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西纠”30日

孔丹：“西纠”30日

 

口述/孔丹    记录/米鹤都

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

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当时，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

我们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

这期间，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7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根本不和刘、邓讲话。这些，下面坐着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当时的反应有点迟钝。

在8·18接见时，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

8月25日，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

西纠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说必然性，其实和我们这一批人对红卫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关系；说偶然性，这从西纠成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

成立西纠

西纠怎么成立的？陈小鲁回忆，是他在一个场合下说要搞一个组织。我则是从高二的王向荣那里知道的。王向荣参加了一个活动，很多学校想联合搞一个红卫兵的联络站，后来议论来议论去，就议论成了搞红卫兵纠察队。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这一阶段，红卫兵运动的斗争和冲击对象，已不是当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了，矛头直指各级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思想的极大冲击。

西纠看起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彭小蒙、卜大华他们发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让毛主席大笔一挥就推动了群众运动；我们成立西纠的自发行为，实际上被党内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住，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不过我们是有编号、排名的，我是1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大家也都不否认。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有一个组织组，王向荣负责。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

西纠通令

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10个通令。

西纠成立的第二天，8月26日，出了第1号通令。1至3号通令是零敲碎打，4号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项规定”，5号通令是关于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之后，我记得是李三友对我说：我们不要再这么零零碎碎地弄，得针对整个社会出现的、我们认为应该要制止和纠正的现象，在下一个通令里系统地讲一下，做一个政策性的指向。

另一方面，前面的几个通令我拿回家都给我母亲看了。她也觉得不够系统，比较零散。她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但我心里把这视为是对我的指导。

上面这两方面的因素，就成为了西纠最重要的6号通令（即《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7号通令（即《关于驱逐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的由来。

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下了很大的工夫，字斟句酌。

今天看，通令有点像中央文件的范式。

我们也确实是希望以中央文件为模版，所以在口气上有些居高临下。这可能缘于我们这批学生党员，认为自己对党的传统、党的政策和《十六条》认识理解上的正确性；也可能源于长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们多少带有对低年级同学说话的那种口气。

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也特别意识到，通令在表达上不能和红卫兵抵触得太厉害。

我们没有用“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语式，而使用“都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这种措辞。比如：“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方法。”“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这都不是我们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当时，几乎所有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显示，看了这个通令的人，不论哪个方面的，从外省市党委、政府，到社会上的各个派别组织，甚至包括后期审查我们的人，都认为这两个通令是有背景的。

其实，那时候上面已经是两条线了。

一条线是中央文革在不断地接见人、发动红卫兵；另一条线是周恩来在力图控制局面、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当时社会普遍认为，6号、7号通令的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认为我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一开始他们就视周恩来为文革运动的障碍，是刘少奇之后党内与他们对立的力量的领袖。

其实无论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我们也确实自认为我们背后是周恩来，或者说我们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系统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挥调动的一个力量。

西纠的所有通令，我确实回家都曾拿给我母亲看过。不过都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公布了的通令。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种事后的反应。对于6号、7号两个通令，她的意见是：这个通令水平还是可以的。写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笔也不错。她长期跟着总理做文案工作，对文笔方面很注重。

不过，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哎，你们现在应当写一个什么通令，以后再写一个什么通令。她甚至都没有提醒过我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注些什么热点。另外，她也从没有对我明确说过，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总理报告。

在天安门城楼上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

那天，我开始是在下边，安排和指挥西纠的纠察连，配合卫戍区的部队保护毛主席。后来接到通知，说要西纠派几个人上天安门。我上了天安门没多久，毛主席坐的北京212吉普车和总理、谢富治坐的吉普车就被红卫兵们围住了，困在了金水桥前面。

红卫兵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没人敢碰，部队也不敢碰。这样，整个场面就失控了。谢富治负责安全，他紧张得不行，赶紧跳下车来维持秩序，可是不起作用。红卫兵们当时对谢富治、傅崇碧等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根本不放在眼里，没人理会他们。

后来没办法，就叫西纠过来帮忙维持秩序。西纠的纠察队员把皮带一解，不管不顾，挥舞着皮带，连抽带打地打出了一条路，让毛主席等人的车从金水桥开了过去。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在当时西纠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红司令，不能有任何危险。

我上天安门以后，就准备好了一些西纠的袖章，准备献给领导同志佩戴。那时我们的袖章与一般红卫兵袖章相比，显得特别大。我给江青献了一个。我简单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孔丹，孔原和许明的儿子。她就说：噢，噢。就这么一句，没有太多的反应。而且我看得特别清楚，江青戴上之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我的反应还是有的，但没有太多往坏处去想，就是感到她对西纠可能有看法。

