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五一”前后呆在家里，回忆在北京是怎么过劳动节的。因为家住郊外，不记得有什么庆祝活动，只知道天安门广场在游行。后来下乡，老乡们不管什么劳动节不劳动节，下地干活才是庆祝劳动节的实际行动。上大学以后，第一次参加了“五一”的庆祝活动。各高校文艺宣传队到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举行“五一”联欢，一起为市民演出。回想当时的情形，不由得想起梁凯民。
我是在大学认识梁凯民的。他父亲是梁必业中将，所以他就成了学校里的瞩目人物。我们是1973年入校的，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举行“高考”那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梁凯民并没有参加考试就上了师大。他1968年9月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时，父亲正受到林彪的迫害。1973年1月中央决定恢复梁必业的组织生活，北京马上派人去内蒙把梁凯民接回北京，9月被“分配”到师大上学。
梁凯民的中学是在高干子弟聚集的四中上的。上初中的时候因俄语考试不及格，补考还是不及格，留级一年。很多将军们的孩子在四中就读，可是那个时候走后门的现象不严重，考试考不好就不能升级。一代名将粟裕的儿子在四中读初中，高中还想上四中，可是考试成绩不够好，没上成。这也给不少高干子弟心里埋下阴影，觉得学校歧视他们，文革开始后响应领袖的号召，打倒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批斗校长和老师。梁凯民能从四中初中考上四中高中，其他课的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怎么俄文就学不好了呢？中苏关系还没公开破裂，小小年纪的梁凯民就从大人那里听到“内部消息”，赫鲁晓夫不是好东西，于是不好好学俄文。
在师大梁凯民读历史系，我念数学，住同一栋宿舍楼，进出见面打招呼，平时在宣传队里一起活动的时间很多，所以跟他比较熟。梁凯民喜欢唱歌，在内蒙的时候参加当地的宣传队，演《沙家浜》里的胡传奎。虽然他的俄文让他蹲了一年班，他唱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像《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喜欢用俄文唱。他对我说，用中文唱没味儿，非用俄文唱才有味。我中学也学过俄文，可是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只觉得他唱的真的挺有味儿的，可能是拿“萝卜豆腐切吧切吧”糊弄人。他的嗓音不错，和另一位同学的男声二重唱《我和班长》是我们多年的保留节目，在高校联欢会上也颇有些名声，手风琴伴奏是外语系的一位华侨老师。
那个时候学校有规定，在校期间不许谈恋，其实意思是在校园内不许和别的同学谈恋爱。我们入校时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像梁凯民那一届老高三（他只能说自己是老高二了），都二十五六岁了，不少人早就有对象了。梁凯民没有死守学校的规定，在学校的绯闻很多。他个子不高，见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很招人喜欢，一点儿都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做派，女生们似乎也都喜欢跟他接近。记得我们总是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女生跟梁凯民一起去看电影了，那个女生去梁凯民家了等等，各种传言。梁凯民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一个女生，在校园里转也不在乎，你们说你们的，见到大家还是笑眯眯的样子。学校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梁必业的儿子呢。
1976年清明节前后，为了悼念周恩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四五风暴”，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禁止院校学生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师大校门紧闭，各系学生沸腾激愤，不知所措。傍晚，校园内突然传出消息，历史系同学冲出校门了。我们班长紧急召集全班同学，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致决定，冲出去。到了校门口，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们班长嘟囔了一句，“梁凯民真是好样的。”
学业结束，马上就要毕业了。面对工作分配，梁凯民主动提出要去西藏工作，好像还火线入党了。于是，学校里掀起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签名运动，各系贴满了大字报，向梁凯民学习，毕业生纷纷都要求去西藏。最后只有梁凯民一个人去了，全校夹道欢送，代理党委书记高沂亲自乘红旗轿车送到北京站。当时的政策是，去西藏工作只需要去五年，回到内地后重新分配工作。不幸的是，梁凯民在西藏工作第四年查出患肝癌，回北京治疗不愈，终年才33岁。
我对梁凯民的印象很好，他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高傲和自命不凡，很平易近人，有正义感，也很幽默。有人说这是因为文革前父亲就开始遭受林彪迫害，文革开始后他有点自卑，没有参与其他红卫兵的打砸抢，身上从来没有滋生那股嚣张气焰。 有时候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对什么都不在乎，敢做敢为。只要他在场，总觉得他说话分量最重。他口才也不错，可以滔滔不绝，有运筹帷幄的自信。要是你不看《你到底要什么》《红与黑》《悲惨世界》等外国名著，他眼角里还会露出一丝鄙视。
只有冬天，他穿着黄色将校呢大衣，头顶羊剪绒皮帽，手戴黑皮手套，骑着全链套的锰钢车，才会彻底显出他的贵族气质，让人感悟到他毕竟是高干子弟。他利用家里的特权，可以搞到很多“内部”书籍。有一次见到他在看《第三帝国的兴亡》，想借来看看。他说排队的人很多，且轮不到我。我死缠硬磨，他就跟我打赌，要是我敢剃光头，他看完就借给我。结果他输了。
有传言说他去西藏是父亲的安排，是去捞取政治资本，回来当“革命接班人”。这是有可能的，他绝不是在中学教书的命。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是梁必业在38军的老部下，把儿子托付给他也令人放心，会有个照应。也许照应得太过分，整天酒肉满肠，把肝吃坏了。
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梁凯民不死，会像薄熙来一样锒铛入狱，还是像习近平那样飞黄腾达。红二代们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是肯定的，命运轨迹与平民百姓不同，最终却都在坟墓汇合。梁凯民去的太早，不然也会成为政治或商场上的风云人物，进出中南海、政治局、人大会堂像家常便饭，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新闻。我也就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到处炫耀，我认识梁凯民。
真的去西藏还是很牛的，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临毕业时高调宣称要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被披红戴花树为典型，然后去了北京国家经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