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炳建   张大新

 

2003年10月10日至13日，2003’中国•开封《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胜利召开。会议由河南大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明清小说研究》三大期刊编辑部及《西游记》文化学术委员会、巩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

这次研讨会是《西游记》研究史上一次规模大、包容性强的学术盛会。会议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宗旨，对现阶段国内乃至国际的《西游记》研究力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整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曾在江苏、浙江、新疆等地，召开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但此后有关研讨会规模都比较小，研究队伍呈现多头发展的趋势，甚至不同研究力量之间彼此不相往来。本次会议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邀请各方代表莅会，以期开拓《西游记》研究的思路与前景。据统计，来自中、日、韩三国的85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国内16个省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上，众多持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方法、甚至学术见解完全对立的研究精英汇聚一堂，切磋论争，鸣放交流，挖掘《西游记》之精义妙蕴，共商《西游记》研究发展之大计，其情殷殷，其乐融融。

这次研讨会又是一次高品位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层次高，提交的论文质量高，学术气氛浓厚。会议代表中有教授、研究员、编审3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编审32人，博士、文联主席等16人。著名学者黄霖、张锦池、王保生、胡明、萧相恺、周先慎、胡小伟、康保成、王齐洲、王平等应邀参加会议。吴圣燮、大冢秀高等5位学者寄来了书面发言和专题论文。大会共收到论文49篇，专著一种，以及《西游记文化学刊》、《西游记文化》各一册，另有不少代表写出了书面发言提纲。在研讨过程中，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论争。经过面对面的交锋，既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也形成了诸多学术共识。

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学术问题，展开了对《西游记》全方位的讨论：

其一，总结《西游记》学术研究史，并对今后的《西游记》研究提出了新的规划蓝图。苗怀明的《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是对《西游记》文献研究比较全面的总结。从纵的方面，将二十世纪的《西游记》文献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世纪初至1949年）、“新变期”（1949年至七十年代末）和发展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从横的方面，对围绕《西游记》的争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总结，比如作者问题、人物形象的原型问题、版本演变问题等。胡莲玉的《<西游记>主题接受考察》“从接受史的角度”，全面考察了有关《西游记》主题的论争：从明清时期“强调从哲理或宗教层面上去解读《西游记》”，到“五四”前后“对其隐诲深藏的民主思想”的揭示，再到解放后“强调小说的社会批判性”，最后到新时期的“多元化”研究。作者认为，“对一部作品的阐释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对作品主题的接受不必强求一解，应该允许阐释的多样性存在，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阐释是无止境的”。王平的《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认为，原旨和主题不同，主题“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作出的归纳”，原旨“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所要表达出来的最本初的旨意”。明代学者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心与魔相关之作”。清代的研究有四种类型：“求放心”说，三教同源说，“教人诚心为学”说，“游戏三昧”说。20世纪前期，“胡适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化了”，“鲁迅的解释虽然比较全面，但又不够深入”。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只能视为对小说主题的解释，而不是对原旨的理解”。8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小说置于其产生的那个时代，重新探讨这一问题”；“从明代到今天的四百余年中，对《西游记》原旨的接受似乎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王齐洲的《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秦川的《试论<西游原旨读法>的地位及其影响》、金敏镐的《<西游记>在韩国》等，各自从不同侧面，探讨《西游记》的研究历史，体现了这次会议“总结前代，以求发展”的良好初衷。

