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北京（4）
在日本过得越久，对日本的愤恨和仇恨也就越大？
标题这句话是我姥爷在他的自传里写的，1925年-1928年，姥爷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以前回北京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玩儿，买东西、吃饭或看朋友，我爸妈一向对此颇有非辞——你到底是回来看谁？
这次到家的第二天，我妈一早就堵在卧房门口给了我一本书：“这是你姥爷的自传，有空好好读读。你姥爷的一生不简单。。。”我当时猜老妈的言外之意是没事儿别老往外跑！于是心领神会，那天我就在家读姥爷的自传。
我姥爷1975年就去世了，那时我13岁。因为他和姥姥住在开封，所以我和姥爷不算熟。四岁那年我爸带我去过一次开封，那是我对姥爷最早的记忆，而那个记忆里的姥爷就是个特别胖的慈祥老头，穿藏青的棉中山套装，身形高大，大腹便便。
最早我妈兄妹四人中只有妈和二姨在北京，后来三姨和舅舅两家也先后调到北京，这样姥姥、姥爷来北京的次数频繁起来，而且每次都是住在爷爷的四合院儿。即便如此，我白天上学，跟姥姥、姥爷也没什么接触，更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
至于我妈说的姥爷一生的成就，以前的确知之不多。四岁时记忆中开封姥爷家住的房子很大，房间也挺多的，比我们在北京四合院里的平房舒适，说明姥姥、姥爷家生活不错。
其实我妈对她的父母也不是那么了解。我读姥爷传记那天是9月30日，翻开第一页，第一行恰恰就写着姥爷的生日是1901年9月 30日。我问妈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姥爷的生日才想起来给我读他的传记？我妈说她根本不知道姥爷的生日是哪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很少听到妈妈说姥姥、姥爷的事儿，她15岁就离开家上军医学校，对自己的父亲并不了解。
姥爷是1975年在北京去世的，直到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老人家其实是官至省级、名至中央的干部，如今在百度百科上也有一页，该算是我家直系中最有成就的中共。
读完姥爷的自传，我确实对他老人家刮目相看，戎马半生，出生入死，他的履历真挺神奇的——
姥爷出身安徽农村，中学毕业后当过教师。但终因不甘贫困和地位低下，于1922年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
1925年姥爷考取留日，被送往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直到1928年回国。回国后在冯玉祥部担任过营长、团长，军校教导师、中队长、大队长等官职。
九·一八事变之后姥爷在山西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他所在军校并入抗日同盟军，与吉鸿昌等共事，同时作为中共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姥爷被派到到西安杨虎城部的步兵训练班任教官，因利用讲课之便宣传中共政治主张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追捕，后经冯玉祥安排，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担任教官。
1937年姥爷被调到到杨虎城部任副旅长。 “七七” 事变爆发后，他带兵赴山西战场，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芮城大沟南战役等，其战况每每惨烈，有一次几乎全军覆没，全旅只剩下23人生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姥爷在开封以开办制药厂为掩护，继续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淮海战役期间策反了国民党刘汝珍部。
解放后，姥爷的中共身份没有得到及时恢复，所以在民革和政协任职。文革期间因留日和国民党官员等经历遭受冲击，身心俱疲，离世时74岁。
据说姥爷去世后，为了能在他身上盖上党旗，他的一些学生和部下费了不少周折。原因之一是他留日那段历史很难得到清白的证明，尽管姥爷生前几乎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日本话。
在姥爷的自传里有很大篇幅是写他去日本留学的，我读这部分的时候可以感觉姥爷的心理负担，能读出不少欲言又止和言不由衷。
关于姥爷留日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
一九二五年春，冯玉祥在其部队中考选留日学生，我姥爷被录取。他们一行十六人到日本东京后先学习了四个月的日语，然后被分到静岗卅四联队实习了半年，了解军士的各种职责、任务，这是军队组织教育训练的基础。实习结束即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是该校第十九期学生。
姥爷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培养教育陆军将校的地方，分：步、骑、炮、工、辎、航空各科；主要课程有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交通学、卫生学、马术等。。。其次还学习操典、阵中要务、射击教范、筑城教范、兵器/被服保管、内务条例等”。
教法是“先讲后演、由小到大、由简及繁”；“教练的重点为班、排、连的各种指挥”。
（网图：1907年建立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址）
第十九期从一九二六年秋正式转入本科，本来要学满3年，但一九二八年中国发生了“五卅惨案”，日本对中国军事压迫日益加重，因此“十九期全体同学，基于爱国天良，都已无心继续读书，乃向学校当局要求提前返国。”经过几个月与校方的抗争，“日本陆军当局终于给以他们退学，于当年七月返国”。
