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新民族精神

 

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新民族精神

    自南宋以来，曾经雄霸一时的汉唐盛世一去不返，原本强盛的中华民族渐次走向孱弱，到了近代，以至于任人欺凌。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无疑具有民族性格的因素在内。因此，不少先哲便针对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努力寻求解救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吴承恩可说是一位先驱。他用他创作的文学巨著《西游记》，用他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新的民族精神的理想蓝图。

一

    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由于《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已佚，我们很难确定《西游记》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西游记平话》中“孙吾空”取经功成，被授予的佛号是“大力王菩萨”，这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见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西游记>资料汇编》）中有着明确记载；而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却将“大力王菩萨”改为“斗战胜佛”。这是吴承恩对《西游记平话》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吴承恩正是以“斗战胜”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

    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首先表现为敢于斗争，有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大闹天宫中，他不承认天之独尊，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在玉皇大帝面前，他也只是“唱个大喏”，答应一声“老孙便是”。他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他一条金箍棒“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并且公然声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

    取经路上，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不论是天界的权威，佛教的神灵，还是凶恶的妖魔，他一概不放在眼里。像日值功曹、四海龙王、山神土地、天兵天将等，都被他呼来喝去。第33回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还威胁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但孙悟空竟敢骂她“惫懒”，活该“一世无夫”。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孙悟空竟敢骂他是“妖精的外甥”。

    当然，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第67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    虫，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黄风怪）；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对策（如黄袍怪）；有时他又化为妖精的丈夫或妻子去欺骗妖精（如三调芭蕉扇）。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怪于死地（如计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如黄眉怪）。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

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取经路上，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第18回他就对高太公说：“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第32回他竟然夸口，要“发一张批文”，把妖怪“连夜解着飞跑”。在和妖怪的周旋中，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当然，有时遇到困难，他也曾流过眼泪，甚至痛哭过。但这一哭，却把孙悟空由神、由猴更拉向了人，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不是从此意志消沉，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

    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这统一，就统一在一个“斗”字上。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

 

二、

    我们说孙悟空是封建时代的斗士，但并不是说他就是封建阶级的斗士。吴承恩并不是从某一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刻画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是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高度，来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使其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给人以启迪，发人深醒。这从孙悟空的斗争对象、斗争目的上都可以看出来。

    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始至终都带有率性而为的特征。他教小猴“逐日操演武艺”，决不是为大闹天宫做准备，而是一种“作耍”的游戏。大闹龙宫和大闹地府，也并不是有意识地对神界的权威发难。任弼马温期间，他也是尽职尽责，把天马养得“肉满膘肥”，直到知道了弼马温是个骗局，才反下天宫。他做了齐天大圣，仍然是“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计较俸禄高低”。后来王母召开蟠桃大会，竟然没有请他，他当然不能容忍，因此他才假传圣旨欺骗赤脚大仙，才偷果品，盗御酒，又误入兜率宫偷吃老君金丹。显然，这种闹仍带有随意的性质。他吃饱仙丹酒醒之后，自己也感到不妙，心中揣度道：“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可见，直到这时他也并没有取玉帝而代之的思想。第二次大闹天宫，他面对如来佛曾公然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并不是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只是“强者为尊该让我”的英雄壮举。所以，大闹天宫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反抗天宫统治者的行动，而是随着矛盾冲突的加深，孙悟空的个性和神权世界势难并立，因而不能不斗。整个斗争过程，都表现了率性而为的特征，都表现了他酷爱自由、反抗束缚和无视权威的性格。

    如果说大闹天宫是对神权社会率性而为的破坏性行为的话，那么，西天取经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取经是一项可以使人们摆脱苦难的事业，这是前代流传故事和吴承恩的共识。玄奘不远万里取回了经书，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但人们仍然以敬佩的目光看待这位高僧，仍然以极大的热情传诵这个故事。作为佛教的经典著作，佛经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推动意义，但作为文化载体，佛经又确实为促进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取经故事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本身的宗教性质，而被赋予事业和奋斗的象征性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责怪吴承恩继承了这种意义。实际上，吴承恩对于佛经本身也并不那么看重，他所看重的是取经这个事业，是取经的过程，而不是取经的结果。

既然取经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孙悟空为之奋斗当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观念上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都不是以集团或阶级划分的，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或阻碍取经作为评判标准的。由率性而为地大闹天宫，到目的明确地保护唐僧取经，孙悟空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坐标。当然，既然是事业，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作为斗士，孙悟空不允许自己失败，而从事建设性的事业，总要比破坏性的行为困难得多，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其斗争就不仅表现为激烈性，更表现为持久性，表现出韧性特征。

除了为事业奋斗，孙悟空降妖也是直接为民除害。作者把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抗暴精神结合起来，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

    大闹天宫表现了对权威的反抗和争取个性自由的特征，但又是无目的的率性而为；西天取经表现了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特征，是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当我们打破了传统思维定势重新来审视孙悟空形象时，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种斗争精神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三

