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第二部分
下面可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中国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演变。我讲的稍微简单些，因为中阿关系演变过程很复杂。
分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谈谈阿尔巴尼亚和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关系怎样影响了阿中关系。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近代历史上都是遭受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是一起造反、一起获得了独立。因此在二战末期两个国家关系走得非常密切，从某种程度来说，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是在南斯拉夫铁托支持下获得的，1945年4月已经获得独立解放的南斯拉夫率先承认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二战结束以后两国又迅速建立起了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密切联系，政治上的交往尤其密切。1946年6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第一次出国访问便是到访贝尔格莱德，和铁托进行会晤。接着7月9日，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便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几乎融为一体，南斯拉夫在经济上给了阿尔巴尼亚不少支持和援助，给贷款、给项目、建立合资公司、派专家等等。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确实很慷慨，当然这种慷慨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有意把阿尔巴尼亚拉进南斯拉夫联邦，用以抵御来自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压力。但实际上拉阿尔巴尼亚没有成功，一是由于霍查本人的强硬个性，绝不愿意受人管制，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发现南斯拉夫铁托怎么脖梗子越来越硬，所以对南斯拉夫感到很不满，到最后把南斯拉夫开除出东欧情报局，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彻底破裂。而霍查跟斯大林两个人则可以说脾气相投，都有很强个性，在统治国家这个问题上都主张实行专制，毫不手软。在阿独立建国后没几年的时间里，霍查就把与南斯拉夫关系密切的曾经的战友杀了不少，斯大林对此颇为欣赏，不断给阿尔巴尼亚以大量援助，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等各方面，远比南斯拉夫当初给的援助要多，霍查因此投入了斯大林怀抱。但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变化。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开始跟南斯拉夫拉关系，这点使一直坚持对南强硬路线的霍查很不满，这样跟苏联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一个反斯大林的报告，使霍查非常恼火，与苏联关系也就走向破裂。
其次我来讲一讲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演变。中阿建交后开始阶段应该说是平静的，在自1949年11月23日中阿建交到1956年前后，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淡无奇的，没有多少重要交往。就是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后，在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逐渐在远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有错误但不该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否则会对国际共运产生影响。阿领导人对此有近乎相同观点。中苏由此产生的分歧促成了中国与遥远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的迅速接近，此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一系列共运范围的会议上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一边，特别是在1960年6月下旬召开的布加勒斯特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指责中共破坏国际共运、好战等等。此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再次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使赫鲁晓夫未能达到彻底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所以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促成中阿之间关系进一步密切的重要节点。1960年11月莫斯科召开会议，中苏两国两党虽然分歧严重，但是还是有意试图缓解矛盾，最后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以表示团结。但是，阿尔巴尼亚对苏联却丝毫不妥协。莫斯科会议后，国际共运表面上恢复了团结，但苏阿矛盾进一步激化，苏联说，你不是支持中共吗，好，我给你一点厉害看看，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经济制裁，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向中国求助。但1960年的中国也是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六七十岁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是什么感受。 这时候阿尔巴尼亚开始跟中国要东西了，你说中国难不难？确实非常为难。但是苏联却毫不留情，原来阿尔巴尼亚的国防基本上都靠苏联来保障，但此时却对阿尔巴尼亚施压，把潜艇全撤走，不再给阿安全保护，阿尔巴尼亚可以说是整个处于不设防的情况，所以没办法也只能向中国提出援助要求。随着苏联跟阿尔巴尼亚争论越演越烈，到最后演变成了中阿为一方，以苏联为一方的激烈论战，后来就变成了苏联对中阿两国经济上的绞杀，苏联不仅撤回了在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停止了对阿援助，也撤回了在中国的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却给中国壮胆，鼓励我们与苏联斗下去，因此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当中，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这是1966年10月当时毛泽东签署的中共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的贺电中的一句话，“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而且电文还引用唐朝诗人王勃的一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的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当时贺电写的是非常热情。证明了我们中国跟阿尔巴尼亚两党之间的友谊确实是已经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
