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217)
2007 (225)
2008 (142)
2010 (96)
2011 (174)
2013 (239)
2014 (120)
2017 (1)
2023 (348)
马克思理论认为，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让经济得以发展。落后的上层建筑会与先进的生产力发生剧烈的冲突，导致社会动荡。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当社会冲突爆发的时候，作为少数族裔华裔很容易遭受池鱼之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强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上世纪末的信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高潮，全球化就是世界分工，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贸易比重不断增加，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的增强，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铺开，把生产进一步细分为更多的环节和步骤，以致一个产品要由世界各国合作来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用了美国设计，用了台湾芯片，荷兰的光刻机，用了中国组装等等。又比如波音飞机，可能用了德国的发电机，用了日本的合金材料，用了中国的稀土等等。这种合作形式，或者说生产的社会化形式，叫做市场。
信息革命强化了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全球两极分化加剧，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急剧下降，财富迅速聚集到全球几个富豪手中，他们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生产资料。由此引发了·2008金融海啸，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就被美国外交政策外部化，变为阿拉伯之春，变为橙色革命，变为利比亚禁飞区，变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等引发国际局势动荡的地缘政治操作，转嫁了矛盾和危机，压占领华尔街运动偃旗息鼓。
2016年谷歌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九段，开启了智能革命。随着智能革命，互联网进入物流与制造业，开始了物联网时代，生产的社会化进一步强化，企业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乃至企业和政府间都建立了信息关联。而智能革命和物联网都需要大数据。大数据谁来监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西方大数据都是公司监护，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占据市场垄断地位，这是一个凸显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矛盾，大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垄断性的生产资料。所有政府监护的大数据，在西方都遭到猛烈抨击。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不久，中国就出现了健康码。健康码有效地跟踪了疫情传播现状，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西方专家学者也认可健康码的作用。要控制疫情，首先要知道疫情传播的状况，这是基本科学态度，基本的经验常识。西方政府和公司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健康码，但这在西方得按照“民主”秩序“尊重人权”地自愿使用，同时流行媒体的脱口秀大肆抨击中国的健康码是专制政府的行为，导致西方的健康码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这种西方民主人权的意识和法律环境，就是西方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物联网大数据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成熟的大数据技术根本无法用于提高生产力，即旧的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
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就是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法律、道德、文化、哲学、教育等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社会习惯、社会舆论等社会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起源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其基本意识形态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支，美国政治中，小政府是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法制正面的说是保护个人财产，反过来说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两种表述说的是一个意思。资本主义就是资本至上，政府保护资本，资本限制政府。由于资本不受政府限制，西方社会又非常怕大数据被公司垄断，成为公司侵犯人权谋取暴利的工具。信息时代的今天，网络诈骗已经成为规模的地下产业，个人隐私权更加成为人身安全的保障，所以，基于大数据的许多技术创新在西方遭到上层建筑的剧烈抵抗，曰：毁灭性创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是对政府的信赖。如果大数据是政府监护，则市场信赖政府。如果大数据由公司管理，则市场信赖政府有能力有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公司侵害。这是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能够得以成功应用的基础。