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西方中心论”

复旦大学中国宣传院院长张维为的《这就是中国》第十六期的题目是：解构“西方中心论”。

张是学外语的，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家，也许在日内瓦大学拿了个国际关系学位勉强弥补其政治学的不足，但是他那一代人，基础知识的缺失和观察分析力的缺陷无法在后来弥补。和习近平号称读了百家书却读稿错字连篇一个道理。

所以，他并无解构“西方中心论”的能力。他证明问题的方法，就是把称赞中国专制的人称赞一下，再把批判过中国专制的人批判一下，就证明中国多么好。张维为以西方名人的不成熟观点来歌颂中国，借此否定“西方中心论”，其实就是不知不觉接受了“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一词字面本身虽然含义明确，但具体所指却是模糊的。通常它跟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想像，发明这一词，意味着欧洲不再是中心，面临着一种危机，所以要回归强调自身的重要性。欧洲中心论这一词的发明者是埃及裔法国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分析家Samir Amin，在一九七十年代提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认为他是要反对“美国中心”而提出一种新理念，甚至有联俄联华对抗美国的意思。在此之前，不论是什么形式的零星的欧洲中心理念，基本上和英国或法国的内部危机有关。这和张维为宣扬了十来年的中国模式中国震撼类似，背后隐含危机，却自以为强大，因此要虚张声势。

因此，“过去两三百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之伴随的便是西方中心论的崛起”，张维为的结论是错误的。理论上，不存在这样一个系统的中心论。收集不同的人的只言片语来说证明中国专制是合理的，才是张维为的目的。值此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更显中国的荒诞和落伍。

“国内学界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仍然是言必称希腊。在他们眼里，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么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中国要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甚至最后被西方社会所承认、所接纳，对他们来说这很关键。我们将其称之为不惜拆掉故宫，建一个白宫。”

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学习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和历史。孟德斯鸠学了，写了不朽的论法的精神。无论张维为承认不承认，中国过去一百年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从大学教育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都是如此。接受合理的政府运营机制也不是“拆掉故宫，建一个白宫”，更何况，日本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复制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很快把不变的清政府打得惨败。落后就要挨打，共产党教育人民也有几十年了，现在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不惜豢养张维为这样的奴才，为落后的思想和体制涂脂抹粉。

“好在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今天的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更加客观、也更加实事求是地来看待这一切，来审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和它的不实之处。” 中国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谈不上什么崛起。比如高铁引人注目，但是中铁总公司欠债5万多亿元。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胡温那么痛快把铁道部这样的重要部门改成一个公司，就是把它剥离一下，让人感觉政府没有欠那么多债。其他很多行业也是如此，混乱不堪。公路街道上跑的汽车多为外国品牌。中国当然也不自信，是孤家寡人的共产党国家，所以要大撒币拉拢其他国家交个朋友。内部，维稳高压，人民完全没有话语自由。

 

“在斯宾诺莎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是多么的渴望。他研究发现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欧洲当时却还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他能够讲这个话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当时的欧洲，他说中国是一个遵循自然法的国家，中国人相信自然规律。这种国家治理的方式，更加符合人性。”

斯宾诺莎(1632－1677)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是其父的次子。他的父母亲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生活颇为宽裕。六岁时，斯宾诺莎的母亲安娜·狄波拉去世。斯宾诺莎早年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斯宾诺莎的时代，中国无论如何谈不上人性。中国人只是碰巧天性不喜欢信神，像孔子那样对鬼神敬而远之。也并非相信自然规律, 而是搞不清自然规律。所以没有建立神政人合一的宗教体系，自然就谈不上“政教合一”。这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就像没建立科学体系，不能说五行阴阳学说就是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一样。斯宾诺莎的时代，各种宗教纷争很多，犹太人在很多个世纪被反复迫害，他憧憬一个政教分立宗教自由的国家很正常，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是论证政教分离更好所以伟大。事实上中国执政者至今对宗教的态度是极端愚蠢的，也是万分恐惧的，所以没有宗教自由。佛教，烧烧香，拜拜佛，念念经，根本不问政治，所以从政治角度说境遇要好一点，但是，它也只能作为失落心灵的避难所，想逃脱现实的人和年纪大的人才愿意相信，因此是消极的。结果所有的佛教国家都被西方打败过或殖民过。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家一定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他是中华文明的铁粉，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张维为仅仅因为伏尔泰美言中国几句，就把他当成中国专制制度的支持者。可是，那时还没有法国大革命，思想家并不想推翻专制，伏尔泰甚至还是普鲁斯菲特列大帝的教师爷，即当时的专制者也很崇尚启蒙主义思想。“伏尔泰反对君主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是历史结论。中国人如同张维为这样，喜欢做投机分子，胡乱剪接赞美自己的话，却放弃别人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中国当权者对西方思想的态度的缩影。

