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六（崇新岳 百思峰 ）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

　　（35）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36）

　　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37）

　　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8）

　　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39）

　　前面提到，在中共“九大”开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时，在《修改党章报告》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

　　《新党章》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起草，全是毛泽东的嫡系在做这件事。本来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没想到陈伯达居然在关键时刻投奔林彪，改换门庭，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怒。《新党章》中的一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过去的《党章》中，还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接班人”。

　　在《新党章》中规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来自江青的提议。据原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说：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应该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江青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同志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林彪并不高兴这样做。据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9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林总在会上提出：《新党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讨论之后，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

　　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写入《党章》呢？这是出自“论功行赏”的必要。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不管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政党领导人，都必须对有功的功臣进行奖赏，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保持集团的战斗力。对毛泽东的文革来说，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打倒刘少奇的阶段，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泽东不对林彪“论功行赏”，不对林彪有点“表示”，那是说不过去的。

　　（40）

　　“论功行赏”无非是三种方式：金钱、地位、名誉。企业一般采用“金钱”的方式，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奖励干得好的，为企业立功的功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不发奖金，所以不能用“金钱”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给林彪发奖金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对林彪“行赏”的手段，只有“地位”和“名誉”。林彪现在的地位，在党内是副主席，在政府内是副总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只有提升在政府内的地位。总理的地位已经有周恩来占据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只有“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国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刘少奇那样，《人民日报》上并排登载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样大的头像，在很多场合林彪就要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刘少奇那样不掌握兵权的人，当国家主席还问题不大；如果林彪这样掌握重兵的人，再当上国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当然，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无妨；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林彪并不信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林彪主导写的《政治报告》，提倡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现在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

　　因此，毛泽东不想真的让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旦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就养虎貽患，到时候就非让林彪接班不可了。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林彪“行赏”，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誉”了。因此，毛泽东把林彪写入《党章》，就是给林彪一个名誉，作为对林彪的奖赏。

　　毛泽东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就让江青出面，让江青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然后毛泽东再来“同意”一下，这样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泽东的意思，看破毛泽东并不想真的让他接班。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他接班，就应该对林彪许愿，在“九大”之后让他当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许愿只字不提，只是给林彪一个空头的“写入党章接班人”的名誉。

　　这样一来，林彪感到毛泽东并无诚意让他当“接班人”，所以不满意毛泽东对他空头名誉的“行赏”。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删掉《党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这个“接班人”名誉。

　　（41）

　　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在邱会作的回忆中，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0.7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69年3月2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3月15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3月17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1991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

　　（44）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

　　（45）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

　　（46）

　　毛泽东对“九大”的期待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第二场“整党的文革”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整党的起点，所以毛泽东试图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党概念，把“九大”开成一个与以往的党代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大会。

　　首先毛泽东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党代会，参会代表分为“大代表”和“小代表”两种。“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高官，而“小代表”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普通党员。在过去，这些“小代表”只是按照上级指示，投某个人的票，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因此毛泽东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这样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种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说：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

　　在毛泽东的这个主导思想下，“九大”的气氛与过去的党代会有很大不同。“大代表”们受到了压制，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地盛气凌人讲话了，而“小代表”的意见得到空前的尊重。虽说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服从上级的角色，但他们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要搞的整党，主力军就寄托在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这次大会上，鼓舞“小代表”积极参与党内的大事。

　　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中央委员会”，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员会”都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因为没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是进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级别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这个级别上。

　　（47）

　　年轻人要想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文革，就让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王洪文的表现欠佳，但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反映出毛泽东要彻底整党和改造党的决心。

　　出于整党和改造党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打破过去的老规矩。大会主席团主席，过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这次毛泽东决定事先不规定，而是当场选举。

　　早在1969年3月25日，负责筹备大会的周恩来，就“九大”主席团常委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批示说：“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书长由谁来担任。到大会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到大会主席团的问题，但毛泽东仍没有回答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问题。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再问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大会开始后，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都还没有明确下来。周恩来和林彪，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大会的一开始，直接征询代表们的意见，请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提出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时毛泽东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当主席的，他必须提名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林彪。如果毛泽东提名周恩来当主席，那林彪的面子就没处摆了。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一开始，就说：“现在，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临时搞这么一个“民主选举”，所以吓了一跳。林彪当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马上请台下的众人选毛泽东，众人立刻一致举手同意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然后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众人马上一致举手同意林彪当副主席后，毛泽东又说：“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众人鼓掌通过。

