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名字的变迁串起一部民族史：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这是一个轮回么？曾经的民智启蒙、大国崛起、金碧辉煌、风雨飘摇、血雨腥风、慷慨激昂、冷战独挡、精神桎梏、返璞归真... 难道都是为了找回原来的模样？非要这样轰轰烈烈一场么？是“战斗民族”的天性？还是只有这样的涅槃重生才能造就独一无二的“战斗民族”？我驻足涅瓦河畔，任由思绪带我迷失在这座亦真亦幻般的城市里。
游轮沿波罗的海芬兰湾一路向东抵达涅瓦河入海口就到了圣彼得堡。在这里停靠的两天无疑是本次行程的华彩乐章。迟迟没有动笔写这一站的游记。一来涉及的历史和人物洋洋洒洒，难于梳理。再者事关己则乱，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我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每提笔又每每掷笔兴叹。两天的游览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圣彼得堡的丰富、庞杂使人目不暇接。从哪儿写起呢？还是从名字开始吧。彼得大帝的守护神是圣徒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首，渔夫，主水事，看彼得大帝后来的成就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彼得大帝以他的守护神命名了这座他亲自创建的城市。说没有彼得大帝就没有圣彼得堡一点儿也不过分，彼得大帝之前这里只有一个土夯的瑞典军事堡垒。彼得大帝亲手缔造了俄罗斯海军，在大北方战争中从当时的强敌瑞典手中夺回了涅瓦河两岸被侵占了近百年的大片土地。鉴于涅瓦河入海口显著的战略地理位置彼得大帝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崭新的城市圣彼得堡，并且从莫斯科迁都于此。这里地处三角洲的低洼地带，土地泥泞，海水倒灌。我们可爱的导游Irina五代祖居在圣彼得堡，说这里虽然冬季温度不比莫斯科低，但湿冷的感觉令人更加难以忍受。从多方面来讲在此选址建都都属非常之举。但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十岁继位，十七岁当政，二十二岁大权独揽。他身长两米零三，匿名周游西欧列国，在荷兰船厂学造船，在英国学习皇家海军建制和城市规划，向勒伊斯(Frederik Ruysch)学拔牙和做蝴蝶标本，广泛接触西方科学、艺术、服饰、礼仪、和习惯，甚至向他的老对头瑞典学习城市管理。他请来欧洲名家为圣彼得堡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改用公元纪年，改革军队，改组政府，选派人员去西欧留学，广泛引进西欧的科学与艺术。他开启民智，办大学，建博物馆；易民风，规定政府官员改服饰，剪头发，剃胡须。Irina一路侃侃而谈，提到这些时说“俄罗斯男人最顽固了，有时杀了他比改变他容易多了”(我和她开玩笑说是因她老公有感而发吧;)。当时很多人反对剪头发剃胡须，彼得大帝就征收头发税、胡须税。据说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抵死不从，彼得大帝就请艺术家为这位大臣刻了一个无发无须的等身雕像立在办公大楼门前，谁一看都知道雕像是谁，并告知什么时候大臣剪发剃须就什么时候撤除雕像，大臣只好乖乖就范。博物馆建成之初冷冷清清，无人问津，彼得大帝下令博物馆参观结束有免费伏特加酒喝。自此博物馆门庭若市，当然酒过三巡之后还能记住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从Irina提到彼得大帝时的神色语气我能感受到她对这位沙皇的喜爱、崇拜、和一种自豪感。这是一个民智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类似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俄罗斯能够跻身欧洲列强源自于彼得大帝的开风气之先，当然值得自豪！
西欧文艺复兴16世纪达到顶峰。东方离得远，但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离西欧不算远，怎么文艺复兴的风18世纪初才刮到俄罗斯呢？Irina一语道破：俄罗斯对西方来说是东方，对东方来说是西方。农奴制的农耕社会是传统的俄罗斯社会构成。在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统治之前，鲁里克(Rurik)王朝的创始人鲁里克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维京(Viking)后裔，瓦兰吉(Varangian)血统，据传说是被斯拉夫(Slavs)部落请来统治这片俄罗斯土地的。著名的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拜占庭皇家卫队(拜占庭军队里的特种部队)-就是由迁移到东欧的维京后裔组成的，大概是因为维京血液里的威猛尚武吧。