其二、围绕《西游记》的作者、版本，故事和人物形象演变等基础性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探讨。黄霖在大会发言中追述了有关《西游记》作者的各种观点，认为吴承恩说并非十分可靠，怀疑吴承恩著作权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张锦池在题为《<西游记>三题》的大会发言中亦认为，从现存有关资料看，吴承恩是“凡是”派，和明代后期启蒙思潮有一定距离，其诗文内容和小说《西游记》有着不少矛盾之处，《西游记》的作者肯定不是吴承恩。现存世德堂本《序》的作者陈元之，很有可能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圣燮在《关于作者论争和版本研究之我见》中认为：“世本订定者是华阳洞天主人，世本的底本即唐光禄购进的《西游》我称之为前世本，改编者是吴承恩。”学者们提出的“《西游记》作者新名单，包括邱处机、许白云、史真人弟子或唐太史唐新庵、陈元之、李春芳、鲁府或藩府宾客，或者邱处机的弟子和传人，等等，没有一说具有过硬的证据足以一锤定音。”薛梅、宋克夫在《吴承恩著<西游记>新证》中认为，不少学者对“《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作比较，认为二者无论从风格、思想，还是语言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各自的角度理解《西游记》”。如果从“弘扬主体人格”“这一角度理解《西游记》，就不难发现明代心学思潮、《西游记》与《吴承恩诗文集》三者之间的联系”。吴承恩《赠张乐一》诗的思想、语言运用和语言风格，都和《西游记》有一致性。蔡铁鹰的《有关吴承恩生于1506年的一个参考数据》，介绍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赵成文教授利用“警兴CCK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对吴承恩头骨“进行了详细的鉴定测量”，认为“吴承恩逝世于72岁左右，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两、三年”。由此“将吴承恩的生年定于1506年”比较合适。杨俊的《似识同归来——吴承恩与陶渊明》对比了《西游记》及吴承恩的诗歌与陶渊明诗风的相同之处，认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完成者”。

吴圣燮认为，《西游记》“版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若与《西游记》其它方面研究相比，无论如何应该说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拖了《西游记》研究的后腿。”黄霖认为，《西游记》的最早刊本，可能出自鲁府。曹炳建、张彩丽的《<西游记>朱、杨二本关系论》对前人有关朱本袭取杨本说的证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和甄别，认为“朱本抄袭杨本说的所谓‘的证’、‘铁证’，实际上都是可以另作解释的”。他们从三个方面，论证“杨本抄袭了朱本”。蒙古族学者德•巴雅尔图未能与会，其送交的论文《阿日那及其蒙译<西游记>》，对蒙古著名翻译家阿日那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对其所翻译的蒙文《西游记》特别是其中察哈尔抄本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西游故事和人物的演变，胡小伟的《从<至元辩伪录>到<西游记>》认为，“《西游记》之成书过程虽然有渐进式累积，但佛道两教动态竞争，长期积蓄之神话传说也有‘爆发’式呈现”。元代佛、道之间著名的“戊午之争”及《至元辩伪录》对这次论争的记载，“有可能在当时民间演为说部，后来又窜入‘唐僧西游’故事之中”。蔡铁鹰的《唐僧取经故事生成于西域之求证》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能形成于晚唐五代之际”，其中的火类坳、深沙神、大梵天王、车迟国等，都和西域有一定的关系。杨国学、朱瑜章的《玄奘取经与<西游记>“遗迹”现象透视》，将丝绸之路上的“唐僧取经故事遗迹”分为七大类并一一加以考察。孟繁仁的《“楼烦郡守”李渊与“孙行者”故事》，对山西与《西游记》有关的资料予以梳理考证，认为“山西是‘西游记’中‘孙悟空故事’诞生的温床和衍变的摇篮”。日本学者大冢秀高的《通天河通往何处——《西游记》成立史上的一出》、张大新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游”故事的演变及其对《西游记》成书所施与的影响。

