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五八（崇新岳 百思峰 ）

 

（252）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

　　（253）

　　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

　　（254）

　　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一、理想结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二、较好结局：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像1966年以前的彭德怀一样；

　　三、最坏结局：刘少奇和1966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1966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

　　（255）

　　林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对于他这样的军人来说，死并不重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换取胜利，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军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队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战士阻击敌人，这些阻击敌人的战士，注定都是要牺牲的，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赴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将换来大部队的胜利。所以军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为了胜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如果军人都不具备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谁愿意留下来阻击敌人呢?

　　对于林彪来说，他已经把他与毛泽东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林彪既然有“常胜将军”的美誉，他当然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定要赢，哪怕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赢，这才是军人的本色。然而，林彪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正面公开的斗争，林彪绝无赢的可能。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林彪要赢，必须出奇兵，用诡计，为了胜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价。

　　林彪取胜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掉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也就是暗杀。这个办法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般搞暗杀，都是买通黑社会，雇用职业杀手，这样即使是暗杀失败，自己也不会暴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暗杀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暗杀不管成功失败，一般都查不出谁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国既没有黑社会，也没有职业杀手，所以雇人去暗杀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林彪只有动用自己的儿子去干。这样一来，一旦暗杀失败，林彪这个主使人就必然会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个搞暗杀的污名。但林彪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个理由后面再说。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会的地下组织，有职业杀手的丰富经验，要想暗杀毛泽东这样警卫森严的人，也是极难的。林立果这支10人左右的小部队，又毫无搞特务工作和暗杀的经验，要想暗杀成功毛泽东，简直比买彩票中头彩的可能性还小。既然这样，林彪为什么还要干呢？这是因为暗杀即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林彪取胜的第二个办法，是组建自己的军队打败毛泽东，这就是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然而鉴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尽管广州的部队是林彪过去的嫡系部队，但此时广州的部队会不会跟着林彪“造反”，是疑问很大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州的部队跟随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即使这样，林彪也要干，这也是因为另立中央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256）

　　林彪取胜的第三个办法，是向外国“借兵”打败毛泽东。向外国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兵。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方认为核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反苏，所以苏联极欲搞掉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装着醉酒，向周恩来提出共同搞掉毛泽东的设想。如果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苏联合作，共同搞掉毛泽东，苏联是很愿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苏联，向苏联借兵打回中国来，毛泽东是很难招架的。因为林彪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挥苏军来打中国，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领全中国，只要占领东三省等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反毛泽东的苏联卫星国，也是苏联很愿意看到的。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苏联是愿意出兵帮助林彪“打回来”的。可是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苏联愿意冒着核战争的危险借兵给林彪吗？这是阻碍林彪这个设想的关键。一般看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没有魄力面对核战争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林彪外逃苏联，就会落下一个“叛国”的污名，但林彪却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第一个暗杀计划，第二个另立中央计划，第三个外逃借兵计划，都是为了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林彪也知道，这三个计划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还有一个没有写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第四个计划，那就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作为军人来说，不能战胜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算是没有失败。

　　如果说林彪前三个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林彪的“同归于尽”，不是在肉体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而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

　　林彪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可以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武器。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林彪的助推，毛泽东不可能建立起那么高的个人崇拜。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帮毛泽东建立起个人崇拜，也可以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泽东。林彪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样才能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57）

　　当时人们已经把林彪看成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下了台，受到了批判，这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坏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很尴尬了，他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呢？如果毛泽东连自己的亲密战友是“坏人”都看不出，都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欺骗了，那么毛泽东英明在哪儿？这几年的文革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林彪下台，被批判，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政治声望，而林彪是“坏人”，才能打击毛泽东的政治声望。林彪怎么把自己变成“坏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坏人”，是那种搞阴谋诡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林彪就要搞暗杀，把自己变成“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认为分裂国家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一般人认为叛国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外逃苏联“叛国”。

　　这样一来，如果林彪搞的暗杀计划失败，另立中央计划失败，外逃苏联计划失败，那么林彪的第四个“同归于尽”计划，就不声不响地成功了。因为此时林彪已经变成分裂国家、投敌叛国、阴谋暗杀的标准坏人，想要给林彪说好话都很难。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事尽干的“坏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么坏的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呢？因此，林彪表现得越“坏”，毛泽东就越惨越尴尬，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丧失越大。