新中国的政权源于抗日战争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抗战期间是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权，所以是人民信赖的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就适应新的生产力，就可以用不断改革来化解生产社会化和部分生产资料私人私有制的矛盾。中国支柱产业都是国有的，如电网，铁路，公路等。大数据也一样。这就没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比如移动支付在中国是最普及的。移动支付的基础设施是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网是国有的，覆盖穷乡僻壤，持有手机成本低。如果手机不通话光用wifi，中国每月成本可低至6元人民币，大致等于1加元。而加拿大至少得30多加元一个月，打上税就是40加元。即加拿大移动通讯成本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中国餐馆都有wifi，移动支付得以普及。移动支付的基础之一在于手机实名认证，这是西方社会的大忌，是侵犯隐私的行为。移动支付可以说是与西方上层建筑直接相冲突。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的市场占全球移动支付市场的83.5%，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其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数字货币也一样，也是不适应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比特币一直得不到政府背书，基本是无疾而终。数字货币是天然的国家大数据和国家虚拟网络，浸透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数字货币和健康码一样，一旦政府背书一个数字货币了，必然会招致媒体舆论的攻击。但是，政府不背书的货币，必然不能成为法币。如果政府承认了一个数字货币，就可以用数字货币缴税，那个人的财务还有什么隐私？可见，中国将是最早使用数字货币的国家，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将来。
工业4.0和智能社会，大数据就是一个基石。物联网，就得把法律法规落实的虚拟空间中。资本主义社会虚拟空间都是大公司割据，如脸书、推特、谷歌等几个大平台寡头市场博弈。政府怎么能够把法律法规落实到私营企业的虚拟空间中呢？这是相当困难的。政府监护大数据在西方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确实是监听全球通讯包括虚拟空间的一切信息，但真正用的生产和生活中了，大家都知道那是政府知道的，那就违反政治正确了，这是西方上层建筑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那是专制政府操控人民的手段。可以说，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与工业4.0和智能社会的经济基础格格不入。
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信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相冲突的结果。信息革命深刻改变了资本市场。美国政府面对信息革命，解除了很多传统金融业界的规则，大量资本和人才涌入金融界，华尔街获取市场交易的超额利润。华尔街爆发式地发明了许多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工具和衍生金融产品，高杠杆获取超额利润。社会的财富只能产生于生产过程，而不是交易过程。交易过程获取超额利润意味着金融垄断资本榨取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即技术进步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军工集团操纵了美国国会制定政策的过程，获取大量政府的军工合同，得到大量资金和人才，把人类发展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首先用于军事和武器。这是金融垄断霸权资本主义，最优秀的资源和最先进的技术用于金融交易套利和武器的研发，而不是用于提高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2008年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西方民众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美国人均寿命反而下降，西方民众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认为后代的生活水平会不如他们今天的父母辈。加拿大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教育和科技先进的国家，是人才辈出的创新国家，却面临着通胀、住房成本难以负担，暴利犯罪和无家可归人口增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结合就应该有经济产出，移民引入的劳动力如果结合加拿大的资源就可以让加拿大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然而，面对婴儿潮一代退休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时候，移民安置却成了加拿大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反对移民的思潮在极右势力中盛行。加拿大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以适应全球化的生产社会化。
中国是和谐社会，市场中各个实体当然有市场竞争，当然也要利益冲突，但商家和消费者，商家和政府，都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都有共同目标，那就是共同富裕。与智能社会和工业4.0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本质是人人相互合作，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有人的尊严，这种上层建筑才能发展和谐社会。全球都认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全球才能转型为智能社会。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接受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都将先于现在的发达国家进入智能社会。现在，亚非拉许多国家已经先于美国有了高速铁路。可以预期，不少发展中国家都会先于某些发达国家先使用上5G。 西方5G是要先用于地缘政治，用于军事，用于间谍，所以限制华为。无人驾驶汽车需要5G技术，需要大数据，这也和移动支付一样，一定会最先在中国普及，然后在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实现。
