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前后的一代
出生于60年之前那一年，经历过饥饿——食物饥饿和其他所有的饥饿，后来吃点有点饱，于是想说说写写。
打倒一个小民
我父亲58年大跃进早期从北方调到湖南一个地级市的厂矿，作房屋设计。工厂才开始建，他作为主要设计人员承担了从厂房到职工住宅的全部设计任务，职称上仍是技术员。工厂职工差不多近两千人 ，算得上市里的一个大厂。
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印象中记得到处很热闹，父亲看到我背起书包上学很是高兴，一再叮嘱我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要好好读书，其他的都不重要。
现实中我父亲也是这样一个人。厂里每一幢楼房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土建设计上即使在市里也小有名气。他一心专研业务，对其他事情考虑很少。脾气比较怪，比如见到有的人连招呼都不打,说是没话说；说话比较直，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那种类型。
有段时间觉得父母神情有点紧张，只听到父亲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就来罢，反正也没啥！母亲一脸茫然。母亲原来一直在家作家庭妇女，从东北过来后父亲不想让她出去工作，大跃进年代末被劝说进了家属工厂作了一名杂工。她在东北才解放时参加过扫盲班，认得一些字，大事上都不大懂，全听我父亲说。
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有些乱，见有两个陌生人在，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在跟父亲说话，母亲在一旁有些不安。他们说话的态度还不错，意思是说这次抄家，有的东西要拿走，并记录在案，我家里也给留一份记录。我看了一下，要带走的东西不多，其中有一双深色高跟鞋和一个相框。那双高跟鞋像是大人的尺码，但我是第一次见到；那张相框里有我父亲在当时东北戴着铁路标识帽子的照片，还有母亲穿着旗袍，烫着头坐着抱着我哥，父亲站在一边的合影。有一次我指着我父亲的照片问我母亲，帽子上的徽章是国民党吗？我母亲说，不是，是当时伪满铁路的标记。
父亲年轻时在伪满铁路上门，刚开始是车站列车检修工，后来因工作认真，特别是写了一手好字，被早早调到办公室，开始走上了学习设计的岗位。
厂里文革运动很快兴起来了，形成了由工人组成的造反派与干群混杂形成的保皇派之间的争斗。记得父亲在家里吃饭时跟母亲聊天，说他现在比较吃香，两派都在拉他，他只想作个逍遥派。好像厂里还来了个什么工作组，但没过多久就走了。工人造反派渐渐地站了上风，与市里的造反派结盟，并与其他造反派发生了枪械武斗！
有一天在厂家属区的水泥路上，几辆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开过来。前面第一辆车顶上几个人扶着一个年轻人的大照片，车四周布满黑白纸花，哭声夹杂着鞭炮声缓缓驰过。原来是厂里一个年轻造反派工人在武斗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有一周日父亲从厂里洗澡堂回来，说才出澡堂门不几步从天上掉下来鸟粪正好扎在头上，真晦气。
当天晚上就接到我哥哥出事的消息。父母急忙赶到市里的医院，第二天我哥哥就去世了。我哥哥当时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到市里的一个工程队做了一名水泥工，在那次施工当中出了事故，身体下部被一重物砸伤。据我母亲说她赶到医院时还与母亲说了几句话，神志清醒，但当时医院正在进行文革运动，医生基本上不能正常工作，他流血过多而死去。
一连俩周，一到晚上，我母亲就坐在三楼我家的那个小阳台上，一边拍着阳台扶手，一边大哭，而且每次都会大哭到很晚。每次拍打阳台木扶手时，感到整个楼房都在颤抖，我心里害怕极了。我常常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有意见，我们家向来都是小心谨慎的。但始终没人出来说什么。那时我还小，大概5岁多吧？
厄运总是不期而至。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之前我走过时也会扫过一眼，这天我赫然发现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大大的黑色墨迹写着：“打倒二鬼子、日本翻译官 XXX ”。我不认识“翻译”二字，其他的连着猜差不多都认识，从电影小兵张嘎里我知道这两个称呼代表着什么？我惊恐万状地看看四周，快步往家走，本想跑，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其他同学或者老师应不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吧？
