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取经图册》探考

《唐僧取经图册》探考

曹炳建   黄  霖

 

内容摘要  《唐僧取经图册》上下册，共有图32幅，上世纪90年代发现于日本。其画可能出于元代画家王振鹏之手，所绘制的唐僧取经故事的不少内容为学界过去所未闻。本文在矶部彰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图册》的作者、时代以及每幅图画的本事来源等进一步作了考证，并论证了《图册》在“西游”故事演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宋元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关 键 词  唐僧取经图册  王振鹏  西游记  佛教

 

1992年，东京大学名教授田仲一成、户田祯佑两位先生首先撰文介绍了《唐僧取经图册》[①]（以下简称《图册》）。2001年，日本二玄社予以影印。影印本附有《唐僧取经图册“解题”》一套（下简称《解题》），其中有《西游记》研究名家矶部彰先生所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研究要旨》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板仓圣哲先生所撰的《传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在元代画史中的位置》等论文[②]，对《图册》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除此之外，日本的中野美代子、大冢秀高等中国小说研究专家和一些美术史家都论述过这本图册。显然，这本图册对于研究宋元文化史、特别是《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国内学者对此图册进行研究，甚至多数《西游记》研究者还不知有此图册，故我们不揣愚陋，在矶部彰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探讨，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图册》的作者王振鹏

关于《图册》的基本情况，板仓圣哲先生在《传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在元代画史中的位置》中说：

现存《唐僧取经图册》分为上、下２册，蝴蝶装，卷末有清代福州文人梁章钜（字闳中、茝林等，号退庵、古瓦研斋，1755～1849）６跋。根据此6跋之记载，知本图册原为梁氏同乡、名叔重者所藏。道光18年（1838）梁氏初次观览本图册时，以为乃唐人尉迟乙僧所作，其后，经不断览阅，发现册上书有“孤云处士”名款，才订为元代画家王振鹏（1280？～1329？）所作。到了道光22年（1842），时梁章钜虽已老迈，但终于收得本图册云云。梁章钜之书画收藏在当时颇为知名，这在自著《退庵金石书画跋》及《归田琐记》等中可见一斑。不过，却未见有任何关于本图册之记载。

由此可见，板仓先生是赞同梁氏将《图册》的著作权归之于“孤云处士”的。孤云处士，为元仁宗赐予画家王振鹏的号。振鹏，字朋梅，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漕运千户。同时代的著名文人袁桷《清容居士集》与虞集《道园学古录》、《道园续录》中有多篇诗文题跋涉及王氏。关于他的生平，《道园学古录》卷一九《王知州墓志铭》一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备。自其在东宫时，贤能材艺之士固已尽在其左右……而永嘉王振鹏其一人也。振鹏之学，妙在界画，运笔和墨，毫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圆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尝为《大明宫图》以献，世称为绝。延祐中得官，稍迁秘书监典簿，得一遍观古图书，其识更进。盖仁宗意也。累官数迁，遂佩金符，拜千户总海运于江阴、常熟之间焉。泰定四年夏，部饟至京师，因来告曰：“昔振鹏官七品，既蒙恩赠先父曰从仕郎乐清县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赠先父母如振鹏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遗恩，国朝之盛典，而先世积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鹏忽于君亲，无以昭示子孙族人乡里也。幸赐之言，而勒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会稽，迁永嘉。宋绍兴间，其先世以武功得官，为保义郎。数传为自强，生挺；挺好佛学，生由；（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时年三十五，今赠奉训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飞骑尉，追封永嘉县男，配张氏，追封永嘉县君——振鹏其子也。振鹏之兄龙孙，为浮屠，名善集。[③]

由此可知，王氏在元仁宗当太子时即受赏识，于延祐元年（1314）任典簿，官七品[④]。至治癸亥年（1323），重画《金明池图》时，在题辞中已叹“目力减如曩昔”[⑤]，至泰定四年（1327），官至五品，仍然在世。至于其确切的生卒年，已不可考知。

王振鹏的绘画成就主要表现在界画方面。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王振鹏锦标图》一文，对王氏的界画有极高的评价：

界画家以王士元、郭忠恕为第一。余尝闻《画史》言：尺寸层叠，皆以准绳为则，殆犹修内司法式，分秒不得逾越。今闻王君以墨为浓淡高下，是殆以笔为尺也。僚丸秋弈，未尝以绳墨论；孙吴之论兵，亦犹是也。[⑥]

这篇短文，实际上是对王氏所画《金明池图》的题辞，高度评价了他的界画的创造性。《金明池图》传至明代张丑家，丑在《清河画舫录》卷六上赞此画“足称绝品”，并记录了元初自李源道以下有十五人之多的题咏。他接着袁桷的话说：“元人工界画者，首推王振鹏氏，不在恕先之下，周文矩、赵伯驹辈殆弗如也。”[⑦]明代朱珪的《名迹录》卷四也说：“予闻界画家王士元、郭忠恕为首冠，偭偝高下，一守矩度。而王君吮笔为之，曲折层叠自如，度越古人矣。”[⑧]关于界画，《辞源》“界画”条称：“以宫殿楼台等为主要题材的传统画。以作画时用界尺作线，故称界画。为宋元绘画十三科之一……五代宋元以来卫贤、马远、夏珪、王振鹏、郭忠恕等皆以工界画著名。”[⑨]王氏绘画作品今知者，另有《大明宫图》、《汉宫秋月图》、《龙舟竞渡图》、《伯牙鼓琴图》、《画滕王阁图》、《鲁恭三异图》、《钟馗送嫁图》、《墨幻角抵图》、《鱼藻图》、《水亭图》、《大士妙观图》等。据《宁波晚报》2006年6月28日报道：“王振鹏的《五云楼阁图》拍出了185万元的高价。”另据《苏富比拍卖中国古画十大排行榜》记载，王振鹏的《滕王阁》名列第七，达到12.6万美元。由此可见其绘画之价值。