这种好的状态持续了几年，两国在这个期间相互访问也很多，礼遇的规格也很高。1963年至1966年，周总理三次访阿，每次访阿，阿领导人几乎都是全部出动迎接，每次都会搞十万人以上的群众欢迎集会。阿方领导人访华的时候，咱们礼宾规格也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往机场迎接，而且在进入北京经过长安街时，都受到夹道欢迎。这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这种热烈的情况到现在为止恐怕还很少有能够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来访能够比较的。
除此之外，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国内当时阿尔巴尼亚元素太多了。文化方面比如说电影，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当时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很少，阿尔巴尼亚电影几乎是最多的，我给大家念几个名字：《山鹰之歌》、《地下游击队》、《脚印》、《宁死不屈》、《创伤》、《第八个是铜像》等等，有好几十部电影。而咱们中国相对来讲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拍的电影就有限了。大家还记得《闪闪的红星》、《青松岭》、《党的女儿》，再加上过去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几部老片子来回的放，所以大家看阿尔巴尼亚电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当时还有个别的其他国家的电影，比如朝鲜的《卖花姑娘》，等等。当时我们有一个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都是打仗的，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净是哭的，你看《卖花姑娘》，几乎从头哭到尾，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为什么莫名其妙呢？因为这个国家历史文化背景跟咱们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它很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很羡慕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政治上很左，但是生活方式却很西方化，比如穿裙子，穿花衣裳等等，所以中国人都很喜欢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看着比较有趣，很多妇女还模仿电影中的毛衣织那个花，可能叫阿尔巴尼亚花吧。这是中阿关系中的小花絮。
应该说当时阿尔巴尼亚能够得到援助的唯一来源就是中国，它最初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援助，我们也很慷慨，认为这是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时间长了，我们给的越来越多，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援助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希望中国给与援助”变成了“中国应该给与援助”，到最后变成了“中国必须援助”，以至于达到非常蛮横无礼的程度。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么一个事，阿尔巴尼亚的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要这个、要那个，周总理确实是觉得很难办，没办法，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正在受苦，这样吧，让外交部礼宾司安排去大寨参观访问。到大寨吃什么呢？吃农家饭，当时的农家饭可不是现在咱们到郊区到密云、到怀柔去吃的农家饭，大寨的农家饭应该算好的，你可以吃饱肚子，但基本上都是棒子面饼子，红薯，野菜这些东西。对于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来说，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到了大寨之后，他们代表团一看吃的确实不太好，这时候总理说了，这是全国最好的农村才能吃到的东西，你们还跟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所以我觉着我们确实是很对不起你，不能够完全满足你的要求，请谅解。这是其中有过的一个小的情节，是当时我们的礼宾司长亲历的。
我们到底给阿尔巴尼亚多少援助呢？据我们多年担任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资深记者王洪起了解，自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算起，中国向阿尔巴尼亚除了提供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人民币外汇的援助，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完成了濒临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一共提供援助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军事物资占43%，占比例最大，成套项目占25%，现汇2%，因为现汇我们也不多，我们只能把自己能够有的，能够生产的给他。阿已经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助阿的成套项目共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加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这些门类对阿尔巴尼亚来说都是空白。如此大规模的对阿援助正好是我们三年困难时期，并赶上邢台地震和唐山地震，我们受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在此情况下仍然没有中断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援阿的人员在那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西郊有一个公墓，我国驻阿大使每年要完成的一项活动，就是到这个公墓去祭奠在援阿工作中献出生命的中国人员，一直到现在。