今天在世界处于大变局的时候，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得以让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率先发动工业4.0，让中国率先进入智能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认同，就无以解决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就无以在全球实现智能社会。
关于财富的集中，据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豪最多，有969人，其次是美国，有691人。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主要是关于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最终都会落实到分配，没有合理的分配，经济活动就失去效率。
那么什么算是合理的分配，这事情不用找，人们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解释了，就是亚当斯密的富国论里的观点。
他的关于分配合理性的观点大致分三点，就是第一需要合理的税收。
一个政府并不能自己产生价值，而是依赖税收才能实现对社会的共同资产的投资和维护，比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的建设，这些基建不发展，也就没有相应的经济规模的发展，也就不能服务社会经济，换句话讲，那样的政府没意义，至少没效率，这个不难懂。
税收其实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概念，是平衡社会分配不合理的一种方式。
第二就是合理化的工资。
工资是针对社会成员个人，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内容，工资不应该体现多劳多得，而是能者多劳，因为社会收入如果差距太大，就无法调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照顾到所有社会成员，也就不再是社会的概念，那么也就没有社会经济。
第三是慈善事业，这是再次分配的概念，不需要解释。
那么看一个社会是否有动力发展，就看这三个方面好了，具体在这里，就对比中美两国就是了。
中国与美国在税收上是完全相反的概念，这是社会体制决定的，中国的税收比例远比美国大。比如中国的企业税是35%，美国如今是25%（其实过去与中国一样）。在中国企业逃税不是容易的事情，美国只需要在海外建立空壳公司就能逃税，比如在开曼岛，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逃税天堂。
因此中国政府手上可以用于社会的钱相对多，或者说比例相对大比较合适。你当然也可以矫情什么贪官腐败浪费的，但用于社会的部分永远会是大头。
而工资，也不难比较，美国的最高最低工资的差别达到上千倍，中国没有那样大。
而慈善，这是区别很大的方面。美国的慈善尽管涉及的金钱数量并不低，但从参与的人口比例和捐款比例来看，是所有发达国家最低的，远无法与北欧国家比。有一个数字解释北欧国家人口的70%参与某种形式的慈善捐款，而美国其实就是几个人，富裕的人。
而且平民捐款大部分是与宗教有关，向上帝买天堂之路的概念，是为自己，不是为他人和社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
中国是非常不同。传统上中国没有慈善事业，很久前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一个国内的挺有名的富人聊过，他的解释是中国富人并非不愿意做慈善，但中国的法律不给免税，因此很多人也就不愿意。富人做慈善，很多人是希望有tax break，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概念，但客观上是平衡社会收入，也就不看动机了，就像美国教徒们喜欢给教会捐款一样，不论是为了上天堂还是赞美上帝，反正能用在慈善事业上。
中国几年前开始的方式是半强制性的搞慈善，这是世界创新。
就是发明了什么道德指标，迫使公司或者个人不得不把一部分钱用在对社会的回馈上，获得社会在道德上的认可和支持。只不过对象是自己选，不是政府指定。
这客观上与企业和个人做慈善是一回事，但用社会道德舆论压力迫使有钱人这样做。你不做不是不行，但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会让你付出某种成本，如今毕竟是网络时代。
从客观效果来讲也是慈善事业的效果。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美两国在分配领域上很明显中国看上去更优化。
还需要认识到一个区别，就是中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目前处于美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发展处境，当时美国是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阶段，贫富差距大，从美国著名小说和电影The Great Gatsby里可以看出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形态。再有就是美国慈善鼻祖卡内基梅隆的传记，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中国现在。
也就是其实中国需要比较的是100年前的美国，不是现在的美国，才有合理性，也就是中国的分配模式理论上应该比现在的美国更糟，关键词是“现在的美国”。
但即使比较现在的美国，中国也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硬指标。
不久前看过美国人社会财富分配图，这个图现在并不难查到。
美国top 10%收入的人（富人和中产上层）占有美国69%的财富，而bottom 50%的人，占有美国3.3%的社会财富。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分配被弄成了什么惨样的例证。
不难推算出美国还有多少比例的中产阶层（包括中产下层），很明显已经不是社会最大成分。那么美国的社会分配结构不再是传统上的橄榄形，而是金字塔形，这是第三世界的社会分配形态。
