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八十（崇新岳 百思峰 ）

 

（55）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16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叶剑英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

　　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16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讲“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4号楼，开会是在7号楼。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

　　（56）

　　粉碎“四人帮”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实现，最主要是因为“四人帮”只掌握“笔杆子”，不掌握“枪杆子”，所以他们不怕“文斗”怕“武斗”；另外也是因为华国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国锋本身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他的身份起了重大作用。

　　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句话不错。整个行动是在叶剑英统筹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华国锋基本上是仰仗和依靠叶剑英的指挥。从这点来说，叶剑英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叶剑英却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讲。这件大事，如果你（华国锋）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的话也很有道理。从实力上来讲，叶剑英不要华国锋，照样可以粉碎“四人帮”，但这么一来，叶剑英会背上一个“搞政变”的污名。所谓“政变”，指的是下级把上级打倒，而上级把下级打倒，就不叫“政变”，而是“处分”。比如毛泽东打倒自己的下级刘少奇或林彪，都不叫“政变”；相反，如果下级的刘少奇或林彪打倒自己的上级毛泽东，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变”了。

　　当时党中央的排名，叶剑英排在王洪文之后，如果以叶剑英的名义抓捕王洪文，是下级搞掉上级，就会被认为是搞政变；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排名党内第一，以华国锋的名义抓捕王洪文等人，是上级搞掉下级，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处分”，叶剑英也不会背一个“搞政变”的历史污名。对于叶剑英这样已经到达顶层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遗产是自己的名声和名誉，所以政治家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名声。

　　另外，“四人帮”都是顺境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经过逆境的锻炼和考验。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仗着毛泽东的庇护，轻易战胜对手，也使他们产生轻敌的思想，以往对手容易对付，没有做最坏的打算。相比之下，林彪就高明得多。林彪面临的情况比“四人帮”困难得多，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制定出一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要不是林彪自己的女儿告密，林彪的计划几乎就成功了。

　　如果“四人帮”也学林彪，突然乘一架飞机直飞上海，摆脱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护”，在上海另立中央。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想粉碎“四人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在历史的关头，政治家水平的高低就显现出来了。

　　（57）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大变。前面提到，张春桥专门提起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该文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方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迤迤（yǐ 延伸）乃亡。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敌戒》的今译为：人们都知道仇恨敌人，却不知道敌人对我们其实很有好处。人们都知道敌人能危害我们，却不知道敌人的存在对我们其实也是大为有利的。秦国因有其它六国和它对抗，所以兢兢业业，从而导致国富兵强；一旦六国灭了之后，秦国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致灭亡。因为敌人的存在，我们小心谨慎，一旦敌人不存在了，我们就得意忘形起来。敌人存在可以免除灾祸，敌人不存在了反而会招来过失。

　　在中共夺取天下以前，内部的团结非常好，一致对付公敌蒋介石。一旦打倒了蒋介石，内部的团结也就出现问题了。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一旦“四人帮”粉碎了，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周、邓集团的团结一致，也就随之“四人帮”的粉碎而出现意见不一致，最终这个集团也解体了，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不过这些是后话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副主席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政治局常委也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因此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就是他们两人说了算。华国锋对叶剑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叶剑英比较满意；叶剑英也对华国锋支持吹捧，华国锋也比较满意。两人的合作虽说算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看出，他们两人说了算的局势不会维持太久，因此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思考以后的政治布局和出路。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邓小平。怎样处理邓小平，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

　　华国锋的想法是干脆不让邓小平复出，打着毛泽东遗志的旗号，继续批邓。华国锋以为只要有毛泽东留下的尚方宝剑，就可以解决了邓小平，所以华国锋提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口号。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刚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不久，他在听取中宣部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也要‘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决执行。”

　　（58）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要旨在压邓小平。因为是毛泽东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策，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邓小平就不可能复出，因此“两个凡是”成为华国锋与邓小平两人攻防战的第一战。

　　叶剑英的想法与华国锋不同，他看到邓小平的实力和威望，知道很难压住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必须让邓小平复出。既然要让邓小平复出，就不能坚持“两个凡是”，所以叶剑英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搞“两个凡是”，并不是很支持。

　　叶剑英支持邓小平复出，但在叶剑英看来，关键是邓小平复出之后，邓小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第一种形式是按照当初毛泽东的安排，让邓小平复出当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自己当中央军委主席，或者华国锋当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实际掌握军队。这样形成党、政、军三权分立的局面，华国锋主党，邓小平主政，叶剑英主军，这是叶剑英最理想的权力布局。

