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还是崇洋媚外者？

 

《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还是崇洋媚外者

曹炳建

 

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滑稽：《西游记》不过是历史上的一部神魔小说，谈何爱国还是崇洋媚外？不过，当你看完全文内容，可能就会感觉到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稽之谈。

《西游记》的作者崇洋媚外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西游记》所描写的唐僧取经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行为。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之地印度——在《西游记》中被称之为天竺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属于西洋的范围。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所进行的大航海活动，就是途经东南亚到达印度和中东、东非，而这个行为就被称为下西洋。既然天竺属于西洋，那么佛教文化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洋文化。可是，你看《西游记》所写的，为了取那种洋文化的经书，唐僧师徒甘冒风险，奔走了一十四个年头，历经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甚至于差点为此丢掉性命，这还不算崇洋媚外吗？不仅如此，作者甚至还写堂堂大唐皇帝，也是佞佛有加。他只因为游了一趟地府，就“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手下大臣傅奕苦苦相劝，明确指出“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蒙诱愚蠢”，“实乃夷犯中华”。——这里的“夷犯中华”，实际上就是指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但唐太宗仍然不管不顾，甚至杀气腾腾地说道：“再有所陈者，罪之。”并“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这还不算崇洋媚外吗？

不仅如此，在崇洋媚外的同时，作者还通过如来之口，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众都大加贬斥。第八回如来在部署取经事宜的时候就说：

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者，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

到了第九十八回，作者又借如来之口再次说：

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礼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

这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不仅否定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连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学说、法家学说，也都被否定。在作者的心目中，是不是天竺的月亮也要比中国的圆呢？因此，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第八回回评中就说：“作《西游》者，独非赡部中人乎哉？以赡部之人，而谈赡部之恶，所谓自家骂自家耳！”

但是，以上所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对自己所处的南赡部洲大唐国，有着一种天然的爱国自豪感。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每当被人问起身份，丝毫不因自己是大唐人而感到自卑。在作者笔下，西牛贺洲不论王公贵族、士农工商，提起大唐，大多也是崇敬有加。观音禅院的僧人就对唐僧说：“老爷乃天朝上国，广览奇珍，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女儿国的驿丞向国王介绍唐僧，就说：“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赡中华之人物。”甚至有时作者亦直接出面，赞美唐僧为“东土大邦上国僧”。作品第一百回写唐僧取经回到唐朝，唐太宗设筵招待唐僧师徒，作者又赞美盛筵：“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说不尽百味珍羞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这些，都突出体现了作者骨子里边的对自己邦国的热爱之情。作品第３９回，妖怪变成的乌鸡国国王质问唐僧师徒“不行参拜”时，悟空就“昂然答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这显然带有几丝“大国沙文主义”之嫌。后来，妖怪恼羞成怒，跳下龙床要抓唐僧的时候，乌鸡国太子劝说道：

三年前闻得人说，有个东土唐朝驾下钦差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不期今日才来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将这和尚拿去斩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尚心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圣僧，一定兴兵发马，来与我王争敌。奈何兵少将微，那时悔之晚矣。

妖怪听了这番话，竟然“果信其言”。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不正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吗？

作者笔下的唐僧，更是一个爱国者的形象。唐僧取经的直接目的，就是度脱阴间那无数孤魂饿鬼，使唐王朝“江山永固”，正所谓“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唐僧自告奋勇取经时就曾对唐王说：“贫僧不才，原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13回他再次声称取经是为了“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女儿国国王要招赘他，他又说：“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却去西天取经？那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第85回他被妖怪捉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可见，佛教徒的唐僧却有着忠君爱国的儒生情怀。

特别是作品写唐僧师徒一路西行，一路宣传中华文化，让那些西牛贺洲之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作品第68回写朱紫国国王问起取经缘由时，唐僧就向朱紫国王，宣传大唐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优秀的中国文化：

贫僧那里，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当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宽仁。

朱紫国国王听了唐僧这一番宣传，也不得不感叹：“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可见，取经团队就是宣传队，取经团队就是播种机，把中华文化洒向了西牛贺洲的城市乡村。

在热爱大唐的同时，作者对如来佛祖所在的西牛贺洲，却是多有诟病。唐僧取经一路西行，在整个南赡部洲，可以说一路顺风，只有在即将离开南赡部洲前夕，在两界山遭遇了寅将军等三个法力低微的妖怪。可是一进入西牛贺洲，却是妖魔鬼怪横行无忌。那些妖怪们或者啸聚山林，结伙水崖，以残害百姓为能事；或者施展美色，以诱人害人为生活；或者混迹人类社会，谋国误政；或者恃强逞能，阻碍取经大业等等，真正是“精灵满国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第十九回）。面对这个妖魔横行的世界，号称慈悲的佛教诸神们不仅不加以镇压，反而有支使和纵容之嫌，甚至有不少妖怪还是诸神的坐骑或童子。平顶山的金角和银角，本是太上老君看守金银二炉的童子；狮驼岭的狮精和象精，分别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坐骑。特别是狮驼国的大鹏精，竟然是如来佛祖的外甥，“五百年前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这哪像如来所说的西牛贺洲的和平景象？