“政治方面，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国学者楼宇烈这样概括，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它促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转向以人为本。”这段话其实是没有什么证据的。哪个启蒙思想家把孔子做为人本主义偶像？启蒙思想家提倡自由反对宗教和政治压迫，自然就是提倡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张维为不必搞西方中心论，硬要证明启蒙思想家崇拜孔子，所以中国就要独尊儒术。今年是五四一百周年。

“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他们把中国的理性，把中国的大一统看作是中国和平强大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强奸死人硬说因为死人爱他。中国人并不反对中国大一统，不必盗用启蒙思想家的名义来证明它。但是大一统未必是中国和平强大的根本原因，宋明大一统，被少数民族一统横扫。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这一概念来源于法文，现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认为是魁奈用法文对老子的无为概念的翻译”。这个我曾经批驳过。这明显是张维为一厢情愿的联系。西方的解释这个词的起源是这样的，1681年法国财政大臣Jean-Baptiste Colbert同一群由M. Le Gendre领导的商人会面。前者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迫切地问法国政府怎样做才能更好为商人提供服务，后者回答“Laissez-nous faire”，即让我们自己来做。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提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他有这么一个描述，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一切官职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将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心往神驰。”

显然，托克维尔不知道“把文人奉为贵族”是一种幻觉。中国的文人成为“贵族”也还是皇帝的奴才。哪怕是现在，文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所以中国70年也无法产生现代思想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辩论就没有思想，有的全是张维为这样的谎言。此外。这段话，看上去是生于第19世纪的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赞美是错误的。而“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才是楷模。托克维尔是到美国寻求民主，而不是到中国考察专制。1831年，为了寻找"有益于人类的政治"，26岁的托克维尔赴美国考察。他在这里发现了法国丧失已久的贵族气质：公民精神。他高度赞扬美国的有限政府，以及"以自然、法治和教会为依托的民主"。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日渐蔓延的平等精神"，必将对欧亚大陆的等级特权制度造成巨大冲击。

“但今天我们回头看一看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你就会发现这个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正好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兴起的过程。种族主义理论就认为，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黑格尔是哲学家，他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停滞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所谓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一直到今天。”

孟德斯鸠算是圣人一样的思想家，个人道德很完美，思想广阔又深刻，看法基本正确接近真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圣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学识广博，见解公正合理。他对中国独裁的批判是简洁彻底有力。他说，中国的皇帝集政权、教权于一身，皇帝的意志便是法律，臣民的生死予夺全在于皇帝的一念之间。鉴于皇帝的最大愿望是国祚永续，因而对于可能危及其统治的任何言行，一律严加镇压，动辄以“大逆罪”的罪名处置有“非分”之举的臣民。据此，他把中国的政体定性为专制主义。在他的政体理论中，“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而制订这个原则的目的是安定，”中国的皇帝同样以天下太平为治国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和维持太平，皇帝要求全体臣民俯首帖耳，唯有俯首听命才是维持天下太平的切实保证。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稍有风吹草动，政权就可能被推翻，所以皇帝为防止谋反，严厉禁止民众聚集。孟德斯鸠引用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的话说，中国的某位皇帝为防止因民众聚集而导致群体闹事，竟然不惜禁止开矿。他在检视中国历史后写道，皇帝虽然有好有坏，但既然做了皇帝，理所当然地就视国家为私产，视全体人民为奴仆，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以苍生为念的好皇帝犹如凤毛麟角，少而有少。中国的历史表明，每逢改朝换代之初，开国皇帝大多以前朝覆亡为鉴，审慎施政，但三四代之后，就毫无例外地把前车之鉴置诸脑后，骄奢淫逸、专断暴戾，其专制与腐化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又被推翻，再次改朝换代。如此周而复始，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专制主义却不但未见丝毫收敛，反而变得“更加吓人”。

　　因此，孟德斯鸠认为，法国的改革不能寄希望于君主，也不应以中国为榜样，而应着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期通过限制君主的权力来防止专制主义。为此他提出了两条主要办法，其一是制定以限制君主权力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迫使君主在基本法的框架内理政，不得越雷池半步，使君主欲行专制而不能。其二是设立并强化能够表达民意的立法机构，并把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和决议置于君主的意志之上，从而把“朕即国家”的专制君主变成法律和民意的“执行者”。

至于黑格尔，我们的中学课本对他推崇备至，简直等于说他是马克思他爹。可是张维为为什么这么恨他呢？因为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毫不客气：“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圣人孟德斯鸠，马克思他爹黑格尔，共产党骗子张维为相关言论尽列于上，悉听读者尊便了。

5/5/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