其三，关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仍然是《西游记》研究的核心内容。任何基础研究，都是为研究和解读文本服务的，这应该是我们研究《西游记》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理念。从文化学的高度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是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的新现象。此次会议对《西游记》文化意义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新视界。吴光正的《西游记故事系统中的色欲考验》一文，从考察女儿国故事入手，认为《西游记》中“色欲考验在世俗化乃至道教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没有亵渎宗教的神圣，反而提升了宗教的内在亲和力，使得作品拥有极强的哲理色彩。”“‘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核心命题不仅是西游记故事系统的终极主题，而且是西游记故事系统的作者们结构故事情节的内在原动力”；“西游记故事是在佛教化、道教化和世俗化这样三种发展趋势下形成的，这提醒我们考察西游记故事系统的主题、结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变迁的时候就应该从佛教化、道教化和世俗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考察”。胡金望的《<西游记>的精神文化指向》认为，《西游记》的文化精神，即表现为“追求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礼赞奋斗精神和渴求智慧力量”。张祝平的《西游与东顾——<西游记>的海洋情结》认为，孙悟空是“海洋之子”，西天取经过程中“屡屡东顾大海”，正是“明代人那种对海洋的既迷恋向往，又征帆远航的时代精神与气度的体现”。康金声的《<西游记>与<西游>道书》认为，过去“许多人是从‘小说’这个层面研究该书的”，“一旦接触单单从宗教角度考察该书象征意义的思想观点，就觉得不很对路，目为异端，一时难以接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西游记》的取经故事确实是宗教事务”。李宇林的《从<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吴承恩的人才观》，通过对悟空、八戒和沙僧形象的探讨，认为《西游记》“比较全面地表现了吴承恩的人才观”。何良昊的《吴承恩爱好医学》探讨了《西游记》和古代中医学的关系，认为“吴承恩深入钻研过医学著作，尤其喜欢‘脾胃派’的理论，并把医书形式上的一些东西带到了《西游记》里”。如唐僧的八十一难，和医书《难经》（又名《八十一难》）也许存在着“因果关系”。此外，如王少华的《论<西游记>心学思想遮掩下的草莽侠士精神》、夏敏的《闲话西游：中国文化“斗”中寻》、史为先的《试论<西游记>易学构思》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西游记》的文化精神。

人物形象研究方面，曹炳建的《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新论》是一篇多角度、多层面解读孙悟空形象的论文。文章认为孙悟空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从明代特殊的历史时代看，作品通过唐僧和孙悟空形象的对比，批判了“‘醇儒’人格的迂腐无用，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事功型人格”；从民族文化的高度看，孙悟空形象是作者在对奴性人格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对富有抗争精神的崭新人格的重塑；从人类文化的高度看，孙悟空形象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人类的普遍精神”：“个性自由精神”、“秩序精神”和“为人类群体奋斗的精神”。其形象的基本内核，便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事业而奋斗的抗争与进取精神”。马尽举的《英雄主义：任性中的毁灭和伦理性中的再生——<西游记>解读的黑格尔范式》认为：“《西游记》大闹天宫、取经缘起、西天取经的三节段结构，恰与黑格尔自由意志发展三阶段的内容相照应”：“大闹天宫——意志的无规定性：英雄主义在任性中的毁灭；取经缘起——意志进入规定：英雄主义在困厄中等待；西天取经——意志自由：英雄主义在伦理中的再生”。张红霞的《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对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和作者的妇女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受男权话语中心濡染而导致其妇女观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张英的《简论<西游记>对“二郎”原型的改造与重塑》，考察了历史上二郎形象的演变历史，认为《西游记》“通过对‘二郎’原型的改造与重塑，成功地塑造出一位既桀骜不驯又维护天庭利益的融抗争与顺从于一体的颇具人性的复杂的二郎神形象”。

在《西游记》艺术创新的研究中，胡胜的《从铁扇公主形象的演变透视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创新》颇具特色。此文从铁扇公主形象的演变过程为切入点，通过对杂剧《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和鬼子母的研究，认为小说《西游记》把“红孩儿（爱奴儿）从鬼子母身边移到了铁扇公主的身边”，“原本属于鬼子母形象中的母性和温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铁扇公主的身上”；作者又为铁扇公主安排了丈夫牛魔王，“精心编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世系亲情网，在亲情的环绕中，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正是由于作者的创造，“才使这部奇书获得了独特的美学品格，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曹萌的《<西游记>创作模式的整合性特征》认为，“《西游记》文本明显地体现出由多种创作模式整合的迹象，归纳起来主要有：情节叙述方面表现为佛教故事叙述模式与英雄传奇模式的整合；人物刻划方面则是类型化性格模式与动物描写模式的整合；语言表达方面散文描述模式与韵文刻画模式整合。”周先慎的《<西游记>的艺术魅力》对《西游记》的“奇幻”与“奇趣”进行了深层次的发掘。王海洋的《简论<西游记>的心理描写及其文学史地位》，从“内心独白的运用”、“运用对话表现人物心理”、“以动作表现人物心理”诸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西游记》的心理描写具有文字简约、传神、情节性强的特点”，“有其独到的神韵和风致”。田同旭的《论<西游记>中俗语谚言》一文，通检了《西游记》中的“俗语、俚语、浑语、古语、歇后语，以及谚言、谣言、常言、名言、格言等”，认为《西游记》的俗语谚言“因人设语，语如其人”，“往往显示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精神面貌”，同时也“反映了明代社会特有的时代风气”，并“涉及社会人生诸多方面”，表现了作者 “对中国古代小说语言不断创新发展的新贡献”。

