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23）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23）

高考语文单科测试，成绩受到专家关注

1985年6月28日至30日，实验班全体学生参加武汉市中学升学考试。送考时与一些家长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都认为参加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后，学生的思维特别活跃，特别好问。家长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如卢山问他父亲：“既然马克思能预见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预见共产主义？”

送考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顺利考取本校高中充满信心。

参加第一轮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是1982年秋季入学后随机分班的学生。实验班共有学生50人，男生23人，女生27人；按1982年武汉市招生办公室划定的重点中学初中录取分数线（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为182分），录取的只有33人。这批学生中，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24人。当这批学生及他们的家长被告知，将参加第一轮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时，有的家长反应非常强烈。家长说，我们的孩子报考华中师大一附中不是来给你们当实验品的，实验就意味着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对你们学校和老师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学生和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家长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被分到我这个班的学生，必须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编辑出版的实验教材。

面对这样一批学生和家长，而人教社这一次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又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教材改革步子最大的一次。全国各省市教研室专人负责组织四个学校（二个城市和二个农村的省重点中学）参加实验，我们湖北是省语文教研室的教研员张良谟老师负责。

教材将原来的《语文》，分编成《阅读》和《作文·汉语》两本书。因此，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告戒自己，千方百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此，我从学生报到之日起，坚持每天写班主任工作日记，坚持每一节课后写教学后记；为此，我结合教学实践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教育教学的理论书籍；为此，我坚持按实验的要求，每学期写小结，每学年写总结。

袁校长为了教材改革的成功，特别安排了资深老教师汪厚铎为专职指导老师，与我一起备课，负责听课、评课。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特级教师陈治平老师，还有刘友三老师等经常来听课评课，精心指导。

真是苍天不负参加教材改革的师生啊，三年语文教改实验结束，有37人考取了华中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校长、家长和学生都高兴。

湖北省教研室在学生参加中考结束7天后，组织学生参加了当年语文高考单科测试。试教交高考阅卷点评改，结果初中毕业生人均分超过了高中应届考生。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1985年高考语文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看了我们的对比分析报告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说：

“李培永同志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字，但仅有数字而缺乏具体分析，还不能说明问题，只能引出一些想法。

所谓“缺乏具体分析”，主要是指缺乏这批学生入学时的情况介绍，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很难估计他们进步的幅度以及取得进步的原因。                     

但是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巳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分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1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并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埸，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我与语文教育家章熊先生第一次见面在洛阳。

    1983年暑假，人教社在洛阳召开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工作会议，该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主持大会。我在大会发言后，定远先生约我晚上去他下榻的房间深谈。在他那里见到了人教社特约编辑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有幸聆听语文教育大家的金句名言，受益匪浅。章先生对我说，趁年轻，努力吧！

    第二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兰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工作会议。大会组织全体与会专家、学者、编辑和老师们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大坝上面的刘家峡水库，我刚好与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在一条游船上，当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迎着和风细雨前行时，两位先生站在船头引吭高歌。大家都听到他们是在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两位都是毕业于清华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他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了，那充满激情的歌声，不仅感染了他们的同龄人，更让我们晚辈看到了他们是那么多才多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那一代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的高材生，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非凡的教学艺术，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感恩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受教于前辈大师。章先生亲切地对我说，初中实验还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青岛。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岛召开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实验教材试教总结大会。我带去的华师一附中初中语文实验班参加全国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总结材料，章熊先生看了之后非常兴奋，手舞足蹈，立即跑到国正和定远先生住的客房说：“你们看看，培永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材料吧!我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套分编型教材了！”

    特别是他看了我们班学生的答卷后，非常高兴地在青岛大会上对大家说：“华中师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师执教的初中实验班学生，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与应届高中考生同时参加高考，试卷由湖北省高考语文阅卷点老师评改。语文单科测试成绩人平61分，比湖北省高考考生语文人平59.46高出1.54分。

    章先生在青岛会议结束后，约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谈。

    1985年8月20日在章熊先生家，我详细汇报了三年来教改实验的情况后。章先生充分肯定我总结的“三敢三爱”，即《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听·多听·会听》、《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并由此谈到叶圣陶和吕叔湘两位语文教育老前辈，谈到语文教学的“序”。

章先生说：

叶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语文教学要寻找“序”，这一点语文教学界都知道，并且引发各种各样的思考。叶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过，也引发我的思考。

    我认为“序”的根本在于教材编写。

    第一，叶老的观念是相当超前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为教学的依据，叶老把它打破了！观诸世界教材观念的发展，由“课（lesson）”而“单元（unit）”，由“课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这是教育理念的进步。在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坚冰刚刚化冻，这些理念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叶老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第二，这是立足点和视角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质兼美”作为选材的唯一标准。要贯彻叶老的思想，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就要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就要以此为基础寻求新的线索，开辟新的途径。

    谈到叶老所呼唤的“序”，就会联想到吕先生提出的“科学化”。两位老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两种提法此呼彼应。虽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是相同的焦虑，是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而产生的焦虑，是对我们这些第一线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阅读》的特邀编辑，这套教材的编写贯彻了叶老和吕老的语文教学理念。整套教材，纵向有序列，横向有层次。

    章先生从1984年开始参加全国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不仅对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进行探索，而且推出“现代文阅读”测试题。

    章先生说：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请。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从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题工作，开创高考语文四大板块至今未变，“现代文阅读”一直是必考的一项。这也是章先生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一定要坚持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给我，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我调到海南以后，大约1994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我们农垦中学的赖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到了章先生的家。

    那天，陪我们一起去拜访章先生的还有张必锟先生和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老校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罗声雄教授。

    章先生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复习的测试题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先生不吝赐教！

    感谢章先生一直激励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