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赵紫阳同志百年诞辰了。作为他的老下级、老朋友，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说话纪念他，从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他和我岁数相差不大。我们这辈人，经历得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独立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纪念他，也是纪念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
我已经96岁了，写东西有困难，但我可以讲。这篇纪念文章就是我讲出来的。
广东初识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从此与紫阳有了较多的接触。
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1975年，紫阳调到四川任第一书记，1977年，我也调回北京新华总社。本来以为天各一方，不成想，我们很快就又在北京见面了。
80年代的深交
1978年2月，赵紫阳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北京的机会多了。那时我在新华社任国内部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他每次从四川来京，就要给我电话，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聊聊天。
紫阳住在中南海一个大房子里，很阔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花板和普通的不一样。一般的天花板是平的，但那个天花板是凹进去的，有好几个灯。我跟紫阳说：“咱们还没见过这样的房子。”说明中央那时候已经非常看重他了。
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信息，国内部每天出20种内部材料，还有特刊等；国内部有专门的内参组，有16个人的编制，是国内部里最大、最强的编辑组。内部材料的量很大，每天都是一大迭，我自己都看不过来。内部材料一般都是直接发出，不需要经过社长穆青的审查，最多只需经过我的阅览。所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非常活跃。当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写的情况基本属实，不必对是非负责任。因此新华社内部参考在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紫阳很注意了解信息。他和我聊天，也是一种了解信息的方式。
1978年，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四川也搞包产到户。六十年代紫阳在广东清远县就搞了类似的包产到户，我也去过那里。安徽和四川基本上是同时搞的。四川不比安徽落后，四川也不是参考了安徽后才搞的，因为紫阳早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得很早。但现在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包产到户中，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甚至不提他。事实上四川和安徽是一块起来的。
那段时间，每次谈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推动包产到户这个话题来的。他说：老杜，我们一辈子的努力目标，不就是让老百姓吃上饭吗？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呀！老百姓依然饿肚子。现在，可不能给老百姓的积极性泼冷水啊。
像这样的谈话，推心置腹。他任总理前，我们还有一次谈话。面对着已经动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紫阳很清醒。他跟我说：并不是我们党的领导有多高明，中国改革开放所有好的主意都不是我们出的，好的东西，包括包产到户、真理标准讨论、特区，都是老百姓创造的。我们只是注意收集整理材料、总结经验教训、推广成功经验，共产党的功劳就是这一点。这个观点在他脑袋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能有这个觉悟，足见他非常优秀。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紫阳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中央要重用他了，他在北京的时间也多了一些。我们这一段时间接触频繁。1980年4月，他就担任了副总理；9月，他就接任华国锋任总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任中央副主席。
紫阳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党内的规矩，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自然就疏远了，我也不再随便跑到他那里。他有事找我的话，要经过书记处。书记处里分管意识形态的是邓力群、胡乔木，后来是胡启立。我要经过他们才能去见他，而他也就不会找我了。但也常见面，都是在正式的会议上。比如在紫光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长会议上。这会议每两三个礼拜开一次，有二三十个部长参加，他每次都坐老位置，我每次都坐在第二或第三排。我们就只是握握手，打打招呼而已。
看见分歧
1982年，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虽然仍然坚持宣传改革开放，推动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但在意识形态上，是遵从邓力群和胡乔木的。我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是衷心拥护的，对他也产生了新的迷信，并认为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
1983年10月，由邓力群和胡乔木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是紧跟的。在中央，这场运动遭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手抵制，搞了28天匆匆收场。那时，紫阳对我这个老部下是不满意的，这是我和紫阳共同的老朋友萧洪达后来告诉我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中央召开了批判他的“生活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开始喧嚣尘上。在这个大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我担任第一任署长。