　　这样分析之后，就清楚林彪为什么不怕搞暗杀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分裂国家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叛国的污名。林彪就是要用这些“污名”，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丧失和政治威信扫地。事实上，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确丧失殆尽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和英明伟大的，人们看到“红宝书”，就想起摇着“红宝书”的林彪这个阴谋家，“红宝书”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是输家，这就是林彪“同归于尽”计划的结果。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可以说从没遇到过这样大的失败，这次林彪让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洋相，让毛泽东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个人崇拜。

　　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他的接班人。人们不再迷信毛泽东了，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下台，都与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于林彪来说，他的“出走”绝不是单纯的外逃，而是战胜毛泽东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外逃失败，林彪丧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败者，毕竟他这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了。

　　（258）

　　之所以称“九一三事件”，是因为林彪的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0分起飞，而真正惊心动魄的事，其实是发生在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

   汪东兴回忆当时毛泽东的情况：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日程是：1971年8月15日离京，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8月27日至8月31日在长沙；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南昌；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均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汪东兴回忆说：

   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我还建议，可以转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专列9月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晚10点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l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在专车前方‘压线路’的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到济南是早上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张春桥等)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

　　他们要实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

　　（260）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于某种警觉，临时改变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次毛泽东提前回北京，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等到汪东兴告诉他时，连周恩来都十分吃惊。

　　毛泽东在9月12日下午4时到达北京后，下午7时林立果乘林彪的256号专机匆匆飞往北戴河。关于此行，256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点开饭，这时值班室人员说：“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当我到达值班室时，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个小资料包，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还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

　　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这时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油到17吨。”

　　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

　　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但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

　　（261）

　　据康庭梓回忆，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诉他，周末有任务要值班。因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谓“周末”，只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那时候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毛泽东将于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见，潘景寅早就做好飞广州的准备，这个计划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回北京才临时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很近，潘景寅指示飞机加大量的油，这是为了飞广州做准备的。后来飞机上剩12吨半油，这个油量还是可以勉强飞到广州的。

　　飞机到北戴河后，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彪要用这架飞机”，可见此时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计划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临时定的。

　　这次飞机上的五个人，后来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外逃的飞机，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带上飞机，可见他们三人是不知情的。

　　关于专机机长潘景寅，有不少人认为他不是林彪死党，理由是后来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据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写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真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潘景寅在飞机上进行过搏斗吗？

   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空军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说：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不可能进行搏斗，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以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自愿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了。

　　空军专家组的意见，显然否定了邓小平的说法。其实邓小平只是随便说“据我个人判断……”，并不是代表组织做出的正式决定。或许邓小平自己并不清楚，他说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马上给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而且还给潘景寅家属发了抚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结论，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结果，不能作为分析林彪事件的证据。

　　（262）

　　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却很热闹，因为这天举办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关于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南巡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还有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据李文普的回忆，周宇驰在9月6日这天把毛泽东南巡讲话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汇报了。此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叫林豆豆带着未婚夫来北戴河。为什么要急着叫林豆豆来北戴河呢？显然他们准备就在北戴河“行动”，把林豆豆叫来，就是准备带她走。

　　由此可见，在9月6日这一天，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做好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暗杀毛泽东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来，而要南下广州，才需要叫林豆豆来。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加上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号楼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号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据李文普回忆，林豆豆一到北戴河，林立果就找她密谈。这次密谈中，林立果应该对林豆豆讲了暗杀毛泽东，南下广州等计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当然与林豆豆无关，而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带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给她打招呼，让林豆豆先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林豆豆听了以后，马上跟周围的警卫人员说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李文普还回忆说：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林彪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因为张宁和张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叶群叫来的，林彪见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表示很高兴，一点没有意外，可见林彪对这些计划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着回忆说：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向首长报告。我马上去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263）

　　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李文普，应该不是为了防范李文普，而是放烟幕弹。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杀的极为重大之事，所以叶群怕别人怀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就放风说“去北京治牙”，又说“不要告诉林彪”，这样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与林彪完全无关的感觉。叶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着林彪去北京治牙”这件事散布出去，这就等于释放一颗烟幕弹，不会引起有人怀疑林立果的行动。

　　关于叶群释放烟幕弹，吴法宪也回忆说：9月9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做报告，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

　　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叶群要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帮助找两部影片。叶群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

