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极左母亲的自杀

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

　　　　　　　　　　　　　　　　周　舵

摘自：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

　　在这段红色恐怖的时期里，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事业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当时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８岁丧母，２０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作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开始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真个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该的是，父亲一看大浪潮来了，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悠久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陈伯达关你个臭老九的什么事？你偏去跟他作对！他好也罢，坏也罢，对也罢，错也罢，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吗？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１９６７年的９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来，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少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直到１９７４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孙女），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特务嫌疑（印度特务）。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又是一个深夜。这回敲门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然后又是一番彻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台，探出半身去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我心里暗自好笑，像我父母这样的大傻瓜若是也能当特务，这公安工作也是太容易干了。说良心话，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临走给我留下４００元存款，告诉我划清界线。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又说我父母不是一般问题，叫我不要满不在乎。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１９７３年５月份保外就医。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过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地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终于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我和弟妹三人这几年的日子就不必说了。先是在家苦熬，４００元钱很快花光，就变卖家当。家当也者，不过只是几件破家具而已。父母亲双方的单位，中央民族学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资全部扣发，一分钱都不让我们领走，好像反革命家属的生理结构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阳光、水份和土壤就能茁壮成长。再后来，简直就不知道是怎么混过来的了（其间多亏一位高中同学的帮助）。直到１９６８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队落户，小弟那时才１１岁，也只得带在身边。幸亏，中国的劳动人民毕竟大多数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城里的学生赶下乡来。他们并不幸灾乐祸，并没有想：好啊，这回也该你们这些城里的上等人尝尝苦滋味了！相反，他们同情我们，尊敬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反倒是我们自己，受了那么多年的扭曲教育，把农民们朴素、自然、毫不掩饰的天性流露，特别是他们在性上的毫无顾忌，以及对社会不平等、当官的等级特权的不满，看作是落后，认为该接受再教育的是农民，而不是我们。我很快就发现，村里最糟糕的少数人，恰恰是那些上过几年学，多少有点文化，学会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谈革命理论的人。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争权夺势，奸猾、恶毒、偏狭、嫉妒、虚伪、自私、好逸恶劳等等人类的恶性都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当时最得势的，最出头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强的，全是这一类人。但即便是这些人，总的来说还是比城里人好些，不像城市里那些革命家、阶级斗争专家们那样丧尽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１９７３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５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一大铁桶，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回家听妹妹讲了情况，说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去，已是傍晚晚饭刚开过。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地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５６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入了艺术之境时例外，如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顾。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番政治课，说监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说她出监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托医求药。她在监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２０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１９７１年林彪摔死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已经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完全演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一部斗争史。

　　这年（１９７３年）年底，１２月２９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借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很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他一露面，嘴就没闭过一分钟以上，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原来的家是不能回了，母亲对他深恶痛绝，反复说她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再见他的面，这中央民院也真有绝的，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一个叫黑山扈的地方，那里半山坡上有民族学院的一个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那年头高等院校穷得揭不开锅，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连门窗都朽烂了的。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４０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冷得像地狱一般。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腾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了。于是把我们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把那间大屋子加一堵墙隔成两间。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灯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弯、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５年。父亲的病经多方诊治，渐渐有所好转，从天天闹，变成隔半月、二十余天发作约一周；从单纯的躁狂，变成躁狂抑郁交替。身体是越来越好起来，每天拿把锄头，有用没用地四处锄草。下边是个大桃园，看园子的张师傅是个好人，很同情父亲，尽量给他安排点事情做。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即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４０元（先是２０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当时的什么黄帅啦，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事情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猛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１９７５年，邓大人出山了，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母亲则对邓大人大为不满，怀疑他是反对毛主席。１９７６年，周总理逝世，邓下台，四五事件被镇压下去，一片恐怖。社会上传闻四起，都是对着江青一个的。于是四人帮大抓谣言传播者。我因为听一位朋友及邻居说北大有人写诬蔑周恩来的漫画，告诉了母亲，母亲则对周并无深厚的敬意，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母亲这个毫无心术大儿童，在系里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把此事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了出来。这下可好，系里的人对她群起而攻之，那些迟谢（指迟群、谢静宜编者）爪牙们是想借此立功，一般人则是对母亲的极左早不耐烦，母亲天天拼死拼活地工作，人际关系却一天比一天坏。人们早就厌恶透了江青。四五事件更使人们头脑清楚了一点，谁不同情周、邓，谁不恨江青一个？哪还能容得身边来一位大左派，天天给同事大上政治课？那个年头，教育全是扯蛋谁会有什么积极性？像母亲这样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们积极工作，谁消极她就批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听直发毛，以为是为我一位同学哥哥的事。这位仁兄四五时去天安门贴诗，被便衣盯上，还没到家就抓走了。我一听这事，立即赶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嘱咐她千万挺住别乱供，害人又害己，一辈子也别想再抬头做人。还说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话。其实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爱供谁就供谁，再也供不到我头上。我以为是她被隔离审查以后把我这番话供了出来，本来没事倒成了天大的祸事，我赶快把日记、信件、唱片等等都处理了。第二天，我揣上一本书去了派出所，到了那里，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怎么知道？是你们叫我来，管片的民警出来，问我：前两天北大保卫科找你谈过话吧？你把情况说说清楚。我一听心头石头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话重述一遍。民警当然不信，让我好好想想，扭头进去，把我扔在外边板凳上。我心想：想个鬼！便把书包里的书掏出来看。好一会儿，这位民警出来，见状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进里屋，只剩我们两人。他把语气放缓，说了一番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们也不会逼着你说等一类的话，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卫科谈一次，说清楚就算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只有一条，你们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传随到。千万别开一帮人开车去找我，吓得我父亲够呛，影响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卫科我当然不会去找，让他们见鬼去吧！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

　　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糟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亳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母亲在系里更孤立，终于，系里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世界沧桑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床，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无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里，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包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１０岁，等她出狱，小弟已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副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的怪、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１９７５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觉得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顿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然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评论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４０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１９７８年３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半残废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她后来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忆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而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放心，特地去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后来，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看到脸面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休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

□　摘自：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