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aK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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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 这个国家需要移民
见一个印度同事端着饭盒从格子间门口走过，杨枫叶说：“我们公司里印度人也很多，中国人反而没有几个？”
“印度人没有语言问题，别看说话口音重，可英文基本上就是母语。从小学开始，所有课本都是英文。他们就是沾了这个光。去年公司项目太多，公司就直接到印度去招人。听说还要在印度建办公室呢，招来的人，公司给办工作签证，在拿到绿卡之前，他们是不能换工作的。”吴安玲说。
“如果靠公司办绿卡，可是很慢啊！”肖雨禾深有体会。
吴安玲接着说：“可不是吗，我觉得这是公司故意扣人的手段，我们项目上那个自动化组的印度人萨卡，绿卡等了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到手。是我认识的人里拿绿卡拿得最辛苦的一个人。”
“十年？真是够长的，不过公司倒不一定是故意的，而是不上心。美国律师按部就班，不肯冒一点风险。他应该去找个印度律师试试，那些专门办绿卡的印度律师到处都是。”肖雨禾说。
听见她们聊天，郭兰也走过来，对杨枫叶自我介绍说：“我叫郭兰，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在加拿大呆过一年多。”
“你也是去加拿大读书的？”杨枫叶愈加高兴起来。
“我在英国读的研究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才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才一年多就找到这个工作，运气算是很好了。”
“刚才听你们说起萨卡，他工作签证到期了，听说公司要送他到印度去干一阵，算是短期工作，再回来又可以重新拿工作签证，正好项目上也需要人去印度。只是他女儿眼看就要上大学了，没有绿卡就要付国际学生的学费，他都快急死了！”
郭兰叹了一口气，又说：“换律师是有风险的，他排队都排了好几年了，现在材料拿出来，会不会要重新开始啊，他肯定不敢冒这个险了。”
“你丈夫也在这家公司里工作吗？”杨枫叶问郭兰。
“不是，我老公是学医的，在国内是外科医生,。他比我出国晚些，直接到了美国，他没有美国医生执照，也不想再经过那么多考试，吃不了那个苦。只能在医疗中心实验室里工作。有时候他也觉得委屈。可是看看实验室里还有好些中国博士，还不是在医疗中心当实验员。收入还不如我们这些工程师，他也就认了。”郭兰说。
几个人足足聊了一顿午餐的时间，直到杨枫叶的开会时间到了才分手。
晚上回家，肖雨禾把一大盘烤鸡腿放在餐桌中间。她现在也学着用烤箱。
周末烤一大盘鸡腿或者排骨，平时下班回家，热一下，再很快炒个青菜，就是一家人的晚餐。
坐下开始吃饭，她又想起中午的事，就对余争鸣说：“记得我当志愿者的时候认识的杨枫叶吗？她到底是如愿以偿，拿到了会计师执照，到我们公司来做审计了。说实在的，我真替她高兴，觉得大家都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应该算过去了吧。我们是不是都算中产阶级了？”
看见青青只吃炒青菜，肖雨禾对女儿说：“怎么不吃鸡腿？味道还行啊，你也别太挑嘴了。”
“天天都是这个！”余青青抱怨说，看看妈妈的眼光，勉强夹了一只放在自己的碗里。
盯着女儿咬了一口，肖雨禾才回过头来又说：“吴安玲说，美国是‘白人当经理，中国人印度人做工程师，黑人当门卫，老墨扫卫生’。我今天注意了一下，真的，大厅的保安都是黑人，厕所里打扫卫生的，全是老墨，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余争鸣说：“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需要移民，脏活累活全是墨西哥人在干，哪有一个美国人拖垃圾，扫厕所的。不过这些‘白人黑人’的，是敏感词儿，在公司里从来听不见别人说，你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现在听着都刺耳，觉得不舒服。”他看了青青一眼：“尤其是当着孩子。”
“我也奇怪，你怎么这么说，这是没有教养的说法。”青青也对妈妈表示抗议。
“我知道，还提醒过她们的，”肖雨禾辩解一句，赶紧换了话题：“郭兰的丈夫在休斯敦医疗中心实验室里工作，她说国内来的很多博士都在那里当实验员。”
余争鸣说：“我觉得他们运气算不错了，休斯敦医疗中心是美国的第一名，在全世界也是排名靠前吧。不是常常有外国总统来休斯敦看病吗？”
“第一名有什么用啊，听说那里工资很低。有博士学位的实验员也没有我们普通工程师工资高。” 肖雨禾撇撇嘴说。
“美国对医生的要求是太严苛了，必须有博士学位不说，三年临床实习也非常辛苦，加起来就是十年，要达到这个要求，的确不容易，只好在实验室里干了。”余争鸣说。
“我们组来了个英国人，都过七十岁了，总叫我young lady, 感觉挺好。”肖雨禾愉快地换了个话题。
转眼圣诞节又快到了。二零零一年，因为911事件，公司取消了圣诞晚会，由各个部门自己决定要不要搞节日活动。秘书通知大家，项目组要请大家吃一顿正式午餐，算是圣诞节宴会，地点就选在与办公楼过道相连的五星级酒店。
宴会那天中午，不到十一点，大家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往酒店来。各个专业小组的秘书们早已经等在那里，指挥大家在餐厅外面排成队，每人都要签到，然后才进入餐厅。
餐厅里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五彩缤纷的圣诞树站在餐厅正前方，圣诞树旁边还有一张桌子，算是临时主席台。几十张圆桌上都铺着大红桌布。每张桌子中间是一大盆盛开的圣诞红。
顺着每张桌边摆了一圈餐具，肖雨禾留心了一下，每张桌子都有十套。高脚玻璃杯里插着折成各种花样的大红色餐巾，盘子边上摆各式刀叉，这种气氛让涌进来准备大吃一顿的人们十分满意，每个人的脸上都不自觉地浮出微笑。
大家自由组合，随便找地方坐。肖雨禾和一起来的几个同事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来，她四处张望，见对面格子间的阿根廷老头皮特进来，赶紧站起来招手。
皮特大约六十几岁，在这家公司已经干了十几年了，人很随和，和肖雨禾很聊得来。看见肖雨禾在招呼他，便笑嘻嘻地走过来，坐在肖雨禾旁边。
听见肖雨禾有些咳嗽，皮特关切地问：“感冒了？今年打感冒预防针了吗？”
“打了，反正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服务，就在二十四楼，觉得方便，就打了。结果是，打完以后，我就大感冒一场，我认为就是那个预防针引起来的。到现在还在咳嗽，真不知道明年还该不该打。”肖雨禾抱怨地笑着说。
“我去年去印度出差，按美国规定，打了好几种预防针，结果在飞机上就开始发烧，打预防针有时候不是什么好主意。”皮特叹了一口气，又说：“美国人就是喜欢打预防针，我倒是希望阿根廷有这么多预防针就好了。”
皮特开始絮絮叨叨地聊起他的家事来:“我妈妈九十五岁了，前几天感冒发高烧，我妹妹写信给我，让我回阿根廷一趟。可是眼下我手头还有项目做，如果我离开两周再回来，就很难说了，现在闲着人这么多。我只好先寄了点钱过去，我妹妹还很不满意。我妻子为我寄钱的事也不高兴，我夹在我妈和妻子之间，两头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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