读姥爷回顾这段经历，我觉得他那时对日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歧视中国人，这一点让他觉得心理上对日本有日益增长的仇恨，用他的话说“在日本过得越久，对日本的愤恨和仇恨也就越大”。
姥爷恨日本有几个原因：第一，上学时日本人在学术上对中国人有所保留。如果课程中涉及到某种秘密，日本教官“就不予讲解或命令中国学生退堂”；在参观某些筑城要塞或实地作业时，也要求中国学生止步。。
其次，不仅在士官学校如此，“在街道上、火车上，遇到中国人或听到中国人说话，日本人马上以瞧不起的神色和轻视的态度说“支那人”！
另外姥爷认为在他留日的时候就感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野营演习中，日本教官总是“令中国学生当假想敌，让日本学生攻击我们”。
但另一方面，姥爷对他留日的经历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尽管士官学校教官敷衍了事，对中国学生只是走过场的教育，我们确实学了些东西”。并且还表达了他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的羡慕——
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秩序好。这个资本主义虽然幼小，但比起中国确实进了一步。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娱乐、都市的各样建设、交通运输等比中国好得多”
“在这里读书的条件比北京好多了，要什麽材料有什么材料。世界上新出版的书，不到三个月日本即翻译出来。真正研究学问，这个环境太好不过！”
“羡慕日本人没有不识字的，小学教育普遍。每一个市镇或乡村，都可遇见成群的可爱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校读书，这些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后生可畏”。
姥爷还说“天天可以看到日本劳动者终日辛苦不停地劳动。日本人的劳动精神也给我们极大的影响”。。。
他甚至还对照日本武士道的忠诚精神对我们中国人的不抱团提出了批评：“中国学生在士官学校和联队实习中，常被日本人骂作一盘散沙，当时的留学生分成不同的体系：冯玉祥送的，张学良送的，蒋介石送的，还有各省送的，军阀送的，自费的等等，他们之间打架，不相往来，互相攻击争吵，对立。。。有失国体，让日本人看到瞧不起，还当作笑话传”。对此姥爷感叹说：“日本人向我们表示骄傲或瞧不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姥爷的这个自传确切地说是文革初期给组织写的“自白书”。里面在讲述每一段经历之后都不会忘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如他写了在冯玉祥部受训的经历后马上批评冯玉祥武断粗暴的军阀作风，并自我批评他自己也受到这样作风的不良影响。
讲到留日的经历也是一样，他一面说在日本他学到了军事教练上新的组织办法，战术战略和指挥运用等不少东西，但也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作风对自身的渗透。
虽然姥爷在这份自白书里竭力表达了他对日本的憎恨，但不经意中还是流露出对日本先进方面的“赞许”。用今天的观点看，姥爷对日本的看法挺客观的，但是在文革期间的自白书里这么说，那一定会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溢美之词，是亲日的。你再怎么说仇恨日本也不会有人相信，难怪姥爷到死都没有等到平反。
几年前我看到广告，有一个由李现、魏大勋等出演的电视剧《人生如若初见》即将开始播放，广告中说此剧讲的是中国第一批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的事迹。本来想看，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几天就被下架了，非常遗憾，至今再无提及。大概关于日本的往事都不太好说吧。
上图：《人生若是初见》剧照
虽然以前并不知道姥爷在日本留过学还会说日本话，但我们一辈中，姥爷有两个外孙女如今定居日本，并在那里成家立业。不知道若是姥爷在天有灵，知道了会作何感想呢？
从王妃的行文及与网友的互动，我看一个心态强大，成熟而有远见的王妃。
结果他说，去了一次日本，总是客客气气的，但是，他是不会再去了。
原来，他回来后不止一次地说，看到了日本人眼神里的不喜欢。
我向来粗枝大叶，只要不当面给我难堪，我就觉得不错了。因此，日本早已超过我的期待了。
眼神里的东西，大家都能看到吗？
感谢你做了这么多研究。有新的问题可以悄悄话我。谢谢！
1943年贾子毅“奉命投日”，被冯玉祥和周恩来一起派到汪伪第一军军长张岚峰部从事策反工作，策反没有真正成功（指张岚峰没有起义）。抗战结束后又从事对刘汝珍部（国军驻开封整编68师师长）策反，策反也没有真正成功（指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没有起义），但是张岚峰和刘汝明之多个部属起义，他都参与了的。
贾子毅的制药厂名叫天中制药厂，原为张岚峰在商丘办的豫东制药厂，抗战后送给了贾子毅（或者应该理解为送给了共产党），迁到开封，得到驻军开封的刘汝珍资助重新开工生产，同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往来食宿的据点。据《开封制药厂志》：“贾的妻子王化平为保全药厂财产于1949年2月20日，将药厂移交给人民政府”。1949年3月，贾子毅被安排入中原大学政治研究班（小班）参加学习改造，从一个活跃的中共地下党员成功变身为爱国民主人士。7月学习班结业，9月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在天中制药厂基础上扩建的公营河南制药厂经理（即厂长）。
