏出来就给的。日本鬼打来的时候，他在桂林遇到无锡国专逃难的老师和学生，也不认识人家，一听说人家有困难，二话不说，就把人家请到家里来办学，一分钱也不要。哪个不说他好？因为人缘好，所以土改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斗争他。这次要不是外村的人来干，又有谁下得了手呢？”文念叔感慨地说。   “人家十四婶是教师，又是国家干部，而且根本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就因为嫁了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就要被杀吗？阿平那年才十六岁，也不放过。你说这天下还有什么公理！” 阿邦哥越说越来气。

约莫一个小时后，文新叔和一个高大的汉子骑单车赶到了。    “来了，就是他。”文念叔兴奋地站起来说。    那人边下车边与众人亲热地打招呼，他声音宏亮，脸上长有很多雀斑。文念叔把我们大略作了些介绍后，问他，“当年我十二哥、十九哥、嫂埋在哪个坑里你记不记得？”    “记得。”老刁爽快地答道，没有丝毫犹豫。    “真的？”文念叔有点不放心。    “错不了。记得清清楚楚的！”老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当时我在场看热闹，还被叫去铲土呢。刚一上前就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人躺在前面，鼻子高高的，脸上长有斑。我心里说，这不是从南宁被赶回来的钟文会吗？我认得他，在街上见过许多次，还谈得挺投机的，也是一个爽快人，可惜了。我想，就把他跟他兄弟文常两公婆埋在一起吧。后来就埋在一起了。就在这里，喏，喏，就是这个。”    老刁上前指向前排土堆中间的一个，说：“不会错的。”    “这么说，十九哥、嫂都跟我十二哥埋在一个坑里了？”文念叔问道。    “这一坑就他们三个，我亲眼看见的。”老刁说得斩钉截铁，大家都相信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    “那就好办了。”文念叔说，又转过头去问阿宪：“那你妈和阿平埋在哪里你清楚了？”    “就是这个。”阿宪再一次走到后面一排右边的土堆前指着说，口气也一样肯定。    “既是这样，那就动手吧，还等什么呢，天色不早了哩。”阿邦哥抬头看了看天说。大家也抬头看了看，天色果然比刚才阴暗了。风也大了些，有点凉意。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已近五点了。    说着，大家就动起手来了。仪式简化了，不再上供品。只烧了一挂鞭炮，阿邦哥大声喊了一声：“十二叔、十九叔、十四婶……起身了，你们的儿女 来接你们回家了！”    接着大家就分成了两组，拉开距离，抡起锄头干起来。阿邦哥和庆信哥帮着我和庆华挖这边的土堆，文念叔和文新叔帮庆健庆宪挖那边的土堆。我们使劲地挥舞着锄铲，在和老天抢时间。一时只听见锄头掘进泥土的“卟卟”声和金属撞击碎石的“喀嚓”声。

尸体没埋多深。没挖多久，阿邦哥就摇了摇手说：“慢点，轻点，快到了。注意别伤了骨头。”

这时老刁问我：“你爸有什么特征？”

 “他长得特别高大。”我说。

“你文常叔也长得很高大的，都超过1米80，与你父亲差不多的。”他说。

 我说：“我父亲的牙齿是假牙，还有他的右边大腿骨是接过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被调出机关，下放到了工地。有一次跑工地时被车子撞断了右腿，当时是十四叔亲自做的手术把骨头接好的。

“那就好办了。”老刁说。

“我见过。”阿邦哥说，“以前他每天都要把假牙取出来清洗的。”

“好，到了。你们让开。”阿邦哥说。

我们也看见了腐土中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于是我们后退了两步，放下了手中的锄头，围在一旁看。

阿邦哥站在坑内，用手轻轻地拨开浮土，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了一个头颅骨。说：“找到了。这是十二叔的，是假牙。先是递上来一付沾满泥土的假牙，我伸手接了，跟着庆信哥把头骨也接下了。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猛然看见头盖骨上有一个破洞，显然是被硬器击穿的，是暴行的铁证！

庆信哥熟练地用草纸将颅骨揩净轻轻地放入塑料袋中。下面一根接着一根的骨头被迅速地递了上来，又一一地抹净装入袋中。

天色更加暗了。大家不再开口说话，都加快了动作 ，很仔细地不让骸骨弄混和遗漏了。阿宪那边在文念叔和文新叔的帮助下也进行得很顺利。忽然阿邦哥直起身来，手上举着一根绳子，口里咒骂道：“你看，捆人的绳索还在，真是没人性！”

我把绳子接了过来。这是一根黑色的棕绳，打着死结，上面沾着泥巴，在地下埋了13年还没有腐烂，可见它是多么结实。我凝视着这无处可用的罪证，心里涌上一股无可名状的愤怒。然而，最后只能使劲把它扔得远远的。

当我们把所有亲人的骸骨都分别装进袋子扎好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大家草草地将挖出的泥土推填回坑里，收拾好工具杂物，摸黑往村子走去。老刁在文念叔的盛情邀请下，也跟随我们回村去喝两杯。

这时，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十娘在家里早已预备好了酒肉饭菜，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回来。阿邦哥、文念叔、文新叔、庆信哥都很兴奋，因为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对死去的亲人尽到了一份心意，对于弟、侄晚辈也算尽到了一份责任。这使他们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无奈多少得到了一点宽解。

大家洗净了手脚和脸面，互相大声招呼入席，用大碗互相敬酒干杯。我和阿宪也用大碗装酒同他们碰杯，再三感谢这两天来辛苦奔波的亲人。

叔、兄们很快就喝得满脸通红了。说话声和劝酒声越来越大，特别是文念叔和老刁，本来就话多能说，这时更是你来我往，声震屋瓦。说祖道宗，扯桑话麻，海阔天空，信口开河。我们心里装盛着这两天太多太沉的事，同时也记挂着还要赶路，无心喝酒，只匆匆地把饭吃饱。

时间不早，天黑路远，我们该动身了。收拾好东西，提着装好骨殖的袋子，就向大家告辞。

文念叔们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我们挥了挥手，嘴里嘟嘟哝哝地说不送了。

阿邦哥、庆华妹和十娘把我们送出门口。我们说，不用送了，我们在外面也下过乡，走得惯夜路的。

十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分、两分的硬币塞到我的口袋里，郑重地交代说：“逢到过桥、转车、跨县过州时就丢下一两枚，口里还要轻轻地招呼爸妈跟上。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忘了！”

我使劲地点头。阿宪掏出30元钱悄悄地塞给曾经生死与共，一起死里逃生的庆华妹。我们就匆匆上路了。

迎着四月夜晚的凉风，我们爬上了村口的小山岗——高碑记，放下骨袋，回头望了一眼故乡。浓浓的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偶尔有一两点灯光闪烁，和远远传来的一两声狗吠。这就是我们先人祖祖辈辈生生息息的地方吗？这就是我们的故乡吗？故乡，故乡是什么？古往今来，流离在外的游子，一想起故乡总会热泪盈眶，愁绪万千，恨不能立即回到故乡的怀抱里。然而，我们的故乡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这么一种离情呢！我耳边响着不止一个老人对我说过的话：

“走吧，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故乡，我们还能回来吗？我们还敢再回来吗？

黑暗中，我扔下一枚硬币，口中轻轻地招呼着爸妈的灵魂：“来吧，跟着我。我带你们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

爸爸，妈妈，你们的灵魂在吗？为什么我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在深沉的黑夜中，万籁俱寂，只有山坡上幼小的松树林发出微微呜咽般的松涛。

（20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