　　邓小平复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但这似乎不是叶剑英的理想。1976年10月20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去李先念住处谈话，这次谈话纪要如下：

　　华主席：“李老，根据主席生前的安排，叫我当主席，现在兼着总理，又兼着公安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这八亿人口的大国家，我是力莫能及呀！我想是你当总理吧！”

　　李：“我是解放以来一直任副总理，但一直是搞经济方面的工作，对于经济方面工作，我还是可干几下，对于国际斗争、国防、内务可以说是门外汉，是不能胜任的，这一切叶帅是了解的。”

　　华：“那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李：“总理有现成德才兼备的，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这个人我和叶帅是了解的，心直口快，没有野心，忠心有余，完全可以胜任的。‘四人帮’整得他够呛，明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偏说是大野心家，阴谋家，什么最大的走资派，直到现在他恐怕还有气，总理死后，差点气死他呢！”

　　叶：“他和我，先念差不多，气可大呢？”

　　华：“邓是很能干的老同志，差不多都对我讲此事。邓颖超同志有次对我说：‘还准备批邓吗？我看这个人靠得住，可以用。’”

　　（59）

　　从上述谈话纪要可见，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推荐邓小平当总理，可是华国锋却相反请李先念当总理，可见华国锋不想让邓小平复出。另据前面吴德的回忆来看，李先念等人并没有请邓小平出来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只是请他“官复原职”，也就是让邓小平当总理的意思，并没有让邓小平当主席的意思。

　　这样一来，在邓小平问题上，叶剑英、李先念与华国锋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抱成一团”，持“两个凡是”态度。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接管了“四人帮”主管的宣传机构，在报刊上大肆吹捧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华主席对我们宣传工作很重视，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宣传工作大权过去被四人帮把持，他们死死把住，中央其他同志针插不进，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这个权夺回来了。

　　总理逝世后，主席发现邓小平不行了。邓小平这个人有错误，错误严重，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当时主席说：“不行了，另找一个。”主席就看中了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一个好人来接班，接我们党事业的班。在天安门事件后，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呀，你选了一个好人。”

　　主席说：“你是不是指的国锋同志？”

　　我说：“是。”

　　主席讲：“他不仅有县、地、省的经验，还有在中央工作几年的经验，这个人忠厚老实，这个人不蠢。”

　　主席问：“你看怎么样？”

　　我说：“对选国锋同志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手。”我也确实是举的双手。

　　华主席这么英明果断，采取断然措施，这个问题没有远见、没有高度政治敏感，没有深刻领会主席思想的人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党有了好的接班人，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同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60）

　　我们认为华国锋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所以我们拥护他；他的胆量是大的，所以我们支持他，他的确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我们可靠的接班人，符合接班人的五条，特别是对毛主席遗嘱执行是坚决的。

　　有人提出“批邓”怎么办？主席指示，批邓是对的，邓是错误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个正确对待。小道消息传说邓小平从四川回来啦，恢复了副总理职务，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得远，试了一下，不行嘛！

　　由汪东兴的讲话可见，他与叶剑英和李先念的调子相反，对邓小平持完全否定态度。1977年3月，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两年多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了汪东兴的《我的初步检讨》。汪东兴在检讨中说：我在1976年11月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诚恳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报告。

　　1980年2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61）

　　1976年2月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了邓小平的一切政治待遇，只是让邓小平坐冷板凳，专管外事。毛泽东说：“邓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但到1976年4月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这里说“性质变了”，意思是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了，因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不少人不太理解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提出疑问：既然邓小平的性质已经变为“敌我矛盾”，那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邓小平的性质变为“敌我矛盾”，开除出党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谈到毛泽东对“犯了错误的人”的处理理念。1971年毛泽东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犯错误”有两种动机：第一种是“为利益犯错”，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都属于这种动机。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经济犯”；

　　第二种是“为革命犯错”，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思想或理念。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政治犯”。毛泽东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就是刘少奇、林彪这些人，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属于“政治犯”，而不是“经济犯”。

　　另外，中共夺取政权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高官，这些高官也属于“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这些被俘的国民党高官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只是他们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已。

　　蒋介石对“政治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高官，基本上都被杀了，像瞿秋白、方志敏等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也都杀了。而蒋介石对“经济犯”却非常宽容，持“基本不杀”的态度。蒋介石认为贪点钱不是大问题，只要不是“思想罪”就不杀，国民党高官没有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被杀的。