猜测贾子毅当时未能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一是两次策反没有成功，很难对外解释1943年“投日“的理由，二是刘汝明兄弟一路退到台湾，周恩来保留手上贾子毅这张这个与台湾军方的联系渠道的牌。
笔者整理了一下贾子毅后续的经历，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1949年9月至1951年7月任公营河南制药厂经理。
1950年加入民革，1950年3月被选为河南省民革分部筹委会常委，1950年4月初出任河南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5年5月任开封市政协副主席，1956年12月接任民革开封市委主委，1957年2月选为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
1958年12月起任河南省第二届、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虽然受冲击，但是级别、待遇肯定保留了，病重还能去北京治病，以他秘密党员的身份，周恩来肯定是过问了。
潜水很久浮上来，其实是想请教王妃女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笔者在查阅贾子毅资料过程中，发现另外一个关系人，据1998年版《汾阳县志·李瑞文传》，选载如下：
李瑞文(1910--1934)，女，……中学毕业后，她到本县三泉镇任小学教员，……民国19年(1930)，冯玉祥的军官学校驻汾，……经杜晓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1934)，李瑞文和爱人贾子毅相偕到了北平，一起入中国大学学习。……由于叛徒告密，她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后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身已怀孕的李瑞文面对敌人百般刑讯，不屈不挠，……是年9月，被残害于南京监狱。1984年。汾阳县志办公室在收集资料时发现其事迹，经核查属实，报县民政局追认李瑞文为革命烈士。
1990年《吕梁教育志》说得更明确一些：“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军官学校迁驻汾阳，李瑞文接触了进步军官，和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该校教官共产党员贾子毅结婚。”
李瑞文的两个兄长都是大革命前参加中共的早期党员，都活到了中共建政之后，经历也都颇坎坷，烈士线索也许是他们提供的。贾子毅1933年5月参加冯玉祥抗日同盟军长城抗战，失败后曾辗转泰山、北平、西安和南京，时间也都是对得上的，不知王妃外祖父的回忆录中是否提及此事？
https://mil.sina.cn/ls/2016-01-19/detail-ifxnqrkc6650528.d.html
非常同意侃侃！
家里的两位先伯父一位为抗日参加国民革命军，指挥迫击炮连轰击日寇，捐躯疆场，忠骨坟茔却毁于“自己人”的大动乱中；另一位选择了新四军一路，幸运地没有牺牲在抗战中，然而却悲剧地在后来的同室操戈内战中杳无音信。两位都是那个时代极为难得的知识青年，但是因为日寇入侵，内战无情而没有能够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做出本来应该能有的贡献。
军国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历史罪行，打断了上个世纪中华民国在大陆努力建设，追赶现代化的和平进程，让中国陷于战乱之中，替中国人民被沦为“做自己人的奴隶”制造了历史条件。某人几次三番感谢日本侵略就是明证。
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抱持着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给亚洲各国造成重大伤害。今天的日本，经过麦克阿瑟主导的制度改革，从整体上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而现在的粉五反日爱“国”，是在既不知日，更不知己的愚蠢基础之上。
你姥爷了不起！
的确姥爷的自传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做过很多超过我想象的大事。
不读不知道，我姥爷还真挺厉害的，时代造英雄!
你说的对，时代不同了，不过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似乎还是纠结的。
中国宣布对日恢复免签后，钓鱼岛浮标也要被移除了，中日关系回暖？
国内当时还不如日本1920年左右的学校教育。
毛泽东语录：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日本军人的文化水平
远高过八路军等中国军队。
现在日本的文明程度也远高于中国。
而今的反日宣传，说透了，不过是老周先生再三告诫不要落入的陷阱：“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妥妥的低调名门王妃，“姥爷是1975年在北京去世的，直到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老人家其实是官至省级、名至中央的干部，如今在百度百科上也有一页，该算是我家直系中最有成就的中共。” 。
要不是“逼着”你写书评，这段历史我们也许就读不到了，真是珍贵的史料，国家栋梁。
王妃的分享让我很感动，姥爷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它的两面性。感觉王妃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有这样的传承。：）再次感谢王妃支持活动，好文收到书评活动里去了。
你的姥爷很了不起，王妃真是出身名门，名副其实的王妃啊~~~
记得你二姐在日本，还有姐妹在日本吗？
哇，先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