其四、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并举，是这次研讨会又一重要特点。前述马尽举的论文运用黑格尔的自由意志学说研究《西游记》，就别开生面；孟繁仁的田野作业法也有其独到之处。康保成的《沙和尚的骷髅项琏——读<西游记>札记之一》，是一篇用人类学理论解读《西游记》的文章。该文列举了大量国内外人类学方面的资料，证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普遍存在着猎首、食人并以人的头骨作装饰的习俗”。沙和尚的骷髅项琏与佛教密宗有着重要关系，密宗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形成了“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沙和尚逐步地由食人而“改邪归正”，“浓缩着一段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张乘健的《<哈姆雷特>与<西游记>里的乌鸡国》和韩洪举的《世界神话宝库中的双璧——<西游记>与<希腊古典神话>之比较》，都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张乘健认为，《西游记》中的“乌鸡国故事是一个僭王阴谋弑主篡位的故事，这故事的情节旨趣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竟然非常相似”。“比较《哈姆雷特》与乌鸡国故事这两者的异同，有很值得反省深思的哲学意义”。韩洪举认为，“德国诗人施瓦布编著的《希腊古典神话》和中国的《西游记》，都可谓“神话的集大成者”，“堪称世界神话宝库中的双璧”。

其五，对《西游记》的现实功用也进行了积极而有针对性的探讨。《西游记》是一部富于哲理性的文学巨著，其哲理性对我们民族的振兴和民族文化的重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杨兆清的《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国际化问题及其对策——大力发展中华文化及西游记文化》认为，西游记文化极其“丰富多彩”，包括“饮食文化、商品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以及思维文化等”，“都有着急待我们去开发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曹炳建的《<西游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从改革开放、民族人格重塑、自由与秩序的辩证统一、为人类群体奋斗精神、创造型思维模式、人才思想等多个方面，论证了《西游记》对民族振兴的重大意义。

其六，会上会下，代表们对《西游记》的中长期研究提出了诸多带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包括：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和学者共同遵循的原则，既要避免各自为政，缺乏学术观点的直接论争和交锋，又要避免意气之争、门户之见。②.作者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很难有重大突破，因此，此一问题宜暂搁置争论，以集中精力解决其他研究课题。③.强化《西游记》版本研究，但又不宜单纯局限在朱本、杨本与世本的关系上，宜对《西游记》的明清刊本进行全方位的审视。④.思想研究方面，应加强对作品所包涵的儒、释、道思想和民间宗教思想尤其是其相互包容渗透、整合互动关系的研究，在真正弄清儒、释、道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西游记》文本。⑤.倡导“西学中用”，借鉴西方近现代理论思潮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全方位的研究。⑥.加强“大西游文化圈”的研究，将其放置到建构具有多元开放特质的现代文化体系的系统工程中，发掘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彰显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品格，逐步扩大“大西游文化圈”的视野和疆界。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喜庆的季节！在七代古都开封召开的这次《西游记》研讨会可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丰收的会议！此次研讨会必将载入《西游记》研究和明清小说研究的历史史册，她所高扬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宏放务实精神也必将在海内外学术界发扬光大。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