回到家不久，我姐姐也慌里慌张地回来了。她比我高两届，认识那两个字。我一听就想起小兵张嘎电影里的话，伤心极了！我姐也难过地哭起来。
从此后，家里进入了沉闷。父亲每天回来脸色沉重，母亲不知所措，愣愣地看着我们。从父亲那里得知，当年父亲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一个机会铁路招工，而且工种比较好，我父亲就自愿应招了。那时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很多工作人员是日本人，时间一长父亲也会说些日本话，没想到种下祸根。
父亲时常晚回，有时匆匆吃完晚饭还要到厂里科室开会，政治学习并接受大家的批判。母亲也要参加居委会的学习。
厂里都是三层两个单元一栋的楼房，学习小组就两栋成一组，成员都是家属，也就十来个人。我们这个组就在一楼一套俩家共厨房的房间里。房中放一个四腿简易饭桌，四周支上两排长凳，就着一盏25瓦的灯泡，会场就摆好了。来参加的都是妇女，开会时有的还打着毛线，有的带着孩子。
有一次我随母亲晚上一起到了会场。跟平常一样还是叫我母亲读报纸，因除了我母亲勉强能读下来以外，其他人都不识几个字。那天的批斗从我母亲不认识一个字的那一刻开始。她在念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时，没能认出“淆”这个字，便问身边坐着的组长。面对组长瞪着的鱼眼，母亲直挺挺地回答说，真不认识，你说念什么？
组长似乎感到被冒犯了，浮肿的脸上显出大义凌然的轻蔑，她用手向桌面上猛地一拍，怒斥起来。大家群情激愤，只听见什么地主婆，资产阶级臭老婆，呵斥吆喝不绝于耳。我抬头看到母亲低垂着眼，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小孩,低着头不吭一声。我猛地发现一张看起来眼热的猪肚子脸，她站起来呼喊，打倒 XXX 。那不是曾经来过我家几次，请我母亲给她裁剪做衣服的那个吗？
哥哥工伤去了以后，工程队给了一百五十块的抚恤金，母亲会剪裁衣服，就买了一台上海牌的缝纫机，这样家里以后就可以省钱不买现成的衣服了。机器买来了，母亲坐在那里常愣神，一块布裁剪后，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缝制好。父亲经常说，看，你妈又在那发呆了！
以后陆陆续续有人来找我母亲剪裁布料，也有用机子锁边的，很少有做缝制整个衣服的。我母亲从此就忙活起来，反倒精神了不少；但我父亲却开始不满了，抱怨自家的活磨磨蹭蹭地，别人家的活倒忙到半夜，，，
记得就是这个嘟嘟脸，有一天拿着一块灰色的布，笑咪咪地来我家，叫我母亲给她裁剪一下。剪完后她赞不绝口，说你有缝纫机，就干脆做完得了。
她现在穿在身上的灰衣服，会是我母亲做的那件吗？回到家我问，我母亲茫然了。
晚上我还是有时跟着母亲，但母亲不再让我进会场，只叫我在外等着。里面有时声音很大很杂乱，同时另一个回声很小。散会后，出来的一个个看起来很亢奋，黄黄的脸上都挂着自豪。
母亲要把会场打扫完并收拾好座椅板凳才能回家。才出来时一脸无神，一旦见到我马上眉宇间就舒展开了，拉着我的手快步往家走。
随着运动的继续，厂里的领导干部一个个都倒下了，也有的厂领导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领导成员，并组成了厂革委会。最倒霉是我父亲，本来无职无权，如果对原来有职权的人还有点顾虑的话，像我父亲这样的那就是谁都可以上来踩一脚。但我父亲知道自己家庭出身是中农，便一次又一次地申明当时在铁路上班也是工人阶级，是受日本侵略者压迫的，一时间搞得厂里的革委会找不出太多的言词来定性。
厂里对我父亲的历史及成分问题派出了第二批调查组。第一次调查是早在我放学回家路上看到的打倒父亲的标语之后。造反派根据抄家、对我父亲的问话及个人档案记录，作出了那些结论。但在我父亲的否认之下就派出了调查组远赴东北，到我父亲的家乡及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调查，事后并没有说什么。第二次调查回来，结果与第一次基本一样，只是当中有一人提出异议，说我爷爷家的产业在当地镇上当数第一或第二，虽我爷爷解放前两三年过了世，土地卖了，但房产不小，有一栋现在成了镇第一大银行机构，为何会在土改中被评为中农？
事后听我父母谈起当年土改。镇上的农会主席原来是我爷爷家的长工，他主持了成分划分工作。我爷爷这人心肠很好，和气生财，当年的家业涉及土地、药材和商店当铺，但土地没怎么太花心思去经营，租给别人种地，租子常常收不回来。而我母亲家在农村，属于勤俭持家，辛勤劳作的类型，多年终于置下一点地，只在农活忙的时候请过工，精打细算，难免得罪人，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但与我父亲家一对比，差别实在太大。