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超过了他们的实际需要，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还能继续下去吗？大家知道在文革期间我们有一任驻阿大使叫耿彪，这是一个战功显赫的老将军，外交部副部长。他在晚年回忆录中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情况的看法，他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多万，按当时来说，平均每个人达400多元，而当时中国人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呢？不过200块钱左右。（大家可能在农村待过，知道当时我们的公社社员去干活，干一天挣多少工分呢？比如挣10个工分，多少钱呢？一毛多、两毛多，这是算比较多的，干一天不过挣那么点钱。家庭人口多的分的口粮多一点还能勉强填饱肚子，家庭人口少的，比如夫妻两个人没孩子，都是劳动力的，到最后跟公社结算的时候不但挣不到钱，还得给公社倒欠钱。）耿飚大使还说，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每公顷土地就有400公斤化肥，这远远高于我们国内农村使用化肥的数量。在阿国内化肥浪费是很惊人的，好多化肥搁在那儿不加保管，一下雨好多化肥让雨给淋湿了没用了，但是阿尔巴尼亚人看了之后说，没关系，丢就丢了，跟中国要去吧，反正一要就非给不可，不给就跟你翻脸。耿彪的报告里还说了，霍查曾经毫不掩饰的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好像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所以阿尔巴尼亚真不把中国当成外人，越要胃口越大。耿飚大使顶着压力，向国内提出要重新考虑对阿援助问题，但要扭转并不容易。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阿尔巴尼亚要求中国给阿提供电视机，提出每个农业社平均十几户人家就要有一台，而中国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家对当时情况可能不太清楚，我1976年从希腊休假回来带了一台小的12寸的黑白电视，我们当时住赵堂子胡同3号，院子里30多户外交人员家属，我是唯一有电视机的，而且是12寸黑白电视机。在最发达的中国城市北京、上海，黑白电视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那小电视也不能自己看，天天晚上搬到我们住的房檐下边摆好，到《新闻联播》开始之前，院子里老老小小拿着板凳就来看12寸电视了。这是中国的外交官的家里，外交官住的宿舍还这么穷，阿尔巴尼亚却提出农业社每个社都得有电视机，还不能给12吋的，至少得给20吋的。所以胃口是非常非常之大。
还有，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大型纺织厂，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阿尔巴尼亚不大产棉花，有纺织厂没有棉花怎么办？中国还得给他从其他地方进口棉花，包括从苏丹、埃及给他进口。我们援阿的纺织机械在我们国内来说算好的，但是织出来的花布跟欧洲的产品一比还是差一截。我刚才讲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思维，他虽然穷，但是却要过好日子，穿衣服就要跟欧洲发达国家比，你生产出来的布达不到我的水准，我不接收。没办法，中国只能把这布拉到中国卖。所以援助的厂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棉布又都拉回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在中国的市场上可以买到阿尔巴尼亚花布，但是卖花布的钱还得给阿尔巴尼亚。所以这个事情就搞得非常的蹊跷，但是没办法，答应给人家了，棉花答应给人家的，厂子给人家的、设备给人家的，包括我们派出去的援助工人工资都是国内发的，我们整个等于给阿尔巴尼亚打工。这种援助不能够不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军事方面的援助，中国在军事上面的援助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一个不太准确的数字，给阿尔巴尼亚各种火炮是11000门，炮弹是822万发，各种枪械752000支，子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舰船46艘，还有地对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0枚，鱼雷196枚，汽车4200辆，还有其他形式的军援，数字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包括飞机，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歼6、歼7，初教6、歼教5，直5、轰5和运5等七种飞机，总共167架，可以说当时中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是毫无保留的援助了阿尔巴尼亚。一直到我在那儿当大使期间，我们还给他援助，就是鱼雷艇发动机坏了，没办法，怎么办呢？还靠中国给他运去。这是我当时在那里与武官处一起给他们办理的。还有喷气式战斗机歼7的零件坏了，也都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可恨的是，中国援助的飞机到最后都被阿政府当成废品拍卖了。
我刚才讲到耿彪大使的报告，交上去之后毛主席受到比较大的触动，他对耿彪大使敢讲真话进行了表扬，这表明毛主席对啊援助的态度有了变化。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恶劣，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不止一起，除了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还有在新疆铁列克提的武装冲突等，勃列日涅夫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当时经济上我们确实是困难重重，军事上受到的压力尤其大，那时候，毛主席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也不得不考虑，我们怎么能够扭转在国际形势上的不利地位。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兵乓球外交及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寻求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我们跟美国关系已经有了松动，以至到后来1978年中美建交。这个变化就引起了阿尔巴尼亚的不满，说你们怎么跟美国搞到一起了？你就成了修正主义，毛主席能够不恼火吗？指示援助是援助，但是要克制，不能够给那么多了，不能够说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后来毛主席1976年去世，我们粉碎了“四人帮”，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更恼火了，他们认为“四人帮”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你们给打倒了，所以你们成了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是四大修之一，就是南修、苏修、罗修、加上中修，中修是最可恶的敌人，云云。这种情况下，1977年邓小平上台之后指示减少对阿尔巴尼亚援助，到1978年8月，邓小平果断拍板停止给阿援助，所以这点还是很得国人赞同的。
