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漂荡着往事的帆船
个人史，家史，或许就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如实地记录下来，是一个挑战。试试？
1967年春天，是我的“Hello， World！”时刻。在此之前，如果说我有记忆的话，应该是大人记了后，用逍遥派的法子转给我的。但是从这时开始，记忆真的属于了自己。
我家的房子，虽然是土坯草房，却也是一幢连三结构 -- 中间是堂屋，两旁是厢房。堂屋按八二比例分为大堂和后堂。一般人家的后堂，摆了几个大小相当的粮食柜，来客人时，拼起来可以当床用。我家的后堂不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作了各种记号的酱坛子。这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托幺老妈做的蚕豆酱。那时，黄豆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品种，就连哪个生产队可以种都是有计划安排的，所以轻易难得。乡亲们拿来的是蚕豆瓣儿，委托幺老妈做酱，以半升八角豆瓣儿为回报。他们有的自己不会做，有的图王家的老字号，有的纯粹只是为了帮帮幺老妈。
蚕豆，在洪湖叫豌豆；而豌豆，则称末豌子，都是乡亲们的自留地产的。这个东西是农民们的一件宝物。刚刚抽藤的时候，把藤尖儿掐了，当菜拿到城里，可以卖个好价钱；结了豆荚，也可以掐一些嫩的卖；夏天还可以卖青豆。那时候，没有城管，也没有税务，所以进城卖菜，是郊区农民的一大福利。大多数豆子，经历过这一系列的灾难后，修成了正果。主人们又将其分成不同的种类：玉树临风的，晒干了，伴着沙子炒了，过年时拿出来当点心招待客人，或者奖励给小朋友们；高大魁梧的，用水泡了，把一枚乾隆通宝的半边磨得锋利如刃后倒嵌在桌子缝里，把泡好的豆子在铜钱上往下插一下，然后油炸，捞出来后撒上盐，给客人下酒，名曰“南花豆”；体检合格的，用八角、桂皮和盐一煮，然后风干，就成了孔乙己先生的最爱 -- 茴香豆；最后歪瓜劣枣的，晒干了，用碓一舂，簸箕一簸去皮，筛子一筛，比较完整的就可以拿来做豆瓣酱，渣子做面酱或其他用途。
幺老妈说，做王家酱需要酱缸。没有合适的，就让村里的“刚刚好”地主、木匠神保爹爹给打了几只新粪桶，当酱缸用。为什么叫“刚刚好”地主？请允许我卖个关子，学学文学家们“灰延千里”一下，下回分解。西厢房拦中间一分为二，后面是我和幺老妈的卧室，前面是我们的厨房加餐厅。西面墙外有一片空地，本是分给幺老妈的自留地。幺爹在世时种菜，还摆弄些个烟叶什么的。他去世后，幺老妈把篱笆挪了拢来，只留了很小一厢地，种一些不大需要管的菜，挨着墙根有一排向日葵。篱笆外面有一棵楝树，树下常常拴着队里的一头牛。这片空地，就是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玩尿泥的地方。我们的尿不够用，就用牛尿。每天早上一泡牛尿，那叫一个长，足够我们一整天玩腻的了！
幺老妈摆在园子里的酱桶里，常常见得到白色的蛆和绿头苍蝇。我既害怕也厌恶，便不去园子里，也就没有弄明白豆瓣变酱的工艺。百年前风靡沔阳城的王家酱，在幺老妈去世后失传，中华文明史上又丢失了一枚瑰宝。我本可以继承下来，却因为怕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而选择了见死不救，想起来，我愧对祖宗啊！
经过多次申请，幺老妈终于同意我跟她一起上街卖酱。不过要约法三章：一、进城后要称“奶奶”，不要再喊“幺老妈”；二、要拽紧她的衣襟，形影不离；三、走路时要仔细看好脚下，摔坏了我这个“特权阶级”，她担待不起。我满口答应，对这个“特权阶级”特别感兴趣：“我是什么特权阶级呢？”“这个阶级学名叫儿童，乡下称伢儿，城里人说祖国花朵，大家都爱护着”。也许人天生就喜欢特权，一听说自己是特权阶级，尾巴马上就翘了起来，好在当时还不会“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戏文。