　　（48）

　　毛泽东搞这个民主选举，虽说有做秀的成分，但毕竟是党代会上第一次向代表们进行“民主选举”，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小代表”，有受宠若惊的主人翁感觉。

　　有人说毛泽东这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是对林彪的野心进行“试探”，这种说法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搞这种所谓的“试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为林彪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当主席的建议，这并不能证明林彪没有野心。

　　因为这次毛泽东营造会议的民主气氛，代表们在选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当选的人，对自己能不能当权，能以多少票当选，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面都在悄悄地拉选票。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员之后出入会场。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生说：“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

　　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员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问题。林彪集团则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江青等人不仅没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团的人的票数还要低，这就等于是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提到。

　　（49）

　　另外，江青还利用《人民来信摘报》来宣传自己。毛泽东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民”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九届中央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建议李讷、毛远新二人成为“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批示说：“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周恩来这边的人，当然也担心选票的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指示精神为，既要保证朱德、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

　　但总理还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总理轻轻拍着自己的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吗(指老同志当选)？”

　　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

　　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

　　由于“民主选举”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在候选人的提名上争论激烈，使预选时间拖长，原定3月21日进行选举和闭幕，已经不可能了，不得不推迟到3月24日。此外，因为对中央委员名额的争夺激烈，毛泽东在选举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则说：“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说到“九大”选举结果之前，先说一下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的“九大”开幕式之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一直讨论到4月14日，才又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很用心，讲话次数很多。据邱会作回忆说：这期间，毛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召集人、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泽东的讲话，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不同，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两次革命，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搞工人阶级。

　　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文革？毛泽东指出三点：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样的革命，若干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手里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对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泽东希望权力下放。

　　文革事实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运动。文革前每个单位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当权派手里；文革后，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道理说，这种“三结合”的革委会，群众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并没有实现，这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谈的文革候，引起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粗人直话感慨：“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老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许世友这样直白的话，当然没人敢和。对许世友这样的行伍粗人，毛泽东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认为不值得较真。

　　（51）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二个大题目，是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革命根据地那个时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是好事，因为不进城，蒋介石就霸住这些地方了；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延安那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不是军人的，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

　　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党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个别实在不行的党员，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当然还要经过上级批准，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里毛泽东说的“整党建党”，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时代，在没有进城以前是好的，可是进城之后，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党员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所以要整党，更准确地说，是要“重建”，毛泽东特别引用外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党在重建”。

　　毛泽东的整党思想是：党支部的整党，不能只在党员之间评议，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对党员的评议。评议出来的不合格党员，要劝退出，严重的还要纪律处分。

　　毛泽东本想在“九大”之后就整党，但由于“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激烈，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九大”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了，结果整党的计划就推迟了下去。

　　（52）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三个大题目，是准备打仗。毛泽东因此而论：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这条不能变。人家打进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进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进来了，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有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人家就问了：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准备好了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不久前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公然出动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担心，就是苏联会出兵干涉中国，现在这个担心似乎越来越有变成现实的趋势，因此毛泽东开始号召人们“准备打仗”。

　　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中国绝对不侵犯苏联的领土，而是等待苏联打进中国来。一旦苏联打进了，中国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战争来击败侵略者。

　　为了准备战争，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准备。物质准备就是大搞“三线建设”，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厂，少建大工厂。大量的小工厂固然有利于战争，使生产能力不会一下子全部破坏，但小工厂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大量的军事项目建设，军工厂，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四个大题目，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多，这里只摘要一些。毛泽东说：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路线斗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二次是王明的左倾主义，三次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错误了。王明的左倾主义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几支相当大的军队，这些都让王明断送掉了，红军被迫长征。王明他们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纠越‘左’。

　　（53）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些路线斗争的时候，谈到了很多细节，这里就略去了。毛泽东除了说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公认的“坏人”之外，还“口无遮拦”地提到朱德和陈毅。毛泽东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朱、陈他们有时也不反我。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陈毅向上海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毛泽东在会上讲到这些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老干部们清楚，但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他们听了很新鲜，也很激愤，特别是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朱德和陈毅，更是抵制情绪很重，这就造成朱德和陈毅两个人非常被动。后来朱德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毅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在“九大”会议期间，甚至还开了一次批陈毅的小会。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上九时开到凌晨五时，批判陈毅。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说：“陈老总是个病号。”