但是，梁章钜仅根据孤云处士半边题款，就认定《图册》的作者为王振鹏，并由此认定《图册》成书于元代，也不免让人怀疑。现存王振鹏的其他画作有不少题跋和收藏者的印记，而《图册》除梁章钜的题跋和孤云处士的半边题款之外，再无可供查考的时代和作者信息。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迷雾，的确耐人寻味。但从《图册》“笔墨之生动，界画之精工，着色之古厚，蹊径之深邃，绢质之精细”[⑩]来看，似又不应是后人之作。因为自元代之后，界画日趋衰落，明代惟有仇英，清代惟有袁江、袁耀父子及李寅、萧峄师徒等人所作，追步古人，稍有前代遗风。再从《图册》所反映的唐僧取经故事来看，只有图[上15]中出现一个猿头人身的形象；而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中，孙吾（悟）空则已经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这些都说明《图册》又绝非元代之后所可能有。

那么，《图册》有没有可能产生于元代之前呢？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四，有《书玄奘取经图》一篇，文曰：

自梵经入中国五百年，而教始备。然译释或失法意，夷夏异音不得正处。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经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玄奘陈氏，偃师人。尝至灵岩方取经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复东指，其徒知师归。当时谓负经东来，常有云若华盖状，所至四人废业。此书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11]

从董逌文中“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此书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这些话来看，似乎此图并非单幅图页，而是一套图画。就这一点来看，似乎和《图册》相一致。但这套图画又是完全按照“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描绘的，甚至连有关“庭柏”之类的传说也“皆不及之”，可见董逌所见的《玄奘取经图》和《图册》并非同一物品，而很可能是《图册》的前身。从《玄奘取经图》到《唐僧取经图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渡。因此，如果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图册》仍应认作王振鹏所绘；其所产生的时代，也就只能是元代中期。

二、《图册》中成体系的唐僧西游故事图画

《图册》共有图32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致可以认定成“西游”故事体系的图画，再一类是难以确认故事体系的图画。我们先来看第一类。

一、唐僧祈雨，包括图[上1]、[上9]。

                 

图1.《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          图2.《唐僧取经图册》图[上9]

 [上１]原图无题签。出版者题为“凉州城内”，误。图中皇榜上皇帝敕文有“乃招天下方外贤士、僧尼道俗、军人万姓等，如求得□□甘雨三尺者”等文字，可见这是一道皇帝求雨的榜文。文中又有“出敕朝门”四字亦依稀可辨，可证所画为朝门之景，而非“凉州城内”。矶部彰先生题曰“西天取经的皇榜”，似不妥，不如题为“唐皇祈雨的皇榜”。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下简称杨氏杂剧）第五出虞世南的道白曰：“小官虞世南，奉观音佛法旨，荐陈玄奘于朝。小官引见天子。京师大旱，结坛场祈雨。玄奘打坐片时，大雨三日。”[12]可见流传故事中玄奘确曾有祈雨之举。

 [上９]原题签为“唐僧过女人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简称《玄奘传》）卷四有“西天（大）女国”的记载[13]，《大唐西域记》卷第四有“东女国”记载[14]，卷第十一有“西大女国”的记载[15]。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简称《取经诗话》）“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一节中言：“此是女人之国，都无丈夫。”[16]但此图中人物却似乎多为男性，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不符。因而此图当如矶部彰先生所说紧承［上１］，系看守皇榜的官员向上官汇报已经请到玄奘祈雨。观此图门为三开间，中间门没有打开，只开了两边侧门，故很可能即皇宫之门。

至于《图册》中唐僧祈雨是否成功，画面没有表现。这便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杨氏杂剧所言祈雨成功，唐僧趁机提出西天取经事；二是祈雨未成功，唐僧因而发誓取经。矶部彰先生题这部分图为“西天取经的敕命”，似误。从此后各图的内容看，唐僧取经并非奉了敕命，仍应为个人偷越国境的行为，否则便不会有张守信向唐僧索要贿赂和烽官追赶唐僧等情节。

二、侍者皈依并偷越国境，包括图[下7]、[上2]、[上3]、[上6]。

               

  图3.《唐僧取经图册》图[下7]         图4.《唐僧取经图册》图[上2]

[下7]原题签为“中印度寻法伽寺”，但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似不符。矶部彰先生题此图为“唐僧赴西天，得到侍者的归依”，当是。据《玄奘传》卷一，玄奘取经途中曾于瓜州得到徒弟石槃陀，很可能图中侍者即为此人。题签中之“法伽寺”未详出处。

[上2]原题签为“张守信谋唐僧财”。此图上半部分画唐僧与侍者逃离城门的情景，故当为唐僧从长安出发至玉门关之前所发生之事。矶部彰先生认为此图为“唐僧遇山贼逃离玉门关”，似不妥。据《玄奘传》，取经途中确曾多次遭遇劫贼。但笔者却颇疑图中所画恶人系守关将领而非“山贼”，其原因有三：一、如果图中恶人为山贼，则题签似应题为“劫”而不应题为“谋”。二、《玄奘传》中取经所遇劫贼均无姓名。而此处一小小山贼，却题名曰“张守信”，难道劫贼抢劫却要留下姓名？三、此图下部唐僧身后两人身穿铠甲，似为守关士兵，难道守关士兵却与山贼结成一伙？因此，此画面内容当为：唐僧私自出关被士兵捉获，押送守关将领张守信处；张守信在谋得唐僧的财物之后放走了唐僧。此图之马，和此后观音所送火龙马似非同一马匹。据《玄奘传》卷一记载，玄奘在到达瓜州之前，即已骑有马；到瓜州之后，因得知前路艰险，“所乘之马又死，不知计出，沉默经月余日”；自瓜州前行，又得“胡老翁”所送“瘦老赤马”[17]。题签中“张守信”为何人，无可稽考。唐天宝年间杭州有太守名张守信，但似与此无关。

               

图5.《唐僧取经图册》图[上3]           图6.《唐僧取经图册》图[上6]

[上3]原图无题签。出版者为加“烽官赶唐僧”，当是。矶部彰先生认为此图和图[上6]所画为同一内容的不同时间段：“烽官怀疑企图出境的唐僧，去郊外的民家探索他们的足迹。烽官从草屋妇人处打听到唐僧一行的去向后，追赶着向他们射箭。唐僧得知被追赶后，迅速逃离，在一条大河处幸得毘沙门天的神将砍倒大树，帮助渡河逃身，而追来的烽官却落河身亡。这样唐僧终于骑马脱身，消失在山脚背后。”当是。

