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坚峰
彩虹那头寻找狐狸的家
我一直没有写婶子，原因是我不知道怎么在文字中称呼她。
在我的亲戚里并没有一个叫“婶子”的人，我要写的是我三伯的妻子，我的婶。无锡南乡的方言里，婶不叫“婶”，叫“姆mei(发第四声)”。也就是说我要写的是姆mei，如果我把姆mei用“婶子”来代替，我找不到感觉。
然而姆mei这个称呼让人听起来无论如何很怪异，于是我决定还是用“婶子”这个词，为的是让大家好懂。毕竟，文字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
说起婶子，先说三伯。
我父亲一辈的兄弟都是做裁缝出道的，轮到我三伯，生性懦弱，足不出远门。我爷爷奶奶走的早，三伯到了成家的年纪，家里没有余粮，身上没有积蓄，拿不出彩礼，娶不起妻，于是三伯上门招婿，在一个叫螺蛳浜的村子里改了姓做了人家的儿子。因此三伯不姓邹，姓钱。
三伯这一生没有做事的心，不事农活，虽有学过裁缝，有时在村里接一点活做，但受不得累。那三伯靠什么活呀？三伯年轻的时候参过革命，跟着我姑父（三伯的姐夫）稀里糊涂的入了几天党，靠了这点资历，解放后三伯从民政部每月领取一点津贴。在农村，这点钱够他一人的生活开支，这是三伯的福，但对自己的家，几乎没有担当。
钱家女人——我的三婶是个薄命人，与三伯无缘共白头，半道上得病撒手走了。我对这位三婶没有任何记忆。据说三婶去世前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我爹娘专程从城里赶去探望过。
三婶一走扔下了四个孩子，幸好年岁都大了，农村的孩子好养活，到了十一二岁就会光着脚下地自个刨食。问题是三伯没人照料，不知日子该怎么往下过。这时，邻村一个寡居的女人走进了三伯的家，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姆mei，我的新婶子。
婶子进门的时候随身带来一个姓顾的小男孩，叫小鸿，在两边的孩子中间小鸿排行最小。婶子有着农村妇女的一般品质，勤俭持家，吃苦勤劳。对上，伺候好公婆；对下，照看一群孩子，对三伯还处处让着，含辛茹苦的帮三伯把一个破碎的家撑了起来。
三伯的几个孩子在婶子眼中如同己出，并无偏袒，两家合一，孩子们处的如自家兄弟一般。日子久了，婶子在这个家里立住了脚，得到了敬重，孩子们看这位后妈就像看亲生母亲一样，没有区别，直到今天提起她都一口一个娘。
婶子是个闲不住的人，出门参加队里的劳动，下地挣工分，回家照料三伯，打理一个大家庭。这样的日子挨到了八十年代，小辈都成了家，婶子年岁大了，做不动农活，就到城里给人帮佣。
我从老家人的闲谈中知道，其实婶子在嫁给三伯之前就是给人做女佣带孩子的。
那时村里有人在外面闯荡发了迹，或办商，或出仕，成了望族，后代回村寻根，招人去做佣，指定要在村里族亲的人里找，婶子就在这些人家里做，在上海给人做保姆。具体是什么样的人家我也说不清楚，主人家生意很大，据说在澳门开赌场，在泰国北美都有产业。多年后，人家还回来找过婶子，有意请她去澳门做管家。
婶子虽不识字，但见过世面。婶子见过的世面，比村里人见过的都大，尽管她不太提起这些经历。在上流社会的诗礼簪缨之家庭中生活过的人，骨子里渗析了某些贵族的气息，这使得婶子与螺蛳浜的女人们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人前背后搬弄口舌，不参与族中的是非缠斗。待人接物上识大体，轻钱财；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有分寸，懂礼数。
我家兄妹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婶子都帮忙照看过。我家囡出生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她妈在苏州，小囡放在无锡，请婶子来照看。孩子再难带，问题再多，只要有婶子在我们就放心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娘给婶子在城里一家面店找了一份洗碗帮厨的工，活虽简单，以婶子的诚实和做事麻利，店里从主任到员工都很看重她。那时三伯一人在乡下，身边没有人照应，娘在城里也给三伯找了一份工做，每天早晨守在一站点派发牛奶。然而三伯嫌早上起的早，不到十天就不干了。
三伯手头不缺钱，除了每月津贴，儿孙们孝敬，经常给他塞零花钱。他的钱自个藏起来自个花，并不交给婶子。有一次三伯进城，在公交车上被人掏了钱包，他受了惊吓又心疼钱，回到家里懊恼的大叫大嚷。婶子二话没说，从自个兜里掏出钱补给了他。
婶子这一生帮人带过孩子无数，最后是在儿子家里帮忙看管小孙女。那时候婶子已经被发现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受病疼折磨，行动不便，加上儿媳作难，婶子晚年的日子并不省心。
婶子这一生心里有事都和我娘说，娘成了她在世上最信靠的人，她把一生的积蓄放在银行里，托娘帮她看管。
婶子心里清楚，类风湿关节炎是绝症，开始还看医生，到后来放弃了医疗，也不再服用类固醇的药。她说这病没救，就是中央干部也没法治好的，别说她一个普通人。那时我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心里想着婶子的病，遇到有会行医的作者，就问人家讨药，寻找希望，总想有什么特效的药能医治婶子的病。但我终于没能帮得上她，从北京捎回的药没有一样能阻止病情的发展。
她的病愈来愈重，湿毒扩散开来，手脚关节膨大变了形，之前的激素药让婶子变得虚胖，她承受巨大的疼痛，在人前从不吭一声。我记得她在病中曾念叨过，如有机会，想去一趟木渎。
这是我从婶子口中听到的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心愿。当时我在北京，既不知道木渎在哪里，也没有机会带她去。她只说过那一次，过后再也没有听她说起过，她知道木渎很远，不想给人添麻烦。
前几年我和家人自驾游，到过木渎，那时我才知道这是一座苏州古镇。我走在镇上，想起婶子的心愿，她在这里到底会有什么未了的心事？是惦念什么故人，还是放不下一桩什么往事？婶子的心事随她的离世而变得不可测度。
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从海外回来，和父母一起回螺蛳浜看婶子，那时她身穿棉服坐在竹椅上，腿膝上盖一条被子，身边有个乡下阿奶陪伴，神态衰迈。她见我说了声：坚峰你回来啦。艰难的扶着椅子，试着要站起来。我一步走上前抱住她，同时把头扭开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婶子一双黄浊的眼框里分明有眼泪在往外淌。我知道，这次见过后最也见不到婶子了。
让我心里感到一点安慰的是，那天我在婶子的小屋木门上看到了一张耶稣基督的彩像，上面印有“以马内利”四个字。画上的主耶稣笼罩在灿灿的光华之中，慈祥的垂视婶子。我深知主将挪去婶子一生的病痛，在天上将有众天使吹着号筒接她回家。
我们家的族谱父系可以追溯到吴国的创始者，三兄弟中的老二仲雍。吴国当初就在无锡创国。祖上在唐朝早期到南方做官，然后在南方当地定居，我们成了客家人。 我们方言中叫妈就是“姆mei(发第四声)”。 神奇，搬到南方一千多年，有的方言的读音居然和无锡的方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