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研究的超越与未来走向

《西游记》研究的超越与未来走向

——“ 2006 ’连云港《西游记》文化研讨会”述评

曹炳建

2006 年 8 月 25 至 26 日，由淮海工学院、江苏省社科院、河南大学、淮阴师范学院、芜湖教育学院发起，淮海工学院主办的“ 2006 ’ 中国·连云港《西游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第一大海岛连岛胜利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60 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另有 11 位学者寄来了学术论文。会议共收到论文 41 篇。这次会议是继 2003 年开封会议之后又一次《西游记》研究盛会，不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对此前研究的发展与超越，表现出新的研究走向。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游记》成书研究和宗教内涵研究。

首先来看成书研究。鲁迅、胡适关于孙悟空形象原型的论争、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新时期以来，此一研究也成绩斐然。此次大会发言中，胡小伟从宏观角度，贯通式但又简明地阐述了佛、道、儒的相互冲突与融通对《西游记》成书的巨大影响；同时认为藏传佛教极可能在成书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西游记》巨大的想像力就是佛、道影响的产物。蔡铁鹰长期致力于成书研究，其《〈西游记〉研究的视点西移及其文化纵深预期》，对此前的研究进行了跨跃式总结，认为应该把研究的“视点”投向“取经故事的真正发源地西域”， “早期取经故事诞生于西域和佛教文化背景下，这对于寻找孙悟空形象来源应当有比较明确的启示”；早期故事的佛教文化色彩和后来道教文化汇入其中，对“西游”故事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苗怀明的《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侧面考察》，对《西游记》和《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西游故事考察后认为，二者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但同时又彼此影响，形成一种较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王平的《“西游戏”与〈西游记〉的传播》并不是专论成书的，但其关于“西游戏”的探讨，无疑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以上观点虽然谈不上尽善尽美，却预示了西游故事演变研究的未来走向，如：原生取经故事的研究，《取经诗话》研究、宋元明戏剧和平话中的取经故事研究，佛、道教斗争与汇融对取经故事影响研究等，都将成为今后成书研究的重要议题。

关于《西游记》宗教内涵的研究亦由来已久。但清人的“证道说”乃至当今某些学者的研究，走的却是“天马行空、随意生发、牵强附会”的道路。这当然与学术界对《西游记》儒、释、道“三教”文化关注不够有关。这就凸现了此次会议宗教内涵研究的重要意义。万晴川的《〈西游记〉与民间秘密宗教》，利用明代宝卷的有关材料和《西游记》相互印证，认为《西游记》的情节描写和结构方式等，都受到了民间秘密宗教的影响。郭健的《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西游记〉中佛教现象透视》认为，从表面看，“很容易得出《西游记》的主旨是宣扬佛教或曰“崇佛贬道”的结论，实际上其中的佛教“并非真正的佛教，而是道教内丹学意义上的佛教”。曹亦冰的《论〈西游记〉道家文化的特质》一文，揭示了《西游记》所反映的道家或曰道教文化的特点：“一是突出了‘变化之术’，二是突出了‘法力’”；而且“法力大于法宝”。 张平仁的《〈西游记〉五行观念略析》认为，《西游记》中的确“有大量包括五行在内的丹道思想”，但作品并“不是严格按照五行原理格局来设置的，真正运用五行的地方并不多，所用的也基本是一些简单流行的术语和可随手涉趣的方面”；并且这些观念“与故事情节是游离的”。杨国学的《宋明理学心性论与〈西游记〉的心学观》认为：“宋明理学中关于以道德理性对人的形体存在形式的生理现象，对精神存在形式的心理现象进行自我心性修养和内在超越的探索，对《西游记》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显然是运用比喻象征的艺术手法，阐释了对心性论的理解和自己的心学观”。这些探讨虽然都有可商榷之处，但都自成一家之言，令人一新耳目。

