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小时候除了北京就只去过上海了，因为姥姥家在上海。姥姥姥爷都是部队的，妈妈小时候一直跟着部队四处走，住过福建、南京、舟山。。。，最后落脚在上海。
据我妈说，我第一次去上海是一岁多的时候，当时妹妹出生没多久，妈妈要工作，爸爸不在身边，她照顾不过来我们俩，就想把我送到上海姥姥家。结果到姥姥家一看，我两个表哥也被我三姨扔在上海姥姥家，每天也是野着，经常爬上爬下，从窗台上摔下来也没人管。于是妈妈决定还是把我带回北京。后来我被送去人家一段日子，又去整托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才回家。
第二次去上海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姥姥邀请我们全家去，包括我奶奶。这次去印象最深的是坐火车：绿皮火车人挤得满满的，爸妈从车门上不去，就把我和妹妹先从车窗塞进去，自己再去挤车门，不抱着我们还好挤一些。但我当时怕极了，尤其是火车一鸣汽笛，我以为车要开了，而爸妈还没上车，就我和妹妹怎么办啊！这感觉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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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拇指上突然长了水泡。妈妈带我去医院，医生把手上的皮肤剪开，使劲挤出脓水，又抹了药后绑上纱布。我大拇指一跳一跳地疼，顶着个大白手指在上海渡过了那个假期。期间妈妈带我去过上海的一家化工厂办事，那种化工厂的味道现在想起来好像还能闻到。爸爸带我去买过生煎包，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我还挺有耐心。看来对吃的热爱那会儿就已经深印在骨子里了。其它的好像就是坐公共汽车，上海的高楼大厦繁华热闹，街上人流熙熙攘攘，和北京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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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再去上海就有印象了。姥姥家住在康平路一栋九层公寓的四层，公寓有那种像栅栏一样推拉门的电梯，对我和妹妹这种没怎么坐过电梯的土包子来说，电梯别提多好玩了，最喜欢从一层坐到九层，再坐回来。就是电梯里总坐着一位阿姨，告诉她几层，她帮你按电钮，所以不敢坐次数太多，因为阿姨要说的。但每天总也还是要上上下下几次，阿姨也总是和我们斗嘴，争论到底应该是“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还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
。除了我两个表哥和一个小舅舅和我们年龄相仿，玩儿在一起以外，楼里还有其他孩子。我们会到楼下的小花坛边玩儿拍三角、铎刀子、捉迷藏等等游戏，每天不亦乐乎。
康平路离姥爷工作的体委不远，大表哥和小舅舅那会儿十来岁，曾经带我们去体委玩儿过几次。别的不记得，但记得吊环下面厚厚的海绵垫子，我们在上面翻啊、跳啊，就像现在孩子喜欢玩儿蹦蹦床一样，觉得天下没有比这大厚垫子更好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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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里康平路有砖铺的人行道，两边是梧桐树。冬天，阳光的影子从光秃而茂密的树枝里洒下来，斑斑驳驳。姥姥家的公寓当然和我们在北京住的四合院房子非常不一样：大窗户，又厚又长的窗帘分在两边，阳光温暖地照进来。地是金黄色带花纹的方块地板，干净明亮。
后来也跟妈妈一起去了二姨家，二姨家在一个小阁楼上，要爬一段又陡又窄的楼梯。因为是晚上去的，不知道光线如何，但房间不大，又有婆婆（二姨夫的妈妈）、二姨夫和表妹一起住，就显得很局促了。
妹妹在上海期间得了水痘，后来看她那会儿的照片，抓着公园的栏杆，脸上都是抹的紫药水的点子。但好像那会儿也没有要隔离的概念，估计也没地方隔离，只是我们其他人倒也没被她传染上。
过年期间，长辈给我们每个孩子分了小礼物，是一些上海时髦好看的衣物。我和小表哥还为礼物打得不亦乐乎，哭得稀里哗啦，以至于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他是表弟，我得让着他
。
过完年快回去之前，上海下雪了。我妈三姐妹带着五个孩子，再加上小舅舅，一起去龙华公园玩，留下两张趴在地上笑成一排和举着雪球作势互掷的照片，至今还保留在家里。
后来在电影里总是看到上海，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和《保密局的枪声》，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再去上海就已经长大成人，那会儿浦东还没建好，但去参观了工地和沙盘模型。还曾经冒着大雨跑到上海海运学院找同学，当年学校外边很是荒凉，有的地方大雨过后积水很深。登东方明珠，我是带着父母和我家小朋友一起去的，那又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网图。当年对这些转圈的器材印象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