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斋

曹炳建,河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西游记》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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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还是崇洋媚外者?

(2018-07-02 20:27:43) 下一个

 

《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还是崇洋媚外者

曹炳建

 

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滑稽:《西游记》不过是历史上的一部神魔小说,谈何爱国还是崇洋媚外?不过,当你看完全文内容,可能就会感觉到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稽之谈。

《西游记》的作者崇洋媚外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西游记》所描写的唐僧取经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行为。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之地印度——在《西游记》中被称之为天竺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属于西洋的范围。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所进行的大航海活动,就是途经东南亚到达印度和中东、东非,而这个行为就被称为下西洋。既然天竺属于西洋,那么佛教文化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洋文化。可是,你看《西游记》所写的,为了取那种洋文化的经书,唐僧师徒甘冒风险,奔走了一十四个年头,历经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甚至于差点为此丢掉性命,这还不算崇洋媚外吗?不仅如此,作者甚至还写堂堂大唐皇帝,也是佞佛有加。他只因为游了一趟地府,就“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手下大臣傅奕苦苦相劝,明确指出“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蒙诱愚蠢”,“实乃夷犯中华”。——这里的“夷犯中华”,实际上就是指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但唐太宗仍然不管不顾,甚至杀气腾腾地说道:“再有所陈者,罪之。”并“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这还不算崇洋媚外吗?

不仅如此,在崇洋媚外的同时,作者还通过如来之口,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众都大加贬斥。第八回如来在部署取经事宜的时候就说:

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者,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

到了第九十八回,作者又借如来之口再次说:

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礼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

这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不仅否定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连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学说、法家学说,也都被否定。在作者的心目中,是不是天竺的月亮也要比中国的圆呢?因此,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第八回回评中就说:“作《西游》者,独非赡部中人乎哉?以赡部之人,而谈赡部之恶,所谓自家骂自家耳!”

但是,以上所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对自己所处的南赡部洲大唐国,有着一种天然的爱国自豪感。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每当被人问起身份,丝毫不因自己是大唐人而感到自卑。在作者笔下,西牛贺洲不论王公贵族、士农工商,提起大唐,大多也是崇敬有加。观音禅院的僧人就对唐僧说:“老爷乃天朝上国,广览奇珍,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女儿国的驿丞向国王介绍唐僧,就说:“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赡中华之人物。”甚至有时作者亦直接出面,赞美唐僧为“东土大邦上国僧”。作品第一百回写唐僧取经回到唐朝,唐太宗设筵招待唐僧师徒,作者又赞美盛筵:“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说不尽百味珍羞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这些,都突出体现了作者骨子里边的对自己邦国的热爱之情。作品第39回,妖怪变成的乌鸡国国王质问唐僧师徒“不行参拜”时,悟空就“昂然答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这显然带有几丝“大国沙文主义”之嫌。后来,妖怪恼羞成怒,跳下龙床要抓唐僧的时候,乌鸡国太子劝说道:

三年前闻得人说,有个东土唐朝驾下钦差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不期今日才来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将这和尚拿去斩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尚心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圣僧,一定兴兵发马,来与我王争敌。奈何兵少将微,那时悔之晚矣。

妖怪听了这番话,竟然“果信其言”。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不正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吗?

作者笔下的唐僧,更是一个爱国者的形象。唐僧取经的直接目的,就是度脱阴间那无数孤魂饿鬼,使唐王朝“江山永固”,正所谓“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唐僧自告奋勇取经时就曾对唐王说:“贫僧不才,原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13回他再次声称取经是为了“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女儿国国王要招赘他,他又说:“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却去西天取经?那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第85回他被妖怪捉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可见,佛教徒的唐僧却有着忠君爱国的儒生情怀。

特别是作品写唐僧师徒一路西行,一路宣传中华文化,让那些西牛贺洲之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作品第68回写朱紫国国王问起取经缘由时,唐僧就向朱紫国王,宣传大唐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优秀的中国文化:

贫僧那里,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当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宽仁。

朱紫国国王听了唐僧这一番宣传,也不得不感叹:“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可见,取经团队就是宣传队,取经团队就是播种机,把中华文化洒向了西牛贺洲的城市乡村。

在热爱大唐的同时,作者对如来佛祖所在的西牛贺洲,却是多有诟病。唐僧取经一路西行,在整个南赡部洲,可以说一路顺风,只有在即将离开南赡部洲前夕,在两界山遭遇了寅将军等三个法力低微的妖怪。可是一进入西牛贺洲,却是妖魔鬼怪横行无忌。那些妖怪们或者啸聚山林,结伙水崖,以残害百姓为能事;或者施展美色,以诱人害人为生活;或者混迹人类社会,谋国误政;或者恃强逞能,阻碍取经大业等等,真正是“精灵满国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第十九回)。面对这个妖魔横行的世界,号称慈悲的佛教诸神们不仅不加以镇压,反而有支使和纵容之嫌,甚至有不少妖怪还是诸神的坐骑或童子。平顶山的金角和银角,本是太上老君看守金银二炉的童子;狮驼岭的狮精和象精,分别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坐骑。特别是狮驼国的大鹏精,竟然是如来佛祖的外甥,“五百年前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这哪像如来所说的西牛贺洲的和平景象?

