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三位末代帝王的命运

近代创建共和的有四场伟大的民主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规模，俄罗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美国独立创建共和，不是推翻帝制，而是摆脱帝制的统治，是殖民地独立。印度1947年独立，和美国独立是类似的，都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大多数保留了君主，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即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都对封建制度特权阶层：王室，做出了妥协，保留了王室的生俱来的社会特权。如此算下来，规模显著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只有三场：法国革命，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

图：法国大革命处决路易十六

法国大革命处决了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决了尼古拉二世沙皇，中国革命却把满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并且成为政协委员，在新中国政府工作。溥仪1934年成为满洲国儿皇帝，是日本侵华殖民中国的傀儡政权皇帝，是日本侵华帮凶，因此，新中国成了的时候是在押战犯。三场伟大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三个末代帝王命运不同。前两个被处决，后边一个成为新国家新政权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是巨大反差。

这是历史偶然，还是文化不同导致的结局不同？如果我们要找答案，只能在文化中找答案。前两个革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革命，后一个是华夏儒家文明的革命。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基于《圣经》，华夏文明的文化基于儒家学说。

《圣经》中充屠杀。基督教认为上帝就是正义，诺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上帝发大水把人类全部都毁灭了，只留了诺亚一家，这是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溥仪做满洲国傀儡皇帝是有罪的，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化，是必死无疑的。但华夏文明不同，《论语·尧曰》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这就是“兴灭国，继绝世”。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公民，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之一，这就是“举逸民”。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华夏文明人本主义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人的尊严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比如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黄帝击败炎帝，然后与炎帝结为部落联盟，至今中国人大多数是炎黄之孙。黄帝认为炎帝统治不当，取代炎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而炎帝在黄帝统治下得到与其能力相配的地位。这就是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前的敌人也是平等的。还有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奉劝秦始皇重用六国人才。李斯本人就是楚国人。秦统一六国，启用六国人才在朝为官，就是“举逸民”，和新中国任用溥仪为文史工作人员是一样的。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投降时，日本军队撤退了，却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日本遗孤被中国人民收养，享受中国公民一样的待遇，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被中国人抚养。可见华夏文明的文化善良非凡。

西方文明的文化则与中国不同，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被处决，虽然是罪有应得，但毕竟比起溥仪来说，是受到残暴的。远的不说，西方倾向于肉体消灭，至今还是如此。如美国击毙了本拉登，媒体炫耀，大肆庆祝。追杀本拉登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大目的。但是，击毙了本拉登恐怖主义就消失了吗？没有。美国20多年的反恐战争，是越反恐怖主义组织越多越壮大，乃至成立了伊斯兰国。如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到处都有恐怖组织活动。西方这种倾向于肉体惩罚的文化，在《圣经》中体现得很清楚。今天的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圣经》的教说体现在其文化中的方方面面。

《圣经·出埃及记》第12章第29段，就记载了上帝杀死了埃及人所有家庭的长子，从法老都平民到囚犯，无一幸免。这种行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恐怖袭击，对平民无差别攻击。处决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还能说是冤有头债有主，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走，和平民和囚犯有什么关系？和老百姓的长子有什么关系？这是纯粹的恐吓，让法老看看上帝的手段。这种神，其神迹类似吴承恩笔下的牛魔王，而道德水准则比牛魔王还低。怎么能以夺取无辜平民长子的性命来胁迫埃及法老呢？请读者想想，美国制裁其它国家是不是和上帝杀死埃及所有人的长子有相似的地方？美国说某国领导独裁，就制裁一国的经济，令那国全体人民承受苦难。《圣经·旧约》里的许多故事和理念，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中都是共通的，其文化心理在一神教中是共同的，就是可以用极端暴力来强推他们的所谓“正义”。现代的恐怖组织称之为伊斯兰极端原教旨组织，亦称为圣战组织，他们是为上帝（阿拉）而战的，用的也是上帝的手段。《圣经·创世纪》第15章第6段说：亚伯拉罕信上帝，所以亚伯拉罕是正义的。这是一神教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伊斯兰原教旨认为他们发动的是圣战是正义的，只因为他们信上帝。信上帝是一神教正义的唯一标准。如果是如来佛要让埃及法老放了以色列人，如来佛会怎么做呢？以如来佛的法力，一定能让埃及法老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放走以色列人。不就是有法力无边让法老放了以色列人吗，为什么西方的神的法力和东方的神的法力就这么不同呢。埃及法老最终是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但那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迫于上帝的暴力。可见埃及法老还是很关爱埃及人民的，不想让埃及人民再受到蝗虫、冰雹、蚊子等无妄之灾。解决乌克兰冲突也是如此，美国和北约非得暴力压服俄罗斯作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手段，而中国的立场则极力劝和。西方倾向于暴力手段，暴力手段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秩序。中国倾向于和平手段，和平手段要建立一个相互尊重大家有平等尊严的国际秩序。怎样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不仅仅是策略和方法的问题，也是正义与秩序的问题。

《旧约·约书亚记》第六章讲了以色列人屠杀迦南人的故事。上帝把约旦河以西直到海边的地方，即迦南，许给了犹太人，就是基督教说的许应之地，于是犹太人渡过约旦河，屠杀了迦南所有的人，只保留了一个妓女一家人，因为那个妓女帮助过两个犹太人侦探。只是种族屠杀。迦南人不也是上帝创造的人吗？为什么上帝就搞种族歧视了呢？上帝什么时候让迦南人在那里生活了，为什么后来又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呢？基督教的正义就是上帝选择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可以种族屠杀其它族裔。中国文化中，正义的事业手段也是正义的，和平是事业手段也是人道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直就有优待俘虏政策，是优待，就是贫苦老百姓的队伍能够体谅官老爷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些俘虏受不了共产党队伍普通士兵的那种简朴生活，共产党队伍给这些俘虏以优于普通士兵的生活待遇，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生活，就比当时很多农村农民的生活待遇要好得多，这是一种宽阔是胸怀。而西方是“正义”本身就是利益的代名词。以色列占领迦南地带，就是要那块流着牛奶和蜜的土地，是利益。他们的正义是是自封的，就是“我信上帝，所以我正义”，而手段是残酷的，是种族屠杀。西方这种政治文化延续至今，北约轰炸利比亚，说西方是“正义”的，因为西方是“民主自由”，所以西方就可以使用战争暴力把一个经济繁荣的利比亚炸成一个哀鸿遍野的国家，搞得利比亚难民四处逃难，而西方还很自豪的张扬他们所为“民主自由”的荣耀。牛魔王做了这种事，也会心中有愧，哪敢自诩荣耀呢？其实，目的和手段有内在的统一逻辑，以西方或上帝的手段之残暴，就知道起目的并非是为了正义与公理，并非是为了所谓的自由与民主，而是为了权力与财产，为了资源与利益。

《圣经》中所标榜的上帝的荣耀，其道德水准远低于孔子鄙视的怪力乱神。而西方就是把他们的强盗行径视为荣耀，而且是上帝的荣耀。大英帝国殖民亚非拉制造多少种族灭绝，多少人道主义灾难，但他们到处都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城市，街道，海港，到处树立维多利亚女王塑像，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以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有如以色列人种族屠杀占领里迦南地带以后得到的上帝的荣耀。

溥仪从末代皇帝变成新中国的优秀公民，是中国礼仪之邦文明的奇迹，是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先进的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