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7年的上半年,爸爸的单位搬到西郊人大。我们可以继续住这里,但爸爸需要每天跑,太累了。另一个原因是住楼房有暖气,一个完整的单元,厨房、厕所在内,生活会方便一点。这时我已上北航,只有妹妹在女一中上高中。如果搬到西郊妹妹就需住校了。最后思考的结果是搬出城住。
这次的房子在人民大学林园二楼。离校门口较近。是新盖好四层红砖、天绿窗框的楼房。爸爸的单元在四层,共四间屋子,其中一间正对楼梯,有两个门一个通外面,一个通里面。据说这间可作为办公室接待访客。但爸爸住在这间。通外面的门关死,爸爸的大书桌放在这里,周围放四个大书柜,一个卡片柜,和他的单人床。通里面的这个门是通到妈妈的卧室,这卧室是四间中最小的。妈妈的大立柜、梳妆台和她的单人床放好后就没地方了。
朝北的房子放了保姆的单人床、一张双人床、妈妈的大书桌,放我们衣服的五斗柜、三斗柜。柜上放全部箱子,箱内是皮子、毛衣。放了许多卫生球,樟脑丸,味很重,我对它过敏。 另一朝南有晒台的房间是客饭厅,钢琴放在这里,饭厅的四连玻璃碗柜、饭桌也放在这里,还摆了一张单人床。
这四间屋非常小,比城里住过的任何一个都小太多,所以我们三人的书桌全扔了,取暖火炉和其它东西也都扔了。每个房间都拥挤不堪,虽然摆了六个床位,我们三人没有明确自己的床,想住就随便住一处。给我的感觉,这里不是我的家,是妈妈爸爸的家。我好像是客人。
1956年秋我刚上大学时每周末骑车回城里家住,因为这里有我的床、我的书桌,可以方便的练琴。现在我和姐姐在大学住校,运动多,这个新家没有自己家的感觉,就基本不回家住,只是周日中午回来吃午饭,看看大家。妹妹在女一中住宿条件不好,她每周末回家住。厨房、厕所非常小。最大的好处是有暖气,房子暖和了许多。
我在城里住时经常练琴,还是有计划练点什么的。但在这如此拥挤的房里练琴显得很吵人,不仅吵自家人,也吵邻居和楼下的人家。也没听到其它家有琴声,弹琴显得很特别。所以回家再也没摸琴,这让妈妈很伤心、失望。她希望我们练琴,算她没白花钱培养我们,她当时辛苦挣钱买琴的初衷可以如愿。但她不了解我的思想,我们没有交流。到1962年房子不断缩小后,没有和我们商量就狠心地卖掉了,我可以想象她的复杂心情。如果她知道我在美国成为老人中心的钢琴老师,她对我的培养没有白费,一定会非常高兴。
钢琴卖后的第四年来了个文化大革命。看红卫兵抄家,砸钢琴,把钢琴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扫掉,又庆幸卖了琴还得了一点钱。这时就剩带阳台的和朝北的两间。另两间住另外一家,开始住过一个人,后来是一对夫妇,最后是一家四口。妹妹一家和妈妈住时,两家共八口人用这个小厕所和小厨房,真是拥挤不堪,两家不能同时用厨房,必须错开。
从这住房的变化,反映出我家的巨大变化,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具体人家的变化,应当有点代表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