第二天，天刚刚麻亮，我们就出发了。奶奶一只手拎着一个线网兜，里面有一个装满了酱盖着的特大号搪瓷盆儿，另一只手拿着一杆漂亮的铜盘秤。这杆秤，是她从娘家带来的，而这个搪瓷盆，则是她在汉正街上看到的人家家里的物件儿，花了大价钱硬买下来的。凭着这两样东西，奶奶在一排农民摊贩里鹤立鸡群，酱卖得特别快。
我们出后门上河堤向西，碰上一条大沟。我嘴里喊了一声“嗨哆嘿”，跃了过去。奶奶讲了一个“嗨哆嘿”的古话：从前，有个憨娃子，家里挖沟缺把锹。妈妈叫他去亲妈（未来的丈母娘）家里借，叮嘱他，路上要一路念着去，免得忘记了。他一路“锹，锹，锹，……”地走去。路上遇上一条沟, “嗨哆嘿”地越过，然后一路上“嗨哆嘿，嗨哆嘿，……”来到亲妈家。“亲妈，我来借个嗨哆嘿。”亲妈问“嗨哆嘿是么东西呀？” “不知道，我妈让来借个嗨哆嘿。”“你这个憨儿子，只怕又把啥忘记了。我给你下碗面，吃完了回去问清楚再来。”亲妈搭了梯子，上阁楼拿面。不小心，裤带断了，裤子垮了下来。“亲妈的屁股好白呀！”“你这个敲死的！”“啊哈！想起来了，我是来借锹的！”
祖孙谈笑间，来到了河咀村。天开始发亮，扫院子的，拾粪的，……，大家见面，不论认识与否互相道早：“nna早！”“nna赶街？”洪湖人将“您”说成“nna”，特别亲切。这一幕，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多年后，有位公知先生对我说，西方人见面都说古德毛宁，特别文明，所以中国需要全盘西化。我怼他说，我们老家的确不说古德毛宁，我们说“您早”，难道非得改成古德毛宁才文明吗？先生说我强词夺理，以致于后来不再理睬我。我故意气他：“您的西方文明原来这么小气啊！”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机会说道歉，如今已是阴阳两分别。对不起，先生，请原谅我当年年轻气盛，得理不让人。将来天国再相见，我们依旧还是《东方来的聪明人》，我向您请安道早，您对我说古德毛宁！
穿过河咀村，来到河咀上，一条小河摆在面前。我们这边，四个木桩作码头，是乡；对岸，青石块垒起的阶梯码头，能够停泊小火轮，是城 -- 峰口镇。一个白胡子爹爹划着桨，一艘搭着芦棚的小船载着我们来往于两边，老人面前一个碗来往客人往里面放渡河的钱。通常我们过去的时候没有钱给，回来时给五分。我掰起手指头，算不清帐，问奶奶“过一次河要几分钱？”“没有定数，一般给两分。”“那多给的一分，是算我的过河钱吗？”“不是，你是特权阶级。走遍全中国，车船都不要钱。这一分钱是与人方便，将来如果没有钱需要过河，人家也会与我方便。”我只听了前面一句，便狂了起来“真的不要钱？”“真的。”“坐长江轮下汉口也不要钱？”“不要。”“坐火车上北京也不要钱？”“不要。”“那我们明天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奶奶没钱，去不了。得你自己去。”“那我长大了去？”“长大了就不是特权阶级了。”得长得足够大，能够自己去；还要不能太大，太大了就不属于特权阶级。这么复杂的极大值问题，还没有等我整明白，居然就超龄过限了。那叫一个冤啊！中国广大干部同志们“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痛苦，居然被我提前二十多年就体会到了！
来到街上，果不其然。奶奶的豆瓣酱，一角八分一斤，比公家供销社的黄豆酱贵两分。但是不妨碍大家排队，竞相争买。奶奶每次都多给个一匙半勺的，告诉我说“不值个啥，图个高兴”。我因此常常想，如果时空易转，誉满全球的辣椒酱，一定不是“老干妈”，而是奶奶的“王家酱”。标签做好了，即使是由毕老爷那“玖球壹後”的强硬复古派念起来，也是“酱家王”！
多谢姐姐夸奖和建议。我会好好考虑如何包装。
承蒙版主关照，推过我的几个帖。 其他的不够格，就不强求了。我继续努力。
写作的过程很奇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写了这么多，还在奶奶这里。奶奶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