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十七（崇新岳 百思峰 ）

倒刘第一炮

　　（14）

　　在如此的体制里，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党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党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

　　（15）

　　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

　　（16）

　　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

　　（17）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屏蔽，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此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起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闭门不出，偃旗息鼓。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18）

　　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其他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19）

　　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再下去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20）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写文章是自己授意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21）

　　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的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

　　（22）

　　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软”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表明这是我主动“请”你来帮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难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硬”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毛泽东拿出“硬”手，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硬”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用这个“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软”办法，还没有用“硬”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让参谋总长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

　　（23）

　　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立刻让他主管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过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态度。

　　（24）

　　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辩解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挡回去，并没有化解这颗炸弹，今后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让“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效果，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5）

　　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吗？因为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毛泽东，缓解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义成“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蔑视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

　　（26）

　　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政治平衡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