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36 孙中山病逝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喙（插嘴）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奔走劳顿）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俟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却的错觉？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诺诺的推托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似也有一个规律：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个后生，我从前倒很看重他的；现在听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我听了李先生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向吴说，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李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这些观感也许对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逝，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计较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等代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mān hān糊涂马虎）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意见值得考虑，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纬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彷徨心情。而黄埔力量的兴起，也以此为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