[上6]原题签为“流沙河降沙和尚”，题签和画面内容明显不符。矶部彰先生根据图中落水之人的“姿态形象和[上3]中追捕的烽官相同”，判断此图为“唐僧师徒逃脱烽官的追赶”，当是。

三、唐僧得火龙马并遭遇白蛇精，包括[上5]、[上4]、[上13]。

此部分图画均有沙漠之景，故当在出玉门关之后。

              

图7.《唐僧取经图册》图[上5]            图8.《唐僧取经图册》图[上4]

[上5]原题签为“遇观音得火龙马”。杨氏杂剧第二本第七折题为“木叉售马”，写木叉奉观音之命，将火龙三太子所变白马借售马之名送给唐僧为坐骑。矶部彰先生题此图为“毘沙门天王送龙马”，似不妥。在《取经诗话》中，毘沙门天王和观音同为取经的护法神，但到元末明初的《西游记平话》和杨氏杂剧中，取经的护法神已变为观音。所以如无更确凿的证据，似应以题签为准。

[上4]原题签为“石盘陀盗马”。据《玄奘传》，玄奘在玉门关收得徒弟石槃陀，后至玉门关与第一烽之间，石槃陀欲害玄奘，玄奘察觉，给予石槃陀“马一匹，劳谢而别”[18]，并无盗马事。矶部彰先生题为“龙马现原形救唐僧”，似不妥，当以题签为准。此图内容当为石盘陀欲盗火龙马，马化为龙飞上天空。大概石盘陀见此灵异，便决心随往西天取经，故石盘陀在此后图画中仍然出现。

   

图9.《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3]

[上13]原题签为“五方伞盖经度白蛇”。矶部彰先生将此图与[上4]相连，“主要是从两幅画中脚下都有沙漠以及[上4 ]左边的树木和[上13]右边的树木形成一体的结构来判断”；图中神人即“盘居沙漠”的“深沙神王”，当是。此图中之白蛇大约意图危害唐僧，被深沙神王断为两段。然笔者查阅资料，却未发现有关　“五方伞盖经”的记载。网络所载《宣化上人对〈楞严咒〉的详细又重要之开示》一文说：“《楞严咒》名字叫‘摩诃萨怛多般怛啰陀罗尼’”，“般怛啰也是梵语，翻译中文叫‘伞盖’。伞盖是譬喻，這個伞盖它是用荫万德，这伞盖的（作）用，就是保护一切有德的人”。宣化上人认为：《楞严咒》中“有五会，这五会就表示五方，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东方就是金刚部，阿闪（当为‘閦’——引者）佛为教主；南方就是宝生部，宝生佛做教主；中央就是佛部，释迦牟尼佛做教主；西方就是莲华部，阿弥陀佛做教主；北方叫羯摩部，成就佛做教主，共有这五部。这五部就是管理这世界五方的五大魔军，因为有这五魔，所以佛也分开五方，镇压这个魔。”[19]据此，笔者颇疑心“五方伞盖经”即指《楞严经》或《楞严咒》。

四、过魔女国，包括[下3]、[上8]、[上7]。

             

图10.《唐僧取经图册》图[下3]         图11.《唐僧取经图册》图[上8]

[下3]原题签为“过魔女国”。矶部彰先生题为“唐僧受妖女毒害”，当是。《楞严经》卷六曰：“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20]《佛本行集经》、《别译杂阿含经》、《方广大庄严经》、《普曜经》、《大方等大集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等，多载魔王波旬派魔女扰乱佛之修行、佛与之斗法事。杨氏杂剧第十六出[尾]曲二郎神唱曰：“去心紧似离弦箭，到前去如何动转。魔女国孽冤深，火焰山祸难遣。”[21]下面紧接表演唐僧师徒过女儿国故事。因此，杨氏杂剧之魔女国即女儿国，和《图册》毒害唐僧之魔女国，似乎又非同一故事。

[上8]原题签为“八风山收猪八戒”。观此图唐僧晕倒的场面和[下3]相同，故当承[下3]。矶部彰先生分析说，“唐僧晕倒时，毘沙门天王授与的印有‘王’字的玉玺显示了威力”，妖女因此现原形逃窜，当是。但画面上现出“原形”之魔女，显然并非长嘴大耳朵的猪八戒，题签和画面内容明显不符。至于“八风山”，佛典及流传的取经故事中均未查到有关记载，唯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载：“狂水又西，八风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风山。”[22]近人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五曰：“山在今登封县西。”[23]

    

图12.《唐僧取经图册》图[上7]

[上7]原题签为“毘沙门李天王与索行者”。然观此图右下方毘沙门手下神将所擒拿之妖怪，正是[上8]现出原形之魔女，故此图当承[上8]。题签中“毘沙门李天王”即佛教四大天王之北方多闻天王，后逐渐演变为托塔李天王。此图并称“毘沙门李天王”，正可见出演变的痕迹。“索行者”未详出处，是否即“孙行者”一音之转，亦未可确知。

五、金顶国斗长爪大仙，包括[下6]、[下10]、[下4]、[下5]、[上10]、[下2]。

                

图13.《唐僧取经图册》图[下6]            图14.《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0]

[下6]原题签为“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此图画面当为长爪大仙（火妖狐）驱动妖火，向唐僧发动攻击。这个画面和《玄奘传》卷二过“飒秣建国”的遭遇很相似：“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法师初至，王接犹慢；经宿之后，为说人天因果，赞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欢喜请受斋戒，遂至殷重。所从二小师往寺礼拜，诸胡还以火烧逐。沙弥还以告王，王闻令捕烧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师将欲劝善，不忍毁其肢体，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24]又，据《撰集百缘经》卷十及《长爪梵志请问经》记载，有长爪梵志，系舍利弗的舅父，曾往南印度游学，后皈依佛教[25]。按，佛教称外道为梵志。此图当为以上两个故事的神异化。至于“金顶国”，杨氏杂剧中通天大圣孙行者曾强抢金鼎国公主为妻；取经经过金鼎国，行者又借助二郎之力收伏猪八戒。“金顶”与“金鼎”异字同音，二者当有一定联系。