其实，这时党内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之后，毛主席回到天安门上。我上去又给周总理把西纠袖章戴上了。我还想过去给毛主席献袖章，总理过来拦住了我，说：你这个袖章可以给其他领导同志戴，但不要给毛主席戴。毛主席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只戴你们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不太合适。这样，我就又走到林彪面前，给他佩戴西纠袖章，他接受了，但显出沉默寡言的样子。然后，我就给叶帅戴上了西纠袖章，又给几个老帅都戴了。

叶帅问我：你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我说：我们组织了红卫兵的纠察队，现在就是发些通令，并在一些地方维持秩序，比如北京火车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很乱，我们按总理指示要求已经派人去了。叶帅听后说：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需要我帮助吗？我就说：我们现在缺一些交通工具，还有我们晚上要值班，可能需要一些被褥等。叶帅说：那没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后来西纠制作了证件，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就是戴着西纠袖章的林彪。林彪的袖章编号是00001，本来是想给毛主席的。我后来戴的是10001，证件号也是10001。

当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母亲说：我今天见到叶帅，谈到西纠的事了。我介绍了西纠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叶帅还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我母亲说：唉，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麻烦军队、麻烦剑英同志管呢，我们来解决就是了。你指定一个人，我让李梦夫和他联系。

随后，她就指派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李梦夫，我把这些事交代给西纠负责后勤的赵胜利。李梦夫后来把西纠安排到空军的育翔小学，给我们配发了车辆、被褥以及经费等。

“要保护好老干部”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

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是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

我记得那次开会出来就碰上“二李”，一个是李富春，一个是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们说：你们那个西纠很好，我们支持你们。你们那个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护好老干部，保护好国家机密。

陶铸后来也接见过我们，当时他是中央改组以后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纠。

可以说，这是这批老干部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这种无序做法的一种变相抵制。

在关心西纠的这些老同志中，要说操心最多的还是周总理。他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又要跟着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运动的混乱情况。所以，他要抓住各种可能性来做这些事。今天来看，当时周总理把我们作为可资利用的一个力量是很明确的。

其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还找我和赵胜利布置保护班禅的事，他说：我受总理委托，给你们一个任务。民族学院的学生要斗班禅，所以派你们去保护好班禅。

那次西纠保护班禅，是我亲自带队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红卫兵手挽手，把班禅围在当中。那时候西纠已经声名远播了，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对我们的冲击事件。当部署安排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人冲上来就拦住，任何人不准接近。如果接近就驱赶，硬冲的话就用皮带打。

我记得，当时我围着班禅转了一圈，他身体很壮，满脸络腮胡子。底下民族学院的学生在围着批斗。我看他时，他眼睛往上翻着，我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是很抵触的，很不服气那个劲儿。我一看，当时就倒吸一口气，他这样的态度，真对立起来后果不得了。但是这些红卫兵纠察队员显得也很凶，谁也不敢上。这种保护方式也太特别了。

西纠的衰落

我母亲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

后来毛主席取消了办公厅，周总理也取消了办公室，我母亲就转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总理那儿当时的秘书很多。范若愚是理论秘书、学习秘书，我母亲负责过农业、文化方面的工作。还有其他同志，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工作。

母亲坚决阻止了我们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冲突。

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的，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

我母亲一开始打电话找不到我，找到了我弟弟孔栋。她让孔栋一定要告诉我，务必要撤出来，不要再和他们冲突。后来，我母亲又打电话直接找到我。我在电话里还不服气，对她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你不要问，就是马上撤出来！

你们不能这样顶下去，你们必须撤！她掌握的信息量肯定比我大得多，说明在高层矛盾开始明朗化了，一定是这样。

我后来要求西纠撤的时候，下面好多人跟我急了，说：孔丹！你怎么能做这个决定？咱们怎么能撤？！我说：别讨价还价，撤！

后来，我们在国防科委与北航红旗对抗的时候又是这样。那两次，都是我母亲亲自来电话，说你们马上撤回去，你们不能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对抗。其实，她就差说一句，这是总理的命令了。但这句话她是不会说的。她一直在劝告我们，不要和大学造反派发生冲突。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保护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是保余秋里。后来发展到很多人都来找我们，铁人王进喜也来跟我们联络。王进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大庆支队！

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判为保护既得利益。因为运动确实已经冲向了整个干部阶层，冲向了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朋好友了。

西纠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

从西纠成立的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但是它的形象和影响被无限放大了。

其实9月下旬我们就听说，陈伯达9月25日接见红卫兵时谈到，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群众组织负责人。我们这几个西纠的负责人就在十一前后离开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联。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西纠的事情。而西纠在完成国庆节维持秩序的任务后，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快，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西纠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自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北京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父母被江青点名