政治大背景是左的、保守的、反动的，出版署的成立，当然不是为了实现民主法制，而是为了加紧控制。以前是中宣部独家管理意识形态和宣传，但中宣部是党内系统，发号施令可以，但得有人去执行，这就关乎到政府系统了。出版署成立后，政府就有了一套执行系统，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媒体，控制新闻出版。当时的宣传部长王忍之跟我说：“老杜，咱们两家联合起来，你是政府，我是党委。咱们为了统一起见，我当宣传部长，你当第一副部长，这不是能更好地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那时，一些人认为，我能当署长，是沾了紫阳这位老首长的光。这是大错特错了。我能当这个署长与我跟着邓力群、胡乔木跑有关系，跟紫阳一点关系都没有。实情是，紫阳反对成立这样的机构，只是不好明说罢了。
出版署刚成立时，紫阳没有找我谈过话，找我谈的是胡启立、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和胡乔木的思想一贯很左，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媒体管理方面有一套系统而严厉的理论，因为当时我的政治思想比较左，跟得紧。他们跟我谈话，讲署长的使命和责任，我还接受了他们的思路。
为了争取出版署的机构设置，我倒找过紫阳。这次私人谈话，我看出他对出版署成立的态度并不积极。我说：新闻出版署本部有260个编制，下面直属的出版社有36个，合起来有13000人。既然要成立新闻出版署，我的权力只能管这36个出版单位，那各个省市怎么办呢？应该也成立新闻出版局。紫阳同意了。
但是他当总书记后，意见就变了。他主张各省市的出版局不要单设，放在各自的文化厅里就可以了。到后来才不得不同意设省新闻出版局（厅）这个机构，但不同意下面地委一级设置这个机构。这样，出版署在地委这个层面就没了“腿”。我又去找紫阳，要求在地委一级也有“腿”。紫阳说：“老杜，不要搞了吧，到省和市就可以了。”紫阳对新闻出版署的成立，搞这么多“腿”，层层把新闻出版控制起来，内心是不赞成的。我觉察到他不积极，而邓力群和胡乔木就很积极，找我谈过多次话。
我当了署长不久，就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内容基本是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讲话，以及对胡耀邦的批评。我讲了两个钟头，觉得讲得很好，但台下的两百多人反应非常冷淡，我感到莫名其妙。讲完了以后，有三四个人陪我吃了顿饭。我说：我传达的都是邓小平、邓力群的讲话和耀邦的错误嘛。他们就不以为然，他们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时，我才深感中央高层内部的分歧。但紫阳并不跟我说。这是党内的规矩，他说了会影响他的老朋友、老下级。他不方便透露，我又不了解，所以就糊里胡涂地作了那个报告。
跟上紫阳
1987年紫阳“五一三讲话”后，掌控了全局，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局面给扭转过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他觉得要给我这个老部下打打招呼了。
7月18日，紫阳要我和姚锡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是他的老部下）去见他。这次算是私人谈话，紫阳也说得很开。他说：改革，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谁改谁好。我们再不改革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还会拥护我们吗？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对的！非改不可！改，必须，但改到那儿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有个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在我党。人民盼改革，怕我们改革的政策变，我们改革阻力在掌权的领导干部，他们老怕改革“越规”。
关于意识形态管理，他说了一大段意见：“我的看法是对自由化思想，要特别考虑知识分子中的中间人士人心的向背。我们党在这类问题上多少年的失误，造成他们一种不正常的心理：你支持我反对，你反对我支持。所以我们的政治形势应宽和、和谐。弦不要绷紧了！越紧，知识分子中间群众愈脱离我们！”
“这牵涉到报刊、舆论的管理。我们党与国家，只整两类：一，煽动群众不满党不满社会主义的；二，毒害群众，煽动打砸抢和淫秽的。其他的，不以为然，管多了不好。我的意思，国家对出版对舆论的管理思维是：该管死的管死，其他的放开，睁一眼闭一眼！把管死与放开的关系处理好。现在要点是放开！另外，什么叫淫秽？要把它与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
谈话中，他还说到胡乔木、邓力群、熊复。他说：小平同志也说，胡、邓在党内是读马列书最多的同志，但“左”，跟不上形势。熊复在涿县会议上的讲话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骨干人物。还提到北京市委的徐惟诚。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很活跃，是姚文元重用的一个笔杆子，这次反自由化，他说了许多话，与“文革”时说的一样。小平同志也说，这几个人左，但老左，阻碍改革。这些人还是要用，但分工要变变。李锡铭要徐惟诚这个市委副书记管意识形态，很不恰当，我已明令让徐惟诚分工管别的，以后管财贸了。
紫阳转而对我们说：“有人反映你们俩跟邓力群、胡乔木跟得紧了，你们对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比较积极，这不好。有人甚至说你们有点整人。”这是老首长对老部下的严厉批评了。我被猛击一掌后，豁然开朗，开始深切反思过往的历史。此后，不仅跟上了紫阳的思路，也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这次谈话后，我跟紫阳的关系，也恢复到1980年前后的状态。他有时候叫我去谈谈，大多都是老首长和老部下谈话方式。
1987年10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应新闻出版署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新长征的书。11月5日，在我的陪同下，紫阳接见了他，就我国当前改革、开放问题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了重要谈话。这次谈话，时间有两个小时。谈话我作了记录，收录在我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那本书里了，这里就不说了。
安排这次谈话前，我去找了紫阳。他跟我说：“老杜，你看看我们是否可搞一部新闻法，咱们这么个大国没有《新闻法》怎么行啊？你赶快抓一下这件事”。后来，我主持成立新闻立法研究小组，胡绩伟在全国人大也成立了一个新闻法研究小组，算是个半官方组织。《新闻法》书记处讨论了许多次，但对于是否允许私人办报这一条，都没有通过，大家意见都不一致。后来也就胎死腹中了。