[下10]原题签为“悬空寺遇阿罗律师”，但题签和画面内容明显不符。观此图火妖狐吐火与图[下6]火妖狐相同，故此图当承[下6]。大概长爪大仙斗法失败后，晚上便来加害唐僧师徒，唐僧师徒昏迷过去。龙马现原形空中大战火妖狐，火妖狐口吐火焰喷向神龙。至于题签之“悬空寺”，中国山西、陕西、四川均有悬空寺，惟山西悬空寺最为有名。“阿罗律师”未详出处。

 

              

图15.《唐僧取经图册》图[下4]            图16.《唐僧取经图册》图[下5]

[下4]原题签为“东同国捉狮子精”，但题签和画面内容明显不符。图中持斧大将当为毘沙门（或观音）手下大将。大概火龙斗败火妖狐之后，却无法救醒昏迷中的唐僧师徒，故来向毘沙门天王（或观音）求救，遇持斧神将而诉说原由。题签中“东同国”不详出处。至于“狮子精”故事，《取经诗话》即有“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一节，《西游记平话》中亦有“狮子怪”故事。

[下5]原题签为“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但题签和画面内容明显不符。观此图下部神将和[下4]中的神将为同一人，故此图当上承[下4]：持斧神将向毘沙门天王报告之后，天王便令持斧神将前行，自己和火龙在后去救唐僧。题签中“六通尊者”不详出处。六通为佛教重要观念，但各佛经所记又有不同。《俱舍论》卷二七所记为：一、神境智证通；二、天眼智证通；三、天耳智证通；四、他心智证通；五、宿住随念智证通；六、漏尽智证通[26]。 关于“树生囊行者”，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四所载《高昌王世勋之碑》曰：“盖辉和尔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图固勒、以苏噜克。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布克罕，既壮，遂能有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27]“辉和尔”即今维吾尔，因此虞集所记当为维吾尔族的一则神话传说。佛教进入高昌后，此神话传说很可能便与佛教杂交而出现佛降“树生囊行者”的故事；后玄奘取经曾经过高昌国，于是便又进一步附会于取经故事中。

 

               

图17.《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0]          图18.《唐僧取经图册》图[下2]

[上10]原题签为“佛赐法水救唐僧”。矶部彰先生认为：此图中“手持净瓶、甘露和杨柳枝的毘沙门天王形象上有些象观音。这也许暗示了故事中的守护神正由毘沙门天王向观音过渡，或毘沙门天王受观音之命前来保护唐僧师徒一行。”当是。

[下2]原题签为“金葫芦寺过火炎山”。但画面上树木郁郁苍苍，显然不似火炎山之景。且图上部正为救唐僧的毘沙门天王，故图当为唐僧得天王救醒后离开金顶国的情景。矶部彰先生将此图归入“魔女国”故事中，似误。观此图毘沙门形象与[上10]救唐僧的毘沙门相同，都持有净瓶和杨柳枝，而不同于[上7]的毘沙门形象，故可知此图当与[上10]为同一故事。至于“金葫芦寺”则不详出处。

六、飞虎国降大、小班，包括[上11]、[上12]。

           

图19.《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1]        图20.《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2]

[上11]原题签为：“飞虎国降大班”；[上12]原题签为“飞虎国降小班”。矶部彰先生认为：“老虎原来和行脚僧关系密切。在敦煌发现的《唐三藏行脚图》（《宝胜如来图》、法国伯希和发现）中，老虎好象起着护法神的作用。但是，唐末以后，唐僧的护法神变成了猿猴，故事里的老虎却成了如同白虎精的妖怪脚色。图册中的老虎在形象上跟后来的银额将军（《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三）相近似，象是登场的妖怪之类。”当是。题签中“飞虎国”、“大班”、“小班”不详出处。

三、《图册》中难以确认故事体系的图画

上面我们探讨了大致可以认定成故事体系的图画，接着来探讨难以确认故事体系的图画。这一类又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图画内容可稽考者；二是图画内容可部分稽考者；三是图画内容暂无可稽考者。

一、图画内容可稽考者：[上14]、[上16]、[下12]、[下14]、[下15]、[下16]。

                 

图21.《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4]        图22.《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6]

[上14]原题签为“佛影国降瞿波罗龙”。《玄奘传》卷二记载：“又闻灯光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波罗龙王所住之窟，如来昔日降伏此龙，因留影在中。”[28]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此龙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进奉失宜。既获谴责，心怀恚恨，即以金钱买花，供养受记窣堵波，愿为恶龙，破国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为大龙王，便欲出穴，成本恶愿。适起此心，如来已鉴，愍此国人为龙所害，运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龙见如来，毒心遂止，受不杀戒，愿护正法。因请如来：‘常居此窟，诸圣弟子，恒受我供。’如来告曰：‘吾将寂灭，为汝留影。遣五罗汉常受汝供。正法隐没，其事无替。汝若毒心奋怒，当观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当止。’”[29]此图当本此故事而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矶部彰先生题为“河中龟鱼妖怪请唐三藏求雨”，误。

[上16]原题签为“旃檀大仙说野狐精”。矶部彰先生将此图与[上15]一并考察，认为“如果把[上15]图中的赤脚妇人看作是鬼子母的话”，那么，本图则表现了“唐僧遇鬼子母，以法力救小孩，教化追赶小孩的鬼子母，把她带到山中的神仙处改邪归正”。按，把图[上15]中的赤脚夫人看作鬼子母证据不足，不如存疑。但此图则疑当为鬼子母故事。据《毘奈耶杂事》卷三十一及《佛说鬼子母经》记载：鬼子母本为王舍城中娑多药叉长女，后与健陀罗国半支迦药叉结婚，生五百儿。她凭着自己的豪强，每天食用王舍城的男女婴儿。佛心慈悲，施法将鬼子母的一名儿子隐藏起来。鬼子母向佛索要儿子，佛说，你有五百儿子，还怜爱你这一个儿子，何况别人只有一两个儿子呢？最后鬼子母皈依了佛教。[30]《取经诗话》“入鬼子母国处第九”记载，鬼子母国“三岁孩儿无千无万”，“又无大人”[31]。宋元无名氏有《鬼子（母）揭钵》戏文，元吴昌龄有《鬼子母揭钵记》杂剧，然均佚。杨氏杂剧第三本有“鬼母皈依”一折。题签中“旃檀大仙”无可稽考。《佛说佛名经》、《十方千五百佛名经》虽有“南无旃檀佛”、“南无须弥旃檀佛”、“南无旃檀香佛”、“旃檀德佛”等名号，然与“旃檀大仙”似不涉。

