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人”一书中仔细地讲述了我的青梅竹马,初恋,在父母的干涉下而告终。我决心找与我初恋完全相反的人,希望把初恋忘掉。就画了一个圈希望找符合这个圈的人为丈夫。这个圈就划在:中共党员,业务很好,身体健康,不要有好女人缘。
1960年留校的人选之一是和老师有恋爱关系。这些女留校生陆陆续续和她们的老师进入结婚的殿堂。这时女党支部委员问我是否和任课的数学老师好,我明确说没关系。又问对自己婚姻的想法。那时父亲是右派,1959年含冤去世;党内59年反右倾基本结束,这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感到很是生畏,心想要找个党员结婚,成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在教研室的老党员中大多结婚,未婚者也显得比我大很多。和我们一起留校的就是这位宣委,他上大学时入党,算是老党员。业务很好,正好在我画的这个圈里,符合我理性认为应找的对象。
他与我是同届不同系的同学,过去从不相识。只想他是宣委,老党员,“党员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党员是被党筛选出来的优秀人物,就是打了包票的,应当是大公无私,错不了,不用由我再来考查。没有充分了解、没有慎重考虑,脱口而出,说:如果这位宣委没对象,我愿意考虑他。
女支部委员说,她为我打听,会把我的意思转告他。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这位宣委,他告诉我,那位女支委已告诉他我的想法,他愿意考虑。并诚恳地告诉我在重庆他曾有一个女友,后因他上了大学、又留校工作,现在只是个小助教,工资低,她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昆明的军官,收入比他高好几倍,就跟那军官结婚了。我听了很表同情,看他的诚恳态度,很受感动,产生了好感。
那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解我的思想,可以把我的思想问题分析得头头是到,很是佩服。从这时起他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男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走到食堂吃饭、聊天。
那时他对我实在是理论上的男朋友,没有任何想和他谈恋爱的感觉。和我初恋时的感情完全不同。一想到要和他谈恋爱,觉得不可思意的难受。我像安排功课表一样,每周安排和他见面、谈话的时间。从来没有思念、盼望、幻想过,更没在梦中出现过。见了面也只是普通认识人那样简单问候,没有不好意思,也不想撒娇,连拉手,握手的稍冲动的要求都没有,可以说一点也没有爱情的感觉。似乎是逼着自己去见面,来保持男女朋友的最基本的联系。
他对我也是很冷淡,永远像是个老党员和要求进步的青年谈话。在他眼里我幼稚、无知,需要他的指点。没有平等的感觉。他也没有任何激情,没有冲动,似乎也是理智地明白我是他的对象。我当时想这是革命者的恋爱,不是我初恋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