　　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4时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就去。”

　　这样我立即进去对王洪文说：“我受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了，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说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面，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的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我们就不要干扰总理了。”王洪文说完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老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与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总理当着王洪文、陈老总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开这个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周恩来就明天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说：“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

　　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

　　这时王洪文大胆插话说：“我们不大愿意选他们。”

　　王洪文的大胆插话，让毛泽东感到他是一个敢闯阎王殿的造反派。毛泽东本人就是大胆妄为之人，所以他也欣赏大胆敢干的人，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时，当毛泽东出现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见众人的口号声不息，只好对着话筒说：“不要喊口号了。”这才把众人的口号声平息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二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是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这里说明一下“九大”的议程。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康生作了《修改党章报告》，之后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在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进行表决通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有三项议程，除了表决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外，还有几个人要在大会上发言讲话。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插话说：“先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说：“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开始发言。周恩来这次的发言，主要是赞扬和吹捧林彪，因为周恩来发言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林彪的。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只有懂得了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才能懂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55）

　　周恩来吹捧毛泽东之后，开始吹捧林彪。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公开讲话之中，对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来借着《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机会，对林彪大力吹捧，也显得很自然。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话。周恩来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了，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反革命阴谋，并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同志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的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提倡把我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同志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如此高强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还是保持和加强与林彪的合作关系，这对于周恩来本人的命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借着这个机会，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让林彪高兴。

　　周恩来的吹捧是很有艺术的，不是空洞地说大话，而是用很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周恩来说林彪是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这个用词真可谓恰到好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句话吹得很高，却又不太肉麻。

　　周恩来表扬别人技术是超一流的，这种表扬技术，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句表扬吹捧的话，把别人说得很高兴，那么接下去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周恩来在各方面的朋友极多，这与他高超的表扬别人的技巧有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会上，林彪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可是他听到周恩来在讲话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说几句谦虚的话，否则就是默认周恩来对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来讲话完之后，插话说：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

　　“总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57）

　　林彪继续说：“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时候的一切领导人中间，我前前后后比来比去，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很高明。”

　　“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二方面军的贺龙底下，在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早就没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了。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他能够允许我存在吗？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的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林彪讲的插话，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须的。林彪说他事先不知道周恩来讲话的内容，这应该是真的。林彪听到周恩来这么捧他，心中应该是感谢和感激的。林彪临场发挥，说了一番表示谦虚的讲话，也讲得恰到好处，这表明林彪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都是很强的。周恩来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谦虚一下，这个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讲话完之后，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同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见众人给林彪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就对着话筒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众人的鼓掌声平息下来。接下来是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等人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其中来自珍宝岛前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玉国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则站起来向孙玉国招手致意。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在大会上简要讲了一遍。孙玉国发言中，毛泽东数次带头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鼓掌，台下的众人更是掌声雷动，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58）

　　孙玉国发言完之后，毛泽东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你是哪里人？”

　　孙玉国回答说：“二十九岁。东北人。”

　　毛泽东然后向众人说：“他叫孙玉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我们什么也没有。苏修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苏修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它们。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孙玉国在退场前，走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孙玉国又准备和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用手向左边一指，孙玉国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赶紧到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面前，与他握手。孙玉国和林彪握手之后，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孙玉国又赶紧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

　　孙玉国和周恩来握手后，周恩来又用手向左一指，孙玉国又返回毛泽东左边，和坐在毛泽东左边的陈伯达等人握手。孙玉国握手完后，正准备退下去，周恩来又对他向右一指，孙玉国赶紧又转身回来，和坐在毛泽东右边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孙玉国是来自基层的小干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级森严的规矩，但他还算机灵，被周恩来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本意，并不喜欢这种等级森严的人事规矩。毛泽东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这套规矩，但并没有能够实现。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于是“九大”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个小组提名，提出进入预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预选名单的候选人，再在大组进行预选。通过大组预选的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最后的决选。

　　这场选举，成为前所未有的“激战”，原因就像林彪说的那样：“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这次大会打破了过去论资排辈的条条框框，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当选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了。这样一来，竞争当然也就激烈了。

