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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5日上午11点，三名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朱大丰、章鹤立、周铿临进入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并寻求政治避难。英国外交官虽然很同情他们，但表示没有能力给予保护。英国人让他们填下签证申请表，这样显得有正当借口进入代办处。他们不听英国人的劝说，拒绝自愿离开代办处。在英国参赞的同意下，六名公安在中英外交人员的带领下于下午5点左右进入英国代办处，逮捕了这三名右派学生。
他们在被捕前写下呼吁书《向全世界热爱自由和支持正义的人们求助》，请求英国人转交给路透社、BBC和香港媒体，其中写道：
“我们作为政治犯和右派，今天是冒着生命危险和被中国政府定为叛徒的危险闯进英国代办处的。1957年我们在野蛮和强力之下被迫承认是右派。在被迫从事残酷劳动的同时，我们还要报告思想情况。尽管中国政府声称以‘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右派问题，但实际上地、富、反、坏、右的遭遇是一样的。
近来当局又在准备把我们关进劳改监狱，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逃到英国代办处寻求庇护。我们逃进代办处才几个小时，中国政府就准备闯进来逮捕我们，这既是对国际法、庇护权的蔑视，也践踏了使馆的神圣权利。
我们听说中国政府已经捏造谣言，说我们打倒了代办处门口的警察才闯进来的。可像我们这3个被强迫劳动折磨得没有人样的学生怎么敢攻击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公安呢？我们请求全世界热爱正义、自由和维护人权的人们给予我们道义和法律上的支持。”
四天后，新华社1959年3月29日的《内部参考》第2739期以《三个右派分子闯入英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 公安机关已将他们全部逮捕》为题报道了此事，但其中不确之处甚多，比如：三个人名就错了两个，朱大丰误为“朱大峰”，周铿临误为“周鉴林”；英国人给他们填写的是签证申请表格而非“加入英国国籍申请表”；其中所谓“他们见代办处门前有不少石灰，即用手帕和纸包住石灰，向警卫人员行凶”的闯关情节也未必真实。
《内部参考》说周铿临在3月23日来到北京当天即到英代办处门前试探，并向“警卫人员诡称：他的亲戚在新加坡被英国人抓去，他来抗议。”这个情节有可能为真，因为周铿临确有个亲戚（aunt）在新加坡，在被打为右派之前他就曾向英国驻上海侨务专员处申请过赴新加坡签证。
这三名学生的简历如下：
朱大丰，1931年7月12日生，江苏松江人，复旦新闻系1954级调干生，因叛逃馆事件而获叛国罪，病死狱中。
周铿临，1936年11月2日生，上海人，复旦生物系1956级本科。出狱后1985年在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自修考上律师，现住上海市静安区。
章鹤立，1934年11月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化学系1952级本科、1956级研究生。出狱后1980年代就职杭州永明树脂厂有机硅研究所。
You are so right. The British do not even request safety guarantee of these 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