　　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叶群让吴法宪找电影，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吴法宪也纳闷“这种事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其实叶群的目的，是希望吴法宪把“林立衡要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人们认为北戴河正在忙着为林豆豆准备婚事。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怀疑北戴河在策划其他的事，这也是一颗烟幕弹。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10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给刘沛丰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忆，刘沛丰9月10日坐飞机到北戴河与叶群密谈20分钟，内容应该是关于林立果他们策划暗杀的事情。9月11日，叶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广州的事。此时毛泽东还在上海，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事先制定好的，而且林彪和叶群都是知情的，否则叶群不会对李文普提出去广州之事。另外这天林彪要看“副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册”，也应该与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关。9月12日上午林彪说要去大连，在也是释放烟幕弹，其实上是准备去广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与李文普谈到“林立果干坏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广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们的暗杀计划还没有“失败”，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失败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

　　关于9月12日这天的事，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去大连，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叶群和林豆豆、张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贺他们订婚。这时林立果乘飞机来北戴河，叶群告诉他们，林立果是“赶来”为林豆豆祝贺的，显然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看电影时，叶群又违规把林彪身边的内勤“支走”，她与林彪两人单独密谈。林立果来了之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密谈。

　　（265）

　　对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

   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

　　我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

　　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乘我们的“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

　　我见到李文普，问他：“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李文普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

　　叶群说：“不去就算了。”

　　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据刘吉纯回忆，李文普对他提起“上飞机”的事，是因为林豆豆也向刘吉纯说过，要求他千万阻止林彪上飞机。

　　当时林彪这样高官的警卫体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林彪办公室的人员。不过林彪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是秘书、保健医生、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等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负责保卫林彪的安全。在林彪办公室中，只有李文普(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和刘吉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两人是负责林彪安全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枪，其他人都没有枪。李文普和刘吉纯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第二个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这些人不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卫战士在他的住处附近站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并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卫战士带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队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卫。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都是带枪的。

　　林彪办公室中的两个警卫中，林彪和叶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刘吉纯，所以叶群试图派刘吉纯去大连，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帮林彪的，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临阵脱逃。如果李文普听从刘吉纯的意见，派几个带枪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事先上飞机里面警戒，那么林彪的飞机就很可能无法飞走了。

　　（266）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了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

　　对此刘吉纯也回忆说：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队的值班室报告。

　　李文普说，他怕林彪、叶群会找他，他不去。

　　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

　　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

　　我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

　　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对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忆(林豆豆的材料据说被人修改过)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晚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

　　晚9点，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八三四一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

　　（267）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6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张宏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东兴报告。

　　我问：“向汪东兴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八三四一部队的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向北京打电话通报。

   汪东兴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她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说：9月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杀不成逃往广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如果暗杀不成功就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这时候，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普说：“我离不开。”

　　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队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269）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

　　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总理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议是晚8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10时40分左右，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

　　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来八三四一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8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五六号。”

　　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

　　周总理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

　　张耀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

　　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林彪)想动一动。”

　　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说：“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总理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叶群答：“是天上动。”

　　总理问：“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叶群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总理指示海军政委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据高振普回忆，周恩来这天的安排本来与林彪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发电话后，周恩来停止了正常的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此事是非常重视，所以他才会停止会议。

　　周恩来对林豆豆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她没有说任何证据。林豆豆话中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就是有一架飞机已经调到山海关机场，所以周恩来就从飞机查起。周恩来之所以打电话给李作鹏，是因为山海关机场是由海军管理和警备的。

　　（270）

　　关于周恩来给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回忆说：

   大约是当晚的11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

　　我说：“绝对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三十四师(负责领导的专机)师长时念堂，问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

　　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

　　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吴法宪之所以不知道调飞机的事，是因为林彪已经不信任他了，怕吴法宪知道了会说出去，所以调飞机的事完全是瞒着吴法宪的。那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要瞒着吴法宪给林立果调飞机呢？其实胡萍并不是林彪死党，不过在后来的审判中，胡萍因为向林彪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胡萍对此不服，后来他回忆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们要叛逃。

　　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吴法宪，不要跟吴法宪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

　　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

　　（271）

　　胡萍说的是可信的。那时胡萍这一级别的人，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他只知道吴法宪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没有听说林彪也犯了错误。既然吴法宪犯了错误，按当时的做法，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就要跟吴法宪“划清界限”。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么胡萍自然认为林立果是空军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吴法宪是空军里“错误路线”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紧跟林立果，与吴法宪“划清界限”。