                 

图23.《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2]       图24.《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4]

[下12]原题签为“毘篮园见摩耶夫人”。据《玄奘传》卷二记载，劫比他国“城东二十余里，有伽蓝，院内有三宝阶，南北列，面东一下，是佛昔于忉利天为摩耶夫人说法讫，归赡部洲下处。”[32]据《众许摩诃帝经》及《佛本行集经》记载：摩耶全名摩诃摩耶，天臂城善觉长者之长女，后嫁净饭王，生悉达太子七日后而没，生于忉利天[33]。因此，所谓摩耶夫人，即释伽牟尼的母亲。据《佛本行集经》记载，摩耶夫人生悉达太子时所住的园子名“蓝毘尼园”而非“毘篮（蓝）园”。然典籍中亦有记作“毘蓝园”者，如《五灯会元》卷十九“开福道宁禅师”条下，即有“毘蓝园内，右胁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顾，天上天下，唯我独尊”[34]等语。

[下14]原题签为“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此故事见于《大乘要道密集》[35]中。据陈庆英先生考述，此书为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发现的、大概产生于西夏时期的汉文译本藏传佛教的密法修行法本汇集[36]。在此书中有《无生上师出现感应功德颂》一篇，是有关于大乘玄密帝师生平的一篇偈颂体的赞颂诗。这篇赞颂诗是写主要活动于西夏1189至1200年的大乘玄密帝师如同玄奘一样，曾到印度学习佛经。诗的第6首曰：“高昌国王迎师五百里，作密供养十遍生流行，送至万程河边降龙王，极能无生师处我赞礼。”[37]由此记载可知，元代藏传佛教随元蒙统治者进入中原，原本主角为大乘玄密帝师的“万程河边降龙王”的故事，却被附会于主角为唐僧的取经故事中。从此页画面看，人物打扮等均同［上１］、［上９］，似乎三幅图画有一定联系。矶部彰先生题此图为“押送街上抓到的老胡商”，然玄奘取经的史实和流传故事中，似乎均无抓老胡商的记载。

                 

图25.《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5]         图26.《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6]

[下15]原题签为“唐僧随五百罗汉赴天斋”。《取经诗话》“入大梵天王宫第三”记载，玄奘法师在猴行者的帮助下到毘沙门大梵天王宫赴斋，只见宫中“香花千座，斋果万种，鼓乐嘹亮，木鱼高挂；五百罗汉，眉垂口伴，都会宫中诸佛演法”。临行，“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镮锡杖—条，钵盂一只”，并答应法师，西天路上“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38]。据此，此图故事当在唐僧得到侍者后不久即发生的。但从画面位置比较靠后来看，也不排除是唐僧取得真经之后，到天宫答谢毘沙门天王。

[下16] 原题签为“唐僧取经回国”。矶部彰先生根据此图中“既没有经卷，宫中殿奏官的表情上也丝毫看不出对大功告成后的唐僧有赞许的神色。而且左右两旁扶住唐僧的侍官看上去象在阶下阻拦唐僧的样子，标题和绘画内容有明显的差别”，故认为此图当为“唐僧西天取经的上报和认可”。按：此图既题为“唐僧取经回国”，且画面又确有皇宫气象，故似乎应以题签为准。据《玄奘传》记载，玄奘取经回到长安，因唐太宗正驻军洛阳，准备征伐辽东，故前赴洛阳拜见太宗：“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39]

二、图画内容可部分稽考者：[上15]、[下9]、[下11]

                

图27.《唐僧取经图册》图[上15]              图28.《唐僧取经图册》图[下9]

[上15]原题签为“玉肌夫人”。此图中最可令人注意者，是出现了一个猴形人身的人物。早在《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就已经作为唐僧护法的形象出现并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图册》中，却只有此图出现了猿猴形象。矶部彰先生判断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还有一些画有猿猴行者的图画，但在某个时期遗失了”。另一种可能性是，“画家画唐三藏的侍者时，平稳的情况下用人身姿态来画。但一发生事件，侍者就被画成猿猴行者”。按，矶部彰先生的第二个判断似乎并不能成立，因为在此图中，不仅有猿猴形象，还有侍者形象，二者绝非同一人。因此，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图册》完全是为了表彰唐僧而绘制，猴行者的故事反而退居次要地位。题签中“玉肌夫人”无可稽考，或后世演化为“白骨精”故事，亦未可确知。

[下9]原题签为“明显国降大罗真人”。矶部彰先生将此图与[下11]归为一类，“猜想”其为：“唐僧在半途中和龙马、侍者走散，独自在迷途中陷入溪谷。但在毘沙门天的保护下来到盂钵上，被路过的山人救出并获知去竹林神仙处的道路。《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五中是在山中碰到采药的仙人打听到去西天的方向。”所说有一定道理，但证据似显不足，应以题签为准。题签中“明显国”故事无可稽考。关于“大罗真人”，《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所起”条记载，道教称三界之上有“四天”，“四天”之上有“三清境”，“三清之上即是大罗天，元始天尊居其中，施化敷教”[40]。故世多称仙人为大罗仙人。

图29.《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1]

[下11]原题签为“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矶部彰先生将此图与[下9]归为一类，已如上述。“截天关”故事无可稽考。关于“香因尊者”，《楞严经》卷五载曰：“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41]“香因”、“香严”似乎当为一音之转。

三、图画内容暂时无可稽考者：[下1]、[下8]、[下13]。

             

 图30.《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           图31.《唐僧取经图册》图[下8]

[下1]原题签为“释迦林龟子夫人”。“释迦林”与“龟子夫人”故事均无可稽考。矶部彰先生因此图与[上14]“都画有水妖归依唐僧的场面”，将其归为一组。但在佛降瞿波罗龙而留影的故事中，并没有龟子夫人出现，故将其归为一组似感牵强，不如存疑为是。

