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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31)

(2022-03-13 06:27:40) 下一个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31)

周正逵先生在武汉谈《文学读本》试教

周正逵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留校教《语文教材教法》,60年代去景山学校搞中小学语文整体改革实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并编写语文实验教材),70年代初去北京市东城区教研室研究语文教学教法,70年代后期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并编写语文教材;本世纪初退休以后,仍然受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研究部门和教育出版部门的特聘,参与制定语文课程标准、主持编写语文教材。

我与周正逵先生相识在1984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在兰州,召开全国初中分编型教材实验工作会议。先生在大会上给我们试教老师介绍了高中分编型教材的编辑理念、体例,重点介绍了高中一年级将要使用的《文言读本》(上下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文言文基础,就不可能欣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素养,就很难读懂文化著作,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所有与会老师听他这样一说,都不会忘记。

1986年2月18日,湖北省语文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通知我,人教社高中阅读教材责任编辑周正逵先生到武汉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张老师做东请周先生吃饭,请我们几个执教高中实验教材的老师作陪,以便向周先生请教《文学读本》(上下册)的编辑意图、体例以及他的教法学法建议。

这次在武汉,我们边吃边谈,亲聆謦欬,胜读十年书。

    周正逵先生认为,教材改革是语文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提高语文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作为一课之“本”,语文教材不仅体现本学科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也渗透着本学科最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规定了本学科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据周正逵先生考察,从清末到现在,语文教材体系陈旧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尽管近年来出现了语文教材多样化的新局面,但绝大部分教材在编写理念上,都是一脉相承,守旧如初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变:“文选组合”的模式不变,“阅读本位”的体制不变,“文体循环”的序列不变,“讲读中心”的方法不变。按照旧的教材体系编写出来的语文课本,无论怎么装饰,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四大缺点:缺乏明确训练目标,缺乏周密训练计划、缺乏系统的训练内容、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

针对当时语文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周正逵先生主张语文教材改革要抓住要害,对症下药。他提出了四个具体对策:第一,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以系统的语文训练为中心,而不是以“选文”为中心;第二,变“阅读本位”为读写能力的“分进合击”,语文教材不应该把写作置于从属地位;第三,变“文体循环”为“能级递进”,语文教材要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各项语文能力为主线,而不是以常用文体和读写知识的循环为主线。第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语文教材应该体现“自学为主”的思想,以“自学指导”为基本方法,不应该把讲读教学当作基本方法。

周正逵先生送了一本《文言读本》下册给我,然后谈高二《文学读本》的编辑意图和教学方法。

周先生说,《文学读本》的学法、教法与《文言读本》一样的都是以训练学生的能力为主,不一样的是训练内容和方法。《文学读本》的单元内容分为五个部分:文学常识、代表作、试析、练习、浏览。从点→线→面,逐步培养学生具有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他说,现在教材还没有印出来,等下次来武汉再送一本给你吧。

非常感谢周先生的关心与赐教。

【附录】高中实验教材的设计师和领路人周正逵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甘肃兰州召开全国第二次语文实验教材备课会。

8月11日上午,高中实验教材责任编辑周正逵先生,给全体与会人员介绍高中实验教材的编辑理念、整体设计及编写高一年级《文言读本》的具体情况。他讲的理念之新颖、设计之独创、编写之艰辛,让大家精神为之一震。

8月12日,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去参观游览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刘家峡水库。

车到刘家峡水库,下车一看那水库中的黄河水呀,清澈见底!

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上游,距兰州市75公里。有许多峡谷和川地相间出现。河水穿过千岩壁立的深邃峡谷,水势有如万马奔腾,景色十分壮观,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刘家峡。黄河河水来到这里,转了一个九十度急弯,然后穿过峡谷向西流去。刘家峡水库竣工于1974年。为黄河上游开发规划中的第七个梯阶电站,兼有发电、防洪、灌溉、养殖、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 水库地处高原峡谷,被誉为“高原明珠”,景色壮观。

水库湖面辽阔,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环境优雅,水质好,无污染,是甘肃省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和水上度假旅游胜地。既是一个良好的生态观光地,也是游览炳灵寺的必经之地。向阳码头以东,10里河岸白沙展露,绿柳婆娑,被称为"十里柳林",景观奇妙,带给人一种回归自然、人在画中游的美好氛围。

我们的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库湖面游弋,那清澈见底的湖水,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传统观念。而周先生主编的《文言读本》,彻底颠覆了当时文言文教学的“串讲法”。

我非常幸运地与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率领的全体编辑、还有特约编辑章熊、张必锟等专家学者在同一条船上。

那天,天公不作美,上船不一会就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本来在舱外观看湖光山色的,纷纷回到舱内。只有章熊和张必锟两位先生在外面引吭高歌俄语歌曲《三套车》,他们两位是人教社编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大家边听边与邻座的朋友聊天。

我刚好坐在周正逵老师旁边,他笑着问我:“你认识他们两位吗?”