在外地串联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北京的政治局势，特别关注着我父母的情况。文化革命中，我的转变是很自然的，很快就站到了对立面，从内心深处反感这场运动。

我已经预感到要出问题了，地质部的何长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斗争对象，王震在农垦部也被整得很厉害。从这场运动的来头和趋势来看，绝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了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恐惧。

于是，我一直注意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报纸上刊登的领导同志名单。当时，毛主席一共11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都有一个名单。当时对老干部的报道方式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我就一直盯着看，我父亲这11次都参加了。每次看到他在上天安门的名单上，就觉得心里有底了，噢，这一劫可能过去了。

其实，一切都还方兴未艾呢。我没想到会风云突变，更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猛烈。

出问题就是几天内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12月16日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出席了。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有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江青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会吓你们一跳，等等。据说，从不吸烟的总理，那天点上了纸烟，脸色铁青。

当时我尚在外地串联，不在北京，没有亲历这次大会。之后的灾难，就直接对着我和我的父母来了。

12月21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带过冬衣服，只裹着两件很薄的单衣。我是夜里回到家的，一进门，发现整个院子都是黑的。我往正屋走，就看到正房门上全都是封条，只留下我们住的几间厢房。

孔栋这时从床上爬起来跟我讲：前几天开了批判会，江青点了爸爸妈妈的名。点完了名，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马上就跟中央调查部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动手抄家，然后就封了门。江青一点名，爸爸就被隔离审查了，来势汹汹。妈妈呢，也就基本上不能回家了。

我们正聊着，门口就来人说：你父亲住院了。我说：啊，住院了？在哪呢？他说：在北大医院。

我和孔栋马上就过去了。到门口一问，人家说没有孔原住院啊。我马上问了一句：有个许明没有啊？人家一查，说有。我转身就跟我弟弟说：坏了，出事了！

母亲之死

在向抢救室走的路上，我们被告知：妈妈服安眠药自杀了，正在抢救。

孔栋听后说：哎呀！昨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睡不好觉，让我把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给她拿点送去。我说我不认识什么安眠药啊。妈妈说没关系，你把床头柜上的药全都给我拿来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带去了。

以往我们去找母亲，都要进她的办公室。这次去送药的时候，是她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让孔栋进去。

他们是在北海大桥上见的面，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那个大桥，桥西边是国务院的北门。大冷天里，他们就在北海大桥上来回走，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

我弟弟的情绪很激昂，说要跟这些大学造反派斗，说对中央文革有意见。我母亲就劝他：你们要冷静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对抗，万万不可以。她还说：等你哥哥回来，你跟他讲，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对抗！

我母亲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被隔离审查，但是江青直接点她的名，甚至把与西纠毫无关系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后面等着她的将是什么？我想她是看清这个形势了。

这是1966年12月21日夜里的事。我母亲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里吃了安眠药，凌晨被发现之后，送到医院去抢救的。

我们到急救室时，她已经没有知觉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就给她打点滴什么的。直到她自杀24小时之后，才弄到一个人工肾，现在叫肾透析机。

洗了肾之后，呼吸似乎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药力在这个时间内已经从她的血液进入了细胞，毒性就大了，这时再做透析已经不行了。

我在医院守护时，我父亲也被两个造反派押着到医院来了。他只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还对那两个造反派说了一句：“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当时还挺奇怪，向谁报告孔丹回来了？

熬了一夜之后，好多同学和朋友听说了，都来医院看望照顾，还主动要给她输血。

我看母亲情况好像有点儿缓，下午三四点钟就回家去休息一下。

我回到家坐下喘了口气，刚想去洗个澡，这时门口就来人了，说：有人找你。我说：谁呀？一下子进来了6个警察，问：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那句话的意思。在我母亲生死未明的时候，我被抓起来了。

那天下午，我进了监狱。晚上，我母亲就去世了。现在看，她那天上午是回光返照。

我父亲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部长，本来和西纠的事情根本没沾边，12月16日的大会之后，也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关押了7年。

江青在大会上说，要抓出西纠的黑后台，抓出来要枪毙。那压力从天而降，骤然加剧。

我母亲自杀前曾留下了一个遗书。遗书当年没有给我们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终没看到。但是据当时看过的人传出来的，有这样一句话：“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周总理无涉。”她去世的时候，才47岁。

1975年，举行了我母亲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安放仪式，低调地恢复了她共产党员的名誉。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这第二次才真正彻底地为她平反昭雪，也为她一生划上了句号。

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如果没有那么一场，我不会有牢狱之灾不说，我母亲也不会顶在风口浪尖上，家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

口述/孔丹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