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键地位

成败毁誉二件事，治乱兴亡一伟人

 

一、挫败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和平演变

文化大革命挫败了西方和平演变的企图。这包含两方面：1）中国避免了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与苏联解体；2）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避免了被颜色革命改旗易帜。

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自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希望：深化接触将促使中国实现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开放，并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方，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种方针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 这份声明的真正含义是：美国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中国。政权更迭失败了。颜色革命也失败了。

过去40年，美国并非愚蠢。其对华战略的接触方针得到了众多智库和理论家的支持，并有历史证据佐证。西方历史证明，经济发展之后，中产阶级会变得富有，就有了建立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诉求。西方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实现民主？以普选为今天西方民主的标准来看，西方用了近500年才达到这一目标。许多发达国家直到二战后才实行普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才实现普选。美国用了200年才实现民主。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建国也只有76年。但美国却失去了耐心。为什么不等到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再检验智库和政治学者的理论是否正确呢？美国失去耐心是因为它在中国和平演变上投入了巨资。据估计，美国在中国和平演变上的投入超过了其他所有“颜色革命”的总和。其他所有颜色革命都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国却失败了。

问题不在于接触策略本身。台湾和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都是在经济发展后从独裁政权转为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问题在于西方学者从未将文化大革命纳入考量。正是文化大革命挫败了美国过去40年的接触战略。

1956年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时，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错了。毛泽东认为苏联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1991年苏联的解体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1963年至1964年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批判苏联，称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文化大革命中最常用的口号之一是“反修防修”，意指抵制苏联的道路。毛泽东成功地使中国避免了1991年苏联解体，并在过去40年中阻止了美国通过接触战略对中国政权的和平演变。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年提出了“和平演进变”的接触战略。自那时起，美国便利用美国之音在中国进行宣传。因此，“和平演变”已有近70年的历史，而接触战略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部分。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或“接触战略”，渗透到中国的艺术、文化、学术等领域，并支持香港和内地众多“民主运动”非政府组织。而接触战略则更为全面。到2008年之时，中国大多数民众憎恨中共，崇拜美国，许多人甚至在特朗普对中国肆无忌惮的谎言激怒众多中国人后，依然崇拜美国。大学里原本枯燥乏味的百年屈辱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突然被特朗普对华政策生动地诠释出来。学生们所学到的马列思想和中国革命史，既是历史的真实性，也是今天现实。文化大革命并非外部势力煽动，而是毛泽东发起的一场颜色革命。在许多方面，文化大革命与其他颜色革命并无二致。基层群众推翻了政府，政府各部门停止运作，官员们纷纷下乡接受农民的教育，司法系统瘫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地方革命委员会取代政府。其持续时间之长，运动规模之大，超以往所有颜色革命的总和，包括苏联解体和阿拉伯之春。如果俄罗斯人憎恨苏联解体，阿拉伯人憎恨阿拉伯之春，那么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恨可想而知。在无政府状态和无法无天的社会中，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许多人遭受不公和苦难。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灾难，正如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阿拉伯之春造成了无数难民一样。然而，毛泽东实现了他的目标：阻止了他建立的红色中国发生和平演变。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革。

二、经济转型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1861年至1895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了洋务运动，旨在学习西方技术以实现工业化。然而，甲午战争使洋务运动失败。中国精英意识到，仅靠技术不足以实现工业化，中国必须改变其农业社会的文化。因此，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该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是不够的，中国还应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运动试图根除中国的农业文化，然而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农业文明，五千年的农业文化早已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新文化运动能够改变仅占人口1%的精英阶层的思想，但直到文化大革命，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才最终实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除四旧”运动，即清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在大革命后期，还出现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相呼应。干部和知识青年被派往最偏远、最贫困的农村，与贫苦的基层农民一起生活、工作，改造了广大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打倒一切权威的运动，包括干部权威、工程师权威、文化权威和学术权威。造反是这场运动的主题。与“除四旧”运动一起，打倒权威的浪潮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涤荡之后，他们得以卸下历史包袱重塑自己的现代文化。

在所有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这得益于文革，农民工已成为现代工业的主力军，摆脱了旧农业文化的束缚。整个人口从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中国精英阶层在1895年后意识到中国必须改变其文化，而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完成了这项百年努力。