　　（62）

　　与此相反，毛泽东对“经济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在建国初年，两名中共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公款被揭发出来。刘青山贪污1万8千元，张子善贪污1万9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为中共夺取政权立过不少功劳。因此不少人提议，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过去的功劳，对他们两人从轻处理。

　　可是毛泽东却坚持判这两个人死刑，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对“政治犯”要宽大得多，持“基本不杀”的态度。不仅被俘的国民党高官都没有杀，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中共高官，毛泽东也没有批示枪毙的。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的高官，只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经济犯”，而没有一个“政治犯”。在建国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除了高岗自杀，林彪外逃而死之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没有枪毙。

　　进一步，毛泽东又把“为革命犯错误”，也就是把“政治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类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前者是“可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批评教育等手段解决，当事人不必打倒；后者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当事人必须打倒。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政治犯”，毛泽东也是主张“不杀”的。被俘的国民党高官是典型的“敌我矛盾”，但毛泽东都没有杀。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前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没有打倒邓小平；而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变成了“敌我矛盾”，那么当然就要打倒邓小平了。但毛泽东对打倒的高官，也并非都开除党籍，比如彭德怀就没有开除党籍，但刘少奇就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一方面是出自“为革命犯错误”的惯例，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的视野来考虑。毛泽东特点是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善于从长远的视野看问题。从长远的视野来看，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没有本事翻身，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第二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有本事翻身，重新回到政治中心，甚至成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63）

　　如果邓小平是第一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的结果是一样的，开除党籍并无特别的好处。如果邓小平是第二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结果就大不一样。首先，如果开除了党籍，邓小平要回到政治中心，也只有两种选择：

　　一、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

　　二、自己组建新党。如果是后者，那要危及到中共，而中共是毛泽东自己缔造的党，毛泽东应该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如果是前者，邓小平在被开除了党籍的情况下，要想回到中共，就不得不全面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就给邓小平留下一条杀回政治中心的“后路”，使邓小平有可能在不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回到政治中心，更不至于危及中共。这样一来，至少毛泽东思想还可以保持下去，流传下去，这应该说是毛泽东最低的底线吧。毛泽东很清楚，即使他开除了邓小平的党籍，也不一定挡得住邓小平杀回了。既然如此，还不如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第二天，邓小平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此后，邓小平基本上被“软禁”在家中，后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被单独软禁在东交民巷一所房子中。在此期间，卓琳因眼病住院，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内，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口头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于是邓小平和卓琳于6月30日，又搬回到他过去住的宽街住宅，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允许参加任何治丧活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仍被排斥在所有治丧活动之外，据说邓小平带领全家在家中设立的毛泽东灵堂遗像致哀。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家属那里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64）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请汪东兴把他的信转给华国锋。邓小平的信写道：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讯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

　　华国锋对邓小平的信没有表态。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却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让邓小平回来工作的意见。

　　12月7日，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发生严重的尿潴留，于12月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医生建议手术治疗。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同意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12月24日，邓小平接受前列腺部分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余秋里等人到医院看望。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安排下，邓小平与全家人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二十五号楼。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进行过多次长谈。但华国锋并未看望过邓小平，也未与邓小平谈过话。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看到“两个凡是”社论后，向来访的王震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65）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提议让邓小平复出，但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反对。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华国锋又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汪东兴更是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中共中央，邓小平写道: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1975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华国锋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中共中央以1977年《15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和中央的两封信。华国锋为什么要向全党发转邓小平的这两封信呢？他的想法与毛泽东当年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应该是差不多的。

　　（66）

　　华国锋上台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因古话“高出不胜寒”。早在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华国锋不服气，但那时有毛泽东给他撑腰当后台，华国锋可以抬出毛泽东来压下那些对他不服气的人。现在毛泽东走了，华国锋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置那些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

　　第一伙对华国锋不服气的挑战者是“四人帮”，华国锋靠勇气和智慧，武力解决了“四人帮”，粉碎了第一个挑战者。不过现在看来，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政治形势的全局，他以为粉碎了“四人帮”，他就可以坐稳主席的宝座了，这显然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近视”策略。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大权一时间掌握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这4个人手里，他们的分工是：叶剑英管军队“枪杆子”，李先念管政府“钱袋子”，汪东兴管舆论宣传“笔杆子”。因为粉碎“四人帮”后，由汪东兴接管了过去“四人帮”掌管的宣传媒体。华国锋则是总管全局。