西牛贺洲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充满了罪恶,与如来所谓的“不贪不杀,养气潜灵”绝不相类。远的不说,就连天竺外郡凤仙郡,人们对佛教似乎也并不那么恭敬。凤仙郡遭遇大旱,还是在孙悟空的劝导之下,“教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要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可见这些佛祖脚下的百姓,似乎并不买佛祖的帐,平时并不烧香念佛。在天竺国地灵县,固然有寇员外这样喜善的斋僧人,但同时也有“因宿娼、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的强盗。只因为寇员外送别唐僧露了富,这些强盗夜晚便“都带了短刀、蒺藜、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大门,呐喊杀入”,公然抢劫,还“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死于非命。可见,天竺国同样也存在着宿娼、饮酒、赌博、抢劫等种种罪恶,并不是一片净土。如果说天竺国地方还太大,佛祖不能遍察,那么就在佛祖所在的大雷音寺内,也发生了阿傩、迦叶向唐僧索要“人事”的丑剧,哪里有半点“不杀不贪”的迹象!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作品第91回,唐僧师徒来到了天竺外郡金平府。作者这样写道:

四众正看时,又见廊下走出一个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院主何为行此大礼?”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才见老师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当下拜。”

唐僧师徒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西天极乐世界取经,哪里想到,极乐世界的和尚们,竟然“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真真让人哭笑不得。笔者没有研究过唐朝的移民政策,不过可以试想,在这和尚“看经念佛”都想要托生到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唐朝允许随便移民,恐怕大唐人口早就已经爆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唐子民,能不由然而生几许民族自豪感吗?由此我们说《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谁谓不可!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要问了:你既说作者崇洋媚外,又说他是爱国者,岂不是自相矛盾?矛盾吗?不矛盾!谁规定崇洋媚外的人就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个“崇洋媚外”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

纵观中华文化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优秀的异质文化的过程。假如我们把先秦作为中国文化的建立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融合了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等等,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此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又吸收了游牧民族文化(如胡服骑射)等文化因子。而佛教的传入,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和融合。佛教大概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佛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并逐渐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适应、相融合。到了唐朝,随着禅宗和净土宗的确立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少志士仁人正是抱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崇拜,前赴后继,像唐僧一样,前往印度拜佛取经。史传最早前往西天取经的是张骞(不是西汉那个张骞。也有人说是蔡愔)。但由于张骞取经带有某种传说的成份,所以一般公认的西天取经的第一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不过,朱士行取经仅仅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真正到达印度并取回经书的和尚是东晋高僧法显。法显之后,前往印度取经者更是络绎不绝,《西游记》唐僧的原型玄奘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后,盛唐时期有僧人不空由水路取经;宋朝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取经。甚至到了明初,还有和尚宗泐前往西天取经。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抱着对佛教虔诚的信仰和狂热的追求精神,才甘冒风险拜佛取经?说他们崇洋媚外,又有何不可?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取来了佛教经典,让佛教文化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说他们是爱国者,又有何不可?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把“崇洋媚外”这个词,完全看成了一个贬义词。事实是,如果对于优秀的异质文化不“崇”不“媚”,谈何引进?没有引进,谈何融合?没有融合,谈何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的建设,谈何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也许有读者要说了:《西游记》的作者描写唐僧取经,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他竟然通过如来之口,那样地贬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又怎么能称之为爱国者呢?关于这一点儿,我准备用清初人汪象旭的话来作答:“如来胪列四大部洲众生,独盛陈南赡部洲淫杀谤慢之恶。此非嗔恨南赡部也,正是慈悯南赡部处。使赡部之人自知其恶,一旦化而为不淫、不杀、不谤、不慢,则人人可以成佛作祖矣。”因此,指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指出民族文化中某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就不爱国,要知道爱之深才会责之切。并且这种“责”,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民族和自己所属文化的巨大的自信心之上的,所以作者也并不担心这种“责”,会动摇大唐帝国的民本国基,动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当然,对于傅奕之类反对引进佛教文化,坚持中华文化正统的人,我们也不应该过多指责。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来看,也正是有这些人在,使人们认清了佛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和中国文化不兼容的东西,也有许多弊端。这样,就使我们能更理性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化,更理性地认识佛教文化,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异质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在斗争中的融合。从这个侧面来看,唐太宗对傅奕等人反对佛教的行为武断地“罪之”,甚至要“断其臂”,便不免文化专制之嫌。

《西游记》所描写的西天取经,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开放行动。那么,从唐僧西天取经中,我们能总结出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一个阅读《西游记》的人去认真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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