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之后，中阿关系可以说基本上走向名存实亡，名存就是两国的外交关系尚存，但是实质性的经济、文化、政治上的联系没有了。直到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中阿关系才逐渐有所缓和。阿尔巴尼亚霍查的继承人阿利雅虽然声称要继续执行没有霍查的霍查路线，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搞政治上的多元化等等极左政策，但具体执行上已经不那么严格了。这是由于阿尔巴尼亚在霍查路线影响下，经济状况越来越糟，本来还能从中国得点援助，但后来中国的援助也都没了，所以老百姓过得是“三无”生活，既无肉、无菜、无奶。阿人口少，粮食基本还够吃，但日子是非常艰难的，所以阿利雅不得不考虑劳动党执政的地位是不是稳固，于是他开始慢慢摆脱霍查的老路线，不再对国际形势过多的发表言论，对中国这一摊他也不太理了，开始注重国内，改善国内的状况。198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九大，表示在经济上要逐步破除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给人民较多的自主权，让市场更加开放等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比霍查时期有了明显的改善，街上也能看到一些外国游客。到了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被杀，对阿尔巴尼亚领导层震动尤其大，阿利雅不得不放宽国内经济政策，这样阿尔巴尼亚国内形势出现了松动的现象。与此同时亲西方所谓民主的暗流也越来越膨胀，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在阿尔巴尼亚越来越多，发展到1992年5月5号，愤怒的群众终于冲进了地拉那一个最好的地方叫祖国烈士陵园，把显赫一时的霍查幕给掀翻了，把他的尸体拿出来挫骨扬灰，以此为标志，所谓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到此就彻底的灭掉了。
阿尔巴尼亚对外政策上也开始与联合国搞关系了，邀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阿，阿利雅也亲自出席了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接着又与苏、美、英等大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阿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的也有所好转，因为他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需要确实是非常大的，先是在经济上双方又重新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贸易额逐渐上升，到198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693万美元。大家注意，这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署的协定，跟以前中国援阿那时候不一样了。1989年双方成立了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政治关系慢慢的也开始好转，阿舆论反华内容逐渐减少，并且逐渐把中国与苏、美等区分开来。我们中方这时候也采取了一些主动，发贺电祝贺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等等。双方关系逐渐的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阿尔巴尼亚的国内政策也越来越宽松，举个例子，关于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霍查当政的时候，来一个非常绝的政策就是把所有的清真寺都关掉，老百姓不许有宗教活动，所以一直到我去任大使的时候，老百姓已经习惯于这种没有宗教的日子，不像其他伊斯兰国家天不亮听见清真寺的大喇叭在唱《可兰经》，阿尔巴尼亚基本没有。到后来是听到只有一个清真寺还有活动。老百姓所谓对穆斯林的信仰可以说是非常淡薄。在霍查当政的年代，阿尔巴尼亚可称为是真正的无神论国家。如今伊斯兰教在阿又慢慢的活跃起来，清真寺也恢复了一些。但是老百姓的信仰不可能一下就完全培养起来的。这跟俄罗斯东正教不太一样。
阿尔巴尼亚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50年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并未影响到已实现了正常化的中阿关系，1991年1月，在阿正处于剧变的高潮的时候，阿外长马利列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同钱其琛外长会谈中，马利列向其通报了阿国内的情况，钱其琛表示中国将尊重阿尔巴尼亚人民选择自己道路的主权，并愿意保持和扩大中阿双边友好关系。李鹏总理也接见了马利列，再次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中阿关系的愿望。
目前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投资逐渐增多，以民间投资为主，浙江人是比较早进入阿尔巴尼亚，以经商为主，还有一些小企业家也开始与阿尔巴尼亚的民间资本合作搞一些规模不大的项目，比如说服装加工、钢铁、水泥制造、餐饮服务，但是经营困难都比较多，主要原因是阿经济体制效率不高，法治不健全，贪腐严重。但是中国人要是去旅游还是不错的，因为阿尔巴尼亚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气侯比较温和，具有地中海气候的特点，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湿润。因为没什么大的工业，所以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清新，水很干净，吃的食品基本上是健康的，所以人身体状况都比较好，人均寿命与我国差不多。
在谈到中阿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个国家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从10月18日起，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辩论。10月25日，大会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2758号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这一提案，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在联合国遭受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11月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