　　这次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前面说过，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争当“接班人”，这当然引起林彪的高度关注。因此，林彪就设法在这次大会上，打压一下江青的威风和锐气。

　　吴法宪这样回忆，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跟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上，他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举行全体正式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在选举时，参会代表对通过预选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凡是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选举时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

　　据说林彪少两票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与叶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的原因，也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少了8票，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少了十余票，他们的得票比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要少。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4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全场设有五个票箱，主席台上一个，主席台下四个。投票开始后，毛主席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应当是林总，第三个应当是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时，又借机出一个小小的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自己的前面投了票。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公布完之后，林彪站起来宣布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样“九大”就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散会时，不少“小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再看看毛泽东的“龙颜”。毛泽东也站起来，多次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才离开。

　　在参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团是抱着最大的喜悦来的；可是在散会时，江青集团却高兴不起来了。据邱会作回忆说：

　　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低着头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60）

　　在“九大”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同志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说：“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

　　陈伯达说：“康老说得好。”

　　周总理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党代会上的选票少几张，并不影响选举结果，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泽东少两票，就是意味着他不想冒犯到毛泽东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如果只少一、两票，面子上还无伤大雅，可是他们少了许多票，票数比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还要少，这就让他们感到当众出丑，大伤面子。

　　江青对军委办事组的人愤怒地说：“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

　　江青集团没想到林彪集团会在选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没有防备，吃了一个亏。这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又结了一次仇。据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帮帮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本来以为江青他们看不出来，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没想到江青他们看破了，并扬言要查票，使黄永胜等人略有不安。不过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帮了他们的忙。周恩来没有牵扯到此事，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猜到江青他们少了选票，应该是林彪集团干的。毛泽东对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争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对江青有很大的不满，毛泽东心中知道。但林彪用这种当众让江青出丑的方式，来报复江青，也让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快，这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结了一个疙瘩。

　　对于江青等人提出查选票的要求，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回答也很艺术，他说：“要查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毛泽东这句话，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参加查选票的事。这样一来，是不是查选票，就由周恩来最后决定了。此时周恩来当然做出对林彪集团有利的决定，不查选票。

　　周恩来还特别告诉邱会作说：“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周恩来向邱会作暗示：你们内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次选举的事，已经有人写信给我揭发你们了。不过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不会传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还向他们建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

　　“九大”闭幕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由“九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要进一步由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时，选举争夺战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成为中央委员，还算不上中央决策人，只有进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进入了决策人集团。

　　（62）

　　按照惯例，“九届一中全会”应该在“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可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在“九大”闭幕四天之后的4月28日才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这主要是因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很费心思。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策划中央政治局“组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因为陈伯达本来是八届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参加“组阁”小组。而黄永胜不是八届政治局常委，反而参加了“组阁”小组。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也不满，她认为自己虽比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比起黄永胜还是很绰绰有余的。毛泽东让黄永胜而不让江青参加组阁，江青当然不高兴了。

　　毛泽东破格提拔黄永胜参加组阁，而且还准备提拔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其实是针对林彪的考虑和布局。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第二位的实权人物。如果毛泽东把黄永胜从林彪集团中“拉”出来，“拉”到自己这一边，就可以大大改变军队中的实力对比，局势就会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毛泽东多次“拉”他，都没有拉过来，这些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5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

　　黄永胜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这时叶群来了。叶群一进门就笑笑地告诉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

　　叶群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彪办公室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

　　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永胜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永胜和叶群都不在，就谈了几句。她说：“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63）

　　毛泽东要“拉”黄永胜，林彪当然也要“拉”黄永胜。林彪让叶群提前把让黄永胜参加组阁的消息透露给他，表示对黄永胜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时还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组阁小组之外，因此江青对别人吹牛说：“关于组织政治局的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

　　邱会作接着回忆说：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花时间；二是先搞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人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独裁了，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毛泽东的最初想法是，让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商量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不参加提名。毛泽东虽说不参加提名，但最后的批准权在他那里，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参与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泽东刚刚说他和林彪在幕后，不参加提名工作，林彪马上提出相反意见：“请主席指示人选方针原则”，这其实就是林彪要求毛泽东参与提名工作。