十三大后，紫阳全面开始主持工作。在老人们看来，让他接替胡耀邦，是希望他上来以后，纠正胡耀邦右的思想。但他一上来就干了几件耀邦搞政治民主时想搞而不敢搞的事，而且动作很大。
第一个动作是，把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了。这个机构是邓力群“左”的“大本营”，他靠着这个阵地直接控制所有宣传系统。在紫阳之前，耀邦就想解散它，但受到了阻力。紫阳上台没几个月就解散了。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非常恼火，认为他比胡耀邦还右；胡耀邦是右，他是右上加右，他安的是什么心？此外，“五一三讲话”，也激怒了一些人。
第二个动作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意搞政治体制后，他雷厉风行，马上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样一来，老人们就更恼火了。他的处境很艰难。在1988年的时候，他跟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我这个总书记是怎么搞的？我才刚刚当了一年多，还没有搞什么事情，这些老人们对我就这么不高兴，这么不喜欢我。后来我想清楚了，这些老人就是希望我上来后能够纠正耀邦的‘错误’，结果我没有修正，反而发展了他的错误。所以他们不高兴，看来我不是这块材料，总书记不好当了。”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紫阳试图扭转“四二六社论”未成，他多方找老朋友谈话，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5月14日，他通知我和萧洪达去他家。当时天安门广场形势异常紧张，他屁股坐不定，电话不断。我的谈话便断断续续。我谈的要点，一是绝对维护邓小平这面旗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狠抓反腐败，高干带头。其余来不及谈，便告辞了。
1989年5月17日，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他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紫阳谈话。第一次，他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紫阳又拒绝了。这样，紫阳就被软禁起来，成了“国家的囚徒”。我和他的联系，也中断了。
记录历史，留给后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北京政治气氛稍稍好一些。对紫阳监管也相对松弛下来，我才和他恢复了来往。
当时，我迫切有一个想法，为党为人民、为历史，紫阳应该有写出自己经历的历史，尤其是他在北京十年的经历。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去看他两三次后，郑重其事提出建议。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也在场。后来，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姚锡华也和我们一起劝他写。紫阳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
我让杂志社研究党史的徐庆全草拟了一个提纲，我作了调整和补充，摆出几十个问题，供他参考。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资料，却被当局拒绝。这对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这项工作开始后，我和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频频去看他，听他讲。当时没有录音，由我笔录。我曾做过记者，有笔录的习惯。
有一次，我去广州见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他也是紫阳的老部下。我跟他咬耳朵说起这件事。林若觉得应该录音，免得记录不准确，被人怀疑真假。林若说，他有一台最好的录音机，让我交给赵紫阳，那天还给了我十盘录音带。那以后，紫阳的谈话就开始录音了。后来杜星垣、姚锡华身体不太好，就不参加了，只剩下我和萧洪达两人继续录音，而后萧洪达身体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我一人坚持著，陪伴他录音。
但是，由于政治气候的时松时紧，我和紫阳见面也常常中断。有一次，我对他说：“紫阳，反正是你讲，我们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对着录音机讲吧。”于是以后都是紫阳自己讲自己录音了。
紫阳的谈话录音，我前后复制了三套，赵那里一套，姚锡华那里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们都有了录音，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叙述得很有条理。谈话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错的，给人很多启示。一次，我对萧洪达说，根据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马上就可以出版。当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整理录音，在这一点上，姚锡华的夫人舒元璋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历程》这本书在2009年紫阳诞辰90周年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015年，是紫阳去世十周年，我在徐庆全和女儿杜星的帮助下，系统整理了我的日记，把与紫阳谈话的内容摘出来，编辑出版了《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
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再到副总理、总理，一路干上来的。过去他读书不算多，不及胡耀邦。“六四“后有时间了，他开始大量读书，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
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古今中外从无一个完人。紫阳绝不例外。他的想法和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从那以后，每次我想到紫阳，我耳边就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希望这样的日子我能看到。若我真能看到，我一定写封“天堂之书”给紫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