父亲被关进了厂里的牛棚，每天都要送饭。送饭时只见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在一间屋子里，嘴里叼着烟、打着牌；每每起劲时便会高高地举起手来，啪啪地向桌子上砸牌，此时我站在门口要等很久。等他们打完了一局才会有人站起来把隔壁的门打开，把饭盒放下，拿着上次的饭盒就走。送进拿走的东西还要被检查一次，感觉像电影里关押共产党员的监狱。
在上学的我天天战战兢兢。我的各科成绩一直在全班第一。有一次语文考试后，听说试卷已经改完，有些同学课后去老师办公室去问分数。当到我问的时候，老师说了句你考得很好，接着郑重地告诉我，要认真学好毛主席语录，不要中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的毒！
每个同学都积极要求进步，班上除了几个调皮捣蛋之外，都成了红小兵，还有个别人因某种原因还未被批准加入，其中就有我。我学习成绩不用说，其他方面都很规矩，也有几个老师、特别是算术老师对我比较满意，在一次讨论新红小兵的班会上，就有人提到了我，但有个班干部提出我家成分问题，我一时兴起，争辩道我家成分是中农。最后班主任老师说叫我回去跟父亲要一张厂里的证明来。我的加入申请又一次被耽搁了。
为了证明自己，有一次当老师批评一个同学作业不认真时，我特意表现出对读书的忽视，竟然说没必要那么认真，但老师当场批我是中了刘少奇读书无用论的毒！
学校的走道墙上也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但针对老师的确还没有出现，都是些抄录时下流行的句子，有一次居然看到一篇高年级同学批评一女生的大字报，内容是不点名地批评一个女生梳头衣着有资产阶级气味的文章。会是说我姐吗？在走道里碰到她，正想问她，只见她使了个回避的眼色，我只好赶紧走开，决定回去再说。
我在学校碰到我姐或我弟基本不说话。我一家来自北方，在当地没有任何亲戚，家庭用语一直是北方话，生活习惯也一样。父母一句当地话都不会。我们姐弟三个虽都会说当地方言，但相互之间已习惯家庭语言，任何场合下对话都会自然回归。有几次在其他同学面前说话，发现有些不对，还有两次被学舌奚落，我们就不在别人面前说话了。
很久以前我还没上学，有一天周日的夏天，我们一家穿的干干净净出门去上街。单元门口外三三两两坐着些穿着裤衩，扇着蒲扇的男男女女。当我们一行走过他们时，从他们的眼神让我明显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感到一种因不同而生的敌意目光。
阶级斗争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学校终于找到一个。阶级敌人竟然是天天敲上下课铃的那个“老头”。
高年级班的红卫兵在学校几个年轻教师及厂里造反派的带领下，展开了对敲铃老头的批判，从大字报中得知他原来解放前参加过支持国民党部队在当地与日军作战时的后勤保障活动。当说到他表情阴险，企图破坏学校时，我才感到他平日里确实比较严肃，他会是特务吗？
从此后看到的是他打铃时胸前挂着一个小牌子。
父亲回来了。他老实承认了一切，承认自己是工商业兼地主，被打上了今后运动批斗的标签。母亲很不满，问他为何不像电影里那些革命同志那样，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不屈服？父亲说那些工人劲大，他见过有人不老实，上去就被踹两脚，那人就站不起来了，他就什么都承认了。
与父亲相比，母亲确实坚强的多。父亲出事后，母亲被派去到家属工厂最脏最累的养猪场工作。母亲很能干活，老实厚道，难得风平浪静。只是有时有小孩恶作剧，向我母亲扔小石子并呼喊母亲名字。有一次母亲挑着满满两大桶泔水快步走来，只听啪的一声，我发现她把地上一个厚厚的瓷碗底子片踩成两半。回去我跟父亲说过此事，父亲告诉我说，你妈妈在工地干活时可以像个男的一样，用胳膊夹一袋水泥就跑！
不久厂里接到上面的任务，要加紧挖防空洞，市里把一个要紧的工程交给厂里。在市里一个露天大会场坪地，主席台右边不远处挨着一个30来米高的石头山丘，从坪地山丘下，斜向往下挖防空洞。斜向挖洞，上面的石头土层会很厚，是个能防原子弹的地洞！
父亲被派去做现场技术施工员，晚上就在洞口不远处的简易工棚里两三人一间睡觉。工棚很简陋，里面的墙面都是用报纸糊的。我周日有时也去。坐公共汽车几站，再走十多分钟就到。我帮着糊报纸，父亲特别小心，生怕把钉子钉在报纸上的敏感部位。
哥哥死后，家里没舍得花钱去买墓地。好在当时一些不正式的坟地无人管理，父亲就在离家不远、靠近铁路旁边的一小块坟地上把哥哥的骨灰盒埋了。不料几年后得到消息，那一带要腾出来作铁路扩建，只得把骨灰盒拿回临时放在家里，这使得我们姐弟三个很害怕。父亲在挖防空洞期间发现石头坡上有坟头，就跟母亲商量，把哥哥的骨灰盒埋在那里算了。
