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35） 教育学院再镀金

 

35. 教育学院再镀金

 

    公元1987年8月，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挤进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坐进了郑州教育学院八九届历史二班那神圣的教室。

 

    当时的院长是赵延洲，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学者，我县回郭镇人。科主任苏敏，年富力强，世界现代史教得游刃有余。班主任张培基，一位严以律己的兄长型管理者，他能让枯燥的古汉语深入浅出，让学生欲罢不忍。中年教师还有一个任八八届班主任的女老师陈今晓，精明强干，带我们的世界近代史。教中国古代史的席占魁教授是一个老教师，他不但课教得诙谐轻松，引人入胜，而且人和蔼，心善良，颇受学生爱戴。记得入校不久的金秋十月，天突然变寒，淫雨绵绵，大意的我因缺衣而瑟瑟欲抖，席老师见状，在课堂上就要把外衣披我身上，全班同学都感动地不得了，更让硬心肠的我热泪盈眶。教中国近代史的刘广明和教世界古代史的常霞，都是年轻教师，课堂艺术虽然有待完善，但后生可畏，来日方长。

 

    进校以后，出于珍惜学习机会的动机，利用自己笔头的字体还说得过去的优势，我对诸如办板报之类的公益活动积极主动，被班主任指定为班长。说实话，我愿当班长是认为相聚相识五湖四海的求学者是一种缘分，为同学们做力所能及的服务一定有外人体验不到的乐趣。其实，中小学生中的班长，多是一种荣誉，而大学里的班长，却担负着管理班级的重要责任，尤其在我们离职进修集体中任“班头”，由于不存在毕业分配中的“近水楼台”问题，更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事实上，当时院方工作安排，确实走得是学生处——班长——学生这条路线，而大学里包括班主任在内的所有教师没课时绝对不进校门。

 

    当时的同学虽大部分有教师经历，但入道不久的年轻者居多，自由散漫的习气时不时沉滓泛起：嬉乐无度、夜游不归者有之；漠视校规班纪、总在老师开讲之后姗姗来迟者不乏其人。我年龄略长，体味的世态炎凉多一些，忍不住爱用“如果你的学生也是这样”来提醒甚至批评几句，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产生了班长改选的动议。

 

    选举的结局很有戏剧性。当宁夏同学马之迎当选时，他坚辞不受，直言不讳地劝告大家：谁当班长都要管理，都要得罪人。与其大动干戈改选班长，不如静思己过改变幼稚的想法。班主任因势利导，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之后，仍推我继续“出山”。因此，在其后的两年之中，不但再没人提改选一事，而且年轻人自由散漫的行为大为收敛。

 

    为了增加历史知识的直观性，老师曾几次陪我们外出参观：在绿城郑州，我们走进风格迥异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教堂，撩起过她们玄妙神秘的面纱，在久远厚重的商城遗址上感悟过沧桑巨变。到九朝古都洛阳，大家参观设置在地下的古墓博物馆时都感觉呼吸受阻，在龙门石窟那目不暇接的雕像群里争相抱过丰满的佛脚。在古荥阳，史前文化仰韶遗址，古战场虎牢关，汉代冶炼的巨型铸铁等，一处处古迹前都留下了同学们求知的身影。到人杰地灵的巩义，唐三彩、宋瓷窑址的璀璨夺目，宋代七帝八陵墓群那恢宏的气势，仿佛让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感到了历史的嘱托，听到了时代的召唤。

 

游龙门时部分师生合影（第三排右数第二为班主任张培基） 

 

 我和文体委员李二楷（左）班主任张培基（中）游龙门

 

 

    要说当时最难以忘怀的，是至今仍让西方政治家耿耿于怀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6.4” 事件。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1989年6月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中由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大学生风潮随当时的气温步步攀升，大有箭在弦上之势。

 

    尽管当时的官场腐败远没有今日“前腐后继”那么严重，但大学生以敏锐的目光预感到它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不惜荒废学业，冒险绝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争。

 

    北京的学潮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尤其让我们这些嫉恶如仇的大学生们蠢蠢欲动。虽然我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运动”、“学潮”之类的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过激行为已缺乏“激情”，但还是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郑州市大中专学生声援北京学潮的集体大游行。我之所以介入其中，一我是班长，参与、组织同学们的集体行动是我的职责，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外出活动，安全是我的首要责任。实际上，我当时一直身处队伍的末尾，担负“收容队”的重任。二是我们的大游行曾事先上报郑州市公安局，领到了执法部门的“许可证”，是合法的集体活动。当时的游行气势虽不能与名垂青史的“五四”、“二七”运动相提并论，但所到之处，交警配合，车辆让路，过往行人驻足侧目，就连每一个紧锁的中小学校门缝隙中，都挤满了热切的小脑袋。

 

    游行队伍在省政府院里稍事停留就宣告结束，应该说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之后的几天里，同学们火热的激情仍继续升腾，多人几次动员我带领大家亲赴北京。见我婉言拒绝，同学刘发胤干脆就大呼“打倒班头白继周！”对这种玩笑性质的举动，我无奈地表态：打倒了不怕，重爬起来吗！

 

    我班的一伙女同学，平常透精透能，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也不知当时脑筋转错了那根筋，稀里糊涂挤上郑州火车站的夜车要往北京。谁知天亮后凭窗一望，自己竟北辙南辕，“莅临”信阳——走反了方向。回来后不但自觉丧气，还被我班“须眉”抓住“辫子”，使劲挖苦了几天。 

 

 
 

 

郑州教育学院八九历史二班毕业照（1989.7) 

 

（前排左二：班主任张培基；左四：中国古代史老师席占魁；左七：院长赵延洲；左十一：科主任苏敏。
后排左十：担任两年班头的本人白继周）

 

 

       尽管当时的全国人民都以善良朴素的愿望去关注、支持“6.4

 

事件”，但最后还是以学生运动非法而告终，还导致中国共产党的

 

总书记赵紫阳不堪学生绝食之苦出面对话被扣“反党”罪而身败名

 

裂。官方定论：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受坏人指使，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妨碍大局稳定。我无权对这些大道理褒贬臧否，但令我

 

至今想不通的是，年轻学生勇于反腐败、反“官倒”，错了吗？“6.4

 

事件”在天安门广场持续了四五十天，政治家们是拿不出化解良策，

 

还是有意激化矛盾让动用枪杆子强行驱赶师出有名？这些小事让我

 

永远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