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愚
经历，感悟，思考，探索
就我知道的关于这首诗的评奖情况大致是这样：
1、1981年诗刊社主持的这次优秀诗作评奖是改革开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国读者直接用选票评选的。那时候没有网络，都是读者写信投票的。因为当时诗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从全国来的选票数都有人告诉我，每天都是《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遥遥领先。现在都是所谓专家评选，都是所谓专家收了钱评选，或根据上面的意志评选，游戏而已，闹剧而已，有什么文学意义呢？
诗刊社根据读者选票，决定选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诗为获奖诗，其中1—3名为一等奖；4—10名为二等奖，11—35名为三等奖。我有三首诗不但在35名之内，而且分别是第一名——《将军，不能这样做》、第四名——《祖国啊，我要燃烧》和第十一名——《站岗》。这就意味着，我一个人就有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而且每一首诗都是那个等级的第一名。
2、当时发奖大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前，我已经知道刘白羽给作协写信，说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污蔑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了。当时的悲愤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本来想拒绝参加发奖大会，但是一想，你拒绝参加有什么用呢？人家可以更顺利地开会，隐瞒不该让新闻知道不敢认人民知道的丑恶部分，让人民只知道所谓美好的部分，这是他们几十年来最会干的伎俩，我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深深知道，这不是一首诗的荣誉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问题，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拼死一搏。
我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在发奖大会上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买了刘白羽的几个散文小册子，装在军用挎包里，到京西宾馆参加了发奖大会。
我的不配合不妥协态度早已通过许多朋友的秘密渠道传到了作协。开会的头天晚上，作协的七位副主席集体找我谈话——到现在我只记得有张光年，有艾（青）老——七个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个情况给我说了一遍，说作协的为难处，说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等。要求我配合大会，具体怎么配合怎么配合都讲得很细致。为了封住他们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办法。我第一句就问：“你们都是作协副主席，你们对我说的这些意见都请示了巴老吗？”
巴老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于80年底写的一首抒情长阶梯诗《青春的歌》在这次发奖大会之前不久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被冯骥才看后大大夸奖了一通，随后被他寄到上海《收获》。几十年只登长篇、中篇小说、根本不登一首诗的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来了。我从心底里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这一句话击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会儿，只有艾（青）老歪着头，斜视了我一眼，半正经半幽默地说：“没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连直接领导都不汇报不请示，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来要求我配合你们的无耻出卖的？”几位老人谁都不做声了。我坚定地说：“老人家们，你们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我不妥协的理由是你们的无理。为了保卫这首诗，为了保卫这首诗的立场，我将英勇地战斗一生——从现在开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击你们的无耻，你们准备去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说完我就先退出了那个小会议室。
我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谢艾（青）老，因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体贴我，指导我，关键时刻还保卫我。那种真诚超越了个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们民族的体温的温暖，感到了文学的传承的伟大力量。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艾（青）老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一句话没说，抓住我肩头就往外走。进了一间小会客室，艾（青）老问我：“你说你准备好了造反，怎么个造法？”我就把我设计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盘托出。艾（青）老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述，忧郁的眼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说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刘白羽的几本小册子从挎包里掏出来，砸到他脸上时，艾（青）老铁青着脸猛地站起来，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打开门，手握着门把手，回过身来，轻轻地说了我终生不忘的四个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这时这刻，小人们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时地提醒了我，使我没在关键时刻犯历史性错误。
第二天发奖大会上，贺敬之在中间，台上站着七位发奖者（我还是只记得有艾（青）老，有张光年），所以领奖者也就七个人一组上台领奖。我一看刘白羽没到场，十分恼火。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没有话筒。这就是说，人家已经精心防着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边是高伐林。我低声对伐林说：“我不动，你就别动。”伐林点了点头。
这里我想讲一个终身难忘的大会花絮。
因为发奖大会是京西宾馆召开，京西宾馆属军队管辖，所以代表和观众入场的时候，有几个带袖标的战士在过道上来回巡查。当时《不满》一诗的作者骆耕野穿一件大红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边的最边上。有一个战士到他身边，说他穿背心不符合礼仪，轻声要求他去换件衬衫。骆耕野是一位极有性格的诗人，马上大声叫道：“干啥子哟，军队不要越权，我是老百姓，哪个要你管？”指着我说，“管你的军人去。”那个战士悻悻地走了。
因为把第一名的诗取掉了，所以无法评诗的一、二、三等奖，所以小说、报告文学奖都有等级，只有诗的奖项没有等级。我最后得奖的诗是《祖国啊，我要燃烧》。
当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奖的诗名的时候，我立即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条形桌上，再坐下，闭上眼睛。
这时候，全场几千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发寒。我不知道这种令人窒息的时间有多长，我只知道连我自己都几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与我一样端然而坐，身边好几位得奖者都凑过来低声劝我，我不为所动。台上的七位发奖者也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只知道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只是个人荣誉，我绝不在乎。我理解的是这关乎民族的前途，我决不能有丝毫退让。
大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双方都无言地僵持着，没有人动。
终于，《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从前两排转过身来双手紧握着我的手，朗声说：“叶文福，好样儿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领奖，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你。但是到此为止，该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坚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作协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开这个会，已经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这个会？”大姐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军帽，离开了座位。
我从右面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发奖者面前只有几步路，但这几步路对于我就如同万里长征。我站在台口，轻声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到的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与七位发奖者握握手，就下来了。
当天晚上开小组会。艾（青）老与我一个小组。艾（青）老知道我有个发言稿，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所以刚坐下来就大声说：“叶文福，你不是有个发言稿吗？大会念不成咱们小会上念——我来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发言稿。
3、几十年后，当时的诗刊社编辑部主任吴家瑾女士给我寄来一封当时诗刊社由她执笔写给作协的一封抗议信原信复印件，这封信坚决地反驳了刘白羽对这首诗的诬陷。几十年之后，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