[下8]原题签为“哑女镇逢哑女大仙”。矶部彰先生将此图题为“唐僧在火妖狐宅内借宿一夜”，而与[下6]、[下10]等图归于同一故事，似感牵强，不如存疑。“哑女大仙”故事无可稽考。《浙江通志》卷一九九“哑女”条引《戒香寺哑女传》，载哑女奇事异行[42]；又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有“哑女塔”[43]，但均似与此“哑女大仙”无涉。

  图32.《唐僧取经图册》图[下13]

[下13]原题签为“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矶部彰先生将此图与[下12]、[下15]归入一类，认为这三幅图“画的是类似西天圣地的场面，其中唐僧是以法衣而不是以旅服的形象出现。”“画上内容应该是如[下12]那样，以乐奏鹤鸣的瑞祥气氛来表达唐僧来到仙境的情景。”然[下12]已知为拜见摩耶夫人，“白莲公主”事却未详出处。

四、《图册》当为重装的残本

《图册》有两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其一是题签和画面的实际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其二是册页装订次序混乱。这两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

如果将《图册》中每幅画页的题签和画面的实际内容相对读就会发现，题签和画面的关系有四种情况：1、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相符；2、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完全不符；3、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是否相符难以判断；4、画面无题签。其中后两种情况具有或然性，故难以说明问题。下面主要探讨前两种情况。

从题签和画面实际内容相符的这类图画看，题签的作者最大的可能是画面作者本人，至少也应是与画面作者比较熟悉、对这套《图册》所表现的题材相当了解的人。最明显的证据有两个：一是图[下12]“毘篮园见摩耶夫人”。这幅图构思十分巧妙。显然，对佛祖的母亲摩耶这样圣洁的女性，很难用准确的人物画面将其表达出来。作者于是采用写意手法，只画出了毘蓝园种种典雅的佛教乐器和周围环境等，让人们通过画面体会到园主人的高雅与圣洁。如果不是对画面题材相当熟悉，仅仅根据画面，很难想象到这就是摩耶夫人住过的毘蓝园。再如图[上14]“佛影国降瞿波罗龙”，如果不是对佛降恶龙而留影的故事十分熟悉，便很难想象到图中的怪物就是瞿波罗龙及其属下。

既然题签的作者是画面作者本人，或者是与画面作者比较熟悉的人，那么，为什么有些题签和画面内容又完全不符呢？这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原图与题签散乱之后，后人误贴题签所致。今观图[上9]题签为“唐僧过女人国”，但其中并没有明显的女性形象。图[下10]中和火龙在空中搏斗的分明是图[下6]中的火妖狐，唐僧师徒昏迷在房间之中，但题签却是“悬空寺遇阿罗律师”。其中错得最明显而又最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图[上6]，其中掉入河中之人无疑是图[上3]中追赶唐僧的烽官，但题签却为“流沙河降沙和尚”。这些都可说明是题签误贴所致。

不仅如此，从这些误贴的题签中，也可以窥见原图有所散佚。如图[上6]题签为“流沙河降沙和尚”，却无沙和尚形象出现。图 [上8]题签为“八风山收猪八戒”，但出现的妖怪却不像是猪八戒形象。如果说是题签不小心贴错了，但是，遍查全部32幅图画，又看不出有哪幅图画能和沙和尚、猪八戒对上号。这充分说明，现存《图册》并非全璧，而是整套画册中的残卷。

如果联系《图册》装订混乱的问题，似乎更能看清事实真象。从《图册》中大致可以认定成故事体系的这一类图画看，每个连贯故事的画面却散落于画卷上下册之中，需要认真甄别才能看出其故事顺序。如“过魔女国”的故事，本应该[下3]在前，[上8]继之，最后才是[上7]，但整个画卷的装订却完全颠倒。这些都说明，《图册》很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乱和残损——有些画面保存下来，但题签却脱落了；有些题签保存下来，但画面却丢失或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图册》的整理和装订者便根据己意，张冠李戴，造成了部分画页题签错贴，甚至有些画面没有题签；再由于在装订时不注意，又造成了画页位置的错置。

五、《图册》与《西游记》的成书

《图册》的发现，对研究宋元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它对我们研究《西游记》成书过程，提供了新材料和新思路。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唐僧取经故事发展过程的认识大致如下：玄奘取经的历史史实（《玄奘传》、《大唐西域记》）——《取经诗话》——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西游记平话》——杨氏杂剧——百回本《西游记》。如今，这部《图册》至少为我们探索《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提供了这样方面的证据：

一、《西游记》的成书，是有一个由不同的取经故事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

如前所述，这套《图册》的前身，或许受到过南北宋之交的董逌《广川画跋》卷四所记载的《玄奘取经图》的影响，所以其中有些故事可能早于南宋时代讲经话本《取经诗话》所载。但是其中某些故事却又只能产生于元代。最明显的就是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故事。在《取经诗话》中，虽然已经出现了沙和尚的前身深沙神形象，但他并没有参加取经队伍，而是取经的阻碍者；猪八戒形象则根本没有出现。一切迹象表明，猪八戒和沙僧加入取经队伍大概是元代才出现的。元代前期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残存两折）中，很可能还没有八戒和沙僧形象出现。绘于元末明初的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壁画中的取经图，也只有沙僧而没有猪八戒。但在《西游记平话》和杨氏杂剧中，都出现了八戒和沙僧形象。现存广东省博物馆的元代瓷枕上的唐僧取经图，八戒和沙僧也都画得栩栩如生。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雕刻于元代的唐僧取经浮雕上，也有“朱八戒”等字样出现。《图册》中有关猪八戒和沙僧的故事，正可以和以上有关文字记载及文物相印证，有力地说明猪八戒与沙僧是大致在元代才进入了取经的行列的。换句话说，《图册》所绘的故事，大致是由宋入元的一个取经故事。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图册》中有不少故事，与以往所知的取经故事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是闻所未闻，如“张守信谋唐僧财”、“飞虎国降大、小班”、“五方伞盖经度白蛇”、 “玉肌夫人”、 “释迦林龟子夫人”、“过魔女国”、 “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 “哑女镇逢哑女大仙”、“明显国降大罗真人”、 “悬空寺过阿罗律师”、“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毘篮园见摩耶夫人” 、“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等，都是我们初次得知的取经故事。就连《图册》和我们已知的取经故事相同的那部分内容，也和已知故事有很大差异。如猪八戒的故事虽然在《西游记平话》中就已经出现，但却没有八风山的记载。据杨氏杂剧记载，猪八戒所居之山为“金鼎国界”的黑风山，却不是《图册》所谓的“八风山”。这些都说明，《图册》是一套独立的取经故事系统。