那么美国的社会表现就会是第三世界的样子。
这事情有趣的是不在于绝对的财富的数量，而在于分配模式。
这个概念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不患贫，患不均概念的合理性。因此，在未来十年，中美两国的发展，我是更看好中国，而看衰美国，如今国际上的所谓做空美国，做多中国，也是类似的意思。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美国联邦预算一年也不过就是大致不到五万亿，这等于把联邦可用资金增加几乎一倍。
那就是这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拜登不久前提议增加富人税，目前并没有被通过，但我想共和党国会不得不通过，否则就是美国破产。耶伦其实不久前已经公开说今年美国国会必须批准债务升顶4-4.5万亿，否则不够用来对美债还本付息的（需要至少一万亿，而美国政府在一月份还剩下四千亿可用）。
但即使共和党的国会批准升顶，也还存在从什么地方借钱的问题。全世界都在抛美债，没人愿意买 美债借给美国政府钱，因此政府唯一可以弄到钱的方式是内卷从美国人身上弄。
也就是所谓的富人税。
假设这可以获得国会的批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资产会大量外逃，不仅导致联储局这一年的升息失去意义，也客观上转移了世界资本。
那就变成这些资本会去哪儿的问题。
任何与美国金融密切的国家，包括瑞士银行，如今都不能用了，只有去与美国不那么联系紧密的地方才安全。比如去新加坡也不行，因为新加坡的银行系统和法律是接轨西方，这是新加坡前几天失去亚洲第一，被香港超过的原因。
总不能去俄国，那么就只有进入中国，其实是进入香港上海股市和外汇管理市场。本来联储会升息的目的是吸引全世界的资本进入美国，增加美国经济动力，但如今中国什么都没干，就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与美国金融业在脱钩，就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有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
这也意味美国失去了经济发展资金，但有可能保住美元不破产（这是唯一可以说服共和党国会同意富人税的理由）。
而世界资本向中国转移，那么世界的技术的相应转移也就是必然的，中国的科技创新出现高潮，甚至形成第四次浪潮影响世界科技，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其实在五六年前就开始所谓物流网的技术流行，美国当时还没有，在圣荷西的会议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公司在介绍产品和发展意向，美国当时还没有公司到那种地步。
所谓智能城市的概念，也是出自中国，尽管当时美国对此概念不陌生，但中国已经有了试点的城市，美国什么都没有。
IoT在中国也早就发展了，开始输出，在疫情前最后一次回中国的时候邻座是一个到美国谈产品出口的中国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多岁，是一个什么公司的CEO，介绍了他的产品，高速公路智能控制一类的。
美国肯定是还没有这种产品。智能城市，智能社会，是至少五六年前在中国时髦的概念，也有一部分IoT产品，这些年不断出现，包括韩国的，美国这些年似乎是跟不上了。
科技创新基于两点，第一就是有人才，第二是有钱，而中国也确实这两个东西在未来十年不缺。
以美国为例，科技大发展主要是在婴儿潮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从出生就相对富裕，因此长大过程中个人选择相对比父辈多，个人兴趣容易发展，个人优势也就有机会发展，到了四五十岁左右进入创造高发期。
这要求其父母能有一定的积累，这是被美国的参加过二战的所谓“伟大的一代”实现的。
而中国的类似婴儿潮的生活经历的一代人大致是85后，这些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创造能力，当环境许可时，比如社会有钱投资，也会出现类似第三次浪潮那种局面。
如今普遍认为第四次工业浪潮不会在美国发生，而是在中国，其中代表技术是新能源技术和产品，这已经可以从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领先看出。
而美国同时期的人，也就是Gen Y，从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多人，可以说大部分人，永久性地失去了进入职场的可能，因为大学毕业五年后，学历没意义，而是必须看工作经历，而上次美国的经济危机持续了几乎八年。
再有就是美国经济已经是有80%在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服务业是不会出现什么工业技术浪潮的概念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会成为第四次浪潮中心的原因，没有了人才。
而且因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与美国的金融联系也就比较低，这次硅谷银行破产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欧洲，但基本不会延伸到中国，这是高盛最近的报告。
导致欧美资金不得不进入中国避险，大量的进入，使得香港作为国际货币贸易中心的地位从第七位，在一个月不到就上升到第四位，成为第三位已经是以周计的概念。
也就是中国在未来几年会有大量的发展资金，想都想不到的多。
再加上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市场，资本随着市场走，技术随着资本走，这个规律不会变，因此中国也会吸引全世界的人才。目前日本大量研究人员，很多是知名大学教授一级的去中国任职做研究，是新事物。因为过去从来都是中国人去日本做研究。
钱多，有市场，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说第四次浪潮会在中国出现，并不是仅仅凭中国人自己的能力，而是世界人才的能力。
财富分配，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73，美国是0.494。基尼系数越大越不平等。
医疗，医疗普及性、公平性上，大陆还比不上台湾，更比不上发达国家。
教育，美国等国家13年义务教育，中国9年。
每周工时，德法34小时，中国996，合72小时。
中国其实是特色资本主义，即一党专政的权贵资本主义，虽然这种制度下，靠压低人民地位，实现了高速发展。
政府是必要的过渡，最后消灭政府才能实现没有罪恶的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
作为马克思的不孝子孙，中共把政府的罪恶无限放大。
要是AI都懂，能当主席，还连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