　　这次林立果与吴法宪给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让胡萍把专机调到北戴河，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吴法宪却让胡萍立即把专机飞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按照吴法宪的指示，把专机立即调回北京，那么肯定就要彻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了，那么以后自己怎么在空军里混呢？

　　胡萍无法想象林彪会叛逃，他宁可得罪吴法宪，甚至宁可得罪周恩来，也不敢得罪林彪。毕竟在胡萍眼中，林彪还是堂堂正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胡萍当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骗吴法宪，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飞回来，这样就可以把飞机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这样也就不会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只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关于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应该是“九一三”事件中很关键的一件事。可是对这件事的细节，当事人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各种回忆录也差异较大，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说法，汪东兴说：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272）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与汪东兴不同，他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张耀祠的说法，与高振普回忆相似。另外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在9月13日上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林彪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的飞机已经坠毁。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到卧室来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

　　文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事，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掺扶下进入会场，他也服了安眠药，站不稳。纪登奎，李德生也是后到的。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13日早6时，周总理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江青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真的肃静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周总理接着说：“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明天白天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273）

　　总理接着说：“晚11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电话，是11点多钟了。”

　　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总理最后说：“13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李文普，在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总理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总理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说的。

　　关于9月12日晚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汪东兴为主的版本，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持与汪东兴同样的说法；另一个是张耀祠为主的版本，邱会作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持与张耀祠同样说法。这两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五点不同：

　　一、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还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汪东兴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张耀祠版本：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张耀祠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

　　汪东兴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上天转一转。”

　　张耀祠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还没有调飞机。张耀祠提到：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调飞机，报告总理后再调。”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

　　汪东兴版本：叶群说晚上不飞了，第二天再飞。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天气好了，再飞。”

　　张耀祠版本：叶群坚持晚上飞。张耀祠提到：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274）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进一步提到：9月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汪东兴提到：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说过准备亲自去北戴河。邱会作和高振普的回忆也没有提到此事。

　　五、得知周恩来与叶群电话谈话内容的来源。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事后告诉他的。汪东兴说：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

　　张耀祠版本：张耀祠没有提别他的来源，而邱会作则说，他们的消息是来自周恩来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亲口讲话。

　　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说法不一样，因此有人据此说：“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人中必有一人说谎。”但如果认真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没有说谎，他们的说法不同，是因为周恩来本人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恩来对汪东兴的说法，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古今中外的官场惯例：古今中外的官员，对于同样一件事，他向上级汇报的说法，与他向下级讲话的说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定要说实情，这样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对下级讲话的时候，就不一定说实情了，因为很多实情是不能让下级知道的。典型的例子有《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大参考》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才能看的，而《参考消息》是一般群众都能看的。同样一件事，在《大参考》和《参考消息》上的报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汪东兴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版本，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转述的。而张耀祠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下级讲话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出现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林彪事件的特殊性：周恩来与叶群两人打电话，别人不知道他们两人具体谈了什么，所以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只能出自周恩来之口或者叶群之口。因为叶群已死，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内容，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了。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是陷得比较深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周恩来“帮助”了林彪出走。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卡”林彪的话，林彪是肯定走不了的。周恩来对林彪的最大“帮助”，就是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同时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

　　（275）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汪东兴版本，还是张耀祠版本，他们都没有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当叶群跟周恩来提出“林彪想动一动”的时候，如果周恩来接口说：“好，我去请示一下毛主席。”周恩来马上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林彪肯定是走不了的。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30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恩来得知林豆豆的揭发，大约是当晚10时半；与叶群通电话，大约是当晚11时半；林彪飞机起飞，大约是次日凌晨0时半；毛泽东得知林彪的消息，大约是次日凌晨1时。如此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这就给林彪出走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有人说周恩来为阻止林彪出走，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下令林彪专机返回北京，下令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下命令才能起飞等等，但周恩来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就不能报告毛泽东呢？此时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中南海，周恩来要见毛泽东，十几分钟就可以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可是周恩来偏偏要独自处理林彪的事情。

　　再者，林彪在党内的级别高于周恩来，按道理，周恩来没有资格处理林彪的事。比如周恩来下令，只有周、黄、吴、李四个人下命令，林彪的专机才能起飞。因为林彪是周、黄、吴、李四人的上级，林彪的飞机是否起飞，难道还要遵从这四个下级的命令吗？因此，周恩来应该向比林彪级别更高的毛泽东汇报，由毛泽东亲自来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而不是不告诉毛泽东，由周、黄、吴、李四人自己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周恩来这种处理林彪事件的方式，从党纪上来说，也是不合适和不应该的。可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有点像现代版的关羽华容道。