但是，这套独立的取经故事系统，也并不是和已知取经故事系统毫无联系。《图册》中的“火炎山”、“女人国”、“ 毘沙门天王”、“赴天斋”等故事，在《取经诗话》中就有对应的“火类坳”、“女人国”、“北方毘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等故事。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故事，在《西游记平话》和杨氏杂剧中也有相应记载。特别是图[上15]“玉肌夫人”中出现的那个猴头人身的形象，在据信为绘于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就已经出现，到了《取经诗话》中又被称为猴行者。这说明，流传的取经故事虽然同时存在着多个故事系统，但多个系统之间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一个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过程。

二、《西游记》的成书，是一个由宣扬佛教到仅仅以佛教作为结构故事、表达思想之手段的过程。

这一点，本来在以往所知的故事中已大致能见其梗概：《取经诗话》明显地表现出宣扬佛教的思想。《西游记平话》中这一思想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削弱。到了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一方面宣扬佛教，一方面又讽刺和嘲笑佛教，佛教仅仅成了作者结构故事、表达思想的手段。而这套成书于元中期的《图册》，也明显地以宣扬佛教为中心内容，宗教色彩十分浓厚。

梁章钜为《图册》所题第四跋，实是一首七言古诗。《解题》所载板仓圣哲先生的《（伝）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元时代绘画の中での位置付け》[44]一文中，将此跋断句为散文，误。原跋为：

阿罗汉具大法力，我昔曾闻不曾识。尉迟乙僧六法工，笔端绘出通神迹。清修几世脱浩劫，道貌圆光尚烜赫。经书贝叶诸谛传，妙解空灵感悟释。相惊神变亦虚幻，六根俱净归元寂。吁嗟法宝世见希，君其秘守勤拂拭。[45]

图33.《唐僧取经图册》跋四

从这首诗来看，梁章钜已经深悟出这套《图册》浓厚的宗教色彩，将《图册》与用铁笔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教经文相提并论，盛赞其“妙解空灵感悟释”，揭示出其使人“六根俱净归元寂”的艺术效果。

其实，用不着梁氏特别提示，只要见过《图册》的人，无不为其中的宗教色彩所震撼。在《图册》中，唐僧取经最主要的保护神便是毘沙门天王，图[上7]题签便为“毘沙门李天王与索行者”，这与《取经诗话》中所谓的“大梵天毘沙门天王”为取经的护法神是一致的。所谓“毘沙门”，即佛教四大天王之北方多闻天王，后逐渐演变为托塔李天王。这里将毘沙门和李天王并称，正可以见出演变的痕迹。在佛教密宗中，毘沙门是重要护法神。据《全唐文》卷七三〇所载卢宏正《兴唐寺毘沙门天王记》记载，“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善善恶恶，保绥斯人”[46]。图[上13]“五方伞盖经度白蛇”，是整个画卷中密宗色彩最为浓厚也最具震撼力的图画之一。矶部彰先生认为，将此图“和日本密教图像集《图像抄》、《觉禅钞》等中的图像作一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上13]中的神人就是深沙神王。”密宗自唐代传入中国，曾兴盛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至唐武宗灭佛而衰落；宋初密宗曾少有复兴，但很快又被禁止；直至元代藏密随元蒙统治者传入中原，密宗才又兴盛起来。《图册》反映的密宗色彩，很可能与元代密宗的兴盛有一定关系。图[下14]“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的故事和具有藏传佛教密宗色彩的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微妙关系，似乎很能说明这一点。再如图[下12]“毘篮园见摩耶夫人”、 图[上14]“佛影国降瞿波罗龙”等，都直接取自佛教典籍。因此，笔者颇怀疑，前述“内容暂时无可稽考者”一类图画，亦当有相应的佛教故事作底本，只不过笔者暂时未能查到其出处罢了。总之，《图册》所描写的取经故事呈现了浓厚的佛教精神和密宗色彩，也印证了取经故事从宋元到明代，是逐步经历了一个对于佛教采取了不同态度的过程。

三、《西游记》的成书，是一个唐僧形象逐步地士大夫化和孙悟空渐次在故事中占据主角地位的过程。

如果说在《取经诗话》中玄奘法师还颇有法力，曾经到大梵天王宫开讲佛经，救了被继母陷害的少年痴那的命等，但到了《西游记平话》中，“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47]，孙行者已经跃居取经的中心地位。到了百回本中，更是把孙悟空作为全书的主角。但《图册》却明显地以唐僧作为取经故事的主角，从大唐祈雨到西天取经，再到取经回国，故事都紧紧地围绕着唐僧展开，只有一个猿头人身的形象在图[上15]中偶然出现。这进一步说明，成书于元代中期的《图册》的取经故事尽管是一个独立系统，但它与其他系统的取经故事是在平行的发展，最后形成《西游记》是各路取经故事相互交融的结果。

以上，我们仅仅从《图册》的画面内容和《图册》在流传的取经故事中的地位和价值这个角度，对《图册》进行了探讨。事实上这套《图册》的价值决不仅仅局限于此。《图册》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佛教色彩，对研究宋元时代佛教的发展，研究宋元之际佛教禅宗和藏传密宗的交替互动，乃至于佛教绘画造型、佛教借助玄奘取经故事向社会的渗透等，无疑都有所补益。《西游记》产生之后，佛教界人士常因小说所塑造的唐僧有损玄奘圣僧形象而耿耿于怀，此《图册》完全以宣扬玄奘圣迹为核心，当可弥补此缺憾，并对玄奘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再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看，正像梁章钜跋文中所说：“此册穷形尽态，景物怪奇，笔意精古，超越尘表。如此法物凡三十二帧，递传千百年余，犹觉神采跃然如生，真有法云拥护，乃能获见于今日，观者惊叹以为神笔。”[48]板仓圣哲先生亦认为，此套《图册》既有“李郭派山水”画的特征，又具有“南宋画院代表画家李唐、萧照、李嵩等之画风”，还有“与南宋林庭珪、周季常合作的《五百罗汉图》（京都大德寺等藏）类似的表现”，“同时包涵各种风格要素在内的本画册，反映了元代画坛上汇聚华北、江南等不同绘画传统及多样性之特征”。由此不难看出，《图册》作为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珍本，对于研究宋元时期中国绘画内容及风格之演变，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据以探考的日本二玄社影印的《唐僧取经图册》，是由矶部彰先生赠送的，在此特对矶部彰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本文也是在矶部彰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点探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矶部彰等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后记：