西牛贺洲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充满了罪恶，与如来所谓的“不贪不杀，养气潜灵”绝不相类。远的不说，就连天竺外郡凤仙郡，人们对佛教似乎也并不那么恭敬。凤仙郡遭遇大旱，还是在孙悟空的劝导之下，“教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要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可见这些佛祖脚下的百姓，似乎并不买佛祖的帐，平时并不烧香念佛。在天竺国地灵县，固然有寇员外这样喜善的斋僧人，但同时也有“因宿娼、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的强盗。只因为寇员外送别唐僧露了富，这些强盗夜晚便“都带了短刀、蒺藜、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大门，呐喊杀入”，公然抢劫，还“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死于非命。可见，天竺国同样也存在着宿娼、饮酒、赌博、抢劫等种种罪恶，并不是一片净土。如果说天竺国地方还太大，佛祖不能遍察，那么就在佛祖所在的大雷音寺内，也发生了阿傩、迦叶向唐僧索要“人事”的丑剧，哪里有半点“不杀不贪”的迹象！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作品第91回，唐僧师徒来到了天竺外郡金平府。作者这样写道：

四众正看时，又见廊下走出一个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院主何为行此大礼？”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才见老师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当下拜。”

唐僧师徒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西天极乐世界取经，哪里想到，极乐世界的和尚们，竟然“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真真让人哭笑不得。笔者没有研究过唐朝的移民政策，不过可以试想，在这和尚“看经念佛”都想要托生到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唐朝允许随便移民，恐怕大唐人口早就已经爆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唐子民，能不由然而生几许民族自豪感吗？由此我们说《西游记》的作者是爱国者，谁谓不可！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要问了：你既说作者崇洋媚外，又说他是爱国者，岂不是自相矛盾？矛盾吗？不矛盾！谁规定崇洋媚外的人就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个“崇洋媚外”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

纵观中华文化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优秀的异质文化的过程。假如我们把先秦作为中国文化的建立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融合了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等等，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此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又吸收了游牧民族文化（如胡服骑射）等文化因子。而佛教的传入，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和融合。佛教大概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佛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并逐渐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适应、相融合。到了唐朝，随着禅宗和净土宗的确立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少志士仁人正是抱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崇拜，前赴后继，像唐僧一样，前往印度拜佛取经。史传最早前往西天取经的是张骞（不是西汉那个张骞。也有人说是蔡愔）。但由于张骞取经带有某种传说的成份，所以一般公认的西天取经的第一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不过，朱士行取经仅仅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真正到达印度并取回经书的和尚是东晋高僧法显。法显之后，前往印度取经者更是络绎不绝，《西游记》唐僧的原型玄奘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后，盛唐时期有僧人不空由水路取经；宋朝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取经。甚至到了明初，还有和尚宗泐前往西天取经。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抱着对佛教虔诚的信仰和狂热的追求精神，才甘冒风险拜佛取经？说他们崇洋媚外，又有何不可？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取来了佛教经典，让佛教文化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说他们是爱国者，又有何不可？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把“崇洋媚外”这个词，完全看成了一个贬义词。事实是，如果对于优秀的异质文化不“崇”不“媚”，谈何引进？没有引进，谈何融合？没有融合，谈何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的建设，谈何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也许有读者要说了：《西游记》的作者描写唐僧取经，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他竟然通过如来之口，那样地贬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又怎么能称之为爱国者呢？关于这一点儿，我准备用清初人汪象旭的话来作答：“如来胪列四大部洲众生，独盛陈南赡部洲淫杀谤慢之恶。此非嗔恨南赡部也，正是慈悯南赡部处。使赡部之人自知其恶，一旦化而为不淫、不杀、不谤、不慢，则人人可以成佛作祖矣。”因此，指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指出民族文化中某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就不爱国，要知道爱之深才会责之切。并且这种“责”，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民族和自己所属文化的巨大的自信心之上的，所以作者也并不担心这种“责”，会动摇大唐帝国的民本国基，动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当然，对于傅奕之类反对引进佛教文化，坚持中华文化正统的人，我们也不应该过多指责。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来看，也正是有这些人在，使人们认清了佛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和中国文化不兼容的东西，也有许多弊端。这样，就使我们能更理性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化，更理性地认识佛教文化，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异质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在斗争中的融合。从这个侧面来看，唐太宗对傅奕等人反对佛教的行为武断地“罪之”，甚至要“断其臂”，便不免文化专制之嫌。

《西游记》所描写的西天取经，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开放行动。那么，从唐僧西天取经中，我们能总结出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一个阅读《西游记》的人去认真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