更重要的是，文革是一场将工人阶级置于社会最高地位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文革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工厂和学校拥有最高权力。文革赋予工人阶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这对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最具竞争力，正是因为中国拥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工人不是资本牟利的资源，工人和管理团队地位平等，只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工人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感到自豪，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工人和管理团队是生产中的团队。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在十年内建成庞大的高铁网络。这是先进的生产关系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得益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不仅是转型最成功的经济体，也是最先进的经济基础。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战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都将超过西方。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文革使得在市场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可能。

三、动物农场

《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一部小说，讽刺了仍然存在社会阶层分化的社会主义俄国，其状况与十月革命推翻的资本主义俄国并无二致。这部小说在冷战时期被用作攻击东欧集团的宣传工具。小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过去的五千年里，统治阶级一直享有社会特权，占据着高贵的地位，而绝大多数民众则被置于卑微的被统治地位。

《动物庄园》所暗示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固有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的宿命。任何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一点。苏联的解体证实了《动物庄园》的预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顿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阅读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材料。这本小册子讲述了一个历史版的《动物庄园》的故事：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然而，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起义军将领们想的却是“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胜利者想要统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也就是乔治·奥威尔1945年出版《动物庄园》的四年前，就研读了这本中国版的《动物庄园》。毛泽东决心不让中国共产党重蹈《动物庄园》的覆辙。如果说《动物庄园》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命运，那么它也描绘了人类社会本身的命运。另一方面，毛泽东在1941年就警告中共党员不要重蹈《动物庄园》的覆辙。为此，解放全中国之际，毛泽东说共产党是进京赶考。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为自己而战。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于宿命。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改变五千年来形成的命运并非易事。毛泽东目睹了苏联社会阶级分化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泾渭分明，他也预感到1949年后的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为了实现从“自在的人”到“自为的人”这个巨大转变，打破《动物庄园》的魔咒，一场文化革命势在必行。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一句著名的口号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中学课本有了曹刿论战的故事。在那个古代的故事里，曹刿说，“肉食者鄙”。

政府腐败就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正是《动物庄园》所描绘的命运。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反思文革这一场灾难。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精英阶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言，文革 确实是一场灾难。中国否定文革时，忘记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希望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真正地为自己而活。全盘否定文革就像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结果，尽管每一代领导人都誓言要反腐，但中国腐败问题在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却愈演愈烈。《动物庄园》的预言几乎在中国应验，直到习近平——知青一代的领导人——上台。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层终于成功地抵制了腐败，逆转了《动物庄园》的命运。

四、站起来了

红色中国有三个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是站起来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富起来的时代；习近平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处于准战争状态。红色中国成立后不久，便面临美国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外交政策，旨在压制中国，防止共产主义在全球扩散。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目标直指红色中国，迫使中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投入巨额军事和物资资源。1962年爆发的中印战争中，美国和苏联都支持印度。中国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核战争威胁。U-2侦察机频繁入侵中国领空。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与两个超级大国都直接发生过热战的国家。如同所有战时经济体一样，供给制是战时经济的常态。准战时经济的目标并非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尽可能减少潜在的损失。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偏远山区建立了三线经济，以确保中国科技能够抵御核打击。青年知识分子被派往农村。干部和教授全部在农村的七五学校学习，以确保中国社会精英不至在核打击下全军覆没。通过向农村输送人力和技术资源，文化大革命消除了文盲，提高了全民健康水平。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具备了准战争状态。这样做，中国人不得不过上艰苦的生活。战争时期的生活总是艰苦的。尽管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却非常稳定。这种准战争状态发挥了作用。1971年，尼克松访问了毛泽东，中国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中国真正站起来。文化大革命抵御了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并为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五、历史转折点

