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

 

    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简称《诗话》）的成书时代，王国维根据其书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的署款，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故确定其为南宋人所撰[1]。不过，根据其书刊于南宋，就认其为宋人所著，证据似显不足。故李时人、 蔡镜浩先生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下简称《考辨》）一文[2]中，对“南宋说”提出异议，认为《诗话》“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同年，刘坚先生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一文[3]中，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并列了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定《诗话》成书于南宋为宜。

 

一

    《考辨》主要从《诗话》的体制及表现形式、宗教倾向、语言现象三个方面论证其观点。

    把一部作品的语言现象和同时代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作为该书成书时代的证据之一，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考证方法。但是，正像刘坚同志所说：“我们不能只根据两部作品共有某些语法格式就断定它们是同时代的作品。”因为语言现象总有其稳定性和特殊性。更何况像《诗话》这样的作品，是长期民间流传的产物，是民间艺人长期创造的结果，其中保存一些前代语言现象，是很正常的。而刘坚同志又指出，《诗话》中“怎”和“恁”这两个字是宋人用语，前代基本不用。这正说明《诗话》成书于宋代而不是前代。

    《考辨》认为，《诗话》存在着“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而“现存宋代话本，没有一种出现过故事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因此，《诗话》不可能产生于宋代。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现存宋代话本决不是宋代话本的全部；而现存宋元话本究竟哪些是宋代话本，哪些是元代话本，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列《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记》为元代话本，《张子房慕道记》为明代话本。这两种话本都存在着故事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表现形式。其实，从作品的语气、涉及到的结婚礼节等方面看，《快嘴李翠莲记》很可能是经后人改写的宋人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以诗代话”的形式在宋代话本中并未完全消失。退一步说，即使《快嘴李翠莲记》不是宋人作品，那么，唐五代变文和元、明话本中可以存在“以诗代话”的形式，宋代也就有可能存在一部像《诗话》这样的作品。实际上，《诗话》正是唐、五代变文到元、明话本“以诗代话”形式的桥梁。

    的确，就《诗话》的某些体制看，和唐、五代变文似乎更接近。《诗话》全文十七节，有十一节的节目采用了“……处”这种形式。唐五代变文在散文和韵文的交接处，也多使用“……处，若为陈说”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现存后代话本中是见不到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定《诗话》成书于唐、五代。这是因为，虽然变文到宋代完全消失，但仍然存在着“说经”这一专门艺术。“说经”显然是继承唐、五代的“俗讲”发展起来的。因此，“说经”继承了变文的一些体制，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程毅中先生在谈到《诗话》这种体制上的特点时就说：“我认为这个处字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变文体例的一个遗迹。”[4]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诗话》同唐、五代变文在体制上并不完全一致。首先，《诗话》中的“……处”全是每节的节目；变文中的“……处， 若为陈说”，则多用在散文和韵文的的交接处，用来承接散文和韵文。其次，变文不分节，《诗话》则明显分为十七节，并且每节都有节目。《诗话》分节的体制，同宋元话本有共通之处。程毅中先生曾指出：

        话本最初还没有分章回，但是都有分段的标题。如《五代史平话·唐史平话》的目录有“论沙陀本末”、“李赤心生李克用”、“李克用为少陀副兵马使”等标题。《宣和遗事》（士礼居刻本）的目录中有“杨志等押花石纲违限配卫州”、“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宋江因杀阎婆惜往寻晁盖”等节目。元刻本《全相平话》虽没有目录，但每一页的图上都有标题，可以看作一段话文的题目。话文里也偶然标出章节，如《三国志平话》里有“三战吕布”、“张飞独战吕布”、“吕布投玄德”、“张飞  袁襄”等题夹在文中，用阴文字表示。[5]

可见，《诗话》在分节体制上，接近于宋元话本而有别于变文。

    在“……处”这种标题形式上接近唐、五代变文，在分节标目上又同于宋元话本──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诗话》是唐五代变文到宋元话本过渡的桥梁。它不仅在“西游”故事演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

     《诗话》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宗教观念，正像《考辨》所说：“主要是对西行求法行动的赞美，对佛和佛法的崇拜，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宣扬，对正果西天的向往等。”但是，如果说这些观念大都是“较早的密宗、净土宗等粗俗的僧侣主义的货色，很少反映入宋以后在佛教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禅宗思想”，则似可商榷。

    不错，向往西天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和强调佛法、佛宝的密宗，在唐代都曾盛行一时。其中净土宗由初唐僧人善导创立，后传承远、法照、少康等。中唐以后广泛流行。此派以人类世界为秽土，认为多念佛，多修功德，多建塔庙，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密宗主要是在佛教中夹杂了巫术一类邪术，用来骗取人们的信任。密宗是唐玄宗时由中天竺僧善无为传入中国，经南天竺僧金刚智进一步弘扬。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受到皇帝的格外崇爱。但是，不空死后，再经弟子惠果，密宗在中国就衰落了。到了唐武宗大灭佛法，密宗、净土宗和其它佛教派别，都受到沉重打击而消亡。此后，禅宗南宗便占据了佛教的统治地位。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就受到了道教和儒家的排斥。佛教要在中国长期生存下去，就需要一个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新的佛教派别。禅宗就这样应运而生。禅宗极力攻击各佛教教派，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能静心、自悟，就能顿时成佛；西方并无净土，什么造寺、建塔、念佛，都不算功德，都无成佛的可能。这种四大皆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是一致的，而魏晋玄学又是老庄思想的产物。所以，范文澜认为：“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思想）其实。”[6]另外，正统佛学在哲学上倡性恶论，在伦理学上认佛不认父母，同儒家思想显然矛盾。禅宗改性恶论为性善论，认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同时也提倡孝敬父母。这又减轻了儒家对佛教的压力。经过这样的改造，禅宗就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并在武宗灭佛之后得以独立地存在下来。