鲁里克王朝时代起甚或更早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斯拉夫人，瓦兰吉人，芬兰人等时而纷争时而融合而渐渐形成了俄罗斯民族。但也正是这种融合埋下了近现代俄罗斯种种事端的种子。自彼得大帝以来的西欧风气对传统的冲击，包括后来嫁来的德国公主叶卡列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马克思主义，圣彼得堡名字的变更(彼得格勒去德国化，列宁格勒去西化)，似乎能让人从中嗅出一种无奈的本我与超我的挣扎。可以比作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和渥伦斯基的反差吧。这种挣扎福兮祸兮，为这个民族的历史画卷或浓妆或淡抹地添加着色彩。有时这色彩是浪漫的，像意大利建筑家拉斯特雷利(Rastrelli)设计的巴洛克风格的凯瑟琳宫：外观金色像女儿伊丽莎白的头发，白色像女儿的皮肤，蓝色像女儿的眼睛；有时这色彩是绚丽的，像冬宫的收藏、夏宫的喷泉、和琥珀屋里的普鲁士琥珀；有时这色彩是圣洁的，像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Alexandrinsky Theatre)舞台上的那几只白色小天鹅；有时这色彩是用浓浓的鲜血染上的：以精美绝伦的马赛克著称的滴血东正大教堂建在废除农奴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处；拉斯普京的蜡像在昏暗中坐在尤苏波夫宫(Yusupov Palace)地下室的餐桌旁；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的遗骸终于在遇难九十年后重聚在彼得保罗大教堂里温馨的圣凯瑟琳礼拜堂；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静静地泊在港湾里；希特勒在离市中心八公里处对圣彼得堡进行了近三年的严酷封锁但最终没能跨入雷池半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改变了万里之外一个亚洲民族的命运，重置了包括我的祖辈和父辈在内的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轨迹，自然也牵扯到我，这大概是我和圣彼得堡最深的渊源吧。
时空变幻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个傍晚时分，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青年湖公园西北角上一个高尔夫练习场。稀稀疏疏的几个人狠命地练习着把白色小球打得更远。很少人知道练习场地下埋有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的二百二十二位中国东正教徒遗骸。更少人知道这里还埋有和尼古拉二世一家前后遇难的罗曼诺夫皇室成员遗骸。以前这地界儿上有个萨罗夫的色辣芬东正教堂(St. Seraphim of Sarov Church)，看护着教堂后面一片墓地。文化大革命中连教堂带墓地全毁了，只剩下几块残缺的石板和似有似无的原来通往墓地的石阶在试着留住些什么。俄罗斯大使馆就在东南不远的东直门内北馆，那里曾经矗立着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圣英诺肯提十字堂，和教众致命堂，如今早已不见踪影。一九二零年四月的一天远道而来的棺椁因老北京“不能抬死人进城”的规矩而受阻在东直门，原本打算安葬于北馆俄罗斯传教团所在地的计划落空，只好转而葬于安定门外传教团墓地。据说当时用混凝土做了个龛，遗骸放置于内深埋在地下。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在附近闲逛，没准儿会有阿尔巴津的后人操着蹩脚的俄语和你搭话，告诉你遗骸当时放置得多么妥善，告诉你他这个守护人做得多么尽职尽责...... 这一天一块残缺的石板上多了一盏蜡烛，烛光透过烛皿的十字镂空在暮色中跳跃着，为初冬的北京带来一丝暖意。
据说圣彼得堡平均一年只有60个晴天，我们运气好，碰上了两个。Irina说虽然这里冬天难以忍受，但老天是公平的，盛夏时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极昼)在这样和煦的阳光下漫步在涅瓦河畔，徜徉在气势恢宏的宫廷建筑群中，就好像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在虚幻与真实间交替，使得在这里受的一切苦难都值得了。我望着她说这话时真诚的脸，和那一双总是似笑非笑的眼睛。按年纪她应该也经历了冷战时期这个城市最黯淡的岁月，但我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着对这个城市最深挚的爱。短短两天所见所闻林林总总，连我这过客都为Irina这个圣彼得堡人感到骄傲。离别之际，我热情的拥抱她祝她好运，也祝这个轰轰烈烈的俄罗斯民族好运。希望经过这一切之后世界多了一份和平的力量，而人们心中还能充满爱，就像Irina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