    不容置疑，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但是，同样不容置疑，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弱点，有人称之为国民劣根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和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一家一户抵御自然和社会灾害的能力都比较低下，因而家族或者说宗法制度便应运而生。一家之长有一个家庭的绝对权威，一族之长有一个家族的绝对权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不由自主地便养成了对家长和族长的绝对服从。由此升华，便是对皇帝的严格服从。这样，宗法制便渗透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专制君主“家天下”的国家政治结构模式。皇帝习惯于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百姓也习惯于对皇权的绝对肯定。这种思维成为一种定势，就自然地形成了奴性哲学。其具体表现就是：听天由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逆来顺受，如云：“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开枪先打出头鸟”、“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懦弱是立身之本，刚烈是招祸之根”、“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忍让服从就是温柔敦厚，循规蹈矩就是沉稳老练，反抗斗争就是大逆不道，据理力争就是惹是生非；有个性的人被目之为调皮捣蛋，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看作危险人物。人不允许有个人的一点欲望，只有统治者的意志才是万民百姓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事业型、竞争性的人不存在或者说很少了，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忍让顺从。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曾经把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国民在麻醉中生活，历史在蹒跚地前进。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去造就一种全新的民族性格。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在孙悟空整个形象里，很少能找到奴性的地方。他永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总把目光注视在未来，充满昂扬的进取精神和追求意识。他傲视一切权威，甚至面对如来佛祖，也处处直呼其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身为取经僧，却是个“闯祸的个都头”，一路上“专寻人的不是”，把那“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训遗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夺天地造化之功”的取经事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以“斗”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以斗士的潇洒直面惨淡的人生，等等。而这一切一切，却正是我们国民性格中所缺少的。当孙悟空的个性特征深深地印入人们的内心，当孙悟空那一个个凝聚着斗争精神、斗争智慧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之后，人们就不能不为其所感动，并不由自主地效法之，于是，便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个性。

    总之，孙悟空的形象是对奴性哲学的反叛，是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的反击，是作者对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经过深刻反思，站在更高的高度，刻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为国民性格的转变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

 

四、

    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成功，功绩并不全在吴承恩，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历史上的玄奘为了探索佛教真谛，不顾当时禁令偷越国境，不怕艰难险阻毅然西行。这种精神正是唐人勇于进取、追求真理的冒险精神的真切反映。这种精神随着后来唐僧形象的士大夫化而有所削弱，却逐步转移到了孙悟空身上。

    宋代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现了猴行者形象。不过，这个被唐太宗封为“铜筋铁骨大圣”的猴行者，还缺少腾挪变化的本领，其降妖除怪的斗争，也只有树人国斗法、火类坳战白虎精等较为可观。而到了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孙吾空”已经颇具神通。根据《朴通事谚解》中关于孙行者的注文，孙吾空不仅偷吃蟠桃和老君灵丹药，还偷了王母绣仙衣一套，十万天兵天将也拿他不住。同时，《朴通事谚解》还记载西行诸难：“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而一路上“降妖除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最后“孙吾空”证果“大力王菩萨”。

    显然，从玄奘到铜筋铁骨大圣，再到大力王菩萨，孙悟空形象沿着这么一条轨迹成长：随着故事主角向孙悟空倾斜，孙悟空斗争的对手一步步强大，斗争规模一次次扩大，斗争过程一步步复杂化，归根到底，是其斗争精神一步步强化。正是在接受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吴承恩把孙悟空这位斗士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吴承恩在《先府君墓志铭》中这样介绍他的父亲：“人尝以诈，不之解，反大以为诚；侮之亦不应不怒。”“于是一市中哄然以为痴也。里中有赋役当出钱，公率先贯钱待胥，胥至曰‘汝钱当倍’，则倍；‘当再倍’，则再倍。曰‘汝当倍人之庸’，则倍人之庸。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岂敢怒胥又犯官哉？’于是众人益痴之。承恩记忆少小时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痴人家儿。’承恩归，恚啼不食饮。”“痴人家儿”的屈辱生活，深深地印在了吴承恩的脑海中。就吴承恩本人来看，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考中的穷书生，虽然满腔壮志，自称“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送我入门来》），但是，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自我哀叹：“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正是出于对父亲懦弱性格的不满，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于是，“救用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他不能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巨著《西游记》上，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通过孙悟空这位斗战胜佛表现出来，来弥补他们父子两代性格上的缺陷和人生的遗憾。这就是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着浓重的奴性哲学，但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都一直不曾泯灭过。从共工头触不周之天、刑天舞干戚，到历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从补天的女娲、盗天帝之息壤以止淫水的鲧，到明代中叶思想解放的先驱；从坚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孟轲、呼唤改革惨遭放逐的屈原，到历史上忠正不阿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从“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墨子、反抗暴秦视死如归的荆轲，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等等。这一切有着个人个性、思想、追求的，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形象，都给作者的创作以启迪和理性的电光石火。所以，我们说孙悟空的形象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这个形象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有着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明代中叶，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等新观念应运而生。这不能不给吴承恩以某种程度的启示。同时，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个进步学派——王学左派。他们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怀疑传统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在当时思想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承恩生活在这一时期，对那些思想先驱们振聋发聩的呐喊当不会充耳不闻，对他们那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格也不会毫无了解。当作者将这种呐喊、这种人格通过孙悟空的形象表现出来，于是，一种全新的人物个性便凸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时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