当然，《西游记》研究的重点仍然在对文本的解读，即对作品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和美学特征的研究。前述对宗教内涵的研究，实际上也属此列。此外，徐乃为的《〈〈西游记〉题旨新探》在众说纷纭的主题说中别立新意，认为“‘成功意识’是人类的本质共性”，“孙悟空形象是底层百姓成功意识的化身”，作品的主旨表现了“底层百姓的成功观”。 魏崇新的《〈西游记〉的性别意识与性别母题》认为，“《西游记》中的性别母题如劫妇母题、色诱母题等表现的也是男性中心思想”，其中的女性形象，“是基于男性的欲望与心理需求而制造的虚假的女性镜像”。就人物形象研究看，石麟的 《孙悟空形象的多层文化解读》认为，“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放纵与收束的象征，同时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崇高美的艺术典型。”刘晓林的《孙悟空：医国医人两圣手——“西游记”与传统中医文化》借助对中医文化的探讨，认为作品“塑造了孙悟空医国医人二圣手的不朽形象，使之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与丰富的美学意义”。另有一些学者还联系国民性来认识作品的人物形象。董国炎的《解读孙悟空》认为，“孙悟空的批判能力、颠覆能力很强，进步意义很明显。他的批判模式如同双刃剑。玩世不恭、讽刺调侃、自污污人的模式，也给自己带来严重伤害，造成英雄本色缺乏，造成阿 Q 式精神胜利法”。曹炳建的《世俗型的喜剧典型与国民的隐显人格——〈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就《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和美学精神来看，张兴成的《〈西游记〉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认为，《西游记》所传承的主要“是在儒道互补基础上生成的以生命伦理学为本质特征的传统美学精神”。 齐慧源的《论〈西游记〉的儿童文学美学特质》认为，《西游记》“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童真世界，表现出了童真稚拙之美、谐趣欢愉之美、变幻神奇之美等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

这次研讨会还表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特征。就作者研究来看，杨俊介绍了近两年在吴承恩研究中重新考察金陵世德堂、句容茅山 “ 华阳洞天 ” 及浙江长兴等地的收获和体会。石钟扬的《从〈禹鼎志〉到〈西游记〉——〈西游记〉作者新证之三》，梳理了吴承恩的“《禹鼎志》所钟情的大禹神话”，以及《玄怪录》、《酉阳杂俎》和《西游记》的关系，“从而寻找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内证与旁证”。《西游记》学术史研究也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竺洪波的《〈西游记〉学术史告诉我们什么》，介绍了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体会，从具体论题入手，阐述了《西游记》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胡胜的《关于抄本〈西游记记〉——兼谈〈西游记〉的评点》，对清代抄本《西游记记》及其评点文字进行探讨，兼有版本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双重意义。洪涛在《〈西游记〉的时代错置、文本互涉及其英译问题》中，对作品所涉及的明代有关谨身殿、五城兵马官、司礼监、锦衣官等名物故实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认为在描写唐代取经故事的作品中“却孱入了不少明朝的事物”，“客观上促成互文式阅读”。这种现象所隐藏的针贬时弊、影射朝政的目的，未能引起英译者的注意，是现存英译本的不足之处。在开封会议上，学者们即呼吁加强“大西游文化圈研究”的研究。邱江宁的《溯源〈西游记〉中的“大话”因素》即“从当代中国重要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大话’”切入，以香港电影《大话西游》为参照物，认为“《西游记》中对于诸端差异的、对立的东西的‘混而析之’的特征促使其对正面形象进行颠覆、对现实世界秩序与逻辑进行解构”，正是当今“大话”因素的源头，观点富有新意。

虽力图反映此次研讨会的全貌，但为笔者功力所限，自不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所幸《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已经开辟了“西游记研究”精品专栏，会议有关论文将陆续刊出，贤明之士自可法眼明辨。

        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９日《文学遗产》专栏。因发表时删改过多，本处由作者对照原本予以部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