2004年秋，笔者有幸到上海复旦大学师从黄霖老师做访问学者。2005年春天，我到黄老师家中拜访老师。进门寒暄几句，黄老师便热情地告诉我，他得到了矶部彰先生赠送的《唐僧取经图册》，并拿出图册邀我共同欣赏。一打开图册，我便立刻被那32幅古朴质厚的画面所吸引——虽然我对古代绘画素无研究。但是，当我认真察看每幅图画的标题签和所画的内容时，我就不仅仅是被吸引，而是引起了心灵的极大震撼。我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古典名著《西游记》的研究，虽然取得的成绩不大，但对西游故事的流变自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面对这套图册我却十分陌生：原来，这套图册所绘制的大多数西游故事，竟然为我以前闻所未闻。震惊之下，便不免爱不释手。但因为当时有他事在身，便以半小时的时间匆忙一观，未能详加探索，不过此后心中却是念念不忘。就在这年的七月份，我再次到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便专程到家中拜见黄老师，得以再次见到这套图册。黄老师特别嘱托我，让我将图册带回河南深入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都不时和黄老师一起探讨图册内容，查证有关资料，最后黄老师又对全文修改定稿。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黄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文章写好后，我一直坚持将黄老师名字署在前面，但几经反复，黄老师都不答应，更见出老师高风亮节。欣逢老师七十华诞，结集同门文稿，谨提供此文以表对黄老师的崇敬之情。

                        曹炳建书于古汴心远斋

                                  2011年元月8日

再记：此文写定之后，图册原本一直保存在我处。后黄霖老师因有朋友欲观此图册，我即将此图册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送老师。谁知过后许久，黄霖老师再次问起图册事，才知老师并未收到图册。此时再要查询图册专递者，因时日已久，专递方推诿，图册已不明去向，甚为可惜，并使我每见老师，即感惭愧不已。今趁此机会，再次对黄霖老师表达深深的歉意！

                      曹炳建再书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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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国华》1992年10月第1163号，发表了东京大学田仲一成教授的《〈唐僧取经图册〉故事初探》与户田祯佑教授的《〈唐僧取经图册〉式样的探讨》两文，是最早有关《图册》的研究文章。

[②]矶部彰与板仓圣哲之文，见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影印《唐僧取经图册》所附《唐僧取经图册“解题”》。下引矶部彰及板仓圣哲先生之语，除注明者外，均出此两文。矶部彰教授另有论文：《〈唐僧取经图册〉中所见的西游记物语》，《东方学论集》1996年；《〈唐僧取经图册〉可窥见的「西游记」物语》，《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4号，1995年；《〈唐僧取经图册〉的绘画顺序和其画题》，《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5号，1996年。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九《王知州墓志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7册，第275-276页。

[④][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842页。

[⑤][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六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7册，第217页。

[⑥][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王振鹏锦标图》，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99页。

[⑦][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六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7册，第217页。

[⑧][明]朱珪：《名迹录》卷四《故朱徴士墓志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71页。

[⑨]《辞源》修订本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11页。

[⑩][清]梁章钜：《唐僧取经图册跋一》，见《唐僧取经图册》，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影印本。

[11][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玄奘取经图》，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第475-476页。

[12] [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见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5页。

[13][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231页。

[14][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四，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8页。

[15][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70页。

[16]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一”，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影印本。

[17][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178页。

[18][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179页。

[19]笔者未能查到本文纸质文本，故录自因特网，网址：http://lingjunge.blog.sohu.com/19741499.html。

[20] 《椤严经》卷六，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21][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见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6页。

[22][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3册，第251页。

[23]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五，科学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

[24][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190-191页。

[25]参看《撰集百缘经》卷第十，《乾隆大藏经》，第一○七册，第270-273页；《长爪梵志请问经》，《乾隆大藏经》，第五八册，第552-554页。

[26]参看《阿毗达磨俱舍论》卷第二十七，《乾隆大藏经》，第九七册，第403页。

[27][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四《高昌王世勋之碑》，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7册，第349页。

[28][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196页。

[29][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二，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5页。

[30]参看《毘奈耶杂事》卷三十一，《乾隆大藏经》，第七三册，第528-533页；《佛说鬼子母经》，《乾隆大藏经》，第五八册，第648-650页。

[31]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鬼子母国处第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影印本。

[32][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205页。

[33]参看《众许摩诃帝经》卷二、卷三，《乾隆大藏经》，第六○册，第41-49页；《佛本行集经》卷五至卷十一，《乾隆大藏经》，第五七册，第306-375页。

[34][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第十九《开福道宁禅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3页。

[35] 1992年台湾慧海书斋出版改编本名《萨迦道果新编》。

[36]参见陈庆英《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载《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大乘玄密帝师考》，载《佛学研究》2000年；《〈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载《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等。

[37][元]释莎南屹啰等译：《大乘要道密集》卷四《无生上师出现感应功德颂》，民国年间影印本，第2页。

[38]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大梵天王宫第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影印本。

[39][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第一二五册，第260页。

[40][宋]張君房：《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所起》，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0册，第20页。

[41] 《椤严经》卷五，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42]《浙江通志》卷一九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2页。

[43][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第117页。

[44]见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影印《唐僧取经图册》所附《唐僧取经图册“解题”》，第19页。

[45][清]梁章钜：《唐僧取经图册跋四》，见《唐僧取经图册》，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影印本。

[46][唐]卢宏正：《兴唐寺毘沙门天王记》，《全唐文》卷七三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原本，第8册，第7530页。

[47]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转引自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48]清梁章钜：《唐僧取经图册跋三》，见《唐僧取经图册》，日本平成十三年（2001）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