    唐武宗灭佛是在会昌五年（845年），到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即位，此间一百多年，正是晚唐五代时期。《诗话》如果真是产生于此期，何以不去反映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禅宗思想，反而反映已经消亡的密宗、净土宗的思想呢？事实是，禅宗对于佛教的改革，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入宋以后，原来受到禅宗攻击和破坏的各宗派理论，又被禅宗重新利用。这一点范文澜说得很清楚：

        下至两宋，许多禅僧说话类似儒生。同时，攻击佛教各宗派的勇气自动收起，不设佛像的佛寺，又恢复净土宗式的营造雕刻，陈设佛像及各宗派的菩萨，又采取密宗的某些方式，替人念咒超度，攻佛者不得不改为拥佛者，借以维持佛教的利益。[7]

同时，宋代正是印度大乘佛学的后期。这时的大乘佛学，逐渐向密教方向发展，最后则完全融合于密教之中。宋朝建立之后，曾派遣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到印度求法，印度一些僧人也携带经书来到中国。为此，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设立了译经院，专门翻译佛经，其中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文译出最多。虽然后来统治者注意到密教经典中某些内容违背佛教根本精神，于天僖元年（1017年）禁止续译此类经书，但密教经典已经大量流传于世。

    从历史记载看，宋代也的确存在着运用密教式的咒语为人消灾超度的现象。宋僧赞宁在《宋高僧传·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的“系词”中写道：

        五部曼  罗法摄取鬼物，必附丽童男处女，去疾除  也绝易。近世之人，用是图身口之利，乃寡征验，率为时所慢。吁！正法  薄，一至于此。[8]

可见，宋时密宗的方术仍在流行；一般僧人对密宗的法术是深信不疑的，并尊称为“正法”；对密宗的衰落则发出深沉的感叹。这些，都是《诗话》中密宗思想存在的基础。

    净土宗思想在宋代也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更有风行之势。吕  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公元959-1002年）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结净行社，集合僧俗千余人，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还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推广净土信仰于民间，而成为风俗。[9]

可见，《诗话》所反映的密宗、净土宗等佛教观念，和宋代的佛教观念是并行不悖的。

 

三

    以上论述，仅仅说明了《诗话》产生于宋代是可能的，但并不能说明其必然。笔者发现，《诗话》中有两处地名，完全可以证明其产生于宋代。《诗话》第十七节节目为“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其中写道：“法师七人，离大演之中，旬日到京。京东路游奕便探闻法师取经回程，已次京界，上表奏闻迎接。”这里的“陕西”、“京东路”，就都是宋代地名。

    关于“陕西”，藏励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0]“陕西省”条下记载说：

        ……隋建新都，改雍州为京晁尹。又改置冯翊、扶风、上郡、雕阴、延安、朔方、榆林、汉川、西域、河池、顺政、上洛等郡。唐仍隋都，分置关内及山南道。宋初曰陕西路。后分为永兴军路，兼属秦凤、利州、京西、河东四路。南渡后，陕西地入于金，分为京兆、凤翔、  延等路。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陕西省”条下记载：

        北宋至道十五道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以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熙宁五年（1072年）分为永兴军路、秦凤路，习惯上仍称这二路为陕西路。

查宋史卷八十七“地理三”、清人龚柴的《陕西考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及台湾郑梁生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均与上述两处记载大同小异。由此可知，陕西作为一个行省，是在宋至道三年（997年）才建置的。

    关于“京东路”，复旦大学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京东路”条下记载：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置，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南），辖境相当今山东徒骇县东南，山东东明、河南宁陵、柘城以东和江苏西北部地区。熙宁七年（1074年）分为东、西两路。

查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郑梁生《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藏励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均有类似记载。

    据《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623年），曾分天下为十道，分别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成十五道。其后五代十国，基本上承袭了唐代的行政制度。所以，唐、五代时期，根本就没有陕西、京东等称呼，更没有“路”这种行政区划称谓。“路”是宋初才出现的。宋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分别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这十五路后来或分或合，或被异邦占领，多有变革。

    既然出现在《诗话》中的“陕西”、“京东路”这些区划名称，都是宋至道三年才确定的，如前所述，宋代又确实有《诗话》产生的条件和基础，这就足以说明，现存《诗话》只能成书于宋至道三年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当然，这并不排除唐五代即有类似《诗话》的俗讲底本流传，并对《诗话》的最后成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现存《诗话》中保留了不少唐、五代时期的语言。至于《诗话》究竟成书于宋代何时，如果没有其它确凿证据，为慎重起见，还是根据《诗话》卷末“中瓦子张家印”的署款，定其为成书于南宋为宜。

 

注释：

[1]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所附《王国维跋》，下引《诗话》原文，均据此书。

[2]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见《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4]程毅中：《宋元话本》，见中华书局1980年10版第30页。

[5]同上书35页。

[6]范文澜：《唐代佛教》，见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66页。

[7]同上书第78页。

[8]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2册第9页。

[9]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92页。

[10]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版，1982年11月重印本。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