　　毛泽东看出林彪的不满，就退一步说“那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这样一来，提名工作还是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五个人参加，这样林彪就有了提名权，不是在“幕后”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永胜有过一次闲谈。我问黄永胜：“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组阁，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参加呢？”

　　黄永胜说：“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说：“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永胜说：“这是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曾经定了七个人的中央常委名单：毛、林、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永胜爽快地说：“那么多的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64）

　　关于黄永胜推掉常委之事，吴法宪也回忆说：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出面提名她当常委。江青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当政治局委员，要拉拢周恩来，想让周恩来出面提她当常委。江青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碰了个软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想让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江青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四处活动，都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江青不能当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议后，黄永胜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从吴法宪和邱会作透露的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个人。毛泽东向黄永胜伸出橄榄枝，想用“常委”这个高位把黄永胜拉过来，但黄永胜坚决不干。如果黄永胜接受了毛泽东的橄榄枝，那么文革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张春桥也就不好上了。据说江青曾放出话来：如果黄永胜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为黄永胜的资历和江青差不多。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就没话说了。

　　另外，毛泽东对陈伯达有看法，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替陈伯达说好话，毛泽东最后只好同意陈伯达当常委。

　　从这次组阁结果来看，毛泽东本想让黄永胜当常委，但黄永胜没有当；毛泽东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但陈伯达却当了。可见毛泽东在人事安排方面，并不能完全让他满意。这也反映出，毛泽东达不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完全独裁地步。

　　（65）

　　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次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届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这10人是毛泽东(76岁)、林彪(62岁)、周恩来(71岁)、康生(71岁)、刘伯承(77岁)、叶剑英(72岁)、朱德(83岁)、陈伯达(65岁)、李先念(60岁)、董必武(83岁)。而新当选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三人：江青(55岁)、张春桥(52岁)、姚文元(38岁)；

　　二、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五人：叶群(52岁)、黄永胜(上将，59岁)、吴法宪(中将，54岁)、李作鹏(中将，55岁)、邱会作(中将，55岁);

　　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三人：谢富治(上将，60岁)、许世友(上将，64岁)、陈锡联(上将54岁)。

　　留任的10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大，都在60岁以上，新当选的11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小，普遍在50岁左右，平均年龄年轻10岁以上。这个新旧政治局委员的年龄差别，体现了毛泽东启用新人，搞体制改革的思路。下面概要介绍一下这些新政治局委员。

　　新政治局委员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来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江青没有进入。当然这些原因中，毛泽东的原因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常委，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江青的性格，第二个考虑是形势的需要。从江青的性格来看，她是善于搞破坏，而不善于搞建设的人。让江青去打倒某个人，她可以干得很好；而让江青去团结一批人，干一件建设性的工作，江青就无法胜任了。

　　从形势的需要来看，在第一场“夺权的文革”中，主要任务是打倒、造反、夺权，这些事江青干起来都得心应手。而在今后的第二场“整党的文革”中，主要是党内斗争，这与造反和夺权不一样，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这时江青就不能胜任了。硬让江青出来干的话，她只能是帮倒忙。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政治局常委。

　　（66）

　　至于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没有道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不过在江青入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还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6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呢？这应该是毛泽东给林彪出了一个“考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先向林彪示好：这个表示就是让叶群进入政治局，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加上叶群的名字。

　　同时，毛泽东又划掉江青的名字，这里毛泽东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荐江青，准备与江青重归于好的表示。

　　当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与江青重归于好，也可能只是迫于面子。因为毛泽东加上了叶群，林彪也加上江青，这算是礼尚往来。林彪不加江青的话，面子上似乎说不过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愿，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就有相当的好处。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于是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对军队中反江青的势力，起很大的遏制作用。因为军队中的反江青势力的总后台就是林彪，如果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么他们也要考虑转变态度，赶紧跟上新形势，向江青示好。

　　特别是黄永胜等坚定的反江青分子，他们本以为林彪是坚决反江青的，所以才这么大胆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举动，黄永胜等人就会怀疑林彪反江青的坚定程度，更进一步怀疑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来等人也会怀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场小胜利。然而，林彪却看破了毛泽东的用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划掉，却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与江青重归于好；第二，林彪不想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一个哑巴亏。当然，这样一来，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泽东了。不过林彪心里也有气，他不喜欢毛泽东给他出这样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