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由国防大学少将教授徐焰引出。他曾被评为该大学的杰出教授，在2018年11月在成都的“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第二届年会 暨 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发表了一个讲话。谈到香港，他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三分之一是香港原居民，受港英教育，对大陆人有些傲气但是没有怨恨，三分之一最坏的是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还有三分之一在
六十年代是挨饿偷渡跑过去的，好得了吗？他认为香港回归后的一个大失误，一切都不变。 不去殖民化怎行？这是指除去英国殖民化的意思。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差不多跟习近平同龄。其父徐明任军委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副参谋长等职。共产党的集体世袭制再次得到体现，大官的儿子做大官，小官的儿子做小官。政治清洗或犯罪被打下来的通常就被淘汰成平民了。国防大学的类似教授也颇多，水平不行，但是却能胡说八道，写出(抄出)一本本劣作，因此这些人被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像张召中金一南戴旭等等。他们名为“战略”家，但是都是沽名钓誉之辈，那点粗浅想法全世界都知道，像徐焰， 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防卫大学等讲学。他们有什么好的战略思想是仅仅保留给自己人知道吗？我敢肯定没有。什么都公开了，就不是战略了，除非你是超级强国，想打谁就打谁。没有那个水平，就得想想什么叫做战略模糊。
徐焰，在北京空军大院长大，一口胡同串子音腔，如同骆驼祥子里的虎妞那样。他自己还感到很牛，大有太监的御指气使的怪腔调。让人听起来很刺耳。真不知道他在国防大学能教出什么学生。肯定也有谷俊山之流吧。
香港人，我所知还是屈指可数的。都是在法国时有过一点交集，感觉还是很好的。一位贝先生，跟我们一起学了三个月法语，他应该是“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后代，很有可能是江沪的贝氏家族一脉，人温和。另一位香港姑娘，是在教会认识的，但是语言障碍总是一种障碍，感觉没有台湾姑娘们那么透明天真一些。当然，我终究不信上帝，因此我不信教。因此我当时受的教育还没有达到“去共产党化”的程度，也没有“去传统化”。还想着毕业后回中国工作。所以去教会是短暂的，缘分是转瞬即逝的。介绍我去教会的，是留学朋友的妻子。似水流年之后，我的朋友早已成了佛教徒，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他数次说服我信佛，我不会。
还有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帮我修改我写的英语论文，在我那个学科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所以我毕业后若回中国大学找工作应该很容易。在法国一家研究机构做了几个月研究，认识国内来进修的张先生。夏天我要回国休假，顺便找找工作，他的同学在汕头大学做系主任，就介绍我去了。但是我应是没有诚意，去了似乎也没有问工资。总之不了了之，当时应该是迷茫一些。
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香港人，我跟她的先生实习了几个月。她有时跟我们讲起曾经的苦难，说是日本鬼子来了，她们一家从河北逃难到香港多么艰辛。那时她应该是儿童吧。她是在香港上的教会女校，人好。他先生是从东南亚来法国的，好像当初是从上海逃难过去的。我不喜欢打听人家隐私，所以他们说什么尽管我有疑问却没有问。
说到这些人，当然不涉及政治，我们都是因为谋生而在某一时刻走到一起，而后是永远的分别，好坏优劣也就毫无意义了。那徐焰说“香港的社会基础是中国最坏的”，也是将身份教育背景的不同上升到敌对的高度，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多么拙劣的战略。反过来倒可以说徐焰习近平这一代八旗子弟当政是“中国的社会基础中最坏的”，他们思想固化，容易以阶级性党性等因素敌视本国国民，因此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倒扩大矛盾和对立，如此治国，国家怎么会安定团结呢？
比如说，“1949-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从大陆跑过去的”香港人，他们真的对共产党或中国政府有着“刻骨仇恨”？原则上也许有，但是年代久远未必有。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搞土改给杀了，金庸真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那么就应该拒绝成为邓小平的座上宾。董建华，1949年随父来到香港，资本家的儿子，就读左派中华中学，仇恨过中国政府？相反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李嘉城算是穷人去傍亲，闯出一片天地，成为香港首富，虽然谈不上喜欢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让他发大财。共产党作恶多端，不想着如何改造自我以赎罪，却认为受害者有仇恨而防备他们，只会旧恶未去，新恶又来。
所以，理念的不同，通常不代表一定发展成仇恨。现在的问题是，徐焰习近平这样共产党专制主义者，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敌视人民，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长此以往，造成人民的反抗，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徐焰，写了一本又一本“抗日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懂得一点点世界通史吗？他知道当今年轻人的期待吗？年轻人，不论何时何地，是要为自己塑造未来。徐焰习近平，官宦子弟，却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暴政思想统治中国，就是中国最坏的敌人。
6/13/2019
=== 赞同这种说法，他们就是中国的社会基础中最坏的一伙人！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