　　正因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上陷得比较深，所以他需要向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件事，因此就有了汪东兴的版本。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周恩来和叶群的电话问题。

　　一、究竟是谁给谁主动打电话呢？据林彪办公室的记录：“11 时 22 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也就是说，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正确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呢？

　　这是因为，如果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就应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相反如果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当然就不需要向毛泽东汇报了。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的，这样这件事他就没有必要向毛泽东汇报了。

　　（276）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得到其他的旁证。

   吴法宪回忆说：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

　　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要吴法宪调飞机。”后来叶群果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谈到调飞机的事。据此可知，叶群没有告诉周恩来他们已有飞机，是正确的。当然，叶群不算是说谎，因为林彪的确没有“调”飞机过来。林立果飞来的那架专机，并不是通过林彪办公室“调”过来的，而是林立果以搭乘试飞飞机的名义，飞到北戴河的。至于叶群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吴法宪调飞机，我们在后面分析。

　　这里的问题是：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说他们已有飞机了，并说林彪明天准备乘坐这架飞机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发现林立果飞到北戴河的飞机后，没有采用措施把这架飞机控制起来。如果叶群说林彪不知道北戴河的飞机，周恩来就完全有理由派士兵强行把这架林彪不知道的飞机控制起来；相反，如果林彪知道这架飞机，并声称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周恩来就不便控制林彪准备使用的飞机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所以周恩来不便违背林彪的意愿来控制这架飞机。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得到其他的旁证。

   李作鹏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晚上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277）

　　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我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的指示均可放飞。”

　　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由李作鹏的回忆可知，周恩来在电话里对他说：“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可见叶群是坚持要晚上起飞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呢？

　　这是因为，如果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没有想到林彪的座机突然在晚上起飞，这样周恩来就是“被欺骗”的角色，对这件事没有责任。相反，如果叶群已经明言告诉周恩来，今晚林彪要飞，而周恩来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措施阻止，那么周恩来就有责任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今晚不飞了，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准备亲自去北戴河之事，只要汪东兴版本提到。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告诉汪东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毛泽东与林彪问题上，一直持中立态度，没有主动帮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而周恩来亲自去北戴河，就意味着他准备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试图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

　　（278）

　　前面讲了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搞清，那就是为什么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或者说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动机何在？我们先看看在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之前，北戴河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林豆豆本人回忆，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乘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林豆豆就问他情况。林豆豆说：“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找警卫处长李文普和警卫科长刘吉纯，要求他们带她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林豆豆大约在晚9时50分左右，从林彪住的96楼悄悄溜出去，和刘吉纯一起去找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谈话，然后又悄悄溜回96楼。

　　林豆豆回来后，叶群叫她过去。林豆豆说：“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此时大约是12日晚10时半左右。林豆豆从叶群那里出来之后，又去找李文普和刘吉纯，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密谈。林豆豆的不正常行动，引起了叶群的警觉。据林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回忆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林立衡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她是一块“心病”。叶群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她看到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12日晚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

　　由此可见，直到12日晚10时半，林彪的计划还是第二天一早去广州，叶群亲口告诉林豆豆明早去广州，并要她准备好行装。

　　这里再分析一下林彪怎样飞广州。按照正常的规矩，林彪的专机起飞之后，就要通知广州方面，在哪个机场降落，然后广州方面派出警卫部队，去机场迎接林彪。等林彪一下飞机，警卫部队就把林彪保护起来。因为广州方面派出的警卫部队，并不是林彪的亲兵，林彪被这些警卫部队“保卫”，他仍然没有自由，不可能指挥和领导政变。

　　因此林彪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分析，林彪的行动大致是：周宇驰等人率领“联合舰队”的先头部队，先从北京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降落。然后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通知广州方面准备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这样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就会事先到白云机场等待。等到林彪的飞机飞到广州上空后，谎称飞机故障，忽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这样就可以“甩掉”广州的警卫部队，由周宇驰率领的“联合舰队”把林彪保护起来，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开始实施政变。

　　林彪也可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就是飞机先飞向大连，到了大连之后，以飞机故障为由，从大连上空直接飞出国境到公海，然后沿着公海飞到广州，突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形成突然袭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