文革在两个历史转折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结束私有制和人从“自在”到“自为”。

私有制并非人类社会固有的特征。人类已存在百万年，而私有制仅存在了五千年之久，与人类漫长的历史相比，这段私有制时间微不足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取代，而共产主义的终将终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十月革命本应是人类历史上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开端。这一转变前景如此光明，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从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扩张到二战后的东欧集团。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国际共运的努力宣告失败。中国凭借文化大革命避免了1991年的崩溃，并在1991年后抵制了颜色革命，成为支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式，从武装革命转向经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当生产力足够高效时，共产主义就不可避免。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当美国滥用其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垄断权力时，它正从全球经济中榨取剩余价值，以至于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飙升便是明证。如果世界经济仍在增长，那基本上要归功于中国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具有阻碍新经济基础出现的内在倾向。苏联的解体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旨在摧毁阻碍经济基础迈向新范式的上层建筑。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革命：在私有制文化中，富人和权贵享有特权和尊崇，而劳动者却毫无尊严和尊重可言。文化大革命强调，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无论你是总统、首席执行官，还是社会其他精英，你都与社会底层劳动者享有同等的尊严和尊重。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发挥了这一关键作用，它成为了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是从“自在的人”转向“自为的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了消除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已经有百万年之久，而且征服自然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让我们有了改变自然的能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世，在这个时代，人类社会已成为地球上的关键和主导因素，人类决定着进化和生态系统。人类必须将任务从征服自然转向征服人类自身。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统治精英首次发起的内部革命。毛泽东的目标是在党内进行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席卷了整个社会，但其本质是党的一场内部革命。毛泽东最初设想的革命是文化革命，即仅仅改变思想和思维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征服自身。八亿中国人进行了自我批评，唤醒了共产主义觉悟，并为社会确立了共产主义规范。

如今科技发展到如此高度，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足以让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饥饿和战争依然存在。战争持续不断，并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而是因为社会不平等。人类已经征服了自然，获得了足够的生存资源。现在，人类必须战胜自己，才能享受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

人类拥有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危机的足够技术。人类所需要的只是克服自身的弱点，培养完成这些任务的合作政治意愿。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人类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才能避免自我毁灭。

在文革时期，劳动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那些自认为凌驾于劳动阶级之上、享有特权的人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生活。这是统治阶级首次要求被统治者享有与统治阶级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改变了五千年来私有制社会的观念和思维模式。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劳动并努力改变世界。自从人类发明了生产工具以来，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进步便是文化演变，而非依赖于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人类进步是文化的进步。文革是人类有意思地按照自己意志推动的文化进步。

文革在人类进步的两个伟大转折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六、与法国大革命相比

要评估大革命，最好的方法是将其与类似的革命进行比较。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以民主革命开始，最终演变为暴民政治。文化大革命始于“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它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然而，文化大革命中逐渐演变的无政府状态和暴民政治侵犯了许多人的人权，正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侵犯了许多人的人权一样。据估计，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处决了16600人，而文化大革命则处决了34000人。要知道，1789年法国的人口只有2800万，而1966年中国的人口为8亿。从百分比来看，法国大革命残暴程度是文化大革命的14倍。

这两场革命的进展如何？法国大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基础：普选权概念，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虚荣之处。众所周知，自由民主的选举充斥着金钱：竞选的成功与筹款能力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都受到财产权神圣化的制约。大革命后的法国继续殖民北非和印度支那。法国在海地废除了奴隶制，却强迫奴隶背负沉重的债务来赎回自由。实际上，法国一直是一个践踏发展中国家自由、平等、博爱的帝国主义国家。2011年轰炸利比亚就是一个近期的例证。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一位历史英雄——拿破仑，他复辟帝制并成为皇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大革命提升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并在国际政治中倡导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文化大革命确立了一种更为彻底和完整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认为这些崇高的价值观高于财产权。共产主义的道德判断优于资本主义的道德判断。

这两次革命的影响是什么？两次革命中丧生的人大多是社会精英。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文化大革命更具进步意义，因为法国大革命只是用一种私有制社会取代了另一种私有制社会：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而文化大革命在上述两个人类历史转折点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按死亡人数来衡量两次革命的成本，法国大革命的成本是文化大革命的14倍。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抵御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维护了和平，而法国则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中战败。法国曾是欧洲一千年的霸主，但由于法国大革命屠杀了过多的精英层，法国在大革命后沦为二流国家，并且一蹶不振。法国在文学、哲学、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失去了领导地位。反观文革，精英层虽然经历苦难，但还保存完好，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崛起，从世界底层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领域取代了美国长期以来占据的领导地位。

七、臭名昭著的文革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他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文官制度，这一制度延续了两千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统一了文字，他奠定了现代汉字基础。他统一了度量衡，使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世界强国的地位。然而，秦始皇却因此背了两千年的暴君黑锅。毛泽东在谈到秦始皇时说，他也会背负同样的骂名，但他仍然愿意承担这份重大的责任。毛泽东早已做好了因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背负骂名。果然，今天中国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同时否定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毛泽东在去世前两年曾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文革。中国革命拯救了中华民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拯救了人类。毛泽东为了全人类的进步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