　　华国锋对这个班子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班子里没有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他的位置比较稳。其中实权最大的叶剑英，并不是野心很强的、想要争当领导人的人。特别是叶剑英已是近80岁高龄的垂暮之人，更没有太多的争权之心，所以华国锋感到叶剑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李先念也不是野心很强的人，也能与华国锋和平相处。虽然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不能说“服气”，但因为华国锋对叶剑英和李先念都非常尊敬，从不干涉两人的职权，所以两人对华国锋也算满意。汪东兴过去的地位和华国锋差不多，水平也和华国锋差不多，他对华国锋还算是“服气”的，所以华国锋感到汪东兴也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如果这4个人的班子能够维持下去，华国锋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但这4个人的班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打开新局面的开创性人物。这4位高官都没有什么远见，过去他们一直是“守业者”，上面有什么指示，就紧跟执行上面的指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人想法，更没有自己的路线。这是典型的“维持班子”，而不是“开创班子”。

　　（67）

　　“维持班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见。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完全按照老皇帝过去制定的一套方针政策办，这就是“维持班子”。如果新皇帝只想坐稳他的皇位，最好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变，保持稳定的局面。而搞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失败的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因此，为了坐稳皇位，就要避免犯错误，避免出现不稳定因素。最好办法，就是什么改革都不搞，一切照旧，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

　　这样的“维持班子”，在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可是国家一旦出现各种危机，一切还是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维持班子”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清末的慈禧太后班子，以及慈禧太后之后的摄政王载沣班子，都是典型的“维持班子”。他们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搞改革创新，结果断送了大清王朝。

　　华国锋为首的这个“维持班子”，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为只要靠着毛泽东的余威，一切按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就可以把江山坐下去。华国锋班子从1976年10月上台以来，基本上都是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全无改革创新的意欲。

　　领导人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种策略是被动避战，一切不变，维持稳定；另一种策略是主动出战，大搞改革创新，创建一套新体制，树立一种新风尚，这样领导人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当然地位也就稳了。毛泽东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邓小平也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在太平盛世时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没有太多的不满，对班子也没有特别的期待，所以比较好干；而遇到危机时代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有很大的不满，所以对领导班子的期待也很大。这时领导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一方面是安抚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推出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政策。

　　当初人们对华国锋班子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真诚地希望华国锋能带领中国走入一个新时代。可是华国锋班子上台以后，基本按照毛泽东的老规矩办，一切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这时人们对华国锋这个班子就失望了。

　　（68）

　　当时人们的最大不满意之一，是中央把1976年4月悼念周恩来为主题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可是华国锋依然坚持：这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所以不能平反。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以及正在施工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周围，又摆满了花圈和周总理遗像，贴出许多诗词，祭文，更有醒目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比如“四五精神万岁！”、“人民万岁！”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人在长安街的墙上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很快搜捕到写标语的李冬民。李冬民原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在文革中敢于造反，成名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一度还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李冬民参军，复员后到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华国锋亲自批准立案“李冬民反革命案件”，逮捕了李冬民，立即关进监狱。另外还拘留6人，追查16人。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当年的《5号文件》“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但华国锋很快就挡不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浪潮，一年后的1978年，天安门事件就被平反，李冬民也于1980年被平反出狱。这是后话了。

　　此时在华国锋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这些人过去都是毛泽东手下的“单干户”。毛泽东死后，他们共同失去了靠山，于是就聚在华国锋麾下，形成利益一致的小集团。这些人主要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副总理)、吴德(北京市长)、苏振华(海军政委)、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长)。当年康生的秘书李鑫，此时投到华国锋门下，成为华国锋的“笔杆子”。

　　（69）

　　华国锋集团的特点是：以军人、实干家为主，没有出谋划策的军师。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等都是军人，不太懂斗智慧的政治战；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都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的实干家，自己并没有什么想法或主意；李鑫虽然跟随康生多年，但也没有学到康生的政治智慧，仍是头脑简单的书生。

　　华国锋本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不懂全局的领导艺术。如果华国锋身边有一位高明的军师，帮他出谋划策，弥补他不懂领导艺术的缺陷，华国锋或许还可以掌权。可惜华国锋门下的人，偏偏就缺一位军师，这也是华国锋集团的缺陷。

　　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集团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