不久更大的一个灾难降临了。 在父亲住的工棚里开了一个批斗会。一个同事揭发，我父亲把一颗钉子定在主席头像上了。头像是在第二层的报纸上，说当时指给下晚班的我父亲看时，我父亲赶紧把钉子拔了，用浆糊再糊了一次企图掩盖罪行！同时指出把骨灰盒埋在会场主席台旁边的坡地上，是别有用心的。开会时大家都向主席台的主席像敬礼，难道不是要向你的骨灰盒也敬礼吗？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父亲回家一趟，把事情跟我们说了一遍。告诉我们这次事情很严重，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心里划过恐怖的一念，会坐牢吗？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实在不行就离婚吧！你就带着孩子好歹活下去。我母亲从绝望中回过神来，坚定地摇摇头。
母亲自从父亲被批斗起，已经历了很多。母亲被公开批斗过好几次，有一次还被打。
听说厂里有子女跟父亲脱离关系，划清界限的。特别有对个高的夫妇，走路总是小心翼翼地。有次听父母聊天，得知那男的是右派，但也是处理的很轻的右派。他老婆长得不错，跟厂里一个主要领导关系很秘密。不知道这次运动他咋样了？
当晚父母就把家清理了一遍。家里东西很少，主要是看有什么敏感的照片和报刊杂志等，收拾好小心放在桌子上。有些撕破或弄脏的报纸和书籍就一起烧了。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第二天父亲就被叫到领导那问话，说有人发现昨晚我家厨房窗户有火光，是不是在销毁变天账？当时有这样的革命电影。后来才知道是住我家楼下邻居雨中夫妇两个跑到厂革委会去告发，并要求迅速派人前来搜查，但大概没人相信这等离奇事情吧，就没了下文。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XXX 的标语出现了，并在旁边有一篇有关我父亲的大字报，我没敢上前去看。
我不敢去上学，母亲很着急。她对我说，你到老师们的办公室跟他们说说情况，也许会好些。
现行反革命是个很严重的罪名。记得有一次在附近区里的一个广场上，宣判了几个人的罪行并有一个死刑就是现行反革命罪。听说那个死刑犯因高喊冤枉，嘴里被人用螺丝刀绞烂而无法呼喊。
我在老师们的办公室把父亲的罪行跟几个老师说了，特别是关于我哥哥骨灰盒的事，起先她们还不知错在哪里，后来经我解说才明白过来。
父亲被处理了，从干部中除名，工资降级变成工人下放到铸造车间。
一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感到比预想的结果要好，庆幸躲过一劫。
天色已晚，我悄悄地走在家属宿舍区的水泥小路上，四周都是大字报，散散落落地站着些人在看大字报，也有人拿着毛笔在写着什么，时常还响起哈哈的笑声。有个小孩拿着根棍子在向墙上一个名字敲打着，口中喊着打倒，打倒XXX。
我想起白天上课时，一个同学与另一个打架，老师上课时庄严地举起那根打架用的小棍说，同学们，这棍子里面有阶级斗争，，，
我的沉思被一个瘦瘦弯长脖子的人打断了。他就是住我家楼下另一单元一楼，那个居委会组长的儿子。比我高两年级，原来与我姐同班，后来停学在家。
他经常会在每天我上学经过他家单元前面的路上站着。当我走过来时他就恶狠狠地瞪着我。我便低着头快步走过。日子一长感到他不像原来那样临战迎敌了。他傲慢地看着我，就像一只犬看着一只小鸡在眼前蹒跚而过。
家属区经常有炸爆米花的，每次四周都会围上一群小孩来捡落在地上的爆米花吃。那时天天都感到饿，爆米花又香又甜，实在好吃，弟弟也常来。我是大孩子，就不大好意思与那些小孩们抢了，只在一旁看。
有一次有人拿来苞米来炸，这不多见。前来围观的孩子不少。苞米炸出来的颗粒大，一粒顶米花好几粒呢！大家准备待炸声响后去抢遗落在地上的苞米粒。
我高兴地看着弟弟向一颗苞米粒跑去，正想伸手，听到一声呵斥，我又碰到那个恶狠狠、轻蔑的眼光，弟弟只得怏怏地缩回手。
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捡起那颗苞米粒。苞米粒很大，均匀地绽放着。他举起手来打量了一会，一挥手腕子，那颗苞米粒穿过两排交错不齐的黄牙、进入了一张有点往前突的嘴巴。他脸上满意的神色使我想起来那些高呼打倒口号后的表情；那些从批斗会散会出来的一张张黄黄的、亢奋自豪的脸。
此时他对着我诡谲地一笑，冲着我说狗崽子，蹲下身用毛笔在水泥路上一笔一划地写着：“打倒 X X X”， 我父亲的名字。
他直起身来，眯着眼欣赏着自己写的字，嘴里露出得意的两排黄牙。
他那几个字写的还真不错，工整清晰，我只是纳闷他为何不读书了呢？
2016-01-17 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