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东直门中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顺城街2号，俄罗斯大使馆旁边。学校始建于1935年，原名北平市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文革期间称为反修路中学，1980年更名为北京市东直门中学。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就是以东直门中学首届保尔班学生的生活为原型创作的。
我从小学考进东中，又被保送上高中，一共在东中呆了6年，是我青春最美好的记忆。
小院儿和初一
初一是我在东中最“动荡”的一年，当时初一的学生都被送到和主校一街之隔的小院儿。小院儿在主校西边，有一条地道穿过街下连到主校。小院儿的教室是一排排平房，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
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在五班。第一学期考过期中考试，学校突然宣布从新分班。其实就是把三班打乱，分到了其它各班，然后又从新组了一个三班。还好，我还一直在五班，没有动。但班里来了不少别的班转来的新同学，又经历了一段磨合的日子。
小院里乱糟糟的，有很多木头、杂物、土堆。我们进驻以后经常大扫除，想要改善小院的面貌。记得有一次清理院子的时候，我初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 张景突然大叫一声。我问她怎么了，原来有根木头上面有很长的钉子。钉子刺破了她的鞋底，脱了鞋袜一看，她脚底都被扎破流血了。那会儿也不知道去打破伤风疫苗，幸好后来没事儿。只是这以后大家都分外小心。
换语文老师
接着就是换老师。最夸张的是换语文老师，每学期一个。记得第一个老师是个姓丁的男老师，个子高高瘦瘦，三四十岁，人长得还挺帅气的，写板书抑扬顿挫，一笔一划很慢很重，但很漂亮。
印象最深的是刘老师，五十多岁，个子比当时很多同学还矮一些。其实他人长得也很精神，浓眉大眼，很有威严，有点儿像没留胡子的鲁迅。可惜当时年龄小，不懂事。班上的同学第一次见到刘老师，看到他小小的个子，都哄笑起来。刘老师非常生气，说我们不知道尊重人，转身就走了。当时刚分完班，好几科老师都是新分来教我们班的，也知道我们班孩子有不少个性强，不好管的，但没有一个像刘老师这么完全晾下我们就走的。我们一看老师真生气了，而且不回来，都傻眼了。大家就叫班长快去老师办公室请老师回来。过了一会儿，就见班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说是老师不肯来。大家于是又出主意，叫班长带几个班干部一起去找校长，让校长出面请老师。吵吵闹闹一节课过去老师也没回来。到第二次上语文课的时候，刘老师才回来，算是给了我们这帮不知道尊重人的熊孩子一个下马威。等到刘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板书，他的名字和那课的课文名字，大家又惊讶不已，因为老师的那笔字太帅了。语文老师能写一笔好字真的加分不少，刘老师的字就很像他的人，有风骨，有棱角，有才华。熟悉了才发现其实刘老师很幽默，课上得也很有意思，深入浅出，颇得同学喜爱。估计初中班的小孩子们自此以后都懂得了不能以貌取人的意义。
初中语文还换过丁老师，中年男老师，瘦瘦的，不高不矮，大眼睛，年轻时候应该挺帅的。他讲课很幽默，一笔字也写得非常好看。可惜也是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换走了。
后来换到史老师，是个年轻女老师，最多三十出头，讲课特别生动，大家也很喜欢她。可惜没教多久她也换走了。幸运的是她后来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又教过我们。高中的同学也非常喜欢她，因为她理解青春期的孩子要的是什么，不会对早恋的孩子们横眉竖眼，反而和他们打成一片。难怪在孩子们中间颇有号召力。
最后一年教我们初中语文的是徐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从西城35中来的，三十多岁女老师。徐老师很认真负责，有点儿严肃不苟。她曾经组织我们办过一次辩论赛，年少的我们根据逻辑有理有据正方反方地一通乱辩，挺有意思，而且印象深刻。徐老师还差点儿带我们去北京郊区的跳伞塔跳伞，但不记得为什么没成行，好像是因为刮大风？反正我当时多少松了口气，因为确实有些紧张害怕，又不愿意同学看出来。不过徐老师讲课就给我印象不深了，没有其他老师那么生动有趣。
高三快高考的时候学校调出了最好的老师，其中就有语文臧老师。臧老师几乎每年参加高考试卷出题，是我们学校的宝。他大概四、五十岁，很沉稳，有一股儒雅之气。他的语文课知识点清晰，作文点评恰到好处，也是个时不时来点儿冷幽默的老师。我们班同学都很喜欢他。更别说，他在我们一次模拟考好还曾经表扬过我，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并且夸我语文基础知识很扎实。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心里那个美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