　　华国锋集团虽然从“四人帮”手中的夺到了舆论工具，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基本上是在“乱用”。最典型的“乱用”，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华国锋的个人崇拜。1976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之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

　　该《社论》写道：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

　　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70）

　　有一首《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赞美诗，更是吹捧说：

　　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亲手写金文，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东海放声歌，天下最强音：你办事，我放心！

　　因为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的时候，当时没有摄影记者在场，没有留下照片，这成为华国锋的遗憾。于是几位著名画家们发挥想象力，在1977年1月创作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遗憾。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到处张贴。当时甚至还仿照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把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改编成颂扬华国锋的歌曲，与《东方红》同时播放。当时各种大会的会场，直到中共“十一大”的会场，都是华国锋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悬挂。

　　当时各大媒体上，还把“英明领袖”作为华国锋的尊称，凡是提到华国锋的时候，都要在华国锋之前加上“英明领袖”四个字的尊称，说“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就像毛泽东的尊称是“伟大领袖”，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要加“伟大领袖”四个字的尊称一样。

　　华国锋的资历和身份，哪有资格与毛泽东并列呢？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不但不能让人们对华国锋肃然起敬，反而引起人们对华国锋的反感。这种对华国锋的大肆吹捧，不但没有给华国锋帮忙，而是给他帮倒忙。可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通过宣传工具“大树特树”华国锋，就真的能把华国锋树立起来。关于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就是华国锋集团的纪登奎也看不惯。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说：在跟父亲的闲谈中，问起那首导致华国锋交权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我爸说：“那不能唱啊！你那个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你那个华政委是个哪一级呀？是县大队的政委，18个兵。你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已经有一大群了。不光是那些元帅，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呀。你领导指挥18个兵的政委，你唱这个歌，那些人都活着的呀。我知道那些老总们，听了以后心里是啥味道。

　　后来导致华国锋下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搞“两个凡是”，另一个就是搞“个人崇拜”。搞“两个凡是”，还算是路线问题；而搞“个人崇拜”，就算是人品问题了。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犯错误，以后还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而在人品问题上犯错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邓小平曾写信吹捧华国锋，那是因为不违心地吹捧华国锋几句，就无法复出，向自己的目的地前进，属被迫无奈之举，或许可以原谅。而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完全没有任何“被迫无奈”的因素，完全可以不这么搞，所以大家不原谅华国锋。

　　（71）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本人政治水平的局限性。华国锋不是开创型的领导人，过去他总是跟着毛泽东的指示转，自己并不独立思考，也不需要独立思考，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可是当华国锋成为第一把手，要自己独挡一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领导人必须要设法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因此华国锋做一些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信的举措，这些不仅不过分，也是合理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怎样提高个人威信的问题上，华国锋想不出新的办法，他想到的只有效仿毛泽东。毛泽东挂标准像，华国锋也学着挂标准像；毛泽东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华国锋也学着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毛泽东称“伟大领袖”。华国锋也学着称“英明领袖”；毛泽东奏《东方红》乐曲，华国锋也学着奏《交城山水》……。

　　这种单纯的效仿，显然是比较笨拙的。因为毛泽东的资历和身份，是华国锋根本无法相比的。毛泽东可以用的东西，华国锋不一定能用，华国锋必须另搞一套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可是华国锋却想不出新办法，他也没有军师替他想办法，于是就只好模仿毛泽东的那一套办法了。这个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华国锋的个人威信，反而大大降低了他的个人威信，给后人再次留下一个“东施效颦”的教训。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也是想不出自己的新政策、新路线，只好一切按照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老办法、老规矩办。然而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却无法让人感到他忠于毛泽东的诚意。如果华国锋真的忠于毛泽东，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那么华国锋就不应该粉碎“四人帮”。因为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政治局常委，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就已经最大地违反了毛泽东的决策。既然如此，华国锋再提什么“两个凡是”，又怎么会有凝聚力呢！

　　任命王洪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决策，撤销邓小平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违反了毛泽东的前一个决策，却又试图坚持毛泽东的后一个决策。因此胡耀邦批评华国锋说：“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华国锋执政遇到的最大潜在对手，就是邓小平。在邓小平问题上，华国锋周围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态度，主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国务院总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叶剑英、李先念要华国锋把第一把手的位子让给邓小平。另一种是汪东兴等人的态度，主张华国锋坚决不让邓小平复出。