“83年在洛阳会议时认识的,这是第二次见面了,两位老师每次见面都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周老师说:“是啊,这套实验教材就需要你们年轻教师坚持试教,你昨天上午的大会发言讲得很好,只要你用心研究实验教材,脚踏实地按教材要求,上好每一节课,将来一定会出成绩的。”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学校老校长要我坚持六年试教,争取优异成绩。有你们这些大编辑老师们的精心指导,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学生及家长的期待,不辜负你们殚精竭力编辑的实验教材,不辜负校长的重托!”

周老师在谈话时,再次强调他昨天在大会上讲的编辑理念,详细解释了为什么高中三年要依序编成高一年级《文言读本》、高二年级《文学读本》、高三年级《文化读本》。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文言文基础,就不可能欣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素养,就很难读懂文化著作,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所有与会老师听他这样一说,都不会忘记。

他还告诉我,“张必锟老师是《文言读本》的特约编辑,他是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几十年一直在中学教书,他的文言文功底非常深厚,而且已经摸索出一套文言文教学的方法。”

我说:“83年暑假在洛阳,张老师在大会做报告《初中文言文教学》时,我就坐在前排,看到他讲话时,完全不看讲稿,引用课文中的例句,脱口而出;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真是佩服得不得了!”

他说,我们这套《文言读本》,特别要求执教老师彻底抛弃过去那种“串讲法”,实施“诵读教学法”。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在你的班上试着用“诵读教学法”,教学生学习文言文。

周老师特别健谈,谈起他负责编写的《文言读本》,滔滔不绝。原来,他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因成绩优秀而留校教语文教材教法,后来还去景山学校当过语文老师、东城区教研室当过语文教研员,他非常熟悉中学语文教学教研的实际情况。所以,他后来到人教社编教材就有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两个多小时,还言犹未尽。

最难忘的是1986年在太原高中语文实验班工作会议上,人教社主编高中实验教材《文言读本》的周正逵老师,发现正在上示范课的那位老师,在用传统的“串讲法”,一句一句边讲边译时,立即找到张必锟先生,请他马上准备下一节课,用“诵读教学法”去上示范课。先生只有不到半小时的准备时间,还是借用那个班的学生,还是讲那篇文言文,还是在大会主席台上上课,让学生和与会老师们大开眼界。  

“串讲法”教文言文,是典型的注入式,课堂死气沉沉;必锟先生运用“诵读教学法”教文言文,源自传统,改革创新,是真正的启发式。课堂上师生互动,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张老师运用各种方式训练学生诵读,就是平平常常的教师领读,也非同一般,只见他把课本放在讲台上,然后走到学生中领着学生诵读课文;还有他独创的“跟读”,即老师高声诵读,学生跟着老师轻声读,要求学生边听边跟着老师读,似有声又似无声。张必锟老师这样教学生诵读文言文,令全体与会老师和上课的学生耳目一新。大礼堂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正逵老师接着上台,非常兴奋地说:“热烈的掌声,说明大家喜欢张老师这样上文言文诵读课。再强调一下,所谓诵读,就是像张老师这样,在学生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学生经过训练,是完全可以背诵课文的。”

周正逵老师是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的设计师,阅读教材一改多年的陈旧模式,设计并编写出了高一《文言读本》,高二《文学读本》,高三《文化读本》,这样的教材既有梯度,又有深度,当然教学也有一定的难度。他尖锐地批评人教社以前的教材是:“从小学到高中,上了12年的语文课,长期是在平地上转圈,记叙、说明、议论,这三个部分循环,本身没有梯度。”

高中三年试教圆满结束后,他准备修订第一轮实验使用的阅读和写作教材。他认为阅读教材整体设计既有系统,又有层次,实验效果也比较好。

1988年10月15日,周正逵老师到武汉开会,离汉前,来我家谈高中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他首先肯定我执教的实验班取得的成绩。他说,用我们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的话来说,你们这个实验班,不光是普遍成绩都好,而且出尖子学生。理科语文实验班出了个化学奥赛冠军,确实了不起。而且他是高中入学被你抓阄抓来参加实验的。

然后重点谈关于《写作》的修改思路。

他说,那几年集中精力和时间编高中实验教材的阅读部分,基本上没有考虑写作教材的整体设计问题。他认为王连云老师的高中《写作》教材,较之初中《写作》教材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但是总感觉还没有完全跳出老框框。他希望我说说实践之后的体会。

说实话,我一直非常感谢王连云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极力提携和推荐,1986年,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请三位中学老师参加该社初中《作文·汉语》(修订后名为《写作》)的教材修订工作,怎么也轮不上我呀!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

高一,思维和语言;

高二,思路与章法;

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我建议,请周正逵老师组织编写人员,借鉴章熊先生的《语言和思维训练》,还有他的译著《提高写作技能》来设计写作相关练习。这两本书都是在1985年青岛初中试教总结大会后,到北京章熊先生家拜访先生时,先生签名送给我的,同时还赠我一枚篆刻“培永藏书”印章。

那天下午,周先生来我家,从五点鈡开始,直到晚上八点五十,送他去武昌火车站乘车离汉回京。我们一直在谈语文实验教材改革。

我不知道后来修订的《写作》教材,到底是走“连云思路”,还是“正逵思路”。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走的改革之路,他们永远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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