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个人博客
在俄罗斯，一个致力于纪念苏联时代暴行的组织面临政府命令的清算，因为克里姆林宫用一段经过美化的民族历史取代了这样的纪念。
在匈牙利，政府驱逐或接管了教育和文化机构，借此塑造排外性民族遗产，与其民族主义政治相契合。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公然利用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书写了更适合党的需要的新版中国历史。
而在美国，特朗普及其盟友继续推动关于2020年大选的虚假复述，即民主党窃取了选票，而1月6日破坏拜登总统胜选认证程序的暴乱大体上是和平的，或是由特朗普的政敌所策划的。
无论是学者更新他们的设想，还是活动人士重新记载，亦或是政客为了自身利益篡改集体记忆，历史都在不断被改写。
然而，无论是来自民主还是威权政府，这一波明目张胆的谬误或误导性的历史修正浪潮，都可能威胁到一种已经被削弱的意识，即关于这个世界的共同叙事。
学者们认为，这一趋势是对本世纪某些决定性力量的映射。极化社会乐于接受有身份确认效果的谎言。对中央机构或真相仲裁者的信心正在崩塌。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专制独裁者愈发精明。民选领导人更倾向于反自由主义。
因此，这些领导人所推动的“那种历史修正主义，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埃里卡·弗兰茨表示。
在某些地方，修正的目标是极其全面的：从对共同文化遗产的最基本理解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会。为了强调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19世纪儒家学者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但通常情况下，这似乎更像是短期的修正：通过激发愤怒或自豪感，将民众团结在领袖的议程之下。
特朗普的竞选谎言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些谎言分裂了美国人民对现实的共同认知，以强化特朗普盟友们的力量，将对未来大选机制的操纵行为正当化。如果让这种策略生效的全球趋势继续下去，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
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推动这一趋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变化可能尤为关键：那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倾向。
最近一篇学术论文总结了学者们愈发赞同的观点，即威权主义“正在发生转变”。
自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起义以来，独裁者的重点策略已从直接武力镇压（虽然这仍时有发生），转变为更微妙的手段，如操纵信息或散布分裂，目的是防止异议，而不是压制异议。
其他改变还包括，光鲜浮夸而又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媒体和社交网络机器人水军取代了吵闹的国有报纸，制造出一种错觉，即官方叙事并非来自最高层指示，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政治宣传更为复杂，目的在于说服而不是强迫，其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改写。这不单是为了抹除污点官员或政府失策的痕迹，更是为了培养旨在团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愤懑情绪。
例如，克里姆林宫就一直在改写关于苏联的记忆，以及它如何继承了俄罗斯的伟大和腹背受敌的遗产，证明普京这样的强人领袖是必要的，并鼓动俄罗斯人满怀感恩地支持他。
这也体现在了一些更小的问题上。普京曾错误地坚称，北约承诺永远不向德国东部扩张，这是为了证明他最近对乌克兰的侵略是防御性和必要的。
民主国家同样在发生巨变，那里的领导人正在变得愈发狭隘和强硬。
社会分裂愈发严重，再加上民众对专家和机构的愈发不信任，往往最先让那样的领导人得以攫取更大的权力。
如果一位领导人愿意抛弃官方历史，再用他或她的支持者想听的话取而代之，这就可能成为其获得支持的一个来源。这也给了这些领导人另一个动力：去证明攫取权力是击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必要手段。
比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他将匈牙利的历史改写为纳粹和共产党的无辜受害者，是在他的爱国主义引领下，国家才终于获得安宁。通过这种手段，他提倡对移民的怀疑就是一场伟大民族斗争的延续——而这场斗争也需要他来打压对手、批评人士和独立机构。
修正为何有效
研究发现，一切最有效的宣传往往都强调对某种群体身份的迎合，如种族或宗教。
有一个著名实验是这样的：人们进行了一次测验，被告知他们的分数，然后再要他们来评价测验的客观性。那些被告知成绩良好的人往往会说测验公正严格。那些被告知分数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测验有偏见或是不准确。
历史修正主义利用了同样的冲动，它告诉人们，既定的历史是对他们身份的一种攻击，就像在测验中取得了很差的成绩，因此，这样的结果应该被否定。
“我们的年轻人将被教会热爱美国，”特朗普在2020年宣布成立委员会来“恢复我们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时表示。他说，他的目标是对抗“左翼的洗脑”。
另一个例子是，一项研究发现，被告知基督教正在受到攻击的美国基督徒往往更可能相信关于美国历史和政治的谎言。
“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正派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喜欢的亲人也都具备这些品质，我们所属的群体站在了冲突中正确的一边，”加州大学研究宣传战的学者安德鲁·T·利特尔曾这样写道。
当人们感觉这一信念受到挑战——哪怕是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原本懂得分辨是非的人——他们通常会满怀感激地接受捍卫其信念的历史版本，以及任何愿意提倡这种历史的领导人。
譬如在印度，总理莫迪之所以能够得势，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承诺将印度的多民族历史重塑成印度教为正统的历史。
选择忘记
对于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来说，一个国家历史中的丑陋瞬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份礼物。国民可能更愿意忘记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最好是替换掉这些回忆，这为他们提供了强加自己的叙述的机会。
社交媒体可能助长了这一过程，虽然它最初被视为解放力量。社交媒体使人民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得到一个最能吸引他们情绪的来自大众的版本的真相。
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喜欢那些将一个国家描绘成正义和纯洁的故事。
波兰的民族主义政府于2018年通过立法，如果有人暗示波兰要为纳粹在其领土上的暴行承担责任，这样的行为将被定为犯罪。制定这条法律的目的不是压制记忆，而是保护民族英雄主义的完美无瑕的身份认同，与记忆是否准确几乎无关紧要。
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们的内部群体陷入了一场争夺种族或党派优势的斗争，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那些说他们应该并将会获胜的历史版本。
利特尔说，这些修订通常看起来不像是重写历史，更像是重新规划历史。
例如，荷兰的极右翼通过将荷兰历史重新定位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重大冲突而崛起。尽管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接受这种描述，但它一直是这些政党上升的一个因素。
即便是拥有制造事实的能力的中国执政党，也越来越重视诠释的问题——渲染其领导人牢不可破的英雄主义——以达到真正的效果。仅在2019年，彰显共产党历史的“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就吸引了14亿人次访问，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即使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20世纪作家发出过历史将被强行抹杀的警告，但更严重的威胁可能是，当得到选择时，人们自愿背弃历史。
(文章来自网络）
现实的就是因为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资源相对减少，一个可以运转的社会需要更有效低管理资源，这就降低了社会竞争的需求，因为没有竞争资源也就没有能力竞争，进入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必然，也就必然强化经济资源和社会成果分配，民主体制是难以做到的。
历史的因素是世界在二战后大部分独立国家是独裁体制，因为基本都是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但在8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让民主体制国家从30多个发展到了130多个，到如今的170多，原因是美国模式战胜苏联模式，世界总是趋向于最大的经济市场模式。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替代美国的形成和发展，世界上的社会体系走向威权体系就是难以避免的，否则赶不上经济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