　　（72）

　　在两种意见中，华国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没有反对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但声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采取“拖”的办法;另一方面，华国锋也没有反对汪东兴等人的建议，而且支持汪东兴在报刊上进行“两个凡是”的舆论宣传。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模棱两可地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虽然华国锋的话说得模棱两可，但毕竟是他首次在中央会议上，表态可以让邓小平在“适当的时机”出来工作。不过华国锋在表态的同时，又拿着“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邓小平看出，华国锋虽然在让他复出的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内心还是想“拖”，不想让邓小平很快出来工作。邓小平也明白，华国锋这样的心态，主要是怕邓小平不服气，怕他领导不了邓小平。因此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很快给华国锋写信表示“效忠”，以此来打消华国锋的顾虑。

　　邓小平为了让华国锋放心，在信中特别表示对华国锋“服气”，表示愿意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同时，邓小平也表示了他愿意出来工作，愿意服从华国锋的领导，并且还隐喻要保证华国锋当权“15年到20年之久。邓小平用服从的语气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进一步主动提出建议，把他这封“效忠信”发至全党，让全党都知道他服从华国锋的态度，打消华国锋的顾虑。果然，邓小平的“效忠信”打消了华国锋最后的疑虑，使华国锋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73）

　　邓小平这样做是智慧的。因为如果华国锋采用坚定的态度，绝不同意邓小平复出，除非华国锋本人下台。假如华国锋真的采用这样决不让步的态度，邓小平是不太好办的。因为在华国锋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邓小平要想复出就必须先把华国锋“拿掉”。不管怎么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拿掉华国锋是不容易的，弄不好还得再来一次“粉碎”，这样事情就复杂了。

　　如果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就可以在体制内与华国锋进行斗争，用和平的方式夺华国锋的权，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因此，邓小平要尽可能避免与华国锋发生对抗性的竞争，他要能屈能伸，首先争取回到中央工作的机会。只要回到中央，一切就好办，因此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了“效忠信”。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该《决议》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今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今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样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完全官复原职，在党内的排名是第三位，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虽然这次邓小平实现了官复原职，但他还没有掌握中央的大权。邓小平真正成为中国的掌舵人，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此时华国锋的权力还是高于邓小平一个台阶。

　　当时发表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这次大会还根据华国锋的意见，把粉碎“四人帮”定义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全会公报写道：决议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归功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74）

　　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部门。在此之前，邓小平一直是主管党务、军务和外事部门，从未主管过教育部门。然而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越是重灾区，就越容易做出重大的政绩。邓小平主管教育部门的第一个惊人举措，是立即废除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邓小平此话让众人一惊，因为在这次教育座谈会召开之前，教育部已经开过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今年的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成为定局。

　　教育部决定今年的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邓小平复出以前作出的决定。邓小平刚刚复出，立即大胆地废除教育部已经作出的决定，宣布今年就废除工农兵大学生，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办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当年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7年12月，举行了1977年度的全国高考。这是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给全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树立起他的威信。

　　1977年8月中共提前举行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这次大会应该在1978年举行，但根据华国锋的要求，提前到1977年举行。华国锋大概是害怕夜长梦多，他要趁早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把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党代会上确定下来。

　　（75）

　　“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会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十一大”选出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4人，政治据常委5人，政治局委员23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常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当时的《大会公报》这样写道：8月12日下午3时30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华主席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历时4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8月13日下午3时30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76）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于8月18日下午3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十一大”是华国锋人生的最高潮。这次大会突出了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会场上并列悬挂毛泽东与华国锋的巨幅画像，大会代表们对华国锋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上，也采用在华国锋的名字之后“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的写法，几乎达到与毛泽东并肩的地步。大会的选举结果也对华国锋比较有利，拥戴华国锋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苏振华、陈永贵等人都进入了政治局，汪东兴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但好景不长，一年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集团就基本上靠边站了。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一切职务。《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说：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1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转回来说1977年的“十一大”。华国锋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胜利结束。”现在一般认为，文革以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所以文革是历时10年。

　　这里华国锋宣称“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文革之后，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说过“结束”文革的话。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也没有宣布过文革结束。因此，中央一直没有对文革作出一个“结束”的正式结论。为此，华国锋在“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只好把文革的时间计算到1977年，这样就有了“历时11年文化大革命”的说法。

 

 

　　随着这场改天换地、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我们这个系列文章《破解文革毛泽东》